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1995。【自序--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頁1-32)
引胡適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裡，曾 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這是狠可驚異的！因為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為體”嗎? “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腳，鴉片等等為“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教，三綱，五常等等為“可讚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為鑑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為他們的主張裡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於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為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裡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又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嘆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的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卻至今日還不曾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複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買飛機槍砲，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罷了。這種精神，也正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裡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舍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鍵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們的煙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腳，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舍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渣滓，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鍵、陳濟棠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錶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砲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鬥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本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試看今日的中國女子，腳是放了，發是剪了，體格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徹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尚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蕩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教授們的焦慮的。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腳，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 ?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里具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的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
不要讀類似的論文：
“全盤西化”Vs“中國本位”——試論1930年代中國關於文化建設路向的論戰
何愛國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qpxhvszgbw.htm
此文注解與"胡適"相關的：
胡適提倡“全盤接受現代西方文明”，不是沒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深切認識，而“全盤承受新文明”是胡適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方法。在胡適看來，“中國的問題是她在多種文化的衝突中如何調整的問題”，也就是“文化認同”的問題，而中國現在的一切麻煩“都可歸咎於在將近60年間尖銳的文化衝突中未能實現這種調整”。由於“這個問題從未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和自覺對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開和掩蓋”，結果，“中國今天對自己問題的解決仍象半世紀前一樣遙遠”。當務之急是“清楚地認識文化衝突這個問題的現實而予以解決”，解決的目標和關鍵是：“中國當怎樣自我調整，才能使她處在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之中感到安適自在。 ”胡適提出了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第一種是“抗拒”，即“中國可以拒絕承認這個新文明並且抵制它的侵入”，不過，胡適認為這種態度“今天沒有人堅持”；第二種是“全盤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這個新文明”；第三種是“有選擇性的採納”，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棄她認為非本質的或要不得的東西”。胡適反對“選擇性現代化”，主張“接受性現代化”。理由是“選擇性現代化”最終“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成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8]
陳序經同意胡適對中國問題的觀察，他也同樣認為“中國的問題，根本就是整個文化的問題”，從這種認識出發，陳序經認為：“想著把中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從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陳序經的分析是：“現在世界的趨勢，既不容許我們復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許我們應用折衷調和的辦法；那麼，今後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 [9]
（二） 中國文化建設路向：“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
胡適把“現代西方文明”完全等同於“現代文明”、“新文明”或“世界文明”，主張“全盤接受”“已經成為世界文明的現代西方文明”，反對“有選擇性的吸納”。[10]針對吳景超和陳序經把他列入“主張文化折衷的一個人”[11]或“雖然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12]。胡適強調說：“這個看法是錯誤的。我前幾年（1929年——作者註）曾在上海出版Christian Yearbook裡發表過一篇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他認為說“文化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惟一的選擇就是“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13]
1935年6月21日鑑於潘光旦批評他在The Culture Conflict in China一文中混淆了“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充分的現代化”，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涵義，胡適對他的“全盤西化”的說法做了修正。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嚴格的'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們的生活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14]，“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15]至於如何“充分世界化”，胡適的解釋是：“我們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來教人信仰我們認清的大方向，用全力來戰勝一切守舊戀古的情感，同全力來領導全國朝著那幾個大方向走——如此而已。”[16]在這里胡適實際上還是把“現代化”、“世界化”等同於“西方化”，不過認為說“西方化”有損“民族文化認同”[17]，況且在邏輯上和現實中都難以成立，因而不得不作出修正。
與胡適猶豫於“全盤西化”和“充分現代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概念之間，並最終採納了後者不同，陳序經是一個堅定的“全盤西化論”者，他沒有絲毫的猶豫，在與“本位建設派”和其他批評者的論戰中，他始終堅持“全盤西化論”。他反對“主張保存中國固有文化的複古派”，也反對“提出調和辦法中西合璧的折衷派”，他自稱是“主張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西洋派”，他說他特別主張的就是“中國文化徹底的西化”。[18]
（三） 持論理由
為什麼中國必須“全盤西化”？胡適立論的依據是：
