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建國大學想聘胡適、周作人，可能都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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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幼及人之幼，生生如己之生。
——熊希齡
人稱「熊鳳凰」的熊希齡，少年時被稱為「湖南神童」，24歲中進士，成為晚清翰林。早期參與維新，辛亥之後主張立憲。
1913年，他出任民國國務總理，成立了擁有梁啓超、張謇等人的「名流內閣」，一年未到黯然辭職。從此心灰意冷，遠離政界。
如果不是1917年京畿、直隸的一場大水，熊希齡的「退隱」生活可能會延續更久。
他決定成立慈幼局，專門收容受災兒童。熊希齡設想，五個月後，待水災平定之後，就可以把這些收容來的孩子送回家。
然而，水災平定之後，有200多名孩子無人認領。
熊希齡請求北京的各慈善機關收養，都因「容不下」為由被拒絕，辦慈幼局租來的房屋也沒法長租。他不得不考慮另建一個永久的機構，收養這些無家可歸的孤兒，更要擴大規模，讓它更加規範，與現代接軌，成為教育界的表率。
經過再三考量，熊希齡選定了北京西郊的香山靜宜園，這裡是前清行宮，仍歸遜位的皇室所有。經過一番交涉，內務府答應借用。
熊希齡與夫人朱其慧開始不懈奔走，整修建築，籌集資金，招募孩童，香山慈幼院的格局漸次成型。
一開始，熊希齡對在香山辦慈幼院並沒有想得十分長遠，當時他和當時其他一些教會團體的想法相同，純屬慈善行為。主要是對孤貧兒童予以相當的養育，並教以謀生的技藝，使之能自立於社會。
開院一年以後，熊希齡感到以前那個教育宗旨不夠全面完善，不能適應當時中華民族的國情，可能沒法培養出適合社會的人才。於是，他邀請蔣夢麟、胡適、李大釗、張伯苓等數十位當時著名的教育家，擔任慈幼院評議會的評議員，出謀劃策，一塊幫助慈幼院辦教育。
1921年，熊希齡又與蔡元培等創辦了中華教育改進社並委託研究改進慈幼院的教育。胡適、陶行之等當時也是中華改進社的骨幹。
1920年，香山慈幼院正式成立，設有總院及五校、六廠。第一校下設嬰兒教保院、蒙養園（即幼兒園）、家庭總部；第二校即小學部；第三校分男校、女校兩部分；第四校是職業學校，培養中等職業人才；第五校以培訓專工生為主，故稱工徒學校。除以上各校外，香山慈幼院還設有大學部，主要資助品學兼優的貧困生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
香山慈幼院不僅是孤貧兒童的收養院，它在教育領域的探索同樣令人矚目。
香山慈幼院存世的幾十年間，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教育體系，從嬰兒園、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乃至職業教育、師範教育，都包含在內。在這裡，孩子們可以受到系統的教育，也可以根據個人的資質與興趣選擇不同的技能訓練。
「勤、謙、儉、恕、仁、義、公、平」是香山慈幼院的校訓，並以這八個字來命名學校校舍。在這裡，孩子們獲得的不僅是日常生活的庇護，更是精神的啟蒙與薰陶。
據《北京市海淀區志》記載：「1920年10月，熊希齡在靜宜園創辦著名的香山慈幼院，對當時水災中200餘名難童收容教養，同時吸納京師及郊區滿、漢兒童500人，共700餘名兒童入院。熊希齡親手制定辦學方針，推行『學校、家庭、社會合一』的教育體制，建立健全管理機構，訂立教學和管理制度及條規，還制定校訓和校歌，到1930年學校規模逐漸擴大，由男女兩校發展成6校，即蒙養部、小學部、中學部、職業部、職工部和大學預備部。」
慈幼教育作為學前教育，由三個機構組成：幼稚園、嬰兒園、家庭總部。幼稚園（即蒙養園）於1923年7月23日正式設立。熊希齡為蒙養園題寫的門聯是：「幼幼及人之幼，生生如己所生」。入幼稚園的兒童年齡規定在四至六歲，稱為幼稚生。幼稚生每年只招收50名，三年畢業。畢業後升學到第二校的初小班。園中有著完整的生活與教學設備。除寢室、教室、食堂、浴室之外，還有一座由新加坡華僑黃泰源捐款，於1926年落成的大禮堂，取名泰源堂。其它各項設施有動物園、植物園、小農村、顧遠亭、買賣街、家庭小廚房、鴛鴦池、鹿園、健身房、兒童體育場以及孔子、基督、釋迦牟尼陳列室、軍械室、兒童俱樂部，「差不多凡是對於兒童身心有益的設施」，幾乎「應有盡有」。
