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 星期一

胡適 《吳虞文錄》序 吳虞 康有為梁啟超學習能力





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的如孫文、袁世凱、嚴復、張之洞、張謇、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功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胡適《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新學偽經考》(康有為)光緒辛卯初印本;新刻本只增一序。

19591110

今天先生談起當年見康有為時,康說:「我的東西都是二十六歲以前寫的。卓如(梁啟超字)以後繼續有進步,我不如他。」



HC案: 「余鄉人也,九歲後始遊他鄉,十七歲後始遊他省,了無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顛簸、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不得不為世界人焉。」 (見梁啟超,〈《汗漫錄》序言1899 25歲〉...





 《吳虞文錄》序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迷漫撲人的塵土裡,他們抬著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灑到地上去,灑的又遠又均勻。水灑著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光,偏偏不肯幫忙,它只管火也似的曬在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那水灑過的地方,一會兒便曬乾了;一會兒風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那迷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灑的儘管灑,曬的儘管曬。但那些藍襖藍褲露著胸脯的清道夫,並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灑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灑將去,灑的又遠又均勻,直到日落了,天黑了,他們才抬著空桶,慢慢地走回去,心裡都想道,“今天的事做完了!”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裡,嘴裡,鼻子裡,頭頸裡,都是那迷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見那無數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裡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著一擔辛辛苦苦挑來的水,一勺一勺的灑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不但拿不著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著腳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著水拿著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灑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遠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裡灑水清道,他的心裡又高興起來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於是他仍舊挑了水來,一勺一勺的灑向那旋灑旋幹的長街上去。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們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麼遠,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新青年》第二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過法政的人,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不佞丙午遊東京,曾有數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後,常以六經,《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意那些根據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格。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於儒家的基本教條的,然後證明這種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於這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於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我們應該研究它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影響:“它產生了什麼樣子的禮法制度?它所產生的禮法制度發生了什麼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麼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 ”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說或一種宗教的標準。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說與宗教,是最嚴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曾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準,但我想他一定很贊成我這個解釋。那些“衛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準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孔道的結果。你們罵來罵去,只罵著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卻罵不著孔老先生。”於是有人說《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三慎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於這種遁辭,獨秀說的最痛快: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為二,且謂孔教為後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為緣而復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新青年》二卷四號)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胡適文存》卷四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吳虞(1872年-1949年),原名姬傳、永寬,字又陵。成都市新都人。 早年在成都尊經書院學習經學。戊戌變法後,開始學習西方社會政治學說。1905年赴日就讀東京法政大學,1907年回國,先後擔任成都府中學堂、四川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教習。1910年,吳虞與父親發生衝突,被輿論斥為「非理非法」逆子。四川教育總會會長徐炯召開會議,將他逐出教育界。1919年11月,吳虞在《新青年》6卷6號發表《吃人與禮教》,大力攻擊「吃人的禮教」。胡適稱他是「隻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曾任《西成報》等報紙主編。但吳虞本人卻抱怨女兒長大後就開始不肖。1920年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教授,晚年任教於四川大學。1949年在成都病逝。


1920 年9月3日 胡適致信 吳虞
他倆是精神之交
談吳女兒為了婚事 犧牲自己的學習 真可惜








冉云飞——胡适与吴虞家事

(2011-02-26 15:38:31)

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界的起伏跌荡,当作一场大戏来看的话,吴虞风光时段有限,并没有多少戏分。他虽然也是彼时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但一生 受累于家庭这个“阿喀硫斯之踵”。二十岁时他父亲将其赶出家门,让其回新繁乡间依祖田自立,并因乡间医疗简陋而致儿子惨死,断了吴家的后,于是与父亲之仇 近乎“不共戴天”。吴虞的妻妾为其连生九女,而且自己买婢蓄妾用使女上瘾,复以有冶游好色之癖,生活上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使得他的日记中每一页几乎都有各 种经济帐目之记载,其记录之宽广琐细,在我所阅读到的古今中外日记中,无出其右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研究近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吃喝拉撒诸项之费用, 百行各业甚至一些业已消失的行当之物价,都是不可忽视的第一手史料。

