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日 星期五

葉德輝 《書林清話》等等 / 「籌安會」


 胡適日記1921.8.14  讀葉德輝《書林清話》一卷




葉德輝文集》《藝舟雙楫》《廣藝舟雙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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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小龍

從胡適挽葉德輝的詩談起


1927年,葉德輝之死是一件在國內引起震動的事。

葉德輝是近代一位頗有知名度的學者,他在湖南與王先謙齊名,在經學、小學、版本目錄學方面頗有造詣,還是個藏書家和刻書家,刊刻過《觀古堂書目叢刻》、《觀古堂藏書目》等不少書。魯迅在早年鉤稽古籍時曾注意過葉氏的藏刻,多次提到"長沙葉氏觀古堂"的刻書和這位"以目錄學自豪的葉德輝"。然而,這位大學者同時也是橫霸鄉里的大劣紳,政治上則是個十足的頑固派。 1927年4月間,葉德輝在長沙地區作為"反革命"被殺。

據說葉氏致死的直接原因是一副對聯。在北伐軍節節勝利,推進北上之際,兩湖地區農*動也隨之高漲,如燎原烈火之勢,還提出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對此,有人稱"好得很",有人說"槽得很"。葉德輝當然是"糟"派。非但如此,當農會"敬重"他的學識與名望,請這位身任長沙總商會會長的名士寫對聯時,葉氏竟送了這樣一副對聯:"農運方興,稻梁菽麥黍稷,雜種出世;會場擴大,馬牛羊雞犬豕,六畜成行。"橫批是:"斌尖卡傀"--意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如此咒罵農運是"雜種"、"六畜",農民兄弟們當然饒不了他。於是在"四·一二"政變後兩天,在湖南革命群眾的一次反蔣和"剷除反革命分子"的示威大會上,葉德輝被拖出來,當場處決。

葉德輝被殺當時在國內引起很大震動。由於他的才名,不少人對他的死表示惋惜。但對他表示同情的人並不很多,主要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他的為人。葉德輝以思想反動著稱,在政治上是歷來站在歷史潮流的反面的。 "戊戌變法時期,葉德輝與王先謙代表湖南的反動思想,攻擊康樑的革新運動"(胡適語),並在長沙糾集封建頑固勢力與維新派為敵,咒罵變法是"毀教滅種,無父無君",是"悖亂逆謀",並編《翼教叢編》"駁斥"變法學說。當時梁啟超在長沙主持時務學堂,進行思想啟蒙,使湖南風氣一變,民智大開,葉則攻擊他是"啟人悖逆之萌"。辛亥革命後,他則以清朝遺老自命,稱革命致使"國破家亡,主憂臣辱"。袁世凱復辟稱帝,葉上書勸進,自任湖南籌安會會長;他六十壽辰時有人給他送副對聯:"海屋添籌,安期棗熟;耆英盛會,長樂花開",嵌入"籌安會長"四字挖苦他,葉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將對聯高掛中堂。他恃才傲物,尖酸刻毒,尤其對革命派和進步思想,更是常常以嬉笑怒罵,進行諷刺挖苦。生活上,葉德輝荒淫糜爛,宿妓嫖娼,沉溺於聲色犬馬,肆無忌憚。同時他還仗著金錢權勢,武斷鄉曲,為地方一霸,欺壓盤剝百姓。連清朝的湖廣總督瑞澂都說他:"葉德輝性情狂妄,武斷鄉曲,包庇娼優,行同無賴。當米貴時,家中積穀萬餘擔,不肯減價出售,致為鄉里所側目,實屬為富不仁,猥鄙可恥。"這樣的人被殺,自其人格而言,應屬死有餘辜;不過由於他的才學,他的死還是使當時一些學人發"可惜"之嘆。

四年後的1931年6月18日,胡適為葉德輝遺札冊頁題詞,寫下了這樣一首小詩:

  
園老人不怕死,
  槍口指胸算什麼!
  老夫談命三十年,
  總算今天輪到我。

  殺我者誰?共產黨。
  我若當權還一樣。
  當年誓要殺康梁,
  看來同是糊塗賬。

  你們殺我我大笑,
  我認你們作同調。
  三十年來是與非,
  一樣殺人來"翼教
"