嬰兒園初名「嬰兒教保院」，於1929年11月29日在北京石駙馬大街成立。熊希齡題聯云：「不獨子其子，慈方是大；勿偏愛所愛，母乃為賢」；「保我子孫其永壽；育之道德以終身」。
熊希齡非常重視家庭教育，他曾說「家庭教育實造人才之基礎」。
開院時，他就說全院是個大家庭，同學們以兄弟姐妹相稱。慈幼院多為孤兒，他希望暖撫孤貧兒童的心，使他們能夠切實享受到家庭之愛。就嘗試「小家庭制」。
家庭總部於1934年4月19日成立。之所以成立該部，是熊希齡開辦十餘年的慈幼教育以來，發現沒有受過家庭教育的兒童往往性情孤僻，行為粗野，不懂禮節，與有家教的孩子比較差異較大。他深恐慈幼院眾多失去家教的孤貧兒童，長大以後會變得「無情感，無國家民族思想」，希望能補上這一缺陷。家庭總部由熊希齡的女兒熊芷具體操辦，地址選擇在與嬰兒園相鄰的前女校宿舍舊址。熊希齡題聯：「愛人以德勿姑息，育幼之樂見大綱」。
總部之下就是各個小家庭了。每個家庭設家長一人，家庭成員10人或12人。家長是從嬰兒保姆訓練班畢業的合格保姆中挑選，標準是：為人和藹，頭腦清晰，能吃苦耐勞，年齡在30至40歲左右。家庭人員則是從第二校小學部的男女兒童中分派。家長帶領十名或十二名男女兒童(年齡大小不一)同居一宅，他們之間的稱謂是：兒童稱家長為娘，「事以母親之禮」；兒童相互間均以兄、弟、姐、妹相稱，「孝友之情，有逾骨肉」。每日下課回家或途中相遇，都應互相稱呼，鞠躬為禮，對於各師長亦然。各個家庭都有住宅、客廳、飯廳、廚房、儲藏室等，空氣流通，溫度適宜。
到了1933年，慈幼院的「小家庭制」成熟並付諸實施。先後建立了11個小家庭，每個家庭十多個孩子，基本由蒙養園和小學部的孩子組成。
1934年，熊希齡在慈幼院成立了家庭總部，自己在家庭總部設有住處，他經常邀請各宅的孩子們到他那裡做客。
1935年，在畢業生們強烈的要求下，慈幼院舉辦第一屆回家節，數百畢業學子歸校探親。熊希齡滿懷喜悅，特賦詩一首：不覺光陰十五年，鴛行雁序各翩翩。世間無此家庭大，能有兒孫到四千……
慈幼院結合社會需要，也逐漸發展成具有一個總院和六個分校（院）的教育機構。
慈幼院對學生進行的飲水思源、酬報社會、為社會服務的教育，直到今天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鑑意義。
當時中國內戰頻繁，戰爭一爆發，慈幼院就會組織一些高年級的同學組成救護隊，前往進行救護和救濟難民、軍人。甚至在日本東京發生大地震的時候，女校師生趕製和服300件及時捐助災民。
「世間無此家庭大」
每年的7月7日是慈幼院特有的回家節，老校友們聚會香山白雲亭，懷念母校。
1994年，第一次海峽兩岸高中校長會舉行的時候，毛美華得以前往台灣拜見自己素未謀面的姑姑毛彥文。熊希齡去世後，他新婚剛三年的妻子毛彥文接任慈幼院的院長，一直到1949年離開大陸。
毛美華發現，姑姑家有兩間專門為慈幼院畢業的學生準備的客房，因為總會有散居海外各地的畢業生去看望她。回家節，大家便回到她家來過節。
事實上，校友們無法忘懷學校的特色家庭式教育，慈幼院就是永遠的家。
細看賀年卡上的照片，只見熊希齡的懷中，還抱有一位年幼的孤兒，可謂「老安少懷」，真是別出心裁。賀年卡如此寫道：「老安少懷，恭賀新禧，熊希齡、毛彥文鞠躬」，可惜未署時日。「老安少懷」，語出《論語·公冶長》，其意思是說「使老者安逸，使少者歸附，形容使人民生活安定」。這正體現了香山慈幼院的辦院宗旨，也是熊希齡、毛彥文夫婦的崇高願望與美好祝福。
靜宜園內，和熊希齡有關的最著名建築，應該就是雙清別墅了。雙清別墅在香山寺以南，是熊希齡於民國七年（1918年）前後所建。1949年，中共中央曾在靜宜園內辦公，雙清別墅成了毛澤東在香山的寓所。
熊希齡一生共娶了三位夫人，廖氏、朱其慧、毛彥文。廖氏是貴州鎮遠人，1895年患肺病亡故。前文提到，恩師朱其懿將妹妹嫁給熊希齡已經是廖氏去世之後的事，兩人育有一子二女。在香山慈幼院建立後，朱其慧全力協助丈夫興辦平民教育，積勞成疾於1931年病逝。熊希齡對朱其慧用情很深，夫人病逝後，他一度悲慟欲絕，他蓄起長須，並親筆撰寫《熊夫人事略》，痛悼亡妻。熊希齡的第三任妻子毛彥文，是民國時期的一位才女，1898年生於浙江省江山縣城的鄉紳之家。曾就讀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英文系，1925年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29年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留學，獲碩士學位。