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福爾摩斯兼法官──《水經注案》鑽研(1999/11)
要了解胡適人格何思想，必須談胡適花了後半輩子功夫來鑽研世界各地版本的《水經注》，著述／手稿達六十餘萬言。像我們這種外行人，對於這，即使只能看熱鬧，都該也些同情的了解。
許多「胡適之的朋友」也沒辦法諒解或了解胡適在方面的努力。像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註中，多處詳說：
「……可是正當杜威之學走向一個新階段之時，他底東方第一大弟子卻大開其倒車──到處宣傳其早已與時代脫了節的，停滯在『訓詁』、『校勘』階段的『治學方法』；他雖然自己滿口『自由、民主』，而每日埋頭鑽研的卻是一部支離破碎的『水經注』！天下事之『不調和』者有若斯者乎？……」
──《胡適口述自傳》唐德剛譯注，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頁139，1981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都以為，搞學問有所謂的「大題目」，要在那些方面有些類似石破天驚的立論，才算有成就。這是 弄不清楚科學的本質為何，胡適心路及思想發展的邏輯，因為他認為只要本著科學精神去「大膽假設」，尤其去「小心求證」，萬事萬物皆可稱得上是科學。
科學更要點點滴滴努力累積，不計 世俗功利及喜好，但求真理。
「……胡 適晚年考證《水經注》，固然是為了平反他所崇敬的戴震的冤案，但也蘊含其他原因。他在一九四四的日記中說：”我從研究《水經注》大疑案，領悟到中國向來的 法堂審案的心理成見是不利被告的。中國人的心 理是空穴來風，必有所自。”他認為中國法庭的證據法問題與人權保障有關。雖然中國有疑罪維輕、從寬發落的名言，但仍使從寬發落的人終身不能洗刷冤枉。他主 張中國法理學應向證據法方面發展，曾多次與人討論這一問題。一九四四年九月曾與劉全昌談此意。十月又與武漢大學就受葛揚煥談此意。他問葛：”今日中國訴訟 法的根據是什麼？”葛答：”是所謂自由心證。”胡適這一研究是很有意義的。如果談到胡適晚年對《水經注》的研究興趣，而不注意這一點，那麼對他的理解就不 全面。……」
──《晴園論學集》王元化，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24－625，1994年
胡適一向認為判案和考據是科學的，所以能把許多學術公案會診一下，就是科學的認識。讀者或許了解西方用統 計方法推論、判斷「作者為誰」，已成為「制式化的學問」（例如據云為新發現的莎士比亞之作品，如何用字彙頻率等方式去判斷）。胡適及考據先賢們很早就了解 這 了，只是他們沒有電腦協助分類（這點苦功夫可替代），沒有統計理論作方法論基礎，但他們具備更了不起的人腦專家系統。例如胡適很早就知道《紅樓夢》前八十 回和後四十回作者是不同的。他早期作《「易林斷歸崔篆」判決書》（1941），也是這方面的表現。
許多人都用湯用彤教授利用《高僧傳》等資料「小心求證」，終於打通中國思想史中佛教部分的任督二脈而有成。而胡適在思想史部分的貢獻也大多被輕估了，尤其是胡適在《水經注》上下工夫的心意，其實就是他的學術遺產、遺言。
費海璣先生在《漢學反哺集》（台北： 商務 ）中對《胡適手稿》第一集下過功夫，為我們整理出胡適在戴東原辯誣時所採用的「羅素方法」，以及他們如何在「程朱戴胡（適）」中找出「中心價值系統」： 胡適在這些方面的功夫，是重視人格、尊嚴和社會正義的，也是「中國文化史」智慧累積必要的功夫（這是胡適自稱為酈學家──它攸關國民經濟生活變遷，作為史 的更大學問）。費南璣先生直把胡適在「戴震三案」中所作「代駁辯」比成柏拉圖不朽作品Apology。我是這方面的門外漢，只能拾費先生的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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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與改革(1999/10)
「努力」是胡適之先生的關鍵字眼。胡適以為：其實努力就是好好的作工作，在1921年8月6日的日記中記載著（他與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對話）：
「......『我不相信有白丟了的工作。如果一種工作──努力──是思想考慮的結果，他總不會不發生效果的；不過有遲早罷了：遲的也許在十年二十年之後，也許在百年之後；但早的往往超過我們的意料之外。我平生的經驗使我深信，我們努力的結果往往比我們預料的多的多。』伯苓說：『這是你的宗教！你竟比我更宗教的了！（伯苓是基督教徒。）信仰將來，信仰現在看不見或將來仍看不見的東西，是宗教的要素。』......」
1921年9月5日：「凡今日享有一點名譽的人，都是在大家不做事的時候作了一件事的。我們不可不努力。」
他在《努力》周刊第一期（1921年5月7日）上發表一首《努力歌》（在1922年5月28日又發表《後努力歌》）：
《努力歌》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我不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這種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錯了。
你應該說，
”我不做，誰去做？”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為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真是不可為了。
阻力嗎？
他是黑暗裡的一個鬼；
你大膽走上前去，
他就沒有了。
朋友們，
