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日 星期一

周作人與胡適 (待續) 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知堂書信



1965.4.28周作人致鮑耀明

"......胡君的確有他可愛處......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 (尋常朋友)  當初不曾熱烈的捧他隨後也不曾逐隊的罵他.......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
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知堂書信


周作人 胡適之等人在北平時    周日都服務訪客 (作禮拜)

......洪炎秋1967年7月發表 的〈我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寫到「在台灣要找為周作人先生寫介紹文章的人,在我心目中,有鄭騫教 授和許世瑛教授,都比我更夠格。鄭兄出身燕京,許兄出身清華,都是國文系的正統學生,同受過周先生的耳提面命,可以說是他的『直系弟子』」「後來鄭、許兩 兄和我都在大學教書,大家也都時常到八道灣的苦雨齋去請教。周先生也和當時幾位名教授一樣,星期天的早上,一定把客廳開放,來者不拒,誰都可以到那裡去聊 天,鄭、許兩兄,幾乎每週必到,我則偶然去走走而已,所以他們兩位對周先生的了解,比我深得多。」。





 1922年胡適日記1922.3.4 啟明在北大用違所長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HC: 燕京)獨當一面



1921年先後譯出《雜譯日本詩30首》、《日本俗歌8首》、《日本俗歌40》(胡適1922年日記中說"可愛極了") 等,開始理解、欣賞日本詩歌詼諧的意趣、幽玄閒寂的禪味以及用俗而離俗的表現方式。1923 ...



    枯枝上烏鴉的定集了,秋天的晚。

  許多聲音呼著晚潮的貝類呀,春天的風。

  給他吮著養育起來罷,養花的雨。
  
  柳葉落了,泉水乾了,石頭處處。

  易水上流著,蔥葉的寒冷呀。




周作人晚年回答香港友人的提問:關於胡適
兩人主要是淡淡君子之交 早年周不追捧胡 晚年也沒加入聲討胡之隊伍
魯迅被捧為反胡 其實是浪得虛名--1966-2/19
《周作人年譜》張菊香張鐵榮編


除致胡適六封信之外
西洋也有臭蟲
國語與漢字
兩篇也是致胡適
知堂書信


未收之書話《案山子》即從胡適《四十自述》引起



 《知堂回想錄》中的胡適


網路上不知道有沒周作人的 知堂回想錄
昔日在香港發表後 台灣有翻印
此書七百多頁 內容相當豐富
161節 北大感舊錄 (七) 頁497-502 寫胡適之 "他一生的言行 到今日蓋棺論定 自然會有結論出來 我這裏只就個人間的交涉記述一二.....交涉一總共三回....."

翻譯的稿費都爭取到相當高 一般千自二元 他翻譯的小說可拿五元 中基金會的希臘擬曲更是十元
(稿費400元 買了二畝墳地..."於我卻有極大的好觸......"

文中要點是 1938年8月4日胡適給他的名詩 和周9月21日的和詩...
最後一封是胡適 1939年12月13寫的
兩張照片詩三首 今日開封一惘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 扔在空箱過一年




胡適日記1922.2.4日 附此文 以“式芬”筆名在《晨報》撰文予以“匡謬”。讀之很不俗
果然揮筆上陣的周作人,.....