吴虞对人对事用心过于苛细,他对人心有太多的怀疑。他几乎怀疑除他之外所有的人,甚至他对家人所采取的态度——“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 然,恐世上骨肉亦不免”(1923年1月11日)——亦可令人“大开眼界”。这种没有理智的狠话,除了拜早年他父亲对他的伤害之赐外,更有他自身凡事比较 看重胜负、太容易放大对方缺点的戾气有关。以这样的处世方式作为行事的底子,他与家人、外人之间发生许多抵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换言之,吴虞非儒非孝排 孔,但自己并不是个躬行民主自由理念的人;他以其妻的名义倡言女权,其实他在生活中不曾对任何女性平等过,更遑论他那七个(其间有去世者)“赔钱货”女 儿。他一生最愤恨的便是与父亲反目,所遭受的人世排抵和道德非议,从而导致终身挥之不去的严重的道德焦虑;而一生最不能释怀的便是没有一个传宗接代的儿 子,这个纠缠心底的自卑死结,使他看许多事情走样,自然就会把怨恨施撒在女儿身上。女儿们既是“赔钱货”,没有像儿子那样高的投入与产出比例,尽管这个 “投入与产出”多半也只是名份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几千来的专制国家,政府不帮着纳税人承担相应的教育、养老、生病等费用,统治者为了造就双重剥夺,才竭 力主张孝道,所以造就一个非常实用且经济化的家庭父子(女)关系——当然不值得在她们身上花费太多精力和财力,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吴虞一生对人事多变,唯独非儒排孔至死未改。也许痛之愈深,恨之愈切。他由于痛恨学校读经,学习那些传统的糟粕,于是他几乎都让女儿读成都的华美教会 学校。受教会学校相对民主自由的教育,与专制其里的吴虞不睦,复以吴虞倡导非孝的思想,在家庭中树立了与父亲为敌的“榜样”——吴虞父死,他告知儿女们的 是“老魔径赴阴间”——在这样的“教育”薰染下,父女之间关系紧张,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公平地说,吴虞的女儿读教会学校固然会得到一些照顾,但每学 期所花的学费包括吃饭的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目。他的女儿中吴楷、吴桓读完了中学,本来想读同样是教会学校的金陵女大,后来都出国。女儿吴棱到北京读中学,因 与父亲意见不一致而闹翻。吴虞的日记里充满怨毒之气,但他并不是对女儿们的事一点都不尽心。吴虞对女儿们的教育与她们的关系,绝对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个 案,但此处我只论及与胡适有关的他们的家事。