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 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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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努力歌》
”沒有好社會，那有好政府？”
”沒有好政府，那有好社會？”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教育不良，那有好政治？”
”政治不良，那有好教育？”
這一套連環，如何解得開呢？
”不先破壞，如何建設？”
”沒有建設，如何破壞？”
這一套連環，又如何解得開呢？
當年齊國有個君王后，
她不肯解一套玉連環，
她提起金椎，一椎槌碎了。
我的朋友們，你也有一個金椎，
叫做”努力”，又叫做”幹！”
你沒有下手處嗎？
從下手處下手！
”幹”的一聲，連環解了！（＊）
1921年6月13日，記焦循的「深造之力」。他勉其兒子胡祖望以勤。
胡適的「努力」，除了個人的精進外，更可推到組織的改革，例如他寫信給好友毛子水，要他辭北大圖書館館長一職，以利蔣夢麟做美國式圖書館方式的改革（因為毛子水的行事、認知與此不協調，1935年4月15日。）
胡適的努力與改革的「故事」之重點，更是在指出中國該走的路：
胡適在《我們走那條路》（1929）中說：
「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惡魔）：
第一大仇敵是貧窮
第二大仇敵是疾病
第三大仇敵是愚昧
第四大仇敵是貪污
第五大仇敵是擾亂
......
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通繁榮的，文明的，現代化的統一國家。......
......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人民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作有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下，一點一滴地收不斷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工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到達之時。......
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
- 胡適在給陳之藩的信（1948年3月3日）中說：「一切惡連環，要從你能做的做起。」
- 「別說緩不濟事，緩不應急。這是任重而道遠的事，不可小看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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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墓誌(1999/08)
不知為何與胡適的墓園失之交臂，每次來去南港，總是匆匆忙忙。1999年會比較不一樣了，因為偶然寫點《胡適經營學》，想用我的看法，讓胡適之先生能發揮其十全的功夫。（大陸清算胡適思想時，分九類別(方向)向胡適射亂箭。唐德剛以為，胡適對禪/佛的偏見，算得上第十類。我想，這太小看”胡適思想”了。”十全”武功可能是正面的，那麼我在此網站討論的《經營學》比較有可能補全它。）
2008年中研院的朋友力邀我去南港，並說會簡介平實的胡適墓園之風格。最近我看了些照片與資料，可以先做點功課。在《羅家倫先生文存‧胡適墓誌》(台北：國民黨黨史館，第十二冊的第七十二頁)：
「這位為學術文化進步，為思想言論自由，為維護民族的尊榮，為增進人類的幸福而勞心焦思，不惜耗盡自己一切生命力量的人──胡適先生──安眠在此地。」
該文有一按語，對我們更重要、有趣。當然，或許有人可以考據一下，真正的墓誌文字，究竟是由哪些人修改而成的：
「這是胡適先生（民前二十一─民國五十一年）的墓。這個為學術和文化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遷，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有意思的是，該文給胡適下的不朽處，竟不是胡先生的三不朽（楊聯陞先生在給《陳世驤選集》作序敬輓，就是用胡適的話來破題的，該文功力不凡），或是像我們在《華爾街長老》(The Dean of Wall Street)中了解的，傳主 Benjamin Graham的墓誌銘是刻了丁尼生詩歌Ulysses 的句子--他與胡適都極喜愛。（詳《努力、探尋、發現、永不退讓、不屈服》）
胡適的墓誌銘「…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 存在！」是西方式的表現法。我們可以分宗教和愛國兩方面來談「光（明）」。宗教上，基督教或耶和華最先給世界光的。世俗上講，因中國處於落後地位，許多” 留學生”去西方，也是要求”曙光”的，這與自認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胡適，尤其適切。
墓誌銘其次說這兒安息的人，是「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崇，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而致身死的人…」
我們先談「敝精勞神」。胡適晚年每天白天的三分之二時間，都是用來辦公和送往迎來的，所以寫他心愛的文章要移到三更半夜（或盡責，他寫文章要考據是有使命感，示範作用和自勉的）。