回國後在上海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任教。毛彥文從小就很有主見，十六歲時曾為了青梅竹馬的表兄逃婚，並教書供表兄留學，最終卻慘遭遺棄。此後，被大才子吳宓苦戀多年，但已對愛情失去信心的她始終沒有接受吳宓的愛，一直獨身到三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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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建國大學
編輯
偽滿洲建國大學（けんこくだいがく），是一所位於偽滿州國首都新京（今吉林省長春），直轄於偽滿洲國國務院的國立大學。簡稱“建大”，俗稱新京建國大學。1938年5月創校，至1945年8月偽滿州國滅亡而關閉。畢業生共1500名。
目錄
偽滿洲建國大學，俗稱新京建國大學，是滿洲國的最高學府乃至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最高學府之一。其畢業即可做官參政的優越待遇吸引著世界各國莘莘學子報考，然而只有符合錄取規定的滿系、日系、鮮系、蒙系、白俄系考生才有機會考取該校。[1]
1932年，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炮製建立偽滿傀儡政權後，狂熱的陸軍軍人如石原莞爾、辻政信、片倉衷之流，便與右翼學者如作田莊一（京都大學教授）、平泉澄（東京大學國史學科教授）、筧克彥（東京大學教授）、西晉一郎（廣島文理大學教授）、波多野善大（後為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等相結合，為培養其“滿洲建國”和“道義世界”建設的“人才”，而籌劃在偽滿“首都新京”（長春）建立該校。
1937年8月，頒布所謂“建國大學令”，並由偽滿“國務總理” 張景惠任校長。但學校實際管理權操之於擔任副校長的日本人手中，先後擔任副校長的有作田莊一（1942年6月辭職)、尾高龜藏預備陸軍中將，1938年5月正式開學時，皇帝溥儀親臨發表“詔書”。
在1941年7月的任職教師中，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而日本教官則有71人。而在1941年3月，建大一年級第二學期在冊學生總數是126名，其中日本人 60名，朝鮮人 5名，台灣籍1名，“滿人”49名，蒙古人 5名，俄羅斯人 6名。
大學分為預科及本科（政治學科、經濟學科、文教學科）和研究院，學費一律全免，由公費承擔。全部學生必需寄宿，各種族國籍學生，包括日本、偽滿、朝鮮、蒙古、和俄國學生食住均一起在稱為“塾”的宿舍內生活。 [2]
該校學制6年，在前期3年中，相當於預科階段，基本是高中程度的基礎課程，包括自然和人文科學基礎，也有所謂“精神訓練”、“軍事訓練”、“武道訓練”、“作業訓練”和“農事訓練”，日語教學亦佔極大比重。在後期3年中，相當於本科階段，更傾向於專業課程傳授，分為政治、經濟、文教三學科，但“ 神道及皇道 ”、“ 武道及武術論”、“民族協和論”、“東亞聯合及國際團體論”等課程則均在必修之列，都是為推行“日滿一體”乃至“ 大東亞共榮圈 ”而服務的。因為學制較長，有充分的機會開設各方面的課程，而它號稱的辦學目標就是“以民族協和為國是，培養滿洲國自己的領導者，共同建設王道樂土 ”。 [3]
建國大學每屆招收150人左右，其中日本人75人、中國人50人，其他朝鮮、蒙古、俄國共25人。從1938年5月到1945年6月，在8年的時間裡，這里共招收了八屆1300多學生。因為學制較長，真正畢業的學生只有1943到1945年的三屆，其餘的只能算“在校生”了。1943年6月，當第一屆學生畢業的時候，溥儀親自到場並為學生們頒發畢業證，以示重視。 [4]
