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4.28周作人致鮑耀明
"......胡君的確有他可愛處......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 (尋常朋友) 當初不曾熱烈的捧他隨後也不曾逐隊的罵他.......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
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知堂書信
周作人 胡適之等人在北平時 周日都服務訪客 (作禮拜)
......洪炎秋1967年7月發表 的〈我所認識的周作人〉一文寫到「在台灣要找為周作人先生寫介紹文章的人，在我心目中，有鄭騫教 授和許世瑛教授，都比我更夠格。鄭兄出身燕京，許兄出身清華，都是國文系的正統學生，同受過周先生的耳提面命，可以說是他的『直系弟子』」「後來鄭、許兩 兄和我都在大學教書，大家也都時常到八道灣的苦雨齋去請教。周先生也和當時幾位名教授一樣，星期天的早上，一定把客廳開放，來者不拒，誰都可以到那裡去聊 天，鄭、許兩兄，幾乎每週必到，我則偶然去走走而已，所以他們兩位對周先生的了解，比我深得多。」。
1922年胡適日記1922.3.4 啟明在北大用違所長很可惜的故我想他出去(HC: 燕京)獨當一面
周1921年先後譯出《雜譯日本詩30首》、《日本俗歌8首》、《日本俗歌40首》(胡適1922年日記中說"可愛極了") 等,開始理解、
枯枝上烏鴉的定集了，秋天的晚。許多聲音呼著晚潮的貝類呀，春天的風。給他吮著養育起來罷，養花的雨。柳葉落了，泉水乾了，石頭處處。易水上流著，蔥葉的寒冷呀。
周作人晚年回答香港友人的提問:關於胡適
兩人主要是淡淡君子之交 早年周不追捧胡 晚年也沒加入聲討胡之隊伍
魯迅被捧為反胡 其實是浪得虛名--1966-2/19
《周作人年譜》張菊香張鐵榮編
除致胡適六封信之外
西洋也有臭蟲
國語與漢字
兩篇也是致胡適
知堂書信
未收之書話《案山子》即從胡適《四十自述》引起
《知堂回想錄》中的胡適
網路上不知道有沒周作人的 知堂回想錄
昔日在香港發表後 台灣有翻印
此書七百多頁 內容相當豐富
161節 北大感舊錄 (七) 頁497-502 寫胡適之 "他一生的言行 到今日蓋棺論定 自然會有結論出來 我這裏只就個人間的交涉記述一二.....交涉一總共三回....."
翻譯的稿費都爭取到相當高 一般千自二元 他翻譯的小說可拿五元 中基金會的希臘擬曲更是十元
(稿費400元 買了二畝墳地..."於我卻有極大的好觸......"
文中要點是 1938年8月4日胡適給他的名詩 和周9月21日的和詩...
最後一封是胡適 1939年12月13寫的
兩張照片詩三首 今日開封一惘然
無人認得胡安定 扔在空箱過一年
胡適日記1922.2.4日 附此文 以“式芬”筆名在《晨報》撰文予以“匡謬”。讀之很不俗
果然揮筆上陣的周作人，.....
張曉唯：“交淺言深”：周作人與胡適
● 張曉唯
“五四”以來，胡適和周作人均雄踞文壇，各具影響。二人協力從事思想啟蒙和新文學創作，由此締結情誼，交往數十年之久。在社會政治及學術文化諸方面，他們既曾契默合作，亦嘗公開辯難；而私交則由淺漸深，以至相互敞露心扉，坦誠勸勉，卻又始終難以成為至友。周作人不曾達到丁文江、徐志摩等歐美派人士與胡適之間的那種親密關係，胡適亦難望像錢玄同、劉半農那樣與周作人保持情趣上的高度契合。但胡、周之間又確乎存有那麽一種“文士情緣”。這種淡而有味的君子之交，在近世文壇上頗堪關注。
胡適和周作人的交往始自1917年。年初，在家鄉紹興教書的周作人，從其兄魯迅寄來的《新青年》雜誌 上讀到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等文，對其中“今日當以白話文為正宗”的主張大為讚許。4月間，周到北京大學任職，在文科學長陳獨秀處得知留美青年胡適的若干詳情。9月，胡適應聘進北大，在一偶然場合，與周作人初遇，其時周三十三歲，胡二十六歲。此後，二人同為文科教授，不時相遇於馬神廟的教員休息室——“卯字號”，又在12月共同參加小說研究組活動，其接觸機會可謂不少。然他們之間首次較為深入的交談，卻是在翌年3月15日。是日下午，周作人在小說組聽胡適作《論短篇小說》的講演後，“與適之談，七時返寓”。直至1918年底，周除了禮節性地將早年的譯作《域外小說集》託人轉贈給胡，並將幾篇譯稿和《隨感錄》交胡編入《新青年》之外，二人的交往還相當有限。