吴虞本是不同意吴桓到美国留学的,后来她与吴虞的老相识潘力山结婚,吴虞当然不便阻止,似乎也乐观其成——当然潘、吴的婚姻也成了吴虞的对头攻击吴虞 的把柄,因为潘力山在家中还有妻子没有离婚,但这事搁在那时也不算什么稀奇——这样他终于可以不负担吴桓到美学习的费用了。但吴桓到美留学,必须要在京城 找有名望的人作担保,于是她找到了胡适。胡适与吴桓的堂叔吴君毅相识,吴虞的许多文章都是请吴君毅代交胡适的,如他的名文《吃人与礼教》(1919年10 月16日)便是如此。虽然胡适与吴虞那时还没见过面,但以胡适的急公好义,是绝对不会拒绝的。曹伯言主编的《胡适日记》1920年2月5日载 “叶石荪,吴辟畺女士来”。胡适当时的日记分为“预算”和“实行”两栏,“预算”的是译《不朽》,而“实行”的却是见吴女士,这说明吴桓的拜访是预先未曾 预约的;2月18日“实行”栏则写有“为吴辟畺作介绍信”,由此不难反证前之拜访是个不曾预约的临时决定。这介绍信的重要性,在同一天吴桓写给吴虞的信里 有进一步的申述:“桓的保证书已经请胡适之先生写了两份,一份中文,一份英文,……今天往会适之先生,他与桓写信到美洲,介绍他的先生和朋友,使桓到了的 时候不至吃亏。适之先生嘱桓问候大人,并愿与大人通信,他非常佩服大人的。”(1920年2月24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0年3月21日吴虞主动 给胡适写了一封以通声气的信。这封信吴虞一开始就点明感谢胡适为其女儿吴桓读书所作之介绍与担保,“顷接女桓来书,敬悉先生起居曼福,又承介绍女桓,且为 担保,感荷无量,叩头叩头”。接着他在给胡适自我介绍其在闭塞的成都种种不容易的努力外,又比较诚恳地说,“近一二年风气渐开,而崇拜先生及仲甫之学说者 尤多。大著《哲学史》中、下二卷,不审何时成书,望之者极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P87)。到了信末,还希望胡适给他主持的《星期日》赐 搞,“以光芜报”。“光芜报”的事,约稿文责甚多的胡适,似乎没有践约,但胡适对吴虞及其家人的关照确是实实在在的。
胡适做事严谨细致,对于比较重要的信的回复是及时快捷的。但直到近半年后的9月3日才想起要回复吴虞一封信,以尽一个朋友特别的关照。这并不是胡适对 吴虞的怠慢,半年来甚忙当然也不是借口,而是在胡适看来,与其虚与委蛇地写些空洞无物的话,不如等到实在有事有想法时给吴虞以切实的建议与帮助。“前接先 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女儿辟畺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胡适往来书信 选》上,中华书局P111),这便是胡适为人之实在,正是“雪中送炭”的风义与高谊。因此胡适在此信之末尾特意地说:“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 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书给先生,固是我从前不曾预料到的,但此时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对 不起先生了”(同上,P112)。

胡适这封信陈述了几点意思:一是因吴辟畺与潘力山结婚的“把柄”,一直反对吴虞的人借机攻击,胡适表达了自己的声援。“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 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 P111至112)。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与吴虞第一次见面的日记里有更详细的记载:“陈惺农邀在中央公园吃午饭,会见吴又陵先生(虞)。这人是十年前的激 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但守旧党终忘不了他。去年他的女儿辟畺和潘力山自由恋爱,在美洲结 婚,而潘君家中本有妻。守旧党因此大攻击潘君,并攻击吴君,吴君竟至不能出门。我曾有信安慰他。此次是北大邀他来教国文的。今日我第一次见他”(曹伯言主 编《胡适日记全编》1921年5月10日)。

二是他对春间给吴辟畺写介绍信并且担保她到美国留学,非常高兴,“我觉得少年有志,冒险远来,胆识都不愧为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但吴辟畺很快就与 潘力山结婚,竟而在美国弃学而当起了家庭主妇。在学而未成时结婚,胡适不是很赞成;不赞成也还可以理解,但最不理解的就是,吴桓结婚了就完全成了家庭主 妇,这是让他非常失望的。他甚而有点埋怨潘力山,“潘君爱辟畺,也是人情之常,本不可怪。但他果真爱辟畺,当设法使他先达到求学的志愿,使他充分发展他的 天才,不当中道拦截他的进程。我曾与叔永言,我终不愿意不管此事,我若有机会,我总要设法使辟畺继续求学。此虽是一时私愿,确是很诚恳的,但此时尚无法下 手耳”(同上,P111)。虽然胡适并没有也不容易实现吴辟畺重新求学的愿望,但胡适对人之成才尤其是女性成才的热望,充溢字里行间。吴辟畺在美国弃学当 家庭主妇的情状,是任叔永告知胡适的,这引发胡适特别的感想。众所周知,中国第一女教授、作家陈衡哲是任叔永的妻子,也是胡适的好朋友,是胡适眼中希望女 性的典范。同时女性当自求自我学习与完善的想法,也符合胡适所推崇的易卜所主张的,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理念,早在1918年6月他所编出的《新青 年》易卜生专号(4卷6号)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三是关于自由的副作用与代价。胡适例举英国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高德温,倡导自由恋爱,结果其女与雪莱私奔逃 跑了,一帮老旧之人便藉此攻击高德温,但现在有谁还记得本不足道的那些攻击者?“况且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 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此句下有黑圆点着重号——冉注)。‘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 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 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同上,P112)。

