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抹不去的青春歲月--回憶孔德學校” By 吳祖光
收到“五四”和“北京大學一百週年紀念”徵文的信件，我的感受十分複雜，
有一些意外，又有一些親切卻一言難盡，不知從何說起。
首先，我不是北大的學生，但是和北大卻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從六歲起被
送進“幼稚園”，然後進小學到高中一年級是在一所從幼稚園、小學一年至高中一
年共為十年級的“孔德學校”完成的。這個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加上初中三年、
高中一年的學校名叫孔德，並非孔子之德，而是用的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的名
字，而名為孔德，卻從未學習過一絲一毫孔德的哲學，所以我至今也不理解為什麼
學校用這個名字。孔德學校念完十年之後，高中後兩年的學業是在中法大學附屬高
中完成的。讀罷中法高中，升入的應是中法大學的孔德學院，但孔德學院是一個理
科學院，而我升入的是文科的服爾德學院；卻由於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舉
家南遷，從此中斷了學業，那時我年紀十九歲。
孔德學校不是北京大學系統，但是在中國教育界最受尊敬的大師、校長蔡元培
卻也是孔德的校長。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當時的中學都是男女分校，而惟獨孔
德學校是男女同校，就我國學校來說，應該是開風氣之先了。
孔德學校的校址據我現在的記憶，最早是
吳祖光小時候與姐姐吳珊( 右)
在北京東城的方巾巷。曾有幾次搬遷：承候大院、北河沿、
東華門大街宗人府。記得北河沿校舍和當時的北京大學三院只有一牆之隔，印
象最深的是大約在我念初中約十五歲左右的時候，一次下課之後到操場打球，為了
抄幾步近路，放著操場大門不走，我偏偏從一棵樹爬上操場牆頭，牆那邊就是北大
三院。我在牆頭上行走，正好一個同學在地上和我說話，我只顧和他說話，一腳踩
空，從牆頭摔了下來，當時便暈死過去。同學們把我抬到教務處，教務長名叫李召
貽，待我清醒過來，看見我的一個手指摔破在流血，手指上一塊皮裂開，李先生開
抽屜，拿了一把剪刀，要把破皮剪掉，我和身旁的一個同學都大叫起來，他才住手
不剪，然後把我的傷口包紮好。我回了家，臉上全部紅腫起來，從眼到嘴全腫平了，
全家震動，把母親和祖母嚇壞了。到晚上父親回家，見我摔成這樣，倒是沒有責罵，
但給了我一個任務，叫我就這事寫一篇作文。至今我居然還記得我的作文當中一句
是：
“只覺得耳邊呼呼風響，然後便人事不知了……”
其實我耳邊什麼也沒聽見，
那個“呼呼風響”，是看小說瞎編的，而且後面還寫了：“我死了之後，裝在一個
小棺材裡抬出去埋了……”
父親不等看完就哈哈大笑起來，母親說：“兒子摔成這樣，你還笑! ”可是我
卻躲過了一次嚴厲的懲罰，臉上的青腫，差不多近半月才好，多次由母親送我到醫
院治療，每次治療回家，母親都要帶我到館子吃一頓好吃的，我倒情願這樣受傷了。
然而待到臉上的青腫好了之後，又生了一場大病，全身逐漸變黃。醫生查出，
是黃疸病，還是那牆上一跤引起的。給我看病的是一位私人開業的名醫周環西先生，
是父親的朋友。記得診所是絨線胡同，牆上一丈見方的大字，是周醫生的大名。待
到這一身的黃色退去，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時間，應當說，這是一次死裡逃生了。
