胡適的《日記》；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國電子版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時，沒看過胡適的《日記》。
許多地方，兩者可以互相補充，譬如說1960年4月25日 周一
胡頌平記白天幾件要事，都很重要，可以看出胡適的胸襟。
然而當天《日記》也有趣事，可以看出胡適"重視戰略問題"的思考方式，很可取：
主人嘉新水泥工私邀好多大官與會。
胡先生記，"基金會法確是今日急需的"。
他的發言很少，"今日的急務不在中小學助學金的善舉，而在"提高"學術。"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90修訂版）全10冊台灣聯經版繁體豎排

價格：¥ 6.90

 注意：《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電子版（電子資料大部分是PDF格式，極少部分為DJVU格式。非txt epub azw3 mobi doc exe uvz pdg等格式），不是紙書，不發快遞，付款後自動發貨，彈出百度雲盤下載地址和密碼，自己下載即可！（下載後可用電腦、手機、平板電腦閱讀，閱讀後如感興趣，可以去書店購買相應的紙資書籍）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系胡適秘書胡頌平編著，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記述了胡適一生豐富的活動和大量珍貴的有關資料，是一部研究胡適活動和思想的重要史書。


胡頌平先生自民國十七年起，就與胡適先生建立深厚的淵源。三十五年起更追隨胡適，擔任機要秘書的工作，有機會觀察他晚年的一切言行。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是研究胡適思想最可貴的證據。全書長達三百馀萬字，編者胡頌平先生化了整整五年的時間編成初稿，嗣後又不斷地收集新出現的資料加以補充，甚至在最後校對時仍有所增補。總計此書前後歷十六、七年始成定稿，不僅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最豐碩的資料，更是年譜史上最浩大的一項工程。本書最大的特色是對譜主學術思想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清楚的輪廓。


關於當代學術史研究的推進，我覺得眼下最大的瓶頸因素乃是史料建設的嚴重不足。通常我們看學術刊物上的相關文章，還有坊間的各種學人傳記或者特定專題的研究性專著，感覺太多的一般性層次的重複和泛泛之論。不少作品缺乏紮實的史料根基，不僅某些斷言或引用缺少必要的出處標示，而且當讀者查考到原始文獻後才能發現那樣的斷言或引用經常屬於曲解原意或斷章取義。遺憾的是，由於史料匱乏，核查無據，一些似是而非之論就得以長期以訛傳訛，讀者也就習非為是了。


　　讓我發生這樣感觸的是近來讀胡適年譜的所得到的一些收穫。去年我輾轉買到了胡頌平先生編輯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台北：聯經1984年版），煌煌十卷，頁碼四千馀。閒來翻讀，居然是難以自拔，一卷一卷地就讀了下來。我尤其感興趣胡適在神州巨變的1949年前後的言論和思想，例如他的自由主義在左右兩大劇烈對抗的勢力之間是如何應對的。這部年譜大大滿足了我的好奇心。年譜不僅按年月日記錄了譜主的各種活動，而且收入了重要的書信、日記、演講詞、當時報章的相關報導甚至一些私下談話等。尤其是一些由於政治原因而一直無法在此間出版的文獻（例如胡適在1950年發表的“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等）都提要或全文收入，豐富了我們對於胡適學術以及政治思想的了解，也很便利讀者對某些研究性的著作的相關論述加以核查，以及對於學術史上的課題作出進一步研究。


胡適先生（以下敬稱省略）的貢獻，眾所周知。研究他的生命與思想，汲取無盡的“思想資源”，往往也是“功不唐捐”。胡頌平先生（以下敬稱省略）編著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以下簡稱《年譜長編》），堂皇十大冊，正文篇幅近4000頁，則是開展這項工作始終不可或缺的基礎。 胡頌平是胡適晚年的秘書，親聞哲人謦咳，勤加紀錄；胡適逝世後，胡頌平奮力篤志，輯錄各等史料，彙為巨帙，於1970年完成，定名《胡適先生年譜初稿》，受限於當年的政治氣氛，暫以油印方式行世；幾經刪削，始以《年譜長編》為名，正式出版。胡適生命旅程的整體圖像，因此無奈地被有意塗抹。當禁忌不再，讓胡頌平的心血，也讓胡適的生命紀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後來者責無旁貸。筆者有幸承司胡適紀念館行政工作，領導同仁比勘《胡適先生年譜初稿》與《年譜長編》之歧異，盡可能恢復原稿的面貌。工作所得，再度得到聯經公司支持，並蒙余英時院士賜序，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以下簡稱《補編》）為名，在2015年7月正式問世。 試以1960年的“雷震案”為例，足可證明，《補編》可以讓我們對胡適的了解，更為細膩。胡適畢生想望民主，與他懷持同一立場的雷震等人，在那年卻因為籌組反對黨而被冠以“匪諜”罪名入獄受枷，他自然起而立言相爭。胡適或是批評威權當道，“不曾到過國外，不明了國際上對於此案的重視。如其說是匪諜案子，更應該移送司法審判，不可妄加罪名，貽笑大方”（1960年10月23日）；他或是直接向副總統陳誠進言，“希望政府對於新黨，能予諒解”（1960年10月27日）。胡適還喟嘆，承司雷震等人審判工作的軍法官欠缺專業能力，因為“在美國的軍法官，至少也有一個法學博士的基礎，再有軍法的知識才能勝任”，所以他批評判決書的內容“實在太差了”（1960年11月2日）。即便胡適的努力俱為幻影，批評進言也毫無作用；重溫這幾段當年被刪削的文字，胡適關心之殷，躍然紙上。

