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it true that Chinese tradition lacked critical ideas, or that The Chinese expressions of critical ideas are of a different mode from that Of Western theories? I think we just need more modern scholars to stud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eories more seriously!--like what Prof 张伯伟 has done! But I don't think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feel apologetic about their lack of theories!
所谓的“新方法”“新观点”，主要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的方法和理论，要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11)
1924年，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中指出：“中国千多年前就有诗学原理，不过成系统有价值的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很零碎散漫可供我们做诗学原理研究的材料。”所以他的这本著作，是“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12)。杨氏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从学术理念来看，延展的就是胡适的思路。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文献所居的地位仅仅是“材料”而已。
1923年胡适起草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国学季刊》的“发刊词”
以日本东洋史学家桑原骘藏为例，他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中说：“我国(日本)之于中国学研究上，似尚未能十分利用科学的方法，甚有近于藐视科学的方法者，讵知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中国学之对象(Object)虽为中国，其书虽为中国人著书，然其研究方法终不可非科学的也。”不仅如此，整个东方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他又说：“印度学、阿拉伯学皆经欧洲学者着手研究，始得发达而广布于世界。印度、阿拉伯非无学者也，彼辈如解释印度文献及回教古典，自较欧洲学者高万倍，然终不能使其国之学问发达如今日者，岂有他哉，即研究方法之缺陷使然耳。”(30)胡适当年读到此文，乃高度赞美曰“其言极是”(31)。
.......汉学研究的中心。2012年在台湾“中研院”举办“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余英时有一个开幕致词，他引述了1959年胡适面对在台湾召开汉学会议的提议时，对于“汉学中心”的感慨：“二十年前在北平和沈兼士、陈援庵两位谈起将来汉学中心的地方，究竟在中国的北平，还是在日本的京都，还是在法国的巴黎？现在法国的伯希和等老辈都去世了，而日本一班汉学家现在连唐、宋没有标点的文章，往往句读也被他们读破了。所以希望汉学中心现在是在台湾，将来仍在大陆。”(38)
孫中曾
張伯偉教授非常詳盡的對比了西學東漸的脈絡及其問題，閱讀完後，我想除了收獲之外，也略儘一、二習得思想史的所知，以就正方家。與對於胡適而言，胡適所言及的新方法及科學的思想，或之後所言漢學之中心位置，均有一些思想史上的重要參照點。
首先是中國學術與“理論化”的問題，這與胡適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胡適由康乃爾大學學習以德國哲學為主的哲學，轉到以實用主義(Pragmatism）為主的美國哲學，其歷程的關鍵原因，就是面對中國學術之困境，這困境不是別的，正是中國思想中缺乏“哲學”的論證，或者說，就是一個問題地提出，能夠成為命題（proposition)然後經過邏輯地論證，得到證成，成為邏輯的“是”或“不是”。
這個部分，是胡適面對西方命題式的論證方法，試圖面對的問題。而美國哲學，在胡適在美求學期間，正經歷美國哲學如火如荼、浴火鳳凰式的興起。正如william James的What Pragmatism Means中所論的"Does the man go roung the squirrel or not."就是要提出不同於英國經驗論，與歐陸絕對主義、觀念論的理論系統，試圖建立美國對於真理的看法。Louis Menand的Thw Metaphysical Club 則把這個美國哲學的始點，拉到1872年四月中幾個年輕學者所聚集討論的形上學俱樂部(Metaphysical Club）上，這個以哈佛劍橋為中心的起點，正是由Peirce對康德pragmatic belief反省的演講展開。但，不論其起點的時間，胡適正經歷一場美國建立哲學“理論”的歷程，在這之前，正如Bruce Kuklick的書名所示The Rise of American Philosophy，在Rise之前，美國不存在著標示美國自有的哲學理論，這處境正與中國一樣。
所以，中國學術的發展，包括漢學中心的問題，都在這一思想史脈絡上，可以得到參照。而，胡適的問題並非假設的存在，以王國維為例，王國維同樣提出，傳統經學必須經過西方哲學洗鍊之後所生成新學問的歷程後，方得進一步進階，這一樣可以視為“理論化”的歷程。其二，是否中國傳統經學、文學或今之習稱的國學，確實必須經過哲學洗禮呢，或說，經過哲學洗禮即是被西化、或殖民化呢，王國維在離開哲學之思後的〈曲錄自序・又〉所言詩餘時言：
“論其體裁，開有明之制義，考古者徵其事，論世者觀其心，游藝者玩其辭，知音者辨其律。”
表明傳統學術所既存的理論。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第五章：新樂府〉言：
“然則二公新樂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詩觀風之傳統理論為抽象之鵠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題之樂府，如兵車行者為其具體之楷模，故可推見也。”
這段說明，就是說明古代理論的建構、及其理論典範模式間可以進行的推論。而中西中間所具存的問題，實非中西，而是新舊。這是內心強大者所存乎一心的心態，論殖民，等而下之矣。
胡適論及中國之白話文運動，以白話文替代文言古文，仍是新舊問題，這個大脈絡實與當時美國的“現代語言”運動有關，可惜國人習於政治運動、命題政治化與政治著眼，對此重要議題視而不見，甚為可惜。今見鴻文，略述一二所知。尚祈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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