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虹 《梁啟超的「常識」觀：從「國民常識學會」的構想談起》 (【林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
有人提問約1919年，" 梁啟超與胡適"之關係。
夏教授答他們最近要比較完整出版梁啟超在清華之講義《國學小史》.....梁啟超與胡適的主要學術互動---相互學習---在"墨學"方面......
梁啟超與胡適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学思历程的比较研究
~ 董德福 (作者) 博士論文改寫
- 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04年1月1日)
- 平装: 403页 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導言過渡時代開風氣的啟蒙大師 1
第一章學術思想背景探源 33
第二章兩代知識分子之間的迎拒 74
第三章 頻繁的學術交往 97
第四章中西文化觀的對立與互補 163
第五章整理國故的理念與實踐217
第六章時代變遷的痕跡: 從新民子到新青年 264
第七章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梁啟超與胡適 287
主要參考文獻323
後記334
胡適與以梁啟超為領袖的研究系
以梁啟超為領袖的研究系及其前身進步黨，是民初政壇上的一股重要勢力。其出發點固然是要在中國造成一種政黨政治的憲政局面，但因先依附袁世凱、後依附段祺瑞，處處與國民黨為敵，因之在民國政治史上名譽甚差。胡適對梁啟超一向十分敬重，對政治的興趣又一向十分濃厚，因此回國後不久，有一段時間曾經和研究系往來頗為密切。張朋圓《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一文、董德福《梁啟超與胡適——兩代知識分子學思歷程的比較研究》一書，對胡適和研究系的關係均作過簡要的勾勒。在相關內容中，張文側重於1921年以後胡適、蔡元培等英美派北大人與研究系的交往，董書側重於胡適對研究系的戒心，使我們可以了解胡適為人及議政的向被人忽視的一面。這一面，事實上也是胡適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段。
胡適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1918年11月下旬首次去天津見梁啟超（從眾說），梁氏隨後遊歐，直到1920年初回國。回國後，胡、梁兩人來往很多，除學術上的切磋外，政治上的討論也不少，張朋圓、董德福在上述專文、專書中都有論及。事實上，梁啟超不在國內的這段時間，胡適和研究系的其他要人們聯繫也很多。從他1919、1920兩年殘存的篇幅很少的《日程與日記》中就可以看到很多記載。
1919年11月23日《日程與日記》，預算欄記載：“看老萬，看梁伯強”；實行欄記載：“與林宰平談論”。按梁伯強、林宰平均係研究係要人。梁伯強即梁善濟，是山西士紳領袖，清末立憲派元老，1917年11月張勛復辟失敗後、臨時參議院重新開會時，研究系擬推他為議長，只是因為徐樹錚的運動，而敗給了皖系的王揖唐，但由此可見他在研究系中的地位。胡適和他結識，有可能出於梁啟超的介紹，也有可能是因為胡適在當年10月陪同杜威到山西講演，因梁伯強的特殊地位而與其有所接洽。
11月25日，晚七時，“林宗孟家吃飯”，按林宗孟即林長民，林徽音之父是也。林長民是縱橫家者流，研究系核心人物。湯化龍被刺前，梁啟超、湯化龍是研究系領袖，湯被刺身亡後，梁啟超、林長民共掌研究系。胡適到林長民家吃飯，應該不會談論什麼學術問題，應該是談時局，談政治。
12月7日，中午，“梁伯強家吃飯”。14日，晚，“訪伯強談”。1920年1月9日，下午，“訪伯強”。18日，上午，“與林宰平談”。28日，“伯強、志先飯。”3月4日，下午，“訪伯強”。晚，“林宗孟邀吃飯”。6日，中午，“東興樓請林宗孟”。下午，“與伯強訪杜威”。18日，中午，“丁文江請吃飯”。20日，下午，“伯強邀談”。……志先即藍志先（藍公武），屬研究系；後來成為胡適最親密朋友的丁文江，固然不好說屬研究系，也屬梁系。胡適與他們高密度地酬酢盡歡，不亦樂乎。
梁啟超歐遊歸國後，胡適與樑及研究系酬酢更無虛日。1920年3月21日，“宗孟宅飯。初見梁任公，談” (北京中華版《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也以此認為梁-胡非在1919年末初識.......不過這可能也是胡適記錯. 因為它處曾回憶相會情形---待補)。27日，早，“送林宗孟，與慰慈諸人”。4月22日，中午，“伯強家飯”。5月17日，“訪伯強”。8月27日，晚，“梁伯強家飯，有梁任公，藍志先，蔣百里，蔡，蔣，陶等”。8月30日，中午，“梁任公兄弟約，公園，議羅素事。飯後與夢麟、伯強在公園喫茶，談甚久”。