張曉唯:“交淺言深”:周作人與胡適

● 張曉唯

  
  “五四”以來,胡適和周作人均雄踞文壇,各具影響。二人協力從事思想啟蒙和新文學創作,由此締結情誼,交往數十年之久。在社會政治及學術文化諸方面,他們既曾契默合作,亦嘗公開辯難;而私交則由淺漸深,以至相互敞露心扉,坦誠勸勉,卻又始終難以成為至友。周作人不曾達到丁文江、徐志摩等歐美派人士與胡適之間的那種親密關係,胡適亦難望像錢玄同、劉半農那樣與周作人保持情趣上的高度契合。但胡、周之間又確乎存有那麽一種“文士情緣”。這種淡而有味的君子之交,在近世文壇上頗堪關注。
  胡適和周作人的交往始自1917年。年初,在家鄉紹興教書的周作人,從其兄魯迅寄來的《新青年》雜誌 ​​上讀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等文,對其中“今日當以白話文為正宗”的主張大為讚許。4月間,周到北京大學任職,在文科學長陳獨秀處得知留美青年胡適的若干詳情。9月,胡適應聘進北大,在一偶然場合,與周作人初遇,其時周三十三歲,胡二十六歲。此後,二人同為文科教授,不時相遇於馬神廟的教員休息室——“卯字號”,又在12月共同參加小說研究組活動,其接觸機會可謂不少。然他們之間首次較為深入的交談,卻是在翌年3月15日。是日下午,周作人在小說組聽胡適作《論短篇小說》的講演後,“與適之談,七時返寓”。直至1918年底,周除了禮節性地將早年的譯作《域外小說集》託人轉贈給胡,並將幾篇譯稿和《隨感錄》交胡編入《新青年》之外,二人的交往還相當有限。
  與胡適、周作人這種平淡關係適成對照的,是周與劉半農迅速建立的友誼。胡、劉幾乎同時進北大,又幾乎同時與周相識,他們是參加小說組活動僅有的三位教師。周、劉相識之後過從甚密,即令周暑期返裡,二人仍書信頻頻,以後又結為通家之好。由這種相見恨晚的交誼反觀胡、周,即可發現,二人在性格氣質、教育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差異,這使得他們在交往之初總是有意無意地保持著某種距離。
  不過,新文化運動步入高潮後,新舊對立,胡、周二人共處同一營壘,幾個回合下來,彼此相知漸深,繼而相善。胡適倡行白話文,較為偏於文字形式的變革,而對文學內容的革新則闡發不足。周作人於1918年12月發表《人的文學》一文,主張一切文學都應以人道主義為本。胡適盛讚該文是“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十餘年後,胡編選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特將周文收入,認定其確立新文學中心觀念的理論意義。其實,崇尚人道價值,胡並非遜於周,朱自清即嘗言:周啟明氏提倡人道主義文學,而胡適之的許多作品“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故而,“五四”前夕在有關婦女、兒童問題的討論中,胡、周就“貞操問題”“老子與兒子”等敏感話題迭發新論,一時驚世駭俗。與此同時,胡適熱衷“詩體解放”,嘗試著創作白話新詩,雖應者寥寥,卻篤志獨行。周作人對此大為感佩,儘管自知非詩人者流,竟也陸續發表數十首新詩,投身胡記“實驗”之中。而胡對周的長詩《小河》尤為激賞,讚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破例將其刊於《新青年》1919年二月號卷首。
  如果說,胡、周在文化建設上頗多一致,那麼當涉及社會改造時,二人則顯露歧異。“五四”時期,周作人醉心於“新村”運動,連續撰文介紹日本的新村,並專程赴日參觀,回國後即擬成立“新村北京支部”。此舉深得一些北大同人及青年學生的積極響應,而胡適卻持反對態度。他在天津等地所作演說中,公開批評新村運動是避世的“獨善的個人主義”,無異於古代的山林隱逸。為此,周在《晨報副刊》撰文,向胡博士詳解新村宗旨,而胡隨即發表專文,提出深層質疑。二人論辯的核心,是改造社會與改造個人,何者為先。周主張,改造社會應首先改造個人;胡強調,個人與社會斷難分離,改造個人必先改造左右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在此問題上,二人各執己見,均難說服對方。其後,周組建新村支部,歷經三、四年,直至斷定“這種生活在滿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沒有多大覺世的效力”後,方放棄這一理想。值得注意的是,胡、周在改造社會與個人問題上的分歧,頗為本質地顯現出各自的處世取向,這未嘗不是二人日後一積極人世,一孤坐“苦雨齋”的內在緣由。
