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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論語》只能冷讀不能熱讀
新京報：您曾經在《當代儒學的困境》中對於儒學的境況做過論述，現在國內讀《論語》非常熱，各種爭論也很多。我不知道您對這種情況怎麼看？
余英時：我知道，好像現在《論語》在電視上大出風頭。我的看法是這裡的情況很複雜，動機也不一樣，不能簡單化。在官方來看，他們大概是希望《論語》能起到和諧的作用，他們所注重的點就是希望大家能安貧樂道，窮人沒有關係，窮還可以樂，所以就不必追求財富，也不必羨慕別人，這樣不滿意現狀的人就會減少，這是一個層次；另外一種層次就是中國民間確實有精神空虛的問題，因為缺乏信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般人都要找一點價值，沒有價值觀念就沒有是非、無法判斷，人就沒有辦法活下去。所以就要尋求價值，尋找中國自己的《聖經》。而《論語》就相當於西方的《聖經》一樣。《論語》是幾千年來大家公認的第一部寶典，所以大家都想在裡面找東西。
新京報：那麼下面的問題就出來了，《論語》應該怎麼讀呢？
余英時：幾千年來，大家都在讀《論語》，讀法不一樣，重點也不一樣，每個時代的讀法都不一樣，漢代一個讀法，宋代一個讀法，清代人搞考證又是一種讀法。現代人當然可以抓自己想找的東西，但是這個問題跟古典的文字訓練有很大關係。如果沒有文字訓詁的基本訓練，只憑現代人的直覺在那裡望文生義就會有很大的問題。沒有基本的閱讀經典的能力，只是根據個人價值上的需要，任意取捨，任意解釋，這恐怕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讀《論語》。《論語》根本不能熱，只能“冷讀”，不能“熱讀”。“熱讀”的話，《論語》就完了。另外一個，讀《論語》，還不單單是個閱讀文本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建構理論的問題，越是這樣做，離《論語》的真相越遠，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所以古人說：讀《論語》“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比如說梁漱溟先生、陳寅恪先生、吳宓先生，他們都沒有關於《論語》系統的著述，但是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恰恰是《論語》中的精神價值，他們才是認真讀《論語》的人。
新京報：既然《論語》是一個需要“冷讀”的文本，那麼知識界對於《論語》表現出來的這樣巨大的熱情又是為什麼呢？比如說新儒家的詮釋，比如說李零先生考據式的解讀。
余英時：這個問題很難說，一個很古典的東西，要把它普遍化，沒有很高的學術水平的話，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誤解，跟《論語》不相干，只不過是藉著《論語》說自己想說的話。但是《論語》有很多普遍性說法，普遍性的說法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些普遍價值在人類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說法不同，名詞不同。所以我不認為《論語》與西方的觀念是針鋒相對的。
新京報：現在《論語》這麼熱，您對儒學現狀的看法還像您過去那樣看嗎？還是有所改變？
余英時：我認為現在的儒學現狀有一種抵抗西方價值的傾向，希望能在《論語》中找到許多東西，讓我們可以排斥西方的某些價值，我們有自己的價值，可以不跟著西方走。
新京報：通常人們都認為《論語》中沒有“個人”，注重的是“二人關係”，與西方的觀念是針鋒相對的，但是我覺得與其探討中西文化的不同，不如尋求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論語》有很多關於“己”的論述，就是關於個人的，您覺得《論語》與西方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嗎？
余英時：你這個基本判斷非常對。《論語》每個人讀出來都是不同的，不過我覺得《論語》有些基本的東西是不能亂解釋的。從前胡適講《論語》，講中國自由的起源，他說“為人由己”，“由己”就是“自由”。這是講“意志自由”。我覺得這樣講是對的，如果不假定人有“自由意志”的話，那就不能成就道德，我為什麼要做一個仁者？為什麼不能做一個不仁不義的人呢？所以我認為像“自由”、“平等”這樣的觀念，佛家早就用過，跟《論語》某些觀念是可以相通的。《論語》中有歷史的部分，限於當時的歷史情境，跟我們今天不相干了。但是《論語》有很多普遍性說法，普遍性的說法具有普遍性的價值，這些普遍價值在人類很多高等文化中都有的，只是說法不同，名詞不同。所以我不認為《論語》與西方的觀念是針鋒相對的。《論語》那些關於“己”的論述，就是關於“個人”的。