胡適與研究係人物交往如此密切，國民黨係人物深致不滿。本來，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及其他重要幹部胡漢民、廖仲凱、戴季陶等對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胡適等人極表好感，極希望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互通聲氣，互相提攜，共同促進中國思想、文化、社會和政治的革新。但胡適卻在北京和國民黨的死對頭研究系沆瀣一氣，他們礙於情面，不好公開指摘，但一般國民黨人則嘖有煩言。約當1919、1920之交，老同盟會員鄧家彥（同盟會首任司法部長）因為未在《益世報》上為杜威講演登廣告、而登入新聞欄的事复函胡適：
“尊函乃深責於彥，至引研究系云云，以為弟有黨見。弟與研究系異黨，豈得謂無黨見？若因杜威一廣告，遂牽及研究系，彥雖無似，尚不至武斷如此。兄竟以此入人於罪，憤憤然若不可解者，豈哲學家固應如是耶？不然，何所據而說我黨見太深，又何所據而牽及同盟會？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軌道耶？抑豈兄受研究系所託，故向弟致其攻擊耶？不然，何以平地起風波若是也。哲學家頭腦不應簡單如此。兄縱報研究系之德，我亦未嘗不為兄諒，奈何平白地遷怒及我耶？”
這封信絕不僅是個人糾紛，而是藉題發揮，“受研究系所託”“報研究系之德”云云，道出了一班國民黨人對胡適的惡感。陳獨秀1920年12月16日致北京同人的信可為旁證，信中提到：“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南方的廣東是國民黨的大本營，在國民黨系重要幹部廖仲凱、戴季陶等這時和胡適關係良好的情況下，尚且是“頗傳”，是“惡評”，可見胡適和研究係來往密切所付出代價之沉重。
陳獨秀的信讓胡適感到很冤枉。他覺得自己是以清白之身，和研究係有一些正常的交往而已，怎麼老友也不見諒呢？他給陳獨秀的複信中充滿了不被信任和不被理解的情緒。信中列舉了很多研究係對他不利的消息，表示自己與研究係不是一伙的，並且深怪陳獨秀“真是一個鹵莽的人！”“何以竟深信外間那種絕對無稽的謠言！”，表示“這事，我以後不再辨了！”這封信辭氣很凌厲，是在為自己的不白之冤洗刷。他把自己的複信給錢玄同看了，想讓錢主持公道，因此，錢玄同寫信安慰胡適：“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 所說那什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 同時又為陳獨秀開脫：“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口了。”錢玄同的安慰輕描淡寫，完全是個和事佬的樣子，甚至言外之意還認為胡適有點反應過度了。我想，對錢玄同的這個模棱態度，胡適是不會太滿意的。但既然國民黨有惡評，陳獨秀有誤解，錢玄同又不是堅定地站在他這一邊，這就不能不引起胡適的警醒，不能不認真地反思和檢討與研究系交往的得失。事實上胡適當然心裡明白，南方的惡評並不完全是捕風捉影、空穴來風，自己與研究系的常相過從，彰彰在人耳目，國民黨係不快，乃至老友也有誤解，畢竟情有可原。致陳獨秀信中的凌厲的辭氣畢竟掩不住一絲兒的心虛。
陳獨秀的信應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胡適以後和研究系的接觸漸漸疏離，特別是注意不再以個人身份、而更多的是與北大同人一道，來與研究系往還。富有像徵意義的一次是，他牽頭聯名發表關於好政府主義的宣言時，乾脆把研究系撇開了。這使得梁啟超大為生氣，梁之生氣，顯然是因為在他心目中，胡適和他們本來可以是一伙的。如果胡適和研究系素無瓜葛，梁也就無氣可生。但胡適秉性至善，樂觀人善，加之做事向來極有分寸，因此與研究系的疏離主要是政治上的，在個人交誼上，則始終保持對梁啟超的敬重；梁系的丁文江、徐新六，樑的學生徐志摩，則是胡適最為親密的朋友，當然，他們的道義之交也早已軼出了研究系或梁系的範圍。胡適和他們的交誼，隨著時光的推進，國民黨北伐的高歌猛進，在別人看來，日益成為負面的。1927年北伐軍攻克上海，蔣介石清黨，胡適從美國回來，停留在日本觀望時局，4月28日顧頡剛給他寫信，勸他“政治方面就此截斷”，與梁啟超、丁文江、湯爾和等“斷絕”。但這當然不符合胡適做人的底線。
胡適和研究系的交往是個饒有興味的話題。研究系的組織在1918年安福國會產生之後即等於消散，但精神上則因梁啟超的存在而仍相連結。到1925年，梁啟超專心治學，林長民助郭 松齡反張作霖不成兵敗身死，研究系算是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即使這樣，其不好的聲譽仍流播人口，以致顧頡剛要為胡適擔心。那麼胡適為什麼要和研究系常相過從以致人誤解呢？我想，這首先還是出於對梁啟超的敬重。梁在《新民叢報》時期的論述對胡適影響至深，辛亥前後樑的穩健路線又最契合胡適的心思。梁身上雜糅了舊式士大夫和新型知識分子的雙重氣質，是當時表率群倫的士林領袖，他借助於既有政治勢力來實現自己政治抱負、而不是另起爐灶造反幹革命的這樣一種政治理念，與胡適也是若合符節。他的信徒又多是高級知識分子出身，這些人的個人修養、操守多無可指摘，與胡適很能談得來，他們似乎符合於胡適所提出的“好人政治”的“好人”標準。而且在反袁稱帝和反張勛復辟中，梁啟超及研究係也不無功勞。