胡適紀念館是緬懷想念胡適的天地，也應該是推動“胡適研究”的火車頭。《補編》的出版，如果能為“胡適研究”的進步，加柴添火，那就是我們最大的榮幸了。（作者係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主任）

胡適：在生命的最後時刻 1961年2月24日，胡適與友人談起長壽問題時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長命百歲，卻必須依靠別人才能生活的話，那還不如自殺。不過到了那時意誌已經不清明了，怕又不能自殺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12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出版)從這話中，可以看出胡適對生命的基本態度。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居然因為心髒病突發而住進醫院。更出人意料的是，整整一年以後，也就是1962年2月24日，他又因為呼籲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導致心髒病突發與世長辭。因此，考察一下胡適生命的最後時刻，可以進一步了解他的人格理想和精神追求。 一、因病住院,申請看書 1961年2月25日，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宴請美國密歇根大學校長韓奈，邀請胡適作陪。那天晚上7點左右，胡適從地處郊區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動身時，已經十分疲倦。到達目的地以後，他覺得呼吸困難，脈搏跳動加快，額頭出汗不止。於是，錢思亮立刻把他送到台灣大學醫院。經過輸氧、注射強心針等一系列搶救措施，病情才得到控制。 第二天，胡適脈搏跳動降到每分鐘88次，開始恢復正常。上午8點半，秘書胡頌平進入病房，胡適若無其事地笑著說：“昨晚可能要出大亂子，把你們嚇壞了嗎？驚動了大家，我心裡不安。”根據醫囑，胡適的病情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在脫離危險之前，要盡量少說話。然而，當胡頌平請他聽從醫囑、注意休息時，他卻說：“我對心臟是有經驗的，我自己知道，你們不要怕。”(《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13頁)

根據醫囑，胡適不但不能說話，而且也不能看書看報。為此，他半是玩笑、半是牢騷地說：“不看報，不是剝奪我的自由嗎？”值班大夫蔡錫琴查房時，胡適對他說：“蔡先生，我是有看書習慣的人。現在不看書，不看報，我就要想別的問題。想得整身都出汗，我覺得這樣更吃力。……請你跟高(天成)院長、宋(瑞樓)大夫商量商量，讓我看些輕鬆的東西。”蔡大夫一時無法回答，便退出病房。過一會兒，蔡大夫又進來說：“我們並不是不給先生看書，先生是可以看書的。不過看書看報時都要用手拿著，手一動，就會影響靜養的身體；可否讓護士小姐拿著給你看，或者念給你聽？”蔡還說：“每天暫以一份報紙為限好嗎？”(《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13-114頁)胡適一向不肯麻煩別人，他覺得讓別人拿著給他看，於心不忍，也不方便，就沒有再說什麼。 2月27日，蔣經國以及台灣政要張群、王世傑、朱家驊和宗教界人士田耕莘、牛若望等人到醫院探望胡適。為了有利於他的恢復，大家都勸他安心靜養，沒有給他更多的說話機會。3月1日，楊亮功、陳雪屏、錢思亮等文化教育界的老朋友在王世傑家開會，討論胡適的治病問題。大家一致認為，當務之急是再請幾位心髒病專家做進一步會診，以便確定治療方案。3月3日，醫院組織醫生會診，大家一致認為胡適患有兩種疾病：一是心臟急性衰弱，二是冠狀動脈阻塞。如今病情雖然得到控制，但隨時有復發的危險。

3月7日，胡適對特別護士徐秋皎開玩笑地說：“明天是3月8日，婦女節。這裡的女監獄官可以釋監了吧？”第二天，胡適給大家講起擔任中國駐美大使的往事。他說：“那次我到了紐約，心髒病發作了，就沒有回到華盛頓去。大使館是在華盛頓的，館裡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電報或電話通知遊建文，……由他記錄下來通知華盛頓大使館去辦的。他每天到醫院來半小時光景，事情辦好了，全部時間去追求一位張小姐，結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說笑話：'胡適之的心髒病，醫好了遊建文的心病。'”說到這裡，胡適大笑起來。他還說：“後來我出院了，還是我給他證婚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16頁) 當時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也因病住院，胡適住在特一號病房，梅住在特二號病房。3月12日是個星期日，胡適讓王志維把他對梅先生要說的話用錄音機錄下來，然後拿過去播放。不久，胡適收到台北某中學數十位同學的慰問信，這讓他十分感動。胡適在醫院裡經常開懷大笑，朋友勸他，他卻用杜牧的詩句“人生難逢開口笑”來作答。經過一個月的治療，胡適的病情有所好轉。到了3月25日，胡適已經能夠在床上坐起來吃飯。4月3日，他開始下床，並能在輪椅上坐半小時。這說明疾病的危險期已經過去。 4月13日，胡適與身邊的人談起“懼內”問題。他說在美國的中國人有個“懼內俱樂部”，提倡男人對太太要奉行“三從”、“四得(德)”的原則。所謂“三從”，是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錯了要盲從。所謂“四德”，是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可見即便是在病中，他依然風趣幽默。值得注意的是，胡適提倡怕老婆不僅僅是一種幽默。大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他就說過，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沒有怕老婆的故事。這三個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因此他得出如下結論：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國家都有自由民主的因素，反之則容易建立極權統治。

