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資源 - 胡適紀念館
施肇基述，傅安明記，施肇基遺族印本，《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無出版項，1958年）；胡適序可惜只有這部分的自傳 ，贊美施肇基將大部分成績歸功下屬 ，可知下屬願意為此種領導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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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的世界The Many Worlds of Dr. Hu Shih: 傅安明《如沐春風二 ...
2011年5月24日 ... 《如沐春風二十年》內有許多很寶貴的第一手資料。譬如說，它附的胡適先生的一些文稿影印，包括胡適與傅安明談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的英譯的一些翻譯 ...胡適日記全集: 1953-1962 - Google 圖書結果
1942.5.19 日記.....有時蔣先生來電給我和他兩人的，他(宋)也不送給我看，就單獨答復了( 手下的施植之封人說的。)昨日我復雪挺一長電,特別抄了送給子文看,並且親筆寫信告訴他,意在問他如何答覆,他今天回我這封短信,說, ...
胡適日記全集: 1938-1949
... 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最後推薦施植之,許以「以私人助其疏尊輿論」。林斐成兄見此電稿,大不以為然,他不贊成我此時推卻此事。夜與復初長談,他也不贊成我推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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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日記》
1938年7月，胡適猶豫是否接駐美大使，起初拒絕，推薦施植之先生(7月26)。
8月23有晉麟先生向他說，施先生做為政治家之敬慎風度。
“…..做公使，每約了去見總統或外長，前一夕即不多睡，必將要說的話一一想出來，並擬A、B、C、D幾個可能的答復，又一一想好A答法應如何答之………
植之亦甚留心人才。
……他自己不是學者，而能用學者，甚不可及也。
施肇基（Alfred Sao-ke Sze，1877年4月10日－1958年1月3日），字植之，祖籍浙江省杭州府餘杭縣，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府吳江縣，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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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青少年時代
施先求學於南京，學習英語一年後因患腳氣病輟學，後於1888年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隨同中國駐美國公使楊儒赴美，任翻譯生，入華盛頓市立中心中學學習。1897年，伍廷芳代楊儒為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升任隨員，旋辭職入康奈爾大學學習。1899年，楊儒出任駐俄羅斯公使，將施肇基博士調來聖彼得堡，並委其以參贊身份隨同赴荷蘭海牙出席國際和平會議。其後，施返美繼續學業。
[編輯] 外交生涯
[編輯] 步入舞台
1902年，施肇基博士獲康奈爾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幕。1905年，隨同端方、戴鴻慈出使各國考察憲政，回國後被保舉為道員。之後歷任郵傳部、吉林省、外務部各職。辛亥革命爆發後，清駐美公使張蔭棠辭職，施肇基博士被任命為駐美、西班牙和秘魯公使，未及赴任，清廷已垮台。[編輯] 巴黎和會