  在“五四”精英中,胡適以少年新進,素來鋒頭健、優越感強,對非歐美派同人時常譏之以“淺”,但他不曾輕慢周作人。周的國學根柢不在胡下,其西學素養二人亦大抵相當,而在古希臘和日本文化方面胡更自嘆不如。在胡看來,周乃數以萬計留日學生中之佼佼者。當然,周對胡常領風氣之先的地位亦基本認同。故自1919年始,胡、周之間過從頻繁,私交日深。胡多次邀周共議《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編輯事項,並於之在東興樓等處數度宴飲聚談。周亦曾興致勃勃與兄魯迅觀賞胡創作的新劇《終身大事》。胡將自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贈送給周,周則回贈自編《歐洲文學史》和譯集《點滴》。二人共同參與“新潮社”活動,與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骨幹來往頻繁;二人亦熱心贊助工讀互助團,為其募款,推動該事業的開展。同時,他們都是國語統一會成員,曾與朱希祖等聯名向教育部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胡參與其中的“世界叢書社”,特請周代審日文譯稿,胡還建議周將《點滴》以後的譯作結集交該社印行。這期間,周不時造訪鐘鼓寺胡寓,胡亦數度光顧八道灣周宅。與周氏兄弟的幾次長談,使胡適深感:周家昆仲的天分都很高,尤以周作人“能賞識日本的真正文化”。當他從《詩》雜誌 ​​上讀到周譯日本俗歌四十首,竟愛不釋手,連錄其中六首於日記之中。胡曾為上海愛國女校編選四年制 ​​中學國文教材,其第一年為:周作人《域外小說集》、《林琴南譯小說》等。
  1921年夏,胡適到商務印書館謀劃改革方案,同時,他還辦妥周作入託付的私事:介紹其弟周建人進商務任職。同年,燕京大學欲聘一位深通中外文學的學者任中文系主任,授予全權推行教學改革,他們選中了胡適。胡認為周作人實乃最合適人選,轉而推薦,並函勸周獨當一面去辦好這個中文系。此前,周在燕京作過學術演說,與該校相互了解,經胡從中推動,遂一拍即合。翌年3月,周在胡的家中與燕京校長司徒雷登見面,商定兼職事宜。此後,周便開始了“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的生活,周氏涉足燕大,確乎為白話文學開闢“一個新領土”。此時的胡、周,書信不斷,胡定期將日文刊物《支那學》送周瀏覽,周則抱病為《嘗試集》再版作刪訂工作。他們的交誼甚至表現於個人經濟方面,周氏日記即有“遇適之,借來百五十元”;“上午往訪適之,借洋百元”的記載。可見二人關係發展之一斑。
  二十年代前期,胡、周在維護新文化成果方面仍繼續合作。1922年初,胡先嘯在《學衡》創刊號發表《評〈嘗試集〉》一文,稱白話詩趨於極端,是“死文學”。面對挑戰,周作人揮筆上陣,以“式芬”筆名在《晨報》撰文予以“匡謬”。3月間,胡適為《申報》所作長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總結近年新文學成果,特別提及:“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可是新思潮的消退,使周作人“深抱杞憂”,他發表雜感《思想界的傾向》謂:“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它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複古和排外。”胡適為此撰文,勸勉周君“不消悲觀”,因為時下之國粹“只是退潮的一點回波,樂終的一點尾聲”而已。出於這份自信和樂觀,胡創辦了《努力》週報,並向周索稿。周的“杞憂”雖未消除,卻也贊同胡的“努力”,他向該報提供了譯詩和雜感等稿件。1923年10月,《努力》停刊,周稱此為“一件可惜的事”,特撰文對胡銳意於“思想革命”深表嘆服。不久,《胡適文存》和周作人《自己的園地》二書同遭北洋政府查禁。