這是一首典型的胡適式的妙趣橫生的白話小詩,這首詩活靈活現地寫出了葉德輝這個人物和胡適對他的觀感,而在它那近乎黑色幽默的諧謔中則隱含著胡適這個自由主義者對葉的一種評價和看法,和由葉被殺所引發的對中國政局的批判性思考。對於葉德輝這個著名文人的死,其時國內各界人士出於不同的政治立場評判各異,而胡適此詩,卻似惋惜、似調侃、更似批判。惋惜和敬意("不怕死")中帶著不恭和詼諧,而回溯歷史時則語雖似謔,批判之意卻明明白白。作為持思想寬容立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顯然對葉氏這種以儒道正統自命而排斥、打擊異端思想,以才學傲世,甚至要以"殺人來翼教"的"鄉賢名儒" ,乃至他所代表的某種思想專制的文化傳統,抱著一種深刻的批判和否定態度。以調侃的口吻寫挽詩,這樣悼念死者似乎不太厚道;而這種褒貶不明(似贊而詈,欲責故褒)也許更會令當時的左右兩派都感不快;然而,由於它在這小小的篇幅內的意蘊實在很多,所以,它終於還是成了胡適的一首名作。胡適後來把它改題為《悼葉德輝》並編入自己的《嘗試後集》,而在第二段下注上了一句話:"此章可刪去?適之。"這問號所表達的猶疑意味深長。以我猜度,可能是胡適不想讓人覺得自己只是在罵共產黨。且不說胡適有過對蘇俄的熱情頌揚,也不說他與共產黨早期領袖陳獨秀、李大釗的友情(他在與此差不多同時出版的自己的《胡適文存》第三集扉頁上就公然寫上" 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其中第一個就是"李大釗先生",這種對與共產黨人的友情的公開"紀念"是需要勇氣的),就以當時共產黨所處的被壓抑、被屠戮的地位,胡適是至少會以不罵共來表明自己的獨立人格和君子風度的。但這一段其實不可刪(而後來在大陸版的《嘗試後集》中卻是刪了的),刪去,則此詩的思想上的完整性和深長意味就破壞了。

胡適寫下此詩後的第二天,就特地把它抄呈周作人,並在信中稱此詩"語雖似遊戲,而意則甚莊。"為什麼他首先想到把這"意則甚莊"的"意"讓周作人知道呢?除了兩人同樣作為溫和的自由知識分​​子的聲氣相投外,隱約之中,似乎也是對兩人之間一段不成公案的公案的了結,對引起這一段公案的那段歷史的反思和評判。

稍涉史實我們就知道,1927年是中國大地上充滿血腥和恐怖的一年。葉德輝被殺,在這一年的血腥中幾乎只是極其微不足道的一樁小事: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開始了"清黨",無數共產黨人和熱血青年被慘殺,以致於連一個反共的美國記者都譴責滬、寧等地的"白色恐怖"遠甚於兩湖地區的"赤色恐怖";而同時,北方軍閥則以"討赤"的名義捕殺學生、青年和知識分子(李大釗就是在此時死於奉張之手);共產黨和農會,也以牙還牙,在各地殺"土豪劣紳"和"反革命"。一時間,"時局混亂已極,國共與北方鼎足而立,兵禍黨獄,幾成恐怖世界。"(這是高夢旦給胡適信中談到國內時局的話)時人這樣概括國內局勢:湘鄂以土豪劣紳之名殺人,北方以三民主義之名殺人,南京以共產黨之名殺人,總之,"都為了政見不同的殺人而殺人",於是乎"湘鄂愈殺反共產人,蘇粵也愈殺共產黨人",彼此都大開殺戒,以殺人來"翼教",以"翼教"為名而殺人,大家都殺得理直氣壯,舉國竟成冤冤相報的恐怖世界。魯迅曾用他那冷峻刻骨之筆,寫下了這個時期恐怖中的混亂與癲狂: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併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時局亂象,可謂已亟。而在這種亂局中,遭受摧殘的不僅是青年的生命,不僅是國計民生,更受摧殘的是思想自由的原則。