與胡適、周作人這種平淡關係適成對照的，是周與劉半農迅速建立的友誼。胡、劉幾乎同時進北大，又幾乎同時與周相識，他們是參加小說組活動僅有的三位教師。周、劉相識之後過從甚密，即令周暑期返裡，二人仍書信頻頻，以後又結為通家之好。由這種相見恨晚的交誼反觀胡、周，即可發現，二人在性格氣質、教育背景等方面均存在差異，這使得他們在交往之初總是有意無意地保持著某種距離。
不過，新文化運動步入高潮後，新舊對立，胡、周二人共處同一營壘，幾個回合下來，彼此相知漸深，繼而相善。胡適倡行白話文，較為偏於文字形式的變革，而對文學內容的革新則闡發不足。周作人於1918年12月發表《人的文學》一文，主張一切文學都應以人道主義為本。胡適盛讚該文是“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十餘年後，胡編選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特將周文收入，認定其確立新文學中心觀念的理論意義。其實，崇尚人道價值，胡並非遜於周，朱自清即嘗言：周啟明氏提倡人道主義文學，而胡適之的許多作品“也正是這種思想，不過未加提倡罷了”。故而，“五四”前夕在有關婦女、兒童問題的討論中，胡、周就“貞操問題”“老子與兒子”等敏感話題迭發新論，一時驚世駭俗。與此同時，胡適熱衷“詩體解放”，嘗試著創作白話新詩，雖應者寥寥，卻篤志獨行。周作人對此大為感佩，儘管自知非詩人者流，竟也陸續發表數十首新詩，投身胡記“實驗”之中。而胡對周的長詩《小河》尤為激賞，讚為“新詩中的第一首傑作”，破例將其刊於《新青年》1919年二月號卷首。
如果說，胡、周在文化建設上頗多一致，那麼當涉及社會改造時，二人則顯露歧異。“五四”時期，周作人醉心於“新村”運動，連續撰文介紹日本的新村，並專程赴日參觀，回國後即擬成立“新村北京支部”。此舉深得一些北大同人及青年學生的積極響應，而胡適卻持反對態度。他在天津等地所作演說中，公開批評新村運動是避世的“獨善的個人主義”，無異於古代的山林隱逸。為此，周在《晨報副刊》撰文，向胡博士詳解新村宗旨，而胡隨即發表專文，提出深層質疑。二人論辯的核心，是改造社會與改造個人，何者為先。周主張，改造社會應首先改造個人；胡強調，個人與社會斷難分離，改造個人必先改造左右個人的種種社會勢力。在此問題上，二人各執己見，均難說服對方。其後，周組建新村支部，歷經三、四年，直至斷定“這種生活在滿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沒有多大覺世的效力”後，方放棄這一理想。值得注意的是，胡、周在改造社會與個人問題上的分歧，頗為本質地顯現出各自的處世取向，這未嘗不是二人日後一積極人世，一孤坐“苦雨齋”的內在緣由。
在“五四”精英中，胡適以少年新進，素來鋒頭健、優越感強，對非歐美派同人時常譏之以“淺”，但他不曾輕慢周作人。周的國學根柢不在胡下，其西學素養二人亦大抵相當，而在古希臘和日本文化方面胡更自嘆不如。在胡看來，周乃數以萬計留日學生中之佼佼者。當然，周對胡常領風氣之先的地位亦基本認同。故自1919年始，胡、周之間過從頻繁，私交日深。胡多次邀周共議《新青年》和《每週評論》的編輯事項，並於之在東興樓等處數度宴飲聚談。周亦曾興致勃勃與兄魯迅觀賞胡創作的新劇《終身大事》。胡將自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贈送給周，周則回贈自編《歐洲文學史》和譯集《點滴》。二人共同參與“新潮社”活動，與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骨幹來往頻繁；二人亦熱心贊助工讀互助團，為其募款，推動該事業的開展。同時，他們都是國語統一會成員，曾與朱希祖等聯名向教育部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胡參與其中的“世界叢書社”，特請周代審日文譯稿，胡還建議周將《點滴》以後的譯作結集交該社印行。這期間，周不時造訪鐘鼓寺胡寓，胡亦數度光顧八道灣周宅。與周氏兄弟的幾次長談，使胡適深感：周家昆仲的天分都很高，尤以周作人“能賞識日本的真正文化”。當他從《詩》雜誌 上讀到周譯日本俗歌四十首，竟愛不釋手，連錄其中六首於日記之中。胡曾為上海愛國女校編選四年制 中學國文教材，其第一年為：周作人《域外小說集》、《林琴南譯小說》等。
