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紹鈺 (Jheng Shao-Yu）: 在2025年重讀姜貴的《旋風》：中共當年如何消滅鄉村的社會連帶？

 

//鄭紹鈺 

 （Jheng Shao-Yu）

在2025年重讀姜貴的《旋風》：中共當年如何消滅鄉村的社會連帶？

臺灣強而有力的社會連帶---我們彼此之間的信任紐帶，為何可能是我們最大（也最須要守護）的資產？

筆者的爺爺出生於湖南，在國軍裡擔任軍官，除了打過中原、北伐跟抗戰外，多年與共產黨有交手的經驗，後跟國民黨一同來臺灣，曾在鳳山練兵，後受孫案影響退休。小時候聽他轉述眾多對手，從抽大煙的軍閥到日本聖戰士式突擊的皇軍，他多有參與正面交鋒，其點評有精彩之處。

至於共產黨，他的形容卻相當不一樣，他認為跟中共交手的感覺像是「面對一陣妖風」，一開始風勢還小，難以察覺到，但注意到時，就如同一陣「旋風」，吹進你守的村子，神不知鬼不覺地滲透到地方社會當中，其政治工作會不擇手段的攻擊社會中最脆弱的地方，利用鄉里中對政治與社會不滿的人，再進一步教導他們「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概念，讓村莊裡的社會裂解，最終共產黨甚至不費一兵一卒就拿下了一個村子。這種作戰概念與他交手過的軍閥或皇軍都完全不同。

小時候聽，不明白這「旋風」的比喻，直到長大才發現竟然還有一本小說就叫《旋風》，由姜貴所著，便是在描述共產黨摧枯拉朽滲透地方社會的過程。作家高陽把姜貴的《旋風》選為近代中文小說最傑出的作品，並讓人發人深省中共的政治本質，北教大臺文所的教授應鳳凰老師曾寫過一篇文章介紹這本書在文學研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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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教授將之寫入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此書 1961 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由於夏教授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而此書數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各大學東亞系的教科書，也促成美國研究 生羅體模以「姜貴小說」做為博士論文—台灣當代小說家成為美國大學 「博士論文」題目的，以時間論，姜貴應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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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應鳳凰老師之整理，姜貴，本名王林渡，又名王意堅，生於山東相州鎮，隨國民黨來臺，病逝於台中，享年七十三歲。少年時期為躲避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洗腦，便離開故鄉濟南，轉學至青島，並在此時加入了國民黨。後來歷經了寧漢分裂、南昌暴動，小說《重陽》便以此為重要背景及題材，對共產黨的形成、滋長、本質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這也是他後來寫《旋風》的主要原因。

姜貴自認為的佳作有幾部，一部便是上述講國共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的《重陽》，另一部便是《旋風》。按照九歌版的後記，這本書早在一九五二年即已完成定稿，卻遲至一九五七年才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且僅印行五百冊（初名《今檮杌傳》）。然而書一問世，旋即在臺灣文人圈引起廣泛關注。其中一個重要契機，或許在於胡適讀畢後，隨即致函作者，表達高度讚賞：「五百多頁的一本書，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可見你的白話文真夠流利痛快，讀下去毫不費勁，佩服！佩服！」此信後來付梓刊行，並成為新版的代序。

胡適如此熱烈推崇姜貴，其理由並不難理解。當時臺灣所出版的反共小說，多半流於公式，整體看來八股。相較之下，《旋風》一書就相當不同了。作品以章節小說為形式，以錯綜複雜的中國社會生活為背景，作品所處的「方鎮」，為山東一小鎮，姜貴既不迴避共產黨恐怖與社會腐敗，也不簡化歷史衝突，從五四運動時期寫起，直至抗戰初期，對中國共產黨崛起的來龍去脈，留下了一個緊湊而引人入勝的敘述。

難以再找到另一部現代小說，能如此全面而細緻地呈現現代中國多重而矛盾的面貌，並說明共產黨如何像旋風一樣的利用了人心的醜陋、社會的脆弱來滲透到民間當中。同時又具備如此強烈的敘事吸引力。小說開篇六十餘頁，即已對早期階段作出鋪陳與描寫，奠定全書的歷史與情感基調。

容我直接引夏志清著，由劉紹銘譯的〈論姜貴的旋風〉中的主要段落，來引介這本書：

「小說開始的六十頁，描寫早期共產黨在山東Ｔ城『濟南』內的組織活動。以後的全部篇幅，就集中在描寫方鎮中方家的故事。方家也就夠品流複雜的了，既出了共產黨的陰謀家，也同時是生活腐化的當地望族。主角方祥千就是上面所指的共產黨陰謀家，讀書人出身，對中國前途，極為關心，把心血全用在栽培當地共產黨的勢力上。在這方面，他的主要搭檔人是他的一個遠房侄子方培蘭。方培蘭是個舊小說中「俠盜」之類的人物，疏財仗義，很得當地老百姓的擁護。這兩個人物，實在可以說是作者用來作為衰頹的中國傳統中，受侵蝕最少的兩個代表：一是儒家哲學思想，二是一直受流行小說頌揚的黑社會人物的俠義之風。可是，即使憑著這兩個人，也抗拒不了共產黨以外的腐蝕勢力，在那一帶區域，搞得亂七八糟，而兩個在這地方搞組織的領導人物也被出賣了。

以姜貴的看法，這兩人的失敗，是因為他們把對中國社會不滿的對象弄錯了。他們厭惡的，看來是人類所處的情況居多，而不是所謂中國的國恥。做人的責任，本來就是常懷千歲憂，搞革命的人，如果連這種做人的獨特負荷也要消除，就沒有成功的希望。方祥千提倡共產主義所犯的錯誤，與康有為和其他許多晚清的學者一樣，是一種烏托邦理想主義的​​錯誤。他們企因以一種抽象的、自以為是更快樂的、更公平的社會秩序來替代傳統的家庭與社會的組織，真是愚蠢不過的事。在遊說方培蘭入夥時，方祥千採取攻心之術，處處提到他。」

今天重讀姜貴的《旋風》跟夏志清的評論，意外地發現姜貴的看法跟我外公意外地一致，或許是出於兩人都有相當多的實務經驗。

在1949年前，共產黨得以短時間就控制了許多鄉村，打土分田等等的形式自然重要，但這些形式對應的本質是「把鄉里中對於社會跟政府的不滿，轉化成混亂狀態」。這暴力轉化的過程是Self-depleting的，透過宣傳跟潛入工作，強化地方鄉民的不滿，無限增大彼此的不信任，來瓦解地方的社會，最終也成功的把地方社會給解組了，一旦地方的社會解組了，就會進入「道德混亂狀態」（夏志清語），共黨書記便可以進一步用黨的力量來垂直接管，這也是「旋風縱隊」之所以所向無敵的緣故。

筆者難以想像我外公在剿共與國共內戰的觀察在今天依然有啟發性，亦即「誘發不滿->社會裂解-混亂」是中共進軍任何一個地方的前哨政治工作，常常來臨時「如一陣旋風」，臺灣面對今日之威脅，除了美械之海馬士，除國產之潛艦，也須要特別注意這種摧枯拉朽的「旋風」，而臺灣「鏟子超人」之社會連帶，乃是對抗這種政治工作的前哨戰之所在。

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