4月22日上午11時，胡適病癒出院，許多記者前來採訪。院長高天成向記者表示：胡博士在醫院裡曾做過20多次心電圖，從最近的一系列檢查可以看出，他的身體已經恢復正常，可以出院了。不過，出院以後還需要好好靜養一兩個月，不能多會見朋友，不能參加會議，更不能進行演講。希望愛護胡博士的朋友和社會各界人士注意這個問題，為他創造一個良好的養病環境。第二天，胡適在一份“啟事”中感謝醫院院長和醫護人員對他的熱情照顧。他說：“我盼望這回病好之後還可以有氣力做幾年有用的工作來報答各位朋友的好意。” 二、渴望工作，不聽醫囑 4月27日，胡適對人說：“我是不把病當作病看的。一個人到了要死的時候，就讓他死去好了，就是我不當作有病看待，所以我能很快地恢復。我第一次心髒病好了的時候，我對醫生說，我做的事太多了，我在上半世紀把下半世紀的事情都做好了，就是把下半世紀的精力都透支了。……如果還可以讓我再透支的話，我還是要透支的。”說罷又哈哈大笑起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轉引自《胡適年譜》第938-939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引者按：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149頁記載，這段話是4月29日講的)


離開醫院以後，因為需要處理的事情太多，胡適不可能安心靜養。儘管如此，他5月31日到台大醫院檢查身體，結果還是比過去有所進步。為此，醫生勸他再休息一個月。6月10日，不知是出於什麼考慮，胡適對值班秘書王志維說：“我的遺囑早已立好了。放在鐵箱裡的一個小皮箱內。這個小皮箱有一暗處，平時不大看得出來的。我就放在這個暗處裡。我身後的事情都有交代，分交三個人負責。你現在不能去看它，我只告訴你我的遺囑放在什麼地方。”聽了這話，王志文感到非常驚駭。他說：“先生的老師杜威博士不是早就立好遺囑了嗎。但他活到93歲。我希望先生也和先生的老師一樣的長壽！”胡適回答說：“希望如此。”(《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174頁) 6月16日，胡適為了感謝照顧自己的工作人員，他留下王志維、胡頌平和金承藝三人共進午餐。午餐開始後，胡適舉起酒杯對他們說：“希望明年今日，我已經是一個自由身。———希望能夠多做一點工作。不像這四個月來一點事也沒有做”。6月19日晚，台大醫院院長高天成和大夫宋瑞樓、顧文震來看胡適。宋大夫用聽診器聽了胸部並測了脈搏之後，認為他的心臟還不穩定，勸他不要急於返回地處郊區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因為當地沒有醫院，看病很不方便。 由於渴望早日能夠正常工作，胡適並沒有完全聽從醫囑。6月25日上午，胡適由護士徐秋皎陪同，從福州街臨時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回到“中央研究院”之後，他立刻給老熟人、台灣駐紐約“總領事”遊建文發了一個電報，請對方轉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經回到南港家中。需要說明的是，自從胡適1958年返回台灣之後，江冬秀和兒子胡祖望一直住在美國。


7月8日，胡適以院長身份主持了“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這是他生病半年多以後第一次履行自己的職責。9日凌晨1時許，他突然患急性腸炎。幾位醫生經過6個多小時搶救，才把病情控制住。天亮之後，錢思亮夫婦聞訊趕來，勸他再住醫院，他沒有答應。7月22日，台灣《聯合報》記者於衡等人來訪。那一天他興致很高，還打開酒瓶為客人添酒。這讓在場的人都感到有些意外。於記者問他是否參加第二次“國是會議”時，他表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和他談到這件事。 7月26日，胡適給“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去信，要請假一個月。請假的原因，是他計劃在8月底飛往美國，處理三件事情。其一，參加9月7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32次年會。其二，夫人江冬秀要從美國回來，他需要前去整理那裡的書籍和文件。其三，他第一次發病時病歷還在美國，這次去，是想做一次詳細的檢查。8月3日下午，台大醫院的幾位醫生上門為他檢查身體，沒有發現異常。8月19日上午，胡適到台大醫院檢查，情況也基本正常。第二天，他給遠在美國的好朋友趙元任去信說，在醫生和朋友們的勸說下，他已取消飛往美國的打算。第三天，“副總統”陳誠前來看望，勸他保重身體，最好不要到美國去。 8月25日，胡適以顧問身份出席討論由蔣介石主持的陽明山“國是會議”。這一天正好是他住院6個月的紀念日。為此，他寫信給自己的護士徐秋皎女士說：“這六個月裡，多蒙你花了五個月的光陰來看護我，'警衛'我！我在這個紀念日里，特別想念你，感謝你。”這說明胡適是個非常細心和樂意感恩的人。8月30日，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設宴招待出席陽明山會議的人士，胡適被安排在宋美齡左側，其地位可見一斑。9月28日，蔣介石再次宴請胡適，並請他講話。他笑著說：“醫生不許我說話。”(《胡適年譜》第953頁)胡適對蔣介石的態度，由此也可見一斑。