  二十年代中、後期,胡適與周作人在一些問題上意見相左,從私下規勸到公開責難,二人關係一度疏離。1924年冬,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廢帝溥儀出宮,胡適公開指責馮部無 ​​視約定,以強暴行之,“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周作人對胡此舉頗不以為然,致長信予胡,直抒己見:清室既曾復辟,便無優待可言,民國留此禍根,實屬危險,馮部所為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胡認為周感情用事,缺乏寬容。1925年秋,胡適在武昌大學發表演說,對《詩經》中一些詩句作了大膽的新解釋。周聞知即在《晨報副刊》撰文,不客氣地指出胡的錯處,批評胡對《詩經》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還中著傳統之毒”,甚而以“武斷”、“專制”等語相譏,詞氣已稍嫌苛嚴。此時,周與胡《現代評論》社的朋友陳源、徐志摩之間正進行著激烈筆戰。周與陳、徐諸人原有交往,即所謂“謬托知己”,其反目,蓋緣於“女師大風潮”中各自立場不同。周對教育總長章士釗處置女師大之舉措深惡痛絕,而陳源乃“現代評論社第一個捧章的人”。胡適對章的態度,亦與周有別:當周作人等四十餘名北大教師聯名發表反 ​​章宣言時,胡適卻阻止北大評議會因反章而欲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力主不捲入風潮。胡未介入周、陳間的筆戰,保持“中立”,而周則責其假裝超然,暗地偏袒一方。因而,1926年5月,胡適誠懇函勸周氏兄弟和陳源消除自家人的誤解,結束這場“無頭官司”,雖滿懷善意,卻未得回應。及至翌年,國民黨實行“清黨”,周還對胡身居上海卻對政治屠戮視若無睹而有所訾議。
  胡、周關係的改善,是在1929年。是年4月以後,胡適在《新月》雜誌 ​​連續撰文,抨擊國民政府,呼籲制定憲法保障人權。此舉深得知識界的佩服,卻招致國民黨當局的非難和威脅。正當胡承受重壓之時,8月,周作人從北平寫來一信,勸胡小心為妙,最好离滬北返,仍教書做書,並說自己如此直言,“未免有交淺言深之嫌吧?我彷彿覺得'有',又覺得沒有”。胡大為感動,隨即覆函謂:“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危難之際,得肺腑良言,益感故友之情。由此,胡、周重修舊好,雖遠暌異地,卻書信頻頻,互通心跡。
  1930年底,胡適遷回北平,仍供職於北大,胡、周間有更多機會綿續私誼。不久,徐志摩遇空難,胡痛惜之 ​​餘,試請周為《新月》“志摩紀念號”撰稿,周捐棄前嫌,慨然應允。胡甚感欣慰,寄快信給編輯邵洵美,請其不惜將“紀念號”推遲一期,以待周文。周所作《志摩紀念》遂與胡適、陸小曼等人的文章共刊於《新月》特大號上。周文寫道:我與志摩的交情不算頂深,可引動悲酸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這篇小文的次序和內容差不多是套適之在追悼會所發表的演辭的。”足見此時胡、周之洽契。1933年夏,周將自己精心翻譯的《希臘擬曲》稿交胡,由胡主管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輯委員會資助出版,並得到該會最高稿酬。周在序文中稱,該書是從事翻譯以來最費時耗力的一項工作,其間深懼出力不討好,“如沒有適之先生的激勵,十之七八是中途擱筆了。”周自學生時代即習古希臘文,此書得以印行,使他深自慶幸「這三十年來的岔路不完全白走」。
  胡適生平提倡傳記文學,同時也有意將古籍中的好傳記整理出版,他選中汪龍莊的《病榻夢痕錄》。汪氏乃紹興先正,故胡首先徵詢周作人的意見,請其相助。1935年前後,胡決意自己標點《病榻夢痕錄》付梓,周將自藏的該書道光六年和鹹豐元年兩個刊本借予胡校勘,並助其考訂出胡所藏版本即嘉慶元年汪氏初刻本。胡向周表示:“老兄若能許我寫一序,我一定點完此書。”這期間,周時常將友人的書稿托胡代為設法,並曾就北大購買李大釗所遺書籍事宜請胡催促校長蔣夢麟從速辦理,周的幾筆稿酬亦由胡與商務印書館聯繫、代領;胡則就北大文學院裁員向周了解內情,探求其意,以決定去取。1936年4月,周參與創辦的《歌謠》周刊在停刊十年後,經胡鼎力相助得以復刊,他們二人分別為複刊號撰寫“復刊詞”和題簽刊頭。在整個三十年代,胡、周相互贈詩、和詩,綿綿不絕。當胡收到周那首有名的“五十自壽詩”後,隨即步原韻連和兩首寄周,內有贊周詩句云:“能從骨董尋人味,不慣拳頭打死蛇。”於遊戲文字中,表露出對老友的深切體認。
  就思想文化而言,胡、周於三十年代大體合多分少,這主要表現在二人刊於《獨立評論》上的數通信函。胡適於該刊第103期以後,針對社會上倡揚固有文化重振民族自信的主張,接連三論《信心與反省》,提出國人對於傳統文化應做深刻反省,否則民族自信將誤入歧途。然而,一些青年不贊成胡的觀點,與之論辯,使胡窮於招架。此時,周作人站出來支持胡適的觀點,他發表來函稱,時下高揚國故原即老新黨說過的“中學為體”,