1921年夏，胡適到商務印書館謀劃改革方案，同時，他還辦妥周作入託付的私事：介紹其弟周建人進商務任職。同年，燕京大學欲聘一位深通中外文學的學者任中文系主任，授予全權推行教學改革，他們選中了胡適。胡認為周作人實乃最合適人選，轉而推薦，並函勸周獨當一面去辦好這個中文系。此前，周在燕京作過學術演說，與該校相互了解，經胡從中推動，遂一拍即合。翌年3月，周在胡的家中與燕京校長司徒雷登見面，商定兼職事宜。此後，周便開始了“上午往北大，下午往燕大”的生活，周氏涉足燕大，確乎為白話文學開闢“一個新領土”。此時的胡、周，書信不斷，胡定期將日文刊物《支那學》送周瀏覽，周則抱病為《嘗試集》再版作刪訂工作。他們的交誼甚至表現於個人經濟方面，周氏日記即有“遇適之，借來百五十元”；“上午往訪適之，借洋百元”的記載。可見二人關係發展之一斑。
二十年代前期，胡、周在維護新文化成果方面仍繼續合作。1922年初，胡先嘯在《學衡》創刊號發表《評〈嘗試集〉》一文，稱白話詩趨於極端，是“死文學”。面對挑戰，周作人揮筆上陣，以“式芬”筆名在《晨報》撰文予以“匡謬”。3月間，胡適為《申報》所作長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總結近年新文學成果，特別提及：“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可是新思潮的消退，使周作人“深抱杞憂”，他發表雜感《思想界的傾向》謂：“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國粹主義勃興的局面，它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複古和排外。”胡適為此撰文，勸勉周君“不消悲觀”，因為時下之國粹“只是退潮的一點回波，樂終的一點尾聲”而已。出於這份自信和樂觀，胡創辦了《努力》週報，並向周索稿。周的“杞憂”雖未消除，卻也贊同胡的“努力”，他向該報提供了譯詩和雜感等稿件。1923年10月，《努力》停刊，周稱此為“一件可惜的事”，特撰文對胡銳意於“思想革命”深表嘆服。不久，《胡適文存》和周作人《自己的園地》二書同遭北洋政府查禁。
二十年代中、後期，胡適與周作人在一些問題上意見相左，從私下規勸到公開責難，二人關係一度疏離。1924年冬，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廢帝溥儀出宮，胡適公開指責馮部無 視約定，以強暴行之，“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周作人對胡此舉頗不以為然，致長信予胡，直抒己見：清室既曾復辟，便無優待可言，民國留此禍根，實屬危險，馮部所為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胡認為周感情用事，缺乏寬容。1925年秋，胡適在武昌大學發表演說，對《詩經》中一些詩句作了大膽的新解釋。周聞知即在《晨報副刊》撰文，不客氣地指出胡的錯處，批評胡對《詩經》句句求解其意的方法，是“還中著傳統之毒”，甚而以“武斷”、“專制”等語相譏，詞氣已稍嫌苛嚴。此時，周與胡《現代評論》社的朋友陳源、徐志摩之間正進行著激烈筆戰。周與陳、徐諸人原有交往，即所謂“謬托知己”，其反目，蓋緣於“女師大風潮”中各自立場不同。周對教育總長章士釗處置女師大之舉措深惡痛絕，而陳源乃“現代評論社第一個捧章的人”。胡適對章的態度，亦與周有別：當周作人等四十餘名北大教師聯名發表反 章宣言時，胡適卻阻止北大評議會因反章而欲與教育部脫離關係，力主不捲入風潮。胡未介入周、陳間的筆戰，保持“中立”，而周則責其假裝超然，暗地偏袒一方。因而，1926年5月，胡適誠懇函勸周氏兄弟和陳源消除自家人的誤解，結束這場“無頭官司”，雖滿懷善意，卻未得回應。及至翌年，國民黨實行“清黨”，周還對胡身居上海卻對政治屠戮視若無睹而有所訾議。