由於江冬秀將要從美國回來，胡適於10月17日下午專門到台大醫院檢查身體，檢查結果未見異常。第二天中午，胡適專程到台北松山機場迎接夫人。12時25分，江乘坐的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台北，二人見面後，胡適因為另有應酬，遂安排夫人到錢思亮家吃午飯。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全體同人的家屬舉行“歡迎胡夫人茶會”。在會上，胡適致答詞說：“我是奉命，奉太太之命說話的。太太來了之後，我的家確實溫暖了，不像過去那樣的寂寞了。太太來了後，我的生活好像有了拘束；但有了一個拘束，就少了一份自由。好在太太每個星期要到城裡住一兩天，她不住在此地的一兩天，我又完全自由了。”此外，他還介紹了自己當年相親而碰壁的事，並且說這就是他主張“怕太太”的真正含義。理由是：“寧願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18頁) 三、因為工作，再次住院 11月6日，胡適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邀請，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開幕式上作主題演講，演講的題目是《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其中提到必須承認東方文明中缺少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和真正的“精神”。這次演講也成為他突然去世的一個因素。 也許是因為沒有聽從醫囑吧，胡適在第二天下午到台大醫院檢查時，醫生髮現他的心電圖與脈搏與2月份發病前完全相似。這是一個不良的信號。為此醫生要求他做到以下幾點：一、要請特別護士進行護理，不要會見任何客人。二、飲食要淡，說話要少。三、在最近五天內完全休息，每天至少在床上躺12小時以上。 11月26日凌晨三點多，胡適突然覺得胸部憋悶，呼吸緊促，且痰中帶血。他起來喝了一杯白蘭地，服了一顆應急的特效藥，感覺稍好一些。隨後他又住進台大醫院。入院後，醫院給他做了緊急處理後又進行會診，大家認為他的病情在一兩個星期可能發生變化。三天后，醫生前來檢查，看到病情有所好轉，各項指標都有進步。


12月9日，胡適寫信給遠在美國的好友趙元任夫婦，說自己住醫院已經兩個星期，這次的病只是心力衰竭。如今已經可以坐起來寫信，不久就可以回家了。12月12日，胡適對前來看望的考古學家李濟說：“我本來要退休了。我提出辭職，先要召開評議會，多麻煩！我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請病假一年，由你代理。”(《胡適年譜》第960-961頁) 12月中旬對於胡適個人來說，有許多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年12月15日，是夫人江冬秀陰曆生日。為此，胡適準備了一對珍珠耳環和一隻手鐲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太太，太太特別高興。12月17日，是胡適70歲生日。因此蔣經國提前一天就代表蔣介石到醫院看望胡適，並說蔣介石要給他好好慶祝一下。蔣經國還說：“等先生出院後再定吃飯的時日”(《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36頁)。17日上午，前來祝壽的人絡繹不絕。病房門前擺滿花籃，其中陳誠派人送來一個玫瑰大花籃尤其醒目。此外，北大校友會送來一隻蟠龍瓷瓶，張群送來一本相冊……江冬秀除了親手準備壽桃壽麵外，還送給他一隻鐫刻著“壽”字的金戒指。為了答謝大家，江冬秀在福州街臨時住所擺了幾桌酒菜，有胡門弟子毛子水、楊亮功等40餘人出席了老師的家宴。 兩天后，胡適開始下床活動，這說明他的病情有所好轉。12月29日，陳雪屏、楊亮功、錢思亮、蔣复璁等人到醫院與胡適商定，出院以後暫時在福州街26號住一段時間。這一天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生日，胡適親自到特二號病房向這位老朋友祝壽。 12月30日是胡適和江冬秀結婚44週年紀念日。秘書王志維、胡頌平和護士徐秋皎送來一盒蛋糕。蛋糕上堆了兩顆心，周圍是幾朵花。胡適本想切下來嚐嚐，但又於心不忍。為此，他將蛋糕送回家中，並給夫人寫了一封信：“這是王志維、胡頌平和徐秋皎三位'警衛'今天送你和我的賀禮。請你們先嚐嚐，留一塊給我罷。”(《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45頁)

1962年元旦，前來探望和拜年的人絡繹不絕，但只有極少數人獲准進入病房。1月10日，胡適再次出院。臨出院時，醫生給他提出七項要求，我把它們概括為“約法三章”：1、每天上午做事不超過一個半小時，其中包括會客時間，且每人不超過15分鐘。2、每天午休2小時，晚上9點半必須上床休息。3、飲食、用藥、體檢均按照住院慣例，不得隨意改變。 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適出院後，暫住福州街台灣大學的學人宿舍。1月21日，陳雪屏夫婦、毛子水、楊亮功等人前來看望，大家都勸他住到春節以後再回南港“中央研究院”。這一年2月6日，是舊曆正月初二，蔣經國前來拜年，並代表蔣介石邀請胡適夫婦於兩天后到士林官邸吃飯。2月8日中午，胡適夫婦來到台北士林官邸，與蔣介石夫婦共進午餐。飯後，宋美齡還送給江冬秀年糕和鹹肉。這顯然是江冬秀愛吃的食物。 2月14日，胡適接到吳健雄女士來信，信中說：“'中央研究院'每年開會一次，做院士的應該盡可能參加出席。……這一次回去最大的理由是探望你，其次是與在台學術界見面，能有餘暇，乘機看看台灣風景產，大概做五六天的耽擱。”(《胡適年譜》第967頁)