國人至今徘徊歧路,實為固有文化所誤。在此,人們彷彿又看到胡、周“五四”時代“魯莽滅裂”的身影。1936年5月,《獨立評論》刊出王了一(王力)的文章,提議加快漢字拼音化進程,該文代表了當時新文字運動的要求。半月後,該刊同時發表周作人、胡適關於“國語與漢字”的通信。周認為,漢字拉丁化固然好,但現實的做法只能是:語言用普通的白話,文字用習慣的漢字,文章用白話文,捨此,方言、拼音字均難通行。胡稱:周的“這個主張最合理”,因為文字改革非一蹴而就,時值國難,尤應以現行語言文字聯絡民族感情。胡、周二人的“低調”,引來熱衷改革之士的不滿。同年8月,胡繩在《生活教育》雜誌 ​​撰文批評道:“胡、周二先生並不是崇信中國本位文化的人,但在語文改革問題上,他們不自覺地幾乎走到這一陷阱中間去了。”在一些青年看來,胡、周此時已成為時代落伍者。
  1937年6月,《獨立評論》發表一位“中學國文教師”(梁實秋)致胡適的信,責怪卞之琳的詩《第一盞燈》和何其芳的散文《扇上的煙雲》等作品,是讓人看不懂的“糊塗文”,此文風引青年“相率墮入魔道”。胡作按語稱:這確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作詩文使人看不懂,顯係文字表現力太差。周作人對此持異議,他致函胡謂:此問題應從教育和文藝分別論之,中學國文固應曉暢,文藝創作即使晦澀亦不失一種風格,不能以是否看得懂衡量作品之優劣。此函刊於《獨立評論》第241期,胡在該期“後記”寫道:作文首先須讓“他人”看懂,追求風格而作成糊塗文,終為“賢智之過”。胡、周間類似的學術分歧還有一些,不過二人“世故漸深”,均能平心靜氣,款款論之,反增雅趣。
  然而,每當涉及社會政治,胡、周不同的處世取向便明顯突現出來。“九一八”以後胡適數蒙當軸垂詢,儼然“國士”;周作人則始終埋首“蕭蕭南窗下”,自號苦雨僧,純然一“隱士”。周認定胡為治學之才,參政非其所長,總是勸胡歸於“靜”,但胡亦學亦政,亂世不“忍”。1933年春,熱河失守,長城抗戰,舉國群情激憤。可是,胡連發“冷靜”言論,聲言:“我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為此,胡被輿論斥為“民族敗類”。周深悉老友的苦心,遂溫語相勸。胡承認自己感情衝動,“說話不顧時諱”,接受了周的勸告。周言之於胡,不無冷卻作用,但絕無“根治”效能。1936年初,北平學生奔走抗日,屢屢周課,胡極力阻止,勢成對立。周再次函勸胡:多事之秋,莫如專心治學,少管世事。此次,胡回覆長信,盡訴心曲:“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此信念已成“個人的宗教”,且生平信奉孔仲尼、王介甫之輩積極入世之人生態度,“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胡還寫道:“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 ,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此是涵養功深,不易學到。”胡實際上婉言回絕了周的規勸,並點明此乃“性情”使然。
  抗戰爆發後,周作人留居北平,引起世人重重疑慮。1938年8月,胡適從倫敦給周寄來“海天萬里八行詩”,勸他識得輕重,“飄然南行”。此詩看似諧戲,實則誠懇忠告。周回复十六行詩,告以礙難遠行,決計“苦住”。如果說,胡先前屢違周氏“專心治學”的規勸,終致遺留數卷“半部書”而不無抱憾,那麼周此次漠視胡的良言,因之污損一世“清名”,也斷送掉自己的後半生……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胡適回任北大校長,此時周作人正在南京受審。鑑於他們以往的關係,胡的有關言動頗受關注。俞平伯即曾懇請胡出面救助,因為“知知堂者莫如先生”。胡顯然並未割捨與周的情誼,《大公報》有關胡稱“我與周仍舊是朋友“的報導並非虛構。不過,在公開場合胡對“周案”較為審慎,尤其傅斯年為此提醒他“莫授人以柄”之後更是如此。對於「周案」審理,胡只做了一件事:以北大名義覆函法院,證明淪陷期間校產及圖書“尚無損失,且有增加”。該證明為減判周的刑期不無作用,胡因而招致輿論譏刺。及至1947年周的藏書將被拍賣,還有人請胡出面妥為處置。
  1949年1月,由於時局變化,周作人被保釋來到上海,而胡適逃離北平,亦南下抵滬。此後兩月餘,二人同在一地。據載:胡幾次約周聚談,周均辭謝,胡又託人勸周往港、台任教,周不想淪為“白俄”,反而托友人勸胡“回北平至少也不要離開上海”。可知胡、周確曾間接接觸。頗堪探尋的是,周在滬期間走訪沈尹默等老友,卻不肯赴胡之約,原因何在?所謂“怨胡食言未能堅守北大”云云,不足置信。此時,周北歸之心已定,對新生的政權抱有希望,不願同與舊政權關係甚深之老友有更多拉扯,似是其屢辭胡約的深層因由。聯繫此時周張揚早年與毛澤東往來一事,更可佐證上述推斷。
  十年之後,胡、周均屆遲暮,尚不時念及對方。1959年2月,胡在台接受采訪,談文學革命屢屢提起周,甚至說,敵偽時周“確為北大做了事,買了幾批有價值的書”。幾乎同時,周始撰回憶錄,內中讚嘆胡在婚姻上“不忘故劍,令人欽佩”。胡作古後,周特別加寫“胡適之”一節,感念亡友當年給予自己的助益。胡、周交往,數十年間峰迴路轉,分合聚散,在在映現出近世文化人之歷史命運和不同遭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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