而就在這恐怖和亂像中,周作人以他即特有的理性發出的聲音是最值得注意的,這位一向溫和的學者以強抑的憤怒髮出的譴責是份量很重的。在他這一時期的諸多文章中,譴責各種屠殺成了一個中心話題。他直接抨擊國民黨以"清黨"的名義進行的屠殺,認為這使國人原先對之寄託希望的國民黨淪為北洋軍閥的一丘之貉。他說,原來"總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但現在"逐漸明白"了:"北方的'討赤'不必說了,即南方的'清黨'也是我所怕的那種反動之一,因為它所問的並不都是行為罪而是思想罪";看到許多青年被"從國民黨裡清出而槍斃或斬決","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清黨運動裡",這使他感到悲憤,而這些有誌有為的"青年朋友的橫死",​​實際上是死於信仰,清黨實際上是"以思想殺人,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恐怖的"。震驚和悲痛之餘,周作人以他少有的激憤指責了參與清黨的吳稚暉、蔡元培,還有並未參與的胡適:"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會忽然大發其殺人狂,而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胡諸君身在上海,卻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我們知道,蔡、吳都是蔣氏清黨的積極支持、參與者,他們當時顯然是出於他們自覺的政治判斷和選擇這樣做的,他們也因此一度失去了在知識界和青年中的清名和聲望,故周氏對他們的指斥怒罵,其來有由。而對於這些知識界的"領袖人物"(蔡、胡還是周作人的老朋友)來說,周作人的這些話恐怕是不客氣到極點了。尤其是吳稚暉,周作人對他先是挖苦:"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吳稚暉先生因為孫傳芳以赤化罪名斬決江陰教員周剛直,大動公憤,寫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歟?》一文,登在北京報上,這回,吳先生卻沉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贊成這種看法吧?大約因為調解勞資的公事太忙,沒有工夫來管這些閒事罷? --然而奇矣。"當看到吳氏誣衊被殺的人"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云云"時,周作人更是一反其溫文爾雅,恨恨地罵道:"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動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為蓋與漆髑髏為飲器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屍骨,加以身後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為也。"吳氏既為之,則可謂"千年老尾既已顯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趨而過之可矣!"對於實際上並未參與清黨,也不知情,只是表示了有保留的認同的胡適,周作人也不放過:江浙清黨,"清法著實不少,槍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胡先生當世明哲",卻"只見不文明的人力車而不見似乎也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前面說周、胡之間不成公案的一段公案,即指周作人對胡適的這一譴責。應該說,周作人此時對國民黨清黨、殺人的譴責,確實代表了社會的良心,代表了知識界有識之士的良知。但胡適受此深責,卻有些冤枉。胡當時自海外歸來,還未踏上國土,他對時局的判斷,只是基於對蔡、吳的"敬重"和信任,認為二人絕不是反動派,故以"他們的道義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到我們的同情的。"--蔡、吳對於清黨的反共支持,當然有其政治考慮和判斷,但胡適是不知情的。而且蔡、吳二人也有區別。當胡適後來知道吳氏不僅"以道義"支持清黨,甚至慫恿殺人(尤其是陳延年一案)時,他不禁愕然,耿耿不能釋懷,直到第二年還幾次在給吳的信中"重提此事",表示"責望",批評吳當時的態度助長了"養成'以理殺人'的冷酷風氣而有餘"。這對"以理殺人"風氣的譴責,說明胡適對周作人譴責清黨"以思想殺人"是認同的。胡適把批判"一樣殺人來翼教"的詩抄呈周作人,無非是再一次重申他的作為自由知識分​​子在這一點上的原則認同而已。

應該說,在五四諸公中,胡適和周作人二人是最為始終如一地捍衛思想自由原則的--既出於清醒的思考和理性態度,也出於他們的性格。如果以周、胡二人間因對清黨的態度而產生的這段公案(事後看來,顯然帶有誤解成分)為一個分界的話,那麼,在這之前,周作人表現了更為清醒的隱憂,在這之後,胡適則表現出更激烈的批判鋒芒。

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無疑是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認定。李大釗當年曾這樣說:"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都是為保障人生達於光明與真實的境界而設的。無論什麼思想言論,只要能夠容許他的真實沒有矯揉造作的盡量發露出來,都是於人生有益,絕無一點害處。"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窮困、乃至死殺……都不能箝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這些東西,在思想中全沒一點價值,沒有一點權威。""我奉勸禁遏言論、思想自由的注意,……不要藉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李大釗這些話說得自信從容,不知他那時是否能想到,在他所處的這個國度,這個歷史中,不但會有"藉口危險思想"來禁止言論自由的事,還會有以此殺人的事,而且正是他自己,後來成了五四諸公中第一個遭遇"死殺"、以生命殉自己的思想的人?從追求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共同認定出發,陳、李、週、胡各人很快沿著各自的新的價值認定方向分道揚鑣,這個急劇的發展過程,既是一種危困的時局情勢使然,也是一種命數。在這個命數之劫到來之前,周作人最先有不詳的預感。還在"4·12"清黨前整整五年,在聲勢極大的"非基督教運動"中,周作人就逆流而行,在1922年4月11 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思想壓迫的黎明》的文章,明確表達了他"預感著取締思想的危險"的隱憂,指出"我們主張信教自由,並不是擁護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威脅,因為我相信這干涉信仰的事情為日後取締思想的第一步;""中國思想界的壓迫要起頭了,中國的政府……一時沒有餘力來做這些事情,將來還是人民自己憑藉了社會勢力來取締思想……"我"很深切的感到這危機是不可免的了"--周作人在反宗教的狂熱言行中看到了中國"社會勢力"要做政府"沒有餘力"做的"取締思想"的事,這不祥的預言中更深的隱憂在於,一旦"取締思想"是可以容許的,那麼,到政府有"餘力"(並且有強力)自己來做這件事時,社會、民眾又該怎麼辦?終於,五年後,"不幸這惡兆的預言竟證實了。"儘管取締思想的力量來自不同的方向,但它們之間,難道沒有某種邏輯上的相通?