同一天，胡適致信張群。他告訴對方：“本月八日士林官邸午餐時，我曾口頭報告'總統'，'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定於二月二十四日舉行，此次會議之主要任務為選舉院士，除在台院士十四人外，海外院士能回國出席者，為物理學者吳大猷、吳健雄(女士)、袁家騮，有經濟學者劉大中，共有四位。”對於這次會議，蔣介石比較重視，蔣夫人對於女院士吳健雄尤感興趣。為此，胡適希望蔣介石能夠出席這次會議，並會見參加會議的全體院士。(《胡適書信集》下冊，第1735-173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2月17日，胡適致信剛剛從醫院出來的“副總統”陳誠，報告“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即將召開，希望他能參加並接見與會院士。 2月19日，胡適接受《中央日報》和《新生報》記者的採訪，披露了這次會議的準備情況。他說這次會議不舉行開幕儀式，但當天下午將舉行酒會來招待記者和院士們。隨後，他著重介紹了吳健雄和其他幾位海外院士的成就，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吳健雄是我在中國公學的學生，她的成績特別好，在我班上得了一百分。 ……在二次大戰期間，她參加了曼漢頓計劃的原子彈製造工作。她還是打破普林斯頓研究院兩百多年曆史的第一位女性。普林斯頓一向不請女先生，不收女學生，可是在大戰時期，竟破例請她去教授物理學。……”此外，胡適還介紹了吳健雄在實驗物理學上的主要貢獻，其中包括在實驗室裡驗證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的“宇稱不守恆”定律。因此她被譽為“全世界最前列的女性物理學家”(《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71-272頁)

2月22日，吳大猷和吳健雄、袁家騮夫婦先後飛抵台北後，立刻前來拜訪胡適。胡適在家裡身著長袍歡迎他們。袁家騮是袁世凱的嫡孫，也是卓有成就的物理學家。吳健雄恭敬地問候老師之後，便風趣地對吳大猷說：“你是饒毓泰先生的學生，饒毓泰和我都是胡先生的學生，在輩分上說，你應該喊我'師叔'的。”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73-274頁)說罷大家哈哈大笑。 1962年2月24日上午，“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紀念館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早上8點半的時候，胡適從福州街乘車前往南港。上午9點至12點，在胡適的主持下，大家選舉出新一屆院士。那天中午，胡適與大家共進午餐後已經是兩點半了。隨後胡適睡到四點多鐘，處理了一些事務，便前往蔡元培館主持下午的酒會。 酒會從下午5點開始。胡適首先致辭。他說：“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台十二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來的，當時被提名的一百五十人，選出了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復時，只有十九位活著在台灣。”緊接著，他回顧了當年的困難情況，並興致勃勃地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 77-278頁)


隨後，他請李濟和吳大猷講話。二人講完後，胡適接著說：我去年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講了二十五分鐘的話，引起某些人的不滿，對我進行文字“圍剿”。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是：“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說到這裡，他似乎有些激動。因為有幾位海外歸來的學者在場，所以他接著對台灣的言論和思想自由狀況進行評述。正當他對台灣的言論自由侃侃而談時，他突然把話剎住，急忙說：“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 酒會在6點半鐘結束，與會人士在歡笑中陸續離去。胡適慢慢走到袁家騮跟前，和他閒聊起來。正在這時，“胡博士突然面色大變，他的頭曾在放著茶點的方桌上撞了一下，然後平躺在地上，這一突變，震驚了尚未離場的人，連已經跨上汽車的人也都匆匆地趕進來。”(《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7頁，台北豐稔出版社1962年出版) 五、巨星殞落，天地同悲 這一意想不到的變故讓周圍的人手足無措。所幸醫生們很快趕到，給胡適注射了三支強心針，並進行人工呼吸。經過一段沉悶的等待，所有的人都希望能夠出現奇蹟。7點25分，一輛出租車送來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他在胡適的胸部聽了一下，隨即宣布胡適在十幾分鐘以前已經逝世。這一判斷，讓“所有的人潸然淚下，“中央研究院”的職員們都痛哭流涕……”(《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7頁) 胡適的遺體於2月25日一早移入台北極樂殯儀館的靈堂。隨後，王雲五、張群、王世傑、羅家倫、莫德惠等政界要人或生前好友前往殯儀館弔唁。26日，胡適長子胡祖望從美國趕回台北，蔣經國代表蔣介石到殯儀館瞻仰胡適遺容之後，還到福州街慰問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勸她節哀保重。


隨後，“數以千計的大學、中學的在校男女學生，冒著大雨跑到台北市極樂殯儀館瞻仰一代學人胡先生的遺容並鞠躬致敬，他們大部分系成群結隊前往，並在靈堂外簽名薄上寫下'台大學生'，'師大學生'或'北二女初二學生'……等然後離去。”(《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8-9頁) 下面是關於胡適後事的一些報導，從這些報導中可以看出，台北那些天一直在下雨。真可謂巨星殞落，天地同悲： 廿七日是故胡先生移靈極樂殯儀館，設靈供人弔唁的第三天。台北市一直落雨的天氣顯然沒有阻礙國人對胡先生的崇敬。 廿八日，胡先生前好友和從未晤見過的民眾，仍自朝到晚絡繹不絕地到靈堂，弔唁這位一代哲人。 三月一日廣大民眾的人潮冒雨湧進台北市南京東路的極樂殯儀館，瞻仰一代學人胡先生的遺容。 這個廣大的人群，包括各階層的人士，以及少數的外國友人。估計人數超過三萬人。 一日雖然整天陰雨，並沒有影響這些人對胡適之先生的敬愛與瞻仰他遺容的熱誠。尤其是傍晚時，瞻仰遺容的人們擁塞在靈堂前的竹棚裡，一分鐘進入靈堂的達七十人以上。(《紀念胡適之先生專集》第8頁) 按照治喪委員會的安排，胡適的遺體於3月1日移入殯儀館的極樂大廳，供世人瞻仰。大家看到，大廳中央懸掛著胡適69歲生日的巨幅照片。遺像上方是蔣介石親筆書寫的“智德兼隆”挽額，兩旁掛著陳誠的輓聯。上聯是“開風氣而為之師，由博涉融合新知，由實驗探求真理”；下聯是“瘁心力以致於學，其節慨永傳寰宇，其行誼足式人群”。胡適躺在佈滿鮮花的靈臺上，和藹、慈祥……，與外面的天氣形成明顯對照。