半個多世紀的孔德學校至今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學者、教
授的子弟，很多都進這個學校。據我現在回憶，如李大釗、胡適、錢稻孫，
周樹人( 魯迅) 、作人、建人三兄弟，沈士遠、尹默、兼士三兄弟，馬裕葆、幼漁、
馬衡三兄弟，劉如山、劉竺山、齊壽山三兄弟，劉半農、錢玄同、李書華、陳獨秀
等等，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治學方針之下，孔德學校是他的一個
試驗場。我的父親吳景洲把他的子女都送進了孔德學校。如果不是當時發生了對日
本的戰爭，我們全家十一個兄弟姐妹都會是孔德的學生。而最後三個祖昌、吳要、
吳楚便被拒於孔德之外了。
李大釗先生的女兒李星華和我的大姐吳珊是從孔德學校升入孔德學院( 中法大
學理科) 的同班同學。由於大釗先生曾多次被北洋政府迫害出走，星華大姐曾長期
住在我家，我們兄弟姐妹都把她看做親大姐一樣。胡適的兒子名胡祖望和
我是小學同班，沒有多久離校，不知何往，我曾隨大人去過他家，但也沒有見到他，
從此便中斷聯繫。劉如山一家的子女和我及三妹吳皋都是最親密的。齊琴是三妹同
班和最好的朋友，齊瑛雖長我一班，卻和我非常親密。梅蘭芳大師得以成大名，得
大成就，與齊如山的交往有絕大的關係；以此進入文化界的高層，並打入國際，去
美國就是與齊如山同行的。我自小進入京劇愛好者的行列，與齊瑛也有很大的關係。
我和梅蘭芳先生的最初相識就在齊家，那時我只是一個玩童。意料不到的是，過了
約半個世紀，我成了為梅蘭芳紀錄大半生及五個代表劇作的導演。齊瑛在新中國成
立前夕隨父親去了台灣。1980年初我收到齊琴送給我台灣出版的十大本約八千萬言
的《齊如山全集》，其中對中國戲劇作了全面的論述，最終的一章是“北平專章”，
充滿了一片相思及綿綿鄉情。此書編輯和出版之前，如山先生和齊瑛父子相繼逝世，
可以想像二人對“故都北京”的依戀和對他名京劇為“國劇”的無限相思。
沈尹默先生至今被人們公認為當代最權威的書法家，是我最敬愛親密的老師，
每一次我去看望他，他都在伏案臨池，而且必然給我寫字。因此多年以來他留給我
不少精彩絕倫的親筆墨寶；但在“文革”之中損失很多，至今想起就無比憤怒。後
來我知道在這場惡作劇時期，沈師住在上海難逃厄運，受盡欺凌；那些惡棍流氓的
造反派們成天叫他寫檢查，但一經張貼便被人揭去收藏起來，可以想見老人臨終之
時受盡多少打擊、多少污辱。沈公三兄弟都是飽學之士，他們的子女、侄輩都是我
的同學好友，如沈令揚、令年、令昕、令昭、令融……幾十年來都已失去聯繫了。
錢玄同先生的子女錢端信、端智、端禮，其中也有我的同班同學；還有陳大齊
先生的孩子是我的同班，現在竟連名字也不記得了。
周家( 魯迅先生兄弟) 三兄弟的公子周豐一、豐二、豐三，豐一以打乒乓球著
名，以此成為校中的知名人物。
還有馬家三兄弟，馬敘倫、馬裕葆、馬衡家的子女，其中的大姐馬珏最為出色。
在孔德學校時一次有一批日本客人參觀學校，看見一個少年男子從女廁所走出來，
大為吃驚! 查問之下，才知是一個女生。馬珏一向男子裝束，引起哄動。孔德畢業
之後，她進入北京大學，由於天生麗質，被全校尊為“花王”，就是後來所謂“校
花”，我至今記得京中報紙、畫報經常登載她的照片和動態。約十年前我曾見到她，
已經是龍鍾的老婦，不堪回首了。馬家子弟我的同班同學馬謙至今同在北京，他曾
畢業於黃埔軍校，因此成為新中國的對立面，坐過九年監牢。他的父親前故宮博物
院院長馬衡，亦是我父之老友。馬謙的堂兄弟馬節、哥哥馬太龍是金石家，現同在
北京。他的堂兄弟，北大教授馬幼漁先生之子馬節和我妹妹吳皋是同班同學，現在
德國。
不久以前，我居然收到小時音樂女老師陶虞孫先生的信，她年紀約近百歲了，