建國大學把這些學生“混搭”在同一間教室上課，同一處寢室睡覺，這顯然是為了“民族協和”。可是校方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對這些學生加強了管制。建國大學將25名學生分為一組，在一個“塾”內共同學習生活。每“塾”都是一個一層的獨立建築，內設寢室、自修室、塾長室、盥洗室、廁所等房間。每個“塾”內設有塾長（日本人），外加兩名“指導學生”（最初僅由日本高年級學生充任，後因日本學生多被徵召入伍，其他民族的“指導學生”逐漸增加），藉以控制和管理學生的生活，掌控其思想狀態。其中的漢人“指導學生”積極向低班的被指導的學生灌輸民族主義，甚至呼籲“反滿抗日”。塾長每天住在塾頭室，與學生們休戚與共。每日清晨點名後升日本、偽滿兩國“國旗”，遙拜東京皇居和偽滿“皇宮”。上午上課，下午主要是訓練，包括軍事、武術、體育、農業等。晚上自習。每週或隔週座談一次，由塾頭提出問題，學生討論。第一、第二兩屆塾長、塾生參加座談都很熱心，甚至日本人以外的塾生有批判性的發言。以後因塾頭兼任教授等教職，不常在塾舍住宿，塾制度便逐漸徒有空名。建大同學常以“塾制度”的獨特和優秀自負，其實它的有效期很短。日本的學生說：“本來深信五族協和，且以為可以簡單達成，但滿洲的學生不會這樣看。” [5]
校長為偽滿州國總理張景惠兼任，實質首長為副校長。雖然大學以民族協和的實踐作為目標,不過與偽滿洲國一樣充滿種族隔離。例如校門外懸掛偽滿洲國國旗，但卻按法律同時懸掛日本國旗；又例如食物配給方面，中國人則給高粱、朝鮮人則給高粱和大米，日本人則配給大米等，多不勝數。
雖然如此，但學術風氣是比較自由的，一些內地禁書，如資本論和其他講及共產主義的書籍也能通傳。戰爭爆發後，“ 治安維持法 ”被修訂，有中國學生在反滿抗日活動中被捕，而日本學生則被政府“學徒出陣”的政策被徵用。 [5]
戰爭爆發後，留下的日本學生在大學範圍內植樹，他們還為大學圖書館藏編目，直至戰後，中國的圖書館接收了這些目錄。參與這些運動的還包括中國人。
1945年8月12日，蘇聯宣布參戰，建國大學全校緊急集合。校方命令學生分列兩邊，一邊為日本學生，另一邊為其他民族學生。作為該校實際負責人的日本副校長宣布，日本學生都要參加“滿洲國”保衛戰，其他民族的學生願意參加者出列，結果無一人出列。 [2]
建大畢業生在偽滿洲國滅亡後，不少被蘇聯所俘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另一方面，很多朝鮮學生其後在韓國成為活躍政壇的政治家，當中以前總理姜英勳為首。可能由於一同生活的原因，有學生其後發展出跨越國籍的友誼，直至戰後。
- 1937年4月1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成立建國大學。
- 1937年8月5日建國大學令公佈
- 1938年5月2日開幕禮、入學禮
- 9月1日建國大學研究院令公佈
- 1939年1月副校長作田莊一赴任
- 4月11日第二屆學生入學禮
- 10月12日建國大學參議會會制公佈
- 1940年5月10日建國大學學則制定
- 11月2日圖書館開館
- 1941年6月28日養正堂開場式
- 11月14日大量中國學生被捕
- 3月3日再有大量中國學生被捕
- 6月6日副校長作田請辭
- 1943年6月11日首屆畢業禮。滿州國皇帝、國務總理（校長）出席。
- 10月2日學生徵兵緩期取消
- 12月14日7名中國學生被捕
- 1944年6月19日第二屆畢業禮
- 1945年8月10日大學全面停止運作
- 8月18日協和奉公隊解散。尾高副校長告別禮。
- 8月20日建國大學解除武裝
懷著民族協和的目標，研究目標多為探討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問題與挑戰。辻政信遵從石原莞爾的理想，聘請的教授包括日本人平泉澄、筧克彥，中國人胡適、周作人，朝鮮人崔南善，還有甘地、賽珍珠和列夫·托洛茨基等不同的改革者和知識分子，以探討民族協和的前途。當年能考上建大的，在學業上都是頂尖的年輕人，這里大部分的畢業生都成為了“滿洲國”各部門的骨幹。 [5]
主要教授、教師和職員
- 作田莊一副校長
- 西晉一郎名譽教授
- 筧克彥名譽教授
- 平泉澄名譽教授
- 森信三教授
- 岩間徳也
- 登張竹風
- 中山優
- 鮑明珍
- 蘇益信
- 西元宗助助教授
- 小糸夏次郎助教授
- 福島政雄専任教授
- 金原省吾
- 鈴木重雄
著名畢業生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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