直到3月2日舉行公祭的時候，天氣才由陰轉晴。公祭從上午8點開始，美國、日本、越南、韓國、菲律賓、泰國、土耳其、約旦、秘魯、哥斯達黎加等國都派代表參加。公祭時，許多人悲痛欲絕，泣不成聲。公祭結束後，胡適的靈柩上覆蓋著北京大學的校旗，向南港緩緩駛去，並下葬在“中央研究院”對面的小山坡上。

有一次，我去天津大理道看望李霽野先生（1904-1997），在閒聊當中又自然談起魯迅來。我說，魯迅去世後，他的親友、學生們都寫了不少回憶文章，其中不乏具有一定深度的佳作，但卻少了一本由最接近的人寫的魯迅談話錄。這種談話錄把魯迅日常生活中的言談、舉止，包括飲食起居、喜怒哀樂，甚至一些生活瑣事如實記錄下來，這對深入認知和研究魯迅的思想、性格與為人都大有用處。李先生對此也有同感，他說，其實許廣平最有條件做這件事，但不知為什麼沒有做，是很可惜的。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魯迅那裡得不到的，在胡適那裡卻得到了，這就是台灣學人胡頌平先生編寫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作者以樸實可信的文筆，把一個現代聖人的形象活靈靈地展現在世人面前，讀來親切感人得很。《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台灣出版，大陸版則是1993年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次印刷五千本。但很遺憾，這樣一本好書卻很長時間沒有再版，一直等到2006年10月，才由新星出版社重新出版，而且近年來一些文摘報刊，如《作家文摘》、《讀書文摘》也在紛紛轉載這本好書的篇章，可見胡適在我國讀書界經久不衰的地位。
　　胡頌平曾是胡適任中國公學校長時期的學生，對胡適的思想、學問和人品一向非常敬仰。1958年4月，胡適從美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長，充當胡適秘書和助手的，正是這位已有五十多歲的老學生胡頌平。這真是一次“天賜良緣”，正是有了這次師生契合的機會，才有了胡頌平後來的兩部傳世之作，一部是研究胡適不可不讀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另一部就是《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了。當時“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設在南港，胡頌平家住台北。他每天下班回家就想胡適白天講的那些話，覺得非常有趣，而且也很重要，如任其隨同時光消失，實在可惜。這時他想起馬相伯先生（1840-1939，中國教育家）九十九歲生日時，胡適對新聞記者講的一番話。胡適說：“馬相伯是我們的'國之瑰寶'，他的一言一行，應該有一個人在他身旁隨時隨地把它們記下來。”胡頌平從胡適這段話豁然有悟，於是下決心從1958年12月恢復中斷了二十年的日記，開始逐日記錄胡適先生的日常言行，從1958年12月5日起，一直記到1962年2月24日胡適逝世那一天。 　　胡適是現代中國文化思想史上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尤其是他的道德品性更受到海內外人士的衷心讚揚，被尊稱為“聖人”和“人倫楷模”。徐志摩在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就有“胡聖潘仙”一語（潘光旦只有一條腿，可躋身八仙）。蘇雪林則說：“胡先生的溫良恭儉讓及其休休有容的氣度，尼山（即孔子）之後一人而已。”我讀《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就覺得這本書如同記錄孔子言任的《論語》一樣，記述的是二十世紀一位新孔子的珍言和德行。因此，我是把《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以下簡稱《談話錄》）當作一部新《論語》來看的，而且也像司馬遷到魯地瞻仰孔子遺跡後發出的感慨那樣，也對這位新孔子油然產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感覺。

　　胡適是個有很高德性的人，特別是在做人這個人生根本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胡適去世後，他的朋友和學生在緬懷他的文章中對他的為人之德無不讚頌備至，有些無私助人、不求聞報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林語堂在一篇回憶文章（《我最難忘的人物——胡適博士》）中就講到他親身體驗的一件事：1920年林語堂獲得官費到美國哈佛大學作研究生，不料到了美國，官費卻遲遲未能彙來，使他頓時陷入困境。他便立即打電報向國內告急，結果很快收到兩千美元，使林語堂得以順利完成學業。林語堂回北平後就向北大校長蔣夢麟先生面謝匯款事。蔣先生詫異地問：“什麼兩千塊錢？”原來解救他擺脫困難的是胡適（當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那筆在當時近乎天文數字的錢是胡適從自己腰包裡掏出來的，而且從不向人提及。 　　或許有人要問：胡適為什麼待人這麼好，他究竟圖的什麼？是什麼思想促成他這麼做的？有一次胡適與胡頌平的對話可以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胡頌平對胡適說：“我讀《論語》，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證。”胡適先是“哦”了一聲，然後平平淡淡地說：“大概是多讀《論語》的緣故吧。”過去有些保守派學者往往攻擊胡適“數典忘祖”，背叛中國傳統文化，這真是天大的誤解和冤枉。胡適雖然是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掛帥人物，但他從來沒有對祖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過。他整理國故，其實是一種去偽存真、淘汰糟粕的工作，對祖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一點也沒有捨棄過，拋棄的只是那些妨礙中國進步的東西。他所說的“全盤西化”，實質上是“充分西化”之意，這一點他曾詳細解釋過。在如何做人這樣一件大事上，他終身奉行的也一直是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其核心內容就是孔子提出的人生最高理想——“仁”。“仁”的觀念包涵很廣，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胡適的人格魅力主要來源於此（當然也不排除西方人文主義對他的影響）。