1912年3月，施肇基博士入唐紹儀內閣，任交通及財政總長，不久因病辭職。1914年至1920年任駐英國公使，其中並與外交總長陸徵祥、顧維鈞(駐美)、王正廷(廣州政府代表)、魏宸組(駐比)等人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1919年巴黎和會。會後，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出賣山東的和約上簽字。[編輯] 資深外交官
1921年，施肇基博士赴任駐美國公使，並以首席代表身份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華盛頓會議。之後至1929年，除了曾於1923年短暫回國代理外交總長之外，一直擔任中國駐美最高使節。1929年至1932年，再次任駐英公使，並任駐國際聯盟中國全權代表。1932年至1937年再任駐美公使，1935年兩國外交關係升格後任駐美大使。1937年辭職回國，不久抗日戰爭爆發，隱居上海。1941年，施赴美，歷任多職，其中包括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高級顧問。
留美博士施肇基在濱江關道黑龍江日報 （本網2007-02-24轉載）哈爾濱走過漫長的一百年，回眸，想起了濱江關道。關道衙門，從廢墟中站起來，卻遺忘了曾使它令洋人刮目相看的施肇基！施肇基，這位祖籍浙江杭縣的留美博士。 1908年至1910年裡的26個月，他曾被清廷以正四品頂戴委以哈爾濱海關道、濱江道道台。受任時雖年僅31歲，但小小年紀已有15年與洋人打交道的經歷。他16歲隨出使“美日秘國”的欽差大臣到華盛頓做翻譯學生。 22歲被清廷駐俄欽差大臣邀到聖彼得堡幫忙一年。 1902年留學回國，入張之洞幕府。 1905年，施肇基隨五大臣出國考察，時年28歲。第二年，出任京漢鐵路督辦。他是在京漢鐵路督辦的任上，被調任濱江關道的。委派這樣一位人才到開埠不久的哈爾濱出任道台，與其說朝廷對邊城的重視，不如說清廷對哈爾濱乃至極北邊疆形勢的憂慮。其時，與哈爾濱命運攸關的中東鐵路全線通車才5年，哈爾濱開埠設治不足三年。日俄戰爭硝煙未散，受戰爭刺激的各國列強紛紛插手東北事務，爭先湧入哈爾濱。沙俄於1907年1月14日在哈爾濱設立領事館，七天后，美國領事館便在哈爾濱掛牌；兩個月後，日本駐哈爾濱領事館開張；緊接著法國領事館在哈爾濱出現。此後，西班牙、德國等國家也相繼在哈爾濱開設領事館。哈爾濱陡然風緊雲急，成了列強角逐的新舞台。與此同時，由於日俄戰爭驅動，哈爾濱人口從1903年的四萬四千餘人，猛增至1905年的25萬人。其中，傅家店人口達15萬。偏偏此時，因沙俄戰敗，俄國在哈爾濱的勢力大大衰退，致使哈爾濱經濟蕭條，僅房租就下降了10－20倍。更為糟糕的是，首任濱江道道台杜學瀛雖因在任時“頹靡自私，罔知政體”被朝廷革職，但其初創的關道衙門徇私舞弊之風盛行，辦事效能低下。施肇基走馬上任，面對內政外交上的種種難題，自然想從整頓關道衙門入手。他就此事向道台衙門掌文案的畢祖光先生求教，畢祖光建議：“道署之人，不必多換，'就生不如就熟'，只要長官不貪，下屬焉敢舞弊？”施肇基虛心採納此議，從自己做起力戒徇私舞弊，除本人應得的“薪俸公費之外，不納分文額外收入”。結果，他到任後，“未換舊人，而前弊俱去”。按規定，濱江關道負有巡防吉林省西北一帶地方，兼管哈爾濱等處商埠以及關稅、刑名事務，下轄新城、雙城、賓州、五常四府和濱江、榆樹二廳及長壽、阿城二縣。事務繁雜程度及施肇基當時的心情，可從他的早年回憶中察知。他說，“餘在（濱江關道）任26個月……經辦事務煩而且重，前任後任無一終局者”。 （《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
偏偏他自己又是“一出洋學生，對國內情形隔膜”，如何不辜負國家委命，使自己擺脫在任“無終局”的命運，曾幾度困擾過施肇基。好在他畢竟受過良好的教育，經辦過大大小小的政務。在濱江關道處理本埠民事時，他一改前任專橫跋扈的作風，依靠道衙內畢祖光等屬員，發揮他們“思慮周詳，文筆圓到”的長處。由是關道政風為之一新。與此同時，施肇基集中精力以自己受過西方教育的優勢，經常拜訪各國駐哈爾濱的領事及中東路局，視察轄區的各處海關、商埠、處理錯綜複雜的涉外事務。他處理地方事務與外交的能力，很快征服了洋人。當時，“英國駐哈爾濱領事SIY嘗告同僚雲：此間交涉事項宜多遷就施道台，使其久於其任，施道台若離任，其規模辦法必皆隨之俱去。因其方法甚新，同時中國官吏不能行其法也。”（《施植之先生早年回憶錄》）洋人認識到施肇基執掌濱江關道的重要性，盡力維護他，這為施肇基處理涉外事宜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濱江關道最艱鉅的工作是處理轄區內沙俄侵犯中國主權的事。