從當年葉德輝的為"翼教"而"誓要殺康梁",到引發周作人憂慮的"人民自己憑藉了社會勢力來取締思想",到"國民革命軍"和"國民政府"在清黨旗號下的"以思想殺人",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文化中就是這樣一以貫之地不為思想自由和與此相聯繫的理性的改良留下任何一點可憐的空間!清黨之後,連對國民黨此舉表示過認同胡適也因堅持思想自由的基本"人權",而跟不上"一黨專政"的形勢,成了被威脅要通緝的"反革命"了。這終於激起了他捍衛思想自由的"外國脾氣",對國民黨的"黨化政治"進行了不斷的抗議和抗爭。 1929年3月,針對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代表陳德徵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提出的《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中的內容("凡經省及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這時他們要處置的"反革命",指的是共產黨、青年黨、第三黨,和其他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人),胡適致函司法院長王寵惠抗議,指責道:"這就是說,法院可以不經審問,只憑黨部的一紙證明,便定罪處刑。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製度的嗎?"儘管這封義正辭嚴的信被扣未得發表,王寵惠還是不得不在兩個月後回函告訴胡適:該提案"並未提出,實已無形打消矣。"其後,胡適又在《人權與約法》一文中尖銳抨擊了清黨以來對人民思想自由等各項人權的壓抑和摧殘,指出"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剝奪,財產可以任意宰制,都不是'非法行為'了。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我們在這種種方面,有什麼保障呢?"此文發表後,蔡元培特地致函胡適,稱之為"振聾發聵",表示欽佩。實際上,蔡元培恐怕也是在以這樣一種方式表示了對自己曾經支持"清黨"行為的一種反省。不久後,針對《新月》遭查禁,胡適又寫了《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一文,說"近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一個國家裡沒有現實的新聞而只有快意的謠言,沒有公正的批評而只有惡意的謾罵醜詆--這是一個民族的大恥辱。這都是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當然結果。"胡適還毅然宣布"要爭我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他還致函時任蔣介石待從室主任的陳布雷,要求他親自審查《新月》雜誌後再下判斷,然後是"該沒收焚毀,或該坐監槍斃,我們都願意負責任。但不讀我們的文字而但憑無知黨員的報告,便濫用政府的威力壓迫我們,終不能叫我心服的。"這些話,表現了胡適對國民黨中那些打小報告整人和以殺人衛道的"無知黨員"的極大蔑視,也表現了他這時要捍衛思想自由的強項。更有甚者,在這一年底,胡適又撰寫了一篇長文章《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痛斥國民黨中宣部長葉楚傖所謂"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的臆說。胡適宣布:"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而且他還要進一步論證:"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胡適在文中指出,"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就是思想的解放","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然而北伐前後"共產黨和國民黨協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清黨反共後的" 國民政府",依然"天天摧殘思想自由,壓迫言論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謀思想的變化。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只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的夾帶品,只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決不能變化思想,決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層層遞進的剖析之後,胡適的結論是:"現在國民黨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為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 "由此,他發出了那震駭千古的警告:"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盡之時。"中國歷史的悲劇性在於,幾乎所有美好的願望和追求都會落空,而幾乎所有的不詳預言和警告都會兌現。國民黨的"油幹燈草盡"不是成了現實了嗎?

"三十年代來是與非,一樣殺人來翼教,"這"三十年",大體指的是從戊戌變法算起,到北伐前後的三十年。然而這"殺人翼教"的路數卻並不到此而止,而是作為一個宿命的鐵則沿續了下去。胡適那種自由主義的抗爭使他成為這個文化、這個鐵則中的異數。他以那種理性的思考和追求、以他那特有的溫和與寬容的風貌使自己成為了一個思想上的強者,然而他卻始終沒有成為政治遊戲中的強者。因為兩者的規則是互相排斥,而不是互補、相容的。這樣,在胡適的一生中,他都在劫難逃地以他那種自由、寬容、理性的精神風貌使自己成為這個文化傳統中幾乎所有政治強力的對立面:對於北方軍閥,他是"赤化嫌疑"分子,對於國民黨,他先是"反革命",直到晚年,他還是"毒素思想"的總代表,在蔣氏父子那兒始終受到表面的禮遇和實際的防制。而在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他則是"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代表人物,50年代後大陸第一次最大規模的思想運動就是對他的清算。 --在這一個向度上的"翼教"最後終於也演進到需要" 殺人"的地步,陳德徵那消失於無形的"嚴懲反革命分子"提案後來終於以"公安六條"的形式還魂出台--這,已是胡適等寫下那首小詩後近四十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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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安會」,一九一五年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在中國北京成立,鼓吹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稱帝,他們自稱「籌安六君子」,但袁世凱倒台羞憤而死後,被評為「六惡」或「六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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