　　孔子的“仁”，是一種很高境界的愛，它主要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是要幫助所有的人成為有德、有智、有才的人。作為孔子思想的繼承者，胡適也是這樣做的。他不僅慷慨解囊從經濟上幫助別人，更多的是隨時隨地從思想教育上幫助人，他希望所有的人（尤其是青年）都能成為有思想、有知識、有才幹的人，來共同建設一個科學、民主、富強的國家。在《談話錄》裡，這方面的內容頗多，如1961年4月21、26兩日所記的一件事就很能說明問題。21日這一天胡適在報上看到一家戲院正在上演一部電影《雄才怪傑》，他就向胡頌平推薦說，這部電影很值得讓孩子們看一看。胡適接著介紹了這部電影是講在美國發生的一件轟動全世界的案子。三十五年前，美國田納西州還認為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不符《聖經》教義，不許學校教生物進化論。當時有個中學教員叫史東生的，認為這種做法是反科學的，他決定以身試法，以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故意在中學裡講人是由人猿演進來的，又授意學生的家長來檢舉他，這樣他就可以走上審判台來揭露那些保守勢力的錯誤了。這件案子在當時影響很大，很快引起世界各地公眾的義憤。4月26日，胡適又問胡頌平：“你的孩子都看過《雄才怪傑》的電影嗎？”胡適還告訴頌平，這個故事中有位新聞記者叫曼鏗（HLMencke），真是個了不起的人，說他在美國讀書時，曼鏗正在辦《太陽報》，後來又辦了一種叫《水星》的雜誌，對美國的種種現象進行批判，報紙一出來很快就賣光了。史東生被控的案子發生後，《太陽報》全力支持他的一切費用，即使將來敗訴後被罰款的話，也由《太陽報》來負擔，胡適強調說：“曼鏗是這件案子中一個重要人物，不知道你們的孩子注意到沒有？”胡適為什麼這樣不厭其煩地向人推薦這部電影呢？這是因為：一、胡適一貫重視西方進步文明，並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二、胡適一貫堅持對舊觀念和保守勢力的批判，他不僅自己做，也鼓勵別人這樣做；三、胡適熱情讚揚曼鏗見義勇為的鬥爭精神，他希望人們及他們的下一代也能發揚這種支持正義、勇於鬥爭的精神。
　　孔子講“仁”的含意除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外，還講到“仁”的另一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流傳至今，已成了家喻戶曉的老生常談，但真正做起來可不那麼容易。胡適對人的體貼入微隨時可見。1961年2月25日晚7點半，胡適心髒病復發，脈搏每分鐘一百四十跳，呼吸困難，冷汗如雨，馬上送醫院急救。2月26日記：清晨四時以後脈搏降到八十八跳，漸漸恢復正常。八點半，頌平進入病房，先生若無其事地躺在床上，笑著說：“昨夜可能要出大亂子，把你們嚇壞了嗎？驚動了大家，我心裡不安。”頌平連忙請他不要說話。他又說：“我對心臟是有經驗的，我自己會知道，你們不要怕。”胡適就是這樣的人，自己病得那麼厲害，卻不忘安慰別人。因為他待人一向溫和有禮，自然也會得到別人發自內心的回報。1961年12月24日所記胡適在醫院裡過聖誕節的情況讓人備感人間溫暖：今天陰曆11月17日，是先生的陰曆生日，又是聖誕節，先生穿上前些時錢詩亮等十二人合送的織綿晨衣，坐在床上看報。胡頌平到了房間，就向先生祝賀。先生拱起雙手回拜，慈祥而又愉快。這時房內聖誕樹上的彩色小電燈明亮閃爍，映著各種裝飾品，特別熱鬧。先生說：“這大概因為我是個heathen（即不信教者）的緣故，曾護士長們幾個人把它裝得特別漂亮。”我每次讀到這裡，內心就會久久不能平靜，一個有著偉大靈魂，為中國的進步和人類幸福而殫精竭慮的好人，離開這個世界實在是太早，太早。