近來大家談胡適，多偏向於他在自由主義思想和言論自由上的貢獻，尤其是《自由中國》雷震案與台灣的自由發展史的關係密切。其實，胡適引范仲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乃是他一輩子的做人宗旨。他為雷震案固然「苦心焦慮」，其實他也常會出力救朋友，如陳獨秀入牢，周作人的審判等等…
「民族的尊榮」可能是指胡適任駐美大使，以及辦《獨立評論》談國事（以抗戰，所以存民族之命脈…）
我想重點應是他為「學術、文化之進步」：在學術及文化上，胡適是有歷史的獨特地位及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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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世紀九十年代興起的「學習型組織」或「智識管理」等已蔚為企業界的熱潮。
其實胡適等人所領導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其真義為採取尼采的”以非傳統的標準和原則來重新估定一切既定的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是更廣義的社會、文明之改造。因此，胡適的模式是可以從「組織與學習」的角度來研究的。我們可以從《胡適口述自傳》的第八章"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 來了解它。下述是他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所下的定義（用企管的術語，叫做目的說明書(Purpose Statement)）
「通過嚴肅分析我們面臨的活生生的問題；通過由輸入的新學理、新觀念、新思想來幫助和解決這些問題；通過以相同的批判的態度對我國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們這一運動的結果，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文明來。」
他在《胡適口述自傳》第十章又說：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 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 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做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 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 再造文明，這是以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
有意思的是，人們大約每隔十年，在海內、外的官學兩界，都會將五四運動的訴求改頭換面再提出來（例如蔣介石的「倫理、民主、科學」）和學術性評估研討。而關於中國的轉型的論述，究竟是要考慮「生產方式」或只就文化而言，仍然是見仁見智的。
我們如果從「學習的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的觀點來談胡適的「師長、朋友、文章」，它們在中外學術、文化、教育界、政界、產業界等的影響，它本身就是「學習型文明」的史詩。我們可以談談這個共同體的價值觀的建立，做人處事（立德、立言、立功）風格的建立以及其績效（成績單）和反省。
我們也可以就其所提出的問題，追蹤並了解其進程。當然，這牽涉到海峽兩岸廿世紀的文明總評估，工程浩大，但卻是應該做的，而且可行的事。
不過，我們別忘了上文的議題的基本假設或許可能有根本的瑕疵，因為要將「學習」要從個人推廣到組織、社會，很可能因為太複雜而流於空泛，正如許多人不信「總體經濟學」或「組織學習」般（它們都很難印證）。
我的意見是，這一假設或可以給我們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從學術上看，這是一個大膽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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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戴明對話經營管理(1999/07)
緣起：
我極欣賞胡適先生。我以為，如果依古代傳統，稱孔子、孟子、朱子……，我們得尊稱他為「胡子」。
他精采的一生及作品，對整體中華文化會有深遠的影響，我們這講座很特別，是從胡適的一生的作品，來談他對文化、學問、做人、對政府、學校等方面"經營管理"思想，以及這些如何與戴明思想作一對話的。
戴 明（W. Edwards Deming 1900-1993）或許聽說過胡適（1891-1962）的大名（待考），然而胡適大概從未聽過戴明。不過，我以為胡適是少數有淵博知識系統的人，他又是極有影響力、前瞻的人、在文化上、政治、教育上，都極有成就，也留下 大量的作品和紀錄，成就很了不起。我們可以從多重角度來看胡適的遺產，例如從文學、哲學、史學、文化批評、教育家或行政家（外交官等），來考察胡適的種種 貢獻。我們今天的觀點比較特殊，是從行政學及管理學來談"胡說"。
首先，胡適遠比戴明博學的多，雖然胡適也勸人為學要如「金字塔」般求博求精，但基本上胡適是學者，他在論事、問世（做校長、大使、院長……） 都有貢獻，而戴明是管理顧問、「統計研究顧問」及兼任商學院教授。不過，他倆都是「美國製」的，都是受實用主義影響的，都相信「產官學」新經濟的重要。對 胡而言，他的產業是文化業及農業，而戴明的產業基本上是各行各業，尤其是工業。不過這樣比較，是得不出洞識力的。 我想，我們要看這兩位「愛國志士」終生要做的大事業之「一以貫之」之道才好。胡適的人格發展及歷練，都比戴明要平衡的多。胡適是紳士；戴明對有些大公司的 負責人等，則有「見大人則藐之」的「自卑感」這些只是小缺點，我以為他倆的人格，基本上都達到「情感－理智－意志」上平衡的發展。