胡适这信虽只是写给吴虞的私信,但借谈吴虞家事尤其是他女儿吴桓读书的事,来进行有意思的申发,其意义是深远的。且不说他在信中支持吴桓求学,倡导妇 女一定要自己成器的理念,非常符合他一惯的思路,只说他对自由的副作用与代价的体察,对吴虞也可谓一语中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代 价,自由民主亦是如此。彼时胡适与吴虞并无实际的接触,除吴虞给他写过一封信外,只是有些间接的信息交通,但他似乎从吴虞的文章,以及一些间接的往还中 ——如通过与吴桓及吴虞堂弟吴君毅的谈话——看出了吴虞的家长制作风以及家庭的专制气氛。当然,这也不是胡适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是胡适谙熟彼时中国社会 和家庭的基本情形,彼时的家长开明及家庭民主者百不得一,在他看来,吴虞恐也不能例外。果不其然,两年半之后的1923年二月间,吴虞因与其女吴棱读书之 学校及费用上的意见不一,而闹到近乎绝裂的地步。吴虞反对父亲时则摒弃权威,在面对女儿时则重拾为父之权威,其专制作风没有丝毫之改观。加之女儿吴桓、吴 棱将这家事告知胡适以及众多的人,专制且好面子的吴虞岂能咽下这口气,“辟畺、玉方向莘农夫人言,宣布予之罪状,且已向胡适之、陈莘农、马幼渔陈述” (1923年2月6日),这也成为他拒绝助女儿读书的理由。

吴虞与女儿们的矛盾由来已久,非至今日始,已如前述。吴虞是个很少自我反省的人,在日记中他时常记下别人的不是,而自己的反省则几乎付诸阙如。而他的 女儿们似乎也承袭了看人之短、略人之长的毛病,吴桓对助其赴美的胡适,也有私底下的“酷评”,而吴虞也乐于将其记入日记中。对于胡适的哲学成就,吴桓曾写 信给吴虞说:“胡适之近年来对于哲学,没有什么表现,只是从事文学,恐怕他文学的根柢比哲学的厚,所以兴味要浓一点。现在讲哲学的人,自然大半师罗素。罗 素的自然科学很深,不是胡适之比得上的。不过有文学天才的人,对于自然科学,总不大感趣味”(1921年7月29日)。虽然吴桓的评价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 理,但对自己有恩的长辈,率尔出言,不能看到胡适对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其所开创的研究哲学的新方法,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起了不可磨灭 的开辟草莱、荜路蓝缕的作用。更有甚者,在说到胡适及其叔叔吴君毅的英文时,也颇有几分鄙夷之态。“桓女来信,言胡适从澄衷小学就学起英文,在美约七年, 人评他的英文,不过清通,君毅学约十年的英文,也没有个眉眼,可知不是容易的事”(1922年4月9日)。这些都反应出吴虞子女的一些性格与吴虞性格—— 抑他人之长,扬他人之短,出语较苛,没有谅恕之词,而善述己之能——的某种暗通款曲之处,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读者敏感地预料到,他们父女之间将来的不和会成 为必然。