依然健在，居然還打聽到我的通訊處，令我十分感動。這使我回想起當年上音樂課
時，有一次陶先生叫學生都站起來唱一首歌，唱到一半，她大聲叫：“吳祖光。”
我答應了。她問：“你為什麼站到最後邊? ”我一時答不上來，其實我只是因為生
來個子小，又是年紀最小的，所以一向都在最後。她叫我走到最前邊，彈起鋼琴，
叫我獨唱。她後來說我嗓子好，所以叫我獨唱。而且以後凡是獨唱、領唱都是我了。
如今已過半個多世紀，老師還記得，千方百計打聽到我的地址，給我寫信，實在使
我出乎意料。的確我後來也唱過電影插曲，也曾上台歌唱，但都是玩票，沒有認真
……辜負了老師期望。
我在孔德的最後兩年，印象最深的是先後兩位國文老師楊慧修和詩人馮至。大
概因為我的這門功課在班裡是比較好的，所以老師對我也特別喜歡。那時學校出版
一本《孔德校刊》，我的作文就常常在校刊上發表。但是楊老師感情豐富，和我低
一班的女同學文樹新搞了一場師生戀愛，而且雙雙私奔日本，成為轟動北京的大事。
《世界日報》及《畫報》出了專版，並且登了許多照片。一年以後傳來消息，文樹
新以難產逝世，令人惋惜。樹新頗富文才，現在蕭乾先生夫人文潔若是樹新的小妹。
樹新當年不過十四五歲，談戀愛也太早了點，這就該怪老師了。楊在幾十年以後任
職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更名楊晦，我和他感情依舊。馮至先生在校時和我
關係也是非常好的，新中國成立以後，我當然不是小學生了。但是意外發生了“反
右”冤案。馮老師大約是因為“同行”的詩人關係，太過於表現進步了，寫了幾篇
“批判”詩人艾青的文章；而且批艾青必連帶批吳祖光，這真使我憤怒，從此中斷
了師生之情。但是現在想想，是那些“運動”才使人變成鬼，使詩人變成小人。現
在兩位老師，包括艾青都成古人了。
現在把又想到的一件事說一下。在孔德學校的末後幾年，學校搬到在北京的最
後一個校址，即是東華門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個大寺院。學校剛剛接管的時候，
我們幾個“高班學生”看見有一個相當大的城隍廟，便把金剛、鬼判的棍、棒、槍、
刀都拔下來，把很大的泥塑鬼怪都扒倒，搞了一次大破壞。現在回想竟有點“文化
大革命”打、砸、搶的味道。可以說是曾開“文革”風氣之先河，至今回想，如在
目前。這麼打砸破壞，竟未受到任何勸阻和責難。
學校搬進新址之後，西邊一個大四合院是我們中學高班的教室，東邊一個院子
是小學教室。當時接近高中升學時候了，有些課是可以不上或是休息的，我們三幾
個同學就常常到東院小學部去找小同學玩。那時發現在三四年級有兩位小女同學很
好玩，一個叫陳香梅，一個叫陳寄玉，她們兩個也很喜歡這幾個大哥哥，見到我們
就非常高興。這樣有一段時間，那時我已經在讀十年級了，過了不久就升學入中法
高中了。宗人府的孔德學校，到新中國後成為北京27中學，可能至今還是這個名字，
但兩邊的兩條胡同一邊叫孔德東巷，一邊叫孔德西巷。
約在1947年我從重慶到上海就任《新民晚報》《夜光杯》副刊主編。有一次在
舞會上遇見陳香梅女士，她已是上海的知名人物了。我和她跳了一次舞，說起當年
在孔德的經歷，她還記得。如今陳香梅女士名滿中外，但是陳寄玉女士卻再未見到，
我至今還懷念這位小朋友。
我應當寫的是紀念五四運動和蔡元培創建北大的一百週年，但寫完之後竟是一
篇語無倫次，不成格局，雜亂之文。真可以叫做“雜文”了。倒是符合“徵稿”信
中的：“是一段抹不去的青春歲月。”若不能用，棄之可也。
~~ 1998年3 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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