胡、周關係的改善，是在1929年。是年4月以後，胡適在《新月》雜誌 連續撰文，抨擊國民政府，呼籲制定憲法保障人權。此舉深得知識界的佩服，卻招致國民黨當局的非難和威脅。正當胡承受重壓之時，8月，周作人從北平寫來一信，勸胡小心為妙，最好离滬北返，仍教書做書，並說自己如此直言，“未免有交淺言深之嫌吧?我彷彿覺得'有'，又覺得沒有”。胡大為感動，隨即覆函謂：“生平對於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隔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相去雖遠，相期至深。此次來書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願望，歡喜之至，至於悲酸。”危難之際，得肺腑良言，益感故友之情。由此，胡、周重修舊好，雖遠暌異地，卻書信頻頻，互通心跡。
1930年底，胡適遷回北平，仍供職於北大，胡、周間有更多機會綿續私誼。不久，徐志摩遇空難，胡痛惜之 餘，試請周為《新月》“志摩紀念號”撰稿，周捐棄前嫌，慨然應允。胡甚感欣慰，寄快信給編輯邵洵美，請其不惜將“紀念號”推遲一期，以待周文。周所作《志摩紀念》遂與胡適、陸小曼等人的文章共刊於《新月》特大號上。周文寫道：我與志摩的交情不算頂深，可引動悲酸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這篇小文的次序和內容差不多是套適之在追悼會所發表的演辭的。”足見此時胡、周之洽契。1933年夏，周將自己精心翻譯的《希臘擬曲》稿交胡，由胡主管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輯委員會資助出版，並得到該會最高稿酬。周在序文中稱，該書是從事翻譯以來最費時耗力的一項工作，其間深懼出力不討好，“如沒有適之先生的激勵，十之七八是中途擱筆了。”周自學生時代即習古希臘文，此書得以印行，使他深自慶幸「這三十年來的岔路不完全白走」。
胡適生平提倡傳記文學，同時也有意將古籍中的好傳記整理出版，他選中汪龍莊的《病榻夢痕錄》。汪氏乃紹興先正，故胡首先徵詢周作人的意見，請其相助。1935年前後，胡決意自己標點《病榻夢痕錄》付梓，周將自藏的該書道光六年和鹹豐元年兩個刊本借予胡校勘，並助其考訂出胡所藏版本即嘉慶元年汪氏初刻本。胡向周表示：“老兄若能許我寫一序，我一定點完此書。”這期間，周時常將友人的書稿托胡代為設法，並曾就北大購買李大釗所遺書籍事宜請胡催促校長蔣夢麟從速辦理，周的幾筆稿酬亦由胡與商務印書館聯繫、代領；胡則就北大文學院裁員向周了解內情，探求其意，以決定去取。1936年4月，周參與創辦的《歌謠》周刊在停刊十年後，經胡鼎力相助得以復刊，他們二人分別為複刊號撰寫“復刊詞”和題簽刊頭。在整個三十年代，胡、周相互贈詩、和詩，綿綿不絕。當胡收到周那首有名的“五十自壽詩”後，隨即步原韻連和兩首寄周，內有贊周詩句云：“能從骨董尋人味，不慣拳頭打死蛇。”於遊戲文字中，表露出對老友的深切體認。
就思想文化而言，胡、周於三十年代大體合多分少，這主要表現在二人刊於《獨立評論》上的數通信函。胡適於該刊第103期以後，針對社會上倡揚固有文化重振民族自信的主張，接連三論《信心與反省》，提出國人對於傳統文化應做深刻反省，否則民族自信將誤入歧途。然而，一些青年不贊成胡的觀點，與之論辯，使胡窮於招架。此時，周作人站出來支持胡適的觀點，他發表來函稱，時下高揚國故原即老新黨說過的“中學為體”，
國人至今徘徊歧路，實為固有文化所誤。在此，人們彷彿又看到胡、周“五四”時代“魯莽滅裂”的身影。1936年5月，《獨立評論》刊出王了一（王力）的文章，提議加快漢字拼音化進程，該文代表了當時新文字運動的要求。半月後，該刊同時發表周作人、胡適關於“國語與漢字”的通信。周認為，漢字拉丁化固然好，但現實的做法只能是：語言用普通的白話，文字用習慣的漢字，文章用白話文，捨此，方言、拼音字均難通行。胡稱：周的“這個主張最合理”，因為文字改革非一蹴而就，時值國難，尤應以現行語言文字聯絡民族感情。胡、周二人的“低調”，引來熱衷改革之士的不滿。同年8月，胡繩在《生活教育》雜誌 撰文批評道：“胡、周二先生並不是崇信中國本位文化的人，但在語文改革問題上，他們不自覺地幾乎走到這一陷阱中間去了。”在一些青年看來，胡、周此時已成為時代落伍者。