诚如梁实秋说:“胡适先生从来不在人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而且也不喜欢听人在他面前说别人的坏话”(《胡适先生二三事》),这样的品质,似乎吴家的人很 少具备。固然清官难断家务事,但父女之间为上学而闹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本身也反应吴虞的教育理论如提倡女权与实践的脱节。而他的女儿吴棱、吴桓似乎都 比较固执,而吴楷在法留学曾因父亲寄钱较迟,要起来革吴虞的“命”,在异地虽可理解,然似乎也应算“过当”表现。五女吴棱不能到自己心爱的学校读书——女 儿想读培华学校,吴虞不资助,其它学校他便资助——便与其吴桓一起约访胡适,希望通过胡适来沟通他的父亲,这说明她们对父亲爱面子的特点缺乏相应的了解。 走访了胡适先生后,胡适就给吴虞写了封,可惜这封信似乎并未保存下来,不知写何内容,但从吴虞的反应也可以看出个大概。“胡适之来信,言见着辟畺、玉方, 拟约惺农劝我,要我每月帮助玉方银三十元入培华,盖不知辟畺、玉方对我之内容耳。且此事不投冰如陈述,而向适之、惺农言之,可谓走错路矣”(1923年2 月5日)。在吴虞看来,家丑不可外扬,女儿们不向堂弟媳即吴君毅的妻子冰如说,而去向外人胡适、惺(莘)农说,当然是不得体的。或许本来尚有转圜的余地, 亦可能就此泡汤。“玉方早请君毅夫人来,申明此后尊重予意思,不再擅行夜出,即可了解。计不出此,赌劲搬铺,向胡适之、陈莘农陈述”(同上),而他的女儿 吴桓、女婿潘力山则偏袒吴棱,都是使他不快的因由。吴虞不问其女求学理由正当与否,只看其权威受到挑战否,这便是吴虞家庭必然起事的因由。

但吴家子女是否就完全做得很好呢?从吴辟畺写给胡适的信,我们也不难看出其意气用事的成份。一是把吴虞说“即使玉方到八大胡同,我也不管”的话告知胡 适,激化矛盾;二是说吴楷留法三年内的生活不过问,这也都是气话,其实吴虞一直有所帮补,并托胡适找蔡元培,疏通管留法费用的李石曾,希求给一定的补助。 “过适之先生,以楷女信示之,托作一函致孑民,请作一正式许诺书,以便转寄楷付里昂大学。适之当即作一函,并留予便饭。饭后携信并借《诸子通考》三册而 归。令老刘将适之先生信,送大学第一院号房,令交校长室“(1922年2月21日)。里昂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事务当时是李石曾在那里负责,而蔡元培是李的老 友,故吴虞托请蔡元培向李石曾请求补助其女。后来吴虞为女读书事,还为李石曾太夫人图书馆捐赠图书二包,“寄李石曾太夫人图书馆书二包,书为《胡适文 存》、《独秀文存》、《吴虞文录》等”(1923年12月21日),不能说吴虞对女儿读书事是一点也不关心的。同时吴虞还找新繁方面向四川官方申请吴楷的 留学补贴,这说明吴虞并不是一点也不努力的。最令吴虞气愤的话莫过如此,“吴先生之新夫人,本系娼妓,初嫁人为妾,后再醮吴氏者,行为荒唐,心计恶毒,诚 下流妇人也”(《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华书局,P123)。吴虞说女儿的话不得体,女儿驳父亲的这些言辞,也失其温婉谅人之旨。这话的口吻,颇类吴虞控 诉其父之纳妾一样,真可谓“冤冤相报”。吴桓称其父为吴先生,而吴虞更称其父为老魔、魔鬼,这真是一家人的悲剧。1923至1925年两年间吴虞在北京常 逛妓院,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女儿们对他的冷漠,没有家庭的关怀,未始不是他沉迷于妓院之淫靡生活的一种催化剂。吴虞与其父、与其女之间的关系,是典型 的中国旧式家庭,在遇着新的社会变革时,非常不幸的范本。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