施肇基上任不久，即奉命與東三省總督代表到沙俄中東鐵路公司談判，收回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權。松花江航行管理權問題，一直是清政府的棘手問題。 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爆發“庚子事件”，俄軍乘機佔領東三省，同時藉機攫取了松花江航行管理權。中國政府多次指責沙俄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都無效。 1908年5月，施肇基到任後，對前任未能完成的這項任務，進行了仔細的調查分析。在第一次與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的談判中，施肇基就援引國際法，明確提出了撤消俄國在哈爾濱成立的水利會，收回松花江航行管理權的主張。由於施肇基談判有理有據，深得東三省總督的欣賞。後來，總督將談判事宜全部委託施肇基。施肇基在第二輪談判時（1908年10月），終於使沙俄低頭，同意撤消俄國在哈爾濱成立的水利會。 11月21日，施肇基代表中國政府接收了沙俄的水利會。在新的行船章程製訂前，中國方面製訂了《水利會暫行章程》，收回了松花江的航行管理權。接著，施肇基又於1909年6月為抵制俄船獨占松花江航運的局面，他奏請獲准宣布松花江對各國開放，並在哈爾濱、三姓、拉哈蘇蘇設立海關，開徵關稅。從有關史料看，施肇基在濱江關道任上遇到的最麻煩的事，是與清廷外務部一起反對沙俄在中東鐵路界內搞“自治”的陰謀。早在1902年，沙皇在俄羅斯全境推行城市自治。 1905年俄財政大臣提議，將俄城市自治規則推廣到中東鐵路租界內，並成立了相應的“哈爾濱實施自治問題審議委員會”。其用心，是想以“自治”為名，分裂、吞併中國領土。 1906年沙俄財政、外交、陸軍大臣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由俄國滿洲軍後方總司令伊万諾夫中將為首的“哈爾濱實施自治問題審議委員會”提出的所謂《哈爾濱自治草案》，並通過《在中東鐵路附屬地內建立民政處大綱》10條。這期間，清政府對此毫無反應。 1907年8月，沙俄財政部顧問希鮑夫來到哈爾濱，在哈爾濱逗留近半年，緊鑼密鼓策劃哈爾濱“自治”，通過、頒布了《哈爾濱自治公議會章程》。中國也未採取對策，等到施肇基上任，沙俄策劃的哈爾濱“自治”已進行兩次預選，一次正式選舉，產生了“公議會”、“公議會董事會”。董事會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已開了五六次會，從中東鐵路方面接受了商務、公園泵站、上下水、水塔、消防、教育、城市規劃、醫療衛生、房地產稅收等市政管理權，還頒布了《商業稅收規則》、《城市建設規則》、《保持街道衛生規則》、《房地產稅收規則》等條例。面對這種事實，清政府直到1909年3月，才派出外務部尚書兼會辦大臣梁效彥會同施肇基，與俄使廓索維茲，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等就在中東鐵路界內搞“自治”，設“公議會”的問題舉行談判。首次談判，無果而終。施肇基又設計利用美英與日俄的矛盾，抵製沙俄的哈爾濱“公議會”，未能奏效。結果，只能在同年5月舉行的又一次談判中，迫使沙俄在簽訂《東省鐵路界內公議會大綱》的文件裡寫明“承認中國主權”的條文，其它既成事實，都未能改變。在這期間，施肇基還參與處理了“烏泰借款案”。施肇基的對策打破了沙俄覬覦東蒙的美夢。當時在哈爾濱的美國人RogerS/Greene（格林）曾耳聞目睹施肇基的政治作風和政績，他後來對胡適說：“那個時候（1908－1910）離日俄戰爭才不過幾年，中國官吏能在北滿洲建樹起一點好成績，為中國爭回不少的權利，是不容易的事，是值得留下一點永久的記錄的”。施肇基於1910年底離開濱江關道，調任吉林洋務局總辦，不久出任外務部左丞。清末，民國多次出使歐美，是中國1919年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一代著名外交家晚年回憶依然難忘濱江關道。 （黑龍江日報）轉自：http://news.sohu.com/20061120/n246503565.shtml施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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