新京報：過去有很多家對於《論語》做過注疏，您都怎麼看？
余英時：我認為讀《論語》，如果有現代的翻譯，就很好了。比如說我過去讀過的楊伯峻的譯本，就是很好的譯本，基本上是很正確的，就是有可以商量的地方，也很少，受時代局限很小。李澤厚先生的《今讀》，是思想家的讀法，有他自己的思想在裡面，他不是要講《論語》原來是什麼意思。另外我的老師錢穆先生的注本，也是相當好的。如果把錢先生和楊先生的書合起來對著看，對於《論語》的理解就不會差到哪裡去，這是我的看法。
新京報：我也有一個看法，跟李澤厚先生很相近，我覺得讀《論語》，僅僅有文句的解釋是不夠的……
余英時：可以有發揮，那是我們的工作了，也是這個時代需要的。但是無論想給《論語》一個什麼樣的現代性的解釋，第一步首先要對原來的文句講清楚，對於《論語》，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還可以與它爭辯，但是前提是把原來的意思搞清楚，不能完全做到，但要盡量地接近。否則的話，何必還要講《論語》呢？自己單搞一套哲學就可以了。
人們講“朱陸異同”，就是說《論語》不是一個解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不同的觀點的存在，這樣就進入現代我們所說的多元的觀點了。
新京報：那麼您覺得《論語》對於我們現代人，有什麼啟示呢？
余英時：如果承認《論語》有塑造文化的作用，才好談這個問題。《論語》的本來面目，有很多被搞得面目全非。然後再看看《論語》中的價值系統，對於我們今天還有什麼意義，還可以不可以引申發揮。比如說孔子講了很多“君”的問題，在今天就不存在了，孔子講“忠恕之道”，“忠”並不是“忠君”的意思，朱熹講“忠”，是“盡己”，這個解釋就可以為今天所用，“恕”就是寬恕，就是對別人容忍。比如說“六十耳順”，就是聽得進去別人的話，跟我有不同的意見，不反感，這是容忍的態度。後來人們講“朱陸異同”，就是說《論語》不是一個解釋，可以有不同的解釋、有不同的觀點的存在，這樣就進入現代我們所說的多元的觀點了，而不是一元論的，從這一點上講，《論語》可以有很多啟示的。《論語》中有很多是可以為今天所用，超越了時代性，不分古與今，永遠是普遍價值，而且範圍極廣，都可以成為現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新京報：長期以來，我讀論語，有一個疑惑，是關於《論語》的界限討論的。我覺得《論語》作為一個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體系，一旦它跨越了這個界限，進入了“治國平天下”這個層面，是非常要不得的東西。但這似乎是個悖論，後世人談《論語》，津津樂道的恰恰是它“治國平天下”的功能。您怎麼看？
余英時：“治國平天下”是後來講到《中庸》、《大學》才有的，那已經是非常遲的東西了。從《論語》來看，還是講個人修身，從近處開始。我曾經講過儒家的規劃的問題，也曾講過《論語》主要是講修身，它也講到“平天下”的問題，但是不多，《論語》第二篇講“為政”，就是講“平天下”，《論語》主要講的還是一個倫理的社會秩序，不是政治制度。現代人對於孔子和《論語》有誤解和曲解。
新京報：最後一個問題，您覺得我們今天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孔子形象？是“至聖先師”，還是一個原原本本的孔子？
余英時：我想“至聖先師”一切都以孔子為模範，在今天不大能夠成立，在多元化的今天，說中國的思想，不能光說《論語》，也不能光說儒家，老子何嘗不重要？莊子何嘗不重要？韓非子何嘗不重要？我想今天來看孔子，應該把他看成最早提出精神價值的一個人（因為從現在的材料來看《老子》成書在《論語》之後），一個很平平實實的人，一個實踐了自己道德和精神價值的人。而不要把他裝扮成一個深不可測的人。如果孔子深不可測，與一般人也就沒有什麼相干，“道”也會遙不可及；也不要把孔子裝扮成十全十美的聖人，今天也不能勸人做“聖人”，而是要勸人做“君子”，也就是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這就是把價值放到自己身上了，而不是嘴上講講或者寫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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