第一，“選擇性現代化”會“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從而實質上淪為“保守主義”的“庇護所”。而“接受性現代化”則可以克服這種惰性，打破這種庇護。胡適理解的“選擇性現代化”是指“盡量保持傳統價值，而從西方文明中只採取那些適合現實迫切需要所必須的東西”。胡適指稱的“接受性現代化”則是指“全盤接受”或“一心一意接受”“現代西方文明”。胡適認為：“謹慎選擇的態度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實在不必要。一種文明具有極大的廣被性，必然會影響大多數一貫保守的人。由於廣大群眾受惰性規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數人總要對他們珍愛的傳統要素百般保護。因此，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沒有理由也毫無必要擔心傳統價值的喪失。如果他們前進一千步，群眾大概會被從傳統水平的原地向前帶動不到十步。如果領導人在前進道路上遲疑不決、搖擺不定，群眾必定止步不前，結果是毫無進步。” 胡適強調：一個國家的思想家和領導人“對現代文明採取唯一可行的態度，即一心一意接受的態度。”
第二，西洋的精神文明絲毫不亞於它的物質文明，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而東方的舊文明恰才是“唯物”的文明，即“很少有什麼精神性”的文明和“不人道”的文明。胡適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是：“科學與民主的宗教二者均蘊育著高度的精神潛力，並且力求滿足人類的理想要求。甚至單純的技術進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類的痛苦，大大增強人類的力量，解放人類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創造的價值和成果。”西方文明“盡可能充分利用人類的聰明才智來尋求真理，來製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變物質環境，以及改革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謀人類最大幸福。” 胡適高度地讚揚道，“這樣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至於“東方的舊文明”，胡適的評價極低，他說，“我公開譴責了東方的舊文明，認為它的'唯物的'，以其無能為力地受物質環境所支配，不能運用人類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類生活。” 胡適還強調，“容忍象纏足那樣的野蠻風俗達千年之久而沒有抗議的文明，很少有什麼精神性。”第三，中國的舊文明“不能解決貧窮、疾病、愚昧和貪污的問題”，“因為這四大禍害是中國舊文明殘存至今的東西”。
第四，現代化成功的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實踐是中國文明未來成功的參考。胡適以日本的西化實例為證，企圖找到一個可供中國借鑒的榜樣。他說：“由於極願學習和銳意模仿，日本已成為世界上最強國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備一個現代政府和現代化文化。日本的現代文明常常被批評為純粹是西方進口貨。但這種批評只不過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果我們以更多的同情態度來分析這個新文明，我們就會發現它包含著許許多多必須稱之為土生土長的東西。”正是“日本毫無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結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因此，“讓我們希望中國也可能像日本那樣實現文化復興”。[19]
陳序經堅持“全盤西化”主張的兩個理由是：
第一，“西洋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 陳序經認為，從文化發展上看來，西洋近代的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它的思想也比中國的思想來得高。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頭，我們也不及西洋人的講究。即使是死的國學，也須賴西洋方法的注射，才能保其生存。在西洋文化里面能夠找到中國文化的好處，反之，在中國的文化里未必能夠找到西洋的好處。從比較上來看，中國的道德，不及西洋。中國人無論是公德還是私德都不好。西洋文化因它是由許多不同文化組合而成，所以中世紀的局勢，也比中國好。
第二，“西洋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去接受，它畢竟是現代世界的趨勢。” 陳序經認為，從理論方面說來，西洋文化，是現代的一種趨勢。一切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理論上和事實上，中國和非西洋國家，都無一而非漸趨於西洋化。從空間看去是如此，從時間看來也是如此。西洋文化，是不斷創新和發展的，從而成為現代化和世界化的。對著現代世界文化，雖慾不加以接受，亦會被迫著去接受，因為文化的趨勢是不可逆轉的。試看東鄰的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盡量地採納西化，結果便一躍而躋於富強之域，他們不僅種族因之而興盛，他們祖宗所遺下的文化也因之光榮。[20]
此文注解與"胡適"相關的：
[8]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英文版。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9]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10]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英文版。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54——361頁。
[11]吳景超認為胡適“對於東西文化的保存和採用，採取一種折衷的態度”。可參考吳景超：《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獨立評論》（1935年2月），第139號。
[12] 胡適自述吳景超和陳序經把他列入“文化折衷派”，參考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3月），第142號。
[13] 適之：《編輯後記》，《獨立評論》（1935年3月），第142號。
[14]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8頁。
[15]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7頁。
[16] 胡適：《答陳序經先生》，《獨立評論》（1935年），第160號。
[17] 胡適是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由此可知胡適並非一個純然的傳統文化“破壞主義者”，“再造中華民族的新文明”是胡適從事“新思潮運動”的真正趣意所在。當然胡適是主張“不破不立”的，“破壞”是其中的必然階段和必要手段。參考胡適：《新思潮的意義——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4號
[18] 參考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廣州《民國日報》，1934年1月15日。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頁。
[19] 參考胡適：《文化的衝突》，《中國基督教年鑑》1929年英文版。見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胡適對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的分析在抗日戰爭時期發生了重大變化。胡適不再對日本“西化”和“現代化”的成就盲目推崇，對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的優缺點開始進行冷靜的比較性反思和分析。胡適區分中日西化和現代化為兩種不同的類型，認為中國的西化和現代化是“自由主義的”、“長久暴露的”、“漸進的”、“自然而然的”、“政治優先的”；而日本的西化和現代化是“軍國主義的”、“選擇性的”、“中央統制型的”、“保護性的”、“經濟優先的”。日式現代化的優點是“快速的”、“有秩序的、經濟的、繼續的、安定和有效的”。缺點是“對人民的嚴密控制”和“對傳統的嚴加保護”。中式現代化的優點是“自願的”、“逐漸普及和同化的”、“完全民主化的”。缺點是“又緩慢又費力的”、“零落的”。參考胡適：《中國和日本的西化》和《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前者見《美亞雜誌》（1938年7月7日），第2卷第5期。後者係胡適應美國歷史學會之邀於1939年12月29日在美國所做的演講。均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
[38] 文化的“自然折衷”論的著名提出者是胡適，他在1935年3月發表在《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輯後記》裡談到：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它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我們不妨拼命地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同年3月31日發表在《獨立評論》第145號的文章《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有一段話就對這一理論進行了更清晰的表述：“中國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
[45] 參考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獨立評論》（1935年3月31日），第145號。
[62] 參考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天津《大公報》，1935年6月21日。見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哲學與文化），中華書局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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