　　在中國，胡適享有的崇高聲譽很少有人可與他相比，但是，從各種不同動機出發的批評與攻擊也從未停止過，“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正是他一生的寫照。在對待各種批評的態度上，胡適也為我們樹立了典範。除了為辯明真理必須予以反批評外，對某些有欠公允的指責和謾罵，他往往一笑置之，不予計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他的座右銘。胡適曾捱過魯迅不少罵，但他卻一次沒有反擊過。魯迅逝世後，蘇雪林憤然講了一些過頭話，胡適立即寫信加以勸阻。他在信中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愛，方是持平。”他認為魯迅的長處與成就還是應該肯定的，並明確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所謂抄襲說辯誣。《談話錄》1959年3月22日記：今天夜裡，先生對王志雄（胡適另一助手）說：“有些人真聰明，可惜把聰明用得不得當，他們能夠記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談天的一句話，或是某人罵某人的一句話。我總覺得他們的聰明太無聊了。人家罵我的話，我統統都記不起了，並且要把它忘記得更快更好！”1961年9月5日又記：毛子水、吳大猷來。先生想讓吳大猷當研究院院長，吳大猷說，我不行，我會被人罵的。先生說：“我已被人罵了四十多年。我覺得應該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對國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罵，我還是不怕罵的。”
　　胡適是個讀書種子，也是位大學問家，雖然他關心政治和天下大事，但他的人生趣味主要還是來自讀書和學術。因此，在《談話錄》中自然少不了有關讀書、寫作、治學等方面的內容。胡適酷愛讀書，即使去住院也不忘記帶書。1959年4月9日，胡適因背部肉瘤手術後出去演說，無意中揮動手臂，致使剛拆線的傷口迸裂出血，於是又住進醫院，隨身又帶去了一本英文書。4月14日記他開始讀《基度山恩仇記》後說的一句話：“我覺得閒著可惜，所以有空就看書”，並講他在美國時，就是在坐地下電車或上廁所時把一部袖珍本莎士比亞戲劇集讀完的。接著又講起歐陽修的“三上”：馬上、枕上、廁上，說歐陽修的文章多在“三上”構思的。4月16日，有位來醫院看胡適的朋友勸他要節勞，少看書，認為他的睡眠時間太少。胡適卻說：“晚上可愛。那是我最好的時間。我可以任意的東摸摸，西摸摸，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胡適曾給一位青年朋友寫過一首互勉詩，很有意思。詩曰：“不做無益事，一日當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怎樣才算是“一日當三日”？原來他是連晚上睡覺的時間也要用來讀書和做事的。胡適寫的文章觀點明確，直白如話，既好看，又好懂。谷林先生在《答客問》裡談到他喜歡哪些作家和作品時，除提到周作人與魯迅外，還提及胡適，他說：“再有一個胡適，令人望而生畏的哲學甚至禪學，到了他的筆下，就生動、親切了，簡直獨一無二，難以企及。”對谷林翁這一看法我完全贊同。在《談話錄》中，胡適談到寫詩做文大概有八九次之多。1959年5月16日記台大僑生六人來見先生。他們組織了一個海洋詩社，還帶來了《海洋詩刊》。先生對他們說：“你們學做詩，要分兩部來說，一部是'我'，一部是'人'。你們做的詩如果不預備給別人看的，你做好了就燒了，那就隨便怎麼做都可以；如果要給別人看，那麼一定要叫別人看得懂才對……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美'了。”1960年4月21日又對頌平講了他自己做文章的切身體會，
　　胡適在學術研究上最重視治學方法。從杜威的實證主義與乾嘉學派的考證學出發，他提出的兩句治學格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有很大影響。但到了晚年，他似乎更多地關注治學的態度問題，這在《談話錄》裡也有多次記錄。1958年12月30日記，上午姚從吾來訪，大概是談院士候選人提名問題，先生在談過這個問題後接著說：“做學問切不可動感情，一動感情，只看見人家的錯，就看不見自己的錯處。”1959年6月13日記，先生看見一位熟人做的研究工作，有點走入迷途而不能自拔，便說：“我也知道入迷的人是不容易勸導出來的。”但仍指出這篇研究論文裡有好幾點都是“很入迷”的說法，不敢不說幾句勸告的話。1961年10月14日記：先生髮現一件錄稿上有一個錯字，因談起朱子《小學》上教人做官的方法是“勤謹和緩”四個字，先生於是將它們藉用過來注入了全新的內容：勤，就是不偷懶，就是傅孟真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樣去找材料，叫做勤。謹，就是不苟且，要非常的謹慎，非常的精密，非常的客觀，叫做謹。和，就是不生氣，要虛心，要平實。緩，就是不要忙，要從從容容的校對，寧可遲幾天辦好，不要匆忙有錯。這可真是化腐朽為神奇，四字做官訣到了胡適手裡，卻成了四句言之成理、行之有效的治學要訣。僅從這一點，就不能不佩服他對傳統文化整理改造、推陳出新的功夫。
　　讀《談話錄》，由於文章的親切和生動，往往會有身臨其境之感。胡適似乎有一種魔力，說著說著就把你引入一種爐邊閒話的意境，讓你陶醉其中，樂而忘返。尤其是那些關於民俗、風物、掌故以及中西文化比較的話題更是引人入勝。胡適交遊廣，閱歷深，因此一提起某個歷史人物，就會告訴你一套套鮮為人知的故事來。例如王國維之死，他講的一些情況就很新鮮。他說王國維的自殺與梁啟超有關。那時正是北伐軍興、節節進逼的局勢，梁啟超很害怕，曾計劃出逃。王國維覺得梁啟超可以逃，他有不少門生故舊可以投靠，但他自己沒有這麼多的門生，往哪裡逃呢？於是決定投湖自殺了。我覺得胡適講的這個情況為研究王國維之死提供了一個新的線索，不知專家們以為然否。對郭沫若的評價，似乎近些年來才逐漸有點共識，其實胡適對他早有定評，而且講了一件郭沫若的故事，真是讓人大開眼界。1960年6月2日記：今天先生說：“郭沫若這個人反复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這真是一場極具戲劇性的表演，我們看後大概不會只是哧然一笑而已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