其次，這也與當時胡適對國內政治情況觀察不清、無所適從有關。他在美國留學時對政治極感興趣，但那時的美國政治和中國政治相比，有一定的遊戲規則，要文明一些。他在美國觀察到和體悟到的那一套，以及學得的一點政治學理論的皮毛，要想運用到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是方鑿圓枘。所以如何觀察當時的政治局勢，分析紛亂的政治情狀，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對胡適而言也是一個困惑的問題。歸國的初幾年，不論是對國民黨，對研究系，還是對當政的北洋政府，他好像奉行等距離交往原則，而無所軒輊於其間。對北洋政府固然人人憎惡，胡適也發出過“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的憤激之語，但他也提出過溫和的“好政府主義”，後來甚至還參加段祺瑞的善後會議。對國民黨人，除上面列舉的廖、戴諸人外，他與汪精衛也交誼非淺；對研究係人的關係已如上述；對當時新興的共產黨人，他 也與許多重要人物保持良好的關係。這時的胡適明白，他要認清中國的政治現狀，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再造文明之夢，必須廣泛接觸、全面觀察中國有政治實力的各個集團，然後再定取捨。研究系既然是一重要政治集團，自己與他們的接觸實為正常之事，不值得別人的大驚小怪。這一段觀察期過去之後，他自會確立自己的政治取向。後來的歷史則告訴我們，因受他素所信賴的蔡元培和吳稚暉的影響，以及自己的慎重考量，胡適最終選擇了國民黨。只是這一選擇，和他與研究系的接觸一樣，帶來的是苦澀和遺憾。 張啟明，共識網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台北:世界書局 1958
此書採用胡適之先生珍藏的照片 梁啟超先生等人的墨寶 胡適的序言等 還有編者丁文江先生的弟弟的書籍經過.....
遺憾的是 缺索引
胡適之先生將所有的通信照像製版送給任公家屬
現在要談胡適之與梁任公的交往
可參考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的"梁任公" 索引
譬如說 稱謂也可以學學
"足下，老兄" 都是梁任公寫信稱呼胡適的用語
胡似乎沒有寫梁的清代學術概論的評語倒是寫其墨子方面的評語
1922.3 胡適請梁去北大講評 自己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據陳雪屏先生回憶大家聽得"如醉如癡"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頁483-84)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作者：丁文江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10年04月01日
語言：簡體中文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2011年1月24日星期一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索引變成索迷(問題是: 採用電腦找而不復查 譬如說"胡適或(適之)" 前3項多因文中有此"適之"兩字而認為是胡適之.....)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北京: 中華 這本重印的書很妙 是許多年前丁在君等人編的 原索引"胡適"近十來處 不過多錯誤----因為版型大改 整體索引沒重做 變成索迷
梁任公最重要的一次歐洲考察團的人士合照 竟然只辨認出幾個人......
卜僧慧 簒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篇初稿 北京: 中華 2010 (這本書是蘇錦坤先生送我的)
這本書 竟然沒索引 沒參考資料 各頁無年份等等 就出書 不可思議
本書第176頁 提出胡適日記 (案: 1936/2/22) "讀陳寅恪先生的論文若干篇 寅恪治史學 當然是今日最淵博 最有見識 最能用材料的人 (第5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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