1937年6月，《獨立評論》發表一位“中學國文教師”（梁實秋）致胡適的信，責怪卞之琳的詩《第一盞燈》和何其芳的散文《扇上的煙雲》等作品，是讓人看不懂的“糊塗文”，此文風引青年“相率墮入魔道”。胡作按語稱：這確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作詩文使人看不懂，顯係文字表現力太差。周作人對此持異議，他致函胡謂：此問題應從教育和文藝分別論之，中學國文固應曉暢，文藝創作即使晦澀亦不失一種風格，不能以是否看得懂衡量作品之優劣。此函刊於《獨立評論》第241期，胡在該期“後記”寫道：作文首先須讓“他人”看懂，追求風格而作成糊塗文，終為“賢智之過”。胡、周間類似的學術分歧還有一些，不過二人“世故漸深”，均能平心靜氣，款款論之，反增雅趣。
然而，每當涉及社會政治，胡、周不同的處世取向便明顯突現出來。“九一八”以後胡適數蒙當軸垂詢，儼然“國士”；周作人則始終埋首“蕭蕭南窗下”，自號苦雨僧，純然一“隱士”。周認定胡為治學之才，參政非其所長，總是勸胡歸於“靜”，但胡亦學亦政，亂世不“忍”。1933年春，熱河失守，長城抗戰，舉國群情激憤。可是，胡連發“冷靜”言論，聲言：“我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為此，胡被輿論斥為“民族敗類”。周深悉老友的苦心，遂溫語相勸。胡承認自己感情衝動，“說話不顧時諱”，接受了周的勸告。周言之於胡，不無冷卻作用，但絕無“根治”效能。1936年初，北平學生奔走抗日，屢屢周課，胡極力阻止，勢成對立。周再次函勸胡：多事之秋，莫如專心治學，少管世事。此次，胡回覆長信，盡訴心曲：“我相信多事總比少事好，有為總比無為好。”此信念已成“個人的宗教”，且生平信奉孔仲尼、王介甫之輩積極入世之人生態度，“嗜好已深，明知老莊之旨亦自有道理，終不願以彼易此。”胡還寫道：“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時時發'諄諄之言' ，但胸襟平和，無緊張之氣象，此是涵養功深，不易學到。”胡實際上婉言回絕了周的規勸，並點明此乃“性情”使然。
抗戰爆發後，周作人留居北平，引起世人重重疑慮。1938年8月，胡適從倫敦給周寄來“海天萬里八行詩”，勸他識得輕重，“飄然南行”。此詩看似諧戲，實則誠懇忠告。周回复十六行詩，告以礙難遠行，決計“苦住”。如果說，胡先前屢違周氏“專心治學”的規勸，終致遺留數卷“半部書”而不無抱憾，那麼周此次漠視胡的良言，因之污損一世“清名”，也斷送掉自己的後半生……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胡適回任北大校長，此時周作人正在南京受審。鑑於他們以往的關係，胡的有關言動頗受關注。俞平伯即曾懇請胡出面救助，因為“知知堂者莫如先生”。胡顯然並未割捨與周的情誼，《大公報》有關胡稱“我與周仍舊是朋友“的報導並非虛構。不過，在公開場合胡對“周案”較為審慎，尤其傅斯年為此提醒他“莫授人以柄”之後更是如此。對於「周案」審理，胡只做了一件事：以北大名義覆函法院，證明淪陷期間校產及圖書“尚無損失，且有增加”。該證明為減判周的刑期不無作用，胡因而招致輿論譏刺。及至1947年周的藏書將被拍賣，還有人請胡出面妥為處置。
1949年1月，由於時局變化，周作人被保釋來到上海，而胡適逃離北平，亦南下抵滬。此後兩月餘，二人同在一地。據載：胡幾次約周聚談，周均辭謝，胡又託人勸周往港、台任教，周不想淪為“白俄”，反而托友人勸胡“回北平至少也不要離開上海”。可知胡、周確曾間接接觸。頗堪探尋的是，周在滬期間走訪沈尹默等老友，卻不肯赴胡之約，原因何在?所謂“怨胡食言未能堅守北大”云云，不足置信。此時，周北歸之心已定，對新生的政權抱有希望，不願同與舊政權關係甚深之老友有更多拉扯，似是其屢辭胡約的深層因由。聯繫此時周張揚早年與毛澤東往來一事，更可佐證上述推斷。
十年之後，胡、周均屆遲暮，尚不時念及對方。1959年2月，胡在台接受采訪，談文學革命屢屢提起周，甚至說，敵偽時周“確為北大做了事，買了幾批有價值的書”。幾乎同時，周始撰回憶錄，內中讚嘆胡在婚姻上“不忘故劍，令人欽佩”。胡作古後，周特別加寫“胡適之”一節，感念亡友當年給予自己的助益。胡、周交往，數十年間峰迴路轉，分合聚散，在在映現出近世文化人之歷史命運和不同遭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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