對很多人而言，胡適的志向是自由，無為，容忍。戴明在這方面上多少能與胡適會通。我們姑且來看胡適一以貫之的精神：考據學（判案），與此對照，戴明也研究過統計學在法官決策系統的考量。
（1）胡大顧問
胡適極了不起，他1921年7月－8月到商務編譯所當顧問一個半月，作出極有內容的企業診斷，包括工作附加價值分析，最了不起的是推薦道德、學問、能力皆強的王雲五任副所長自代、組織、薪資分析、委員會設立、休假、圖書室/實驗室……等，指出商務員工皆無系統觀，無人知道全局、他們對待來賓、對待員工之道，也只是口惠不至……。
我覺得胡的日記中，留下他作為"顧問"的極佳個案與風範，包括只收五百元（一半，約當時商務員工的最高新，偏低）當"短工"酬……。自己有自己的方向（年30歲就了解「今之學者為己」），勸雲五老師做學問要有問題，焦點……。
真是了不起！顧問報告分（一）設備，（二）待遇，（三）政策，（四）組織，萬餘字，其先後次序安排與今日看法不同，甚有意思。
又請注意，商務老板夢旦先生素來對胡適的做人、學問極為欣賞，並了解商務的出版業務，必為中國之主流，掌握甚大的教育資源潛力，因而更需要有高手下海來經營才能達成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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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做禮拜(1999/09)
要真正了解胡適的言行，必須懂得七分洋學、三分國故。這不只是因為胡適主張「全力西化」，而是他的成長期中的七年在美國生活，而且他一直有機會以外國精英的身分打入美國社會。（有多少中國人能像胡適般，靠「公開向洋人演說」來糊口的呢？）
因此，要了解胡適，也得了解美國廿世紀初的文化。我的意思不只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或是在《胡適口述自傳》中提到的一些思想淵源，例如「青年期的政治訓練」一章中的講演訓練，以及「世界和平」的理念（胡適曾因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而拒簽其憲章）。
我們舉些小事，讓大家了解胡適的洋派親民作風。台灣政黨或政客的「民眾服務處」等做法，大概落後胡適半世紀…...
首先是胡適的白話文。白話文章是與演講有極密切關係的。胡適從不作高中程度無法看懂的文章，因為他極有演講的「溝通」經驗。另外，許多人忽略了胡適對重要的演講，可是要備稿及準備幽默笑話的，那些演講（或口述傳記）是要言簡意賅，而且必要時重述重點的。胡適的演講對中國聽眾而言，大部分人是聽了有內容的「說書」，感到很滿意，而像歷史學家周一良追憶的，對他印象最撞擊的，竟是胡適演說前把帽子（在那時代，全世界的”紳士”或民眾多戴帽子）「擲」到講桌前方觀眾前向他們致意（這在中國這是與眾不同的）！也就是說，胡適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新青年的典範。
我們談過，胡適總結"中國文藝復興"的目的之說法，就是演講術的 purpose statement（目的聲明書）的發揮。
吳相湘先生在《胡適實事求是的交友之道》中這麼說：
「……一九三十年初，胡適之先生在北平米糧庫四號居住時，每逢星期日下午接見賓客，不論和尚、士兵、學生都可以不經預先約定前往拜訪請教。胡太太含笑說：『胡適之做禮拜』（見《胡適的日記》）。相湘當時在北大史學系肆業也曾往請教某一問題。
後來，50年代胡適自美國返回台北南港定居，仍沿舊例，星期日下午接見自由來訪的客人，更有許多人寫信向他請教。………」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美國科學管理之父泰勒氏的做法。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大力提倡科學管理，他當時也是採取門戶大開的政策，歡迎所有有興趣的同道，都去與他「共振與共鳴」。我們或可從此一做法，了解胡適之先生從美國文化得到多少民主真傳。，。。
後記
2011我知道 : 當時的北平著名教授中採用這種"做禮拜的會友"方式的，還有周作人等。我們根據《胡適日記》可知，通常訪客多多， 還有某一孝子每周日去找胡適，為其父之書求序，讓胡適感動的。不過也有來客甚少的周日，如1934年1月7日。參考網路胡適日記全集: - Google 圖書結果
胡適日記 1934/1/7 來客甚少
通常訪客多多 還有孝子每周日找胡適為其父之書求序而感動胡適的
通常訪客多多 還有孝子每周日找胡適為其父之書求序而感動胡適的
2016.1.20
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戴《東方雜誌》1943.8-1944.12，對"胡適之做禮拜"有這樣描述：禮拜日的上午是他公開接見客人的時候 (和天下英雄以談會友"，會客室常坐滿一二十人，各種各色的人都有.....各種問題提出來討論，延長到三四個鐘頭。
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戴《東方雜誌》1943.8-1944.12，對"胡適之做禮拜"有這樣描述：禮拜日的上午是他公開接見客人的時候 (和天下英雄以談會友"，會客室常坐滿一二十人，各種各色的人都有.....各種問題提出來討論，延長到三四個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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