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首發 | 夏曉虹：“共和國民必讀書”
文| 夏曉虹
（《讀書》2016 年3 期即刊）
▲ 本文作者
在梁啟超一生的著作中，《國民淺訓》一書無疑最具有傳奇性。所謂“傳奇性”既指向成書過程，也包括了其後的出版發行。
實際上，該書的封面已不同尋常。在梁啟超自題的“國民淺訓”四個端莊凝重、帶有漢魏碑體風格的紅色大字後，又有行書小字：
丙辰三月越南帽溪山中 / 扶病署飲冰
不但顏色奪目，而且題款中即透露出“故事”。
“丙辰”為一九一六年，當年三月，梁啟超正在從上海趕赴廣西的路上。由於前一年袁世凱加緊了帝制自為的步伐，梁啟超先是承擔起鼓吹輿論的責任，陸續發表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袁世凱之解剖》等文，大力抨擊與揭露袁世凱的倒行逆施與鬼蜮伎倆；而在袁氏導演的“順從民意”，接受“中華帝國皇帝”帝位後，梁啟超便徹底與之決裂；一九一六年三月四日，應廣西都督陸榮廷的邀請，為堅定陸氏舉義之心，梁啟超更再度自上海出走，冒險從軍，經香港，繞道越南，最終於三月二十七日抵達鎮南關（即今友誼關），與已經宣布獨立的桂省護國軍會合。《國民淺訓》正是成書於此行途中。
由於袁世凱政府已察知梁啟超動向，沿途堵截，梁氏不得不一路保持行踪隱秘。其所乘日船三月七日抵達香港後，為下一步如何行至廣西曾頗費心思。原先聽說，“旅行越南之護照甚易得，但費數金耳”（《從軍日記》），不料，就在梁氏自滬出發前一日，忽頒新章，要求旅客必須親身至駐港法領館查驗照相，且按指模，方給護照。走合法途徑進入時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顯然已無可能，焦急萬分的梁啟超因此起意直插廣州，突入梧州。但同人均以為太過危險，一致反對。最終議決，其他人分散前行，梁氏偕黃群（字溯初）偷渡越南。梁啟超於是改換西服，僅攜一小皮箱，冒充日本人，十二日登上一隻日本的運煤船，三天后，在海防附近的洪崖上岸。一路皆由日人護送、接應，輾轉於三月十七日晨到達日商橫山氏名為帽溪的牧場隱藏，以待機入桂。而黃群則持日人舊護照，由橫山陪同，折返海防，先往雲南，留下樑啟超孤獨地居住於萬山叢中。
直到三月二十六日離開，梁啟超在這處越南的鄉野之地逗留達十天。苦悶之時，雖明知郵遞不便，梁啟超仍頻繁以書札代替訴說，甚至一夜兩信，向家人傾吐心懷。對其最鍾愛的長女梁思順，此情更無須遮掩：“嗚呼！吾此時深念吾愛女，安得汝飛侍我旁耶？”可即便處此苦境，任公終以國事為重，堅定不渝。所言“吾抱責任心以赴之，究竟樂勝於苦也”，既出自家書，本無意示人，方愈發難能可貴。在此“一人枯坐，窮山所接，惟有傭作”的環境中，梁啟超只有努力“作文或著書以振我精神”，“文興發則忘諸苦”。故《國民淺訓》完成，梁亦歡稱“大快”。
到達帽溪山莊後，梁啟超首先於三月十七日完成了九葉紙的《從軍日記》，記述其“离滬迄今”的經歷，自認“所歷殊變幻复賾，可演小小一部冒險小說也”（《從軍日記》）。而在《從軍日記》的結尾，梁啟超已預告，接下來數日，“欲利用之著《國民淺訓》一書，成否抑未敢知”。
根據梁啟超家書，可以推知，《國民淺訓》乃於三月二十一日開筆寫作。只是，此前一日，梁氏已中暑熱患病，到此日下午大發作。其所處環境，則“不特無一家人且無一國人”，“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發見”。而當夜“燈火盡熄，茶水俱絕”，梁苦痛難過欲死。幸好次日早晨有人來查看，急忙以一種特效草藥救治，經半日而霍然病癒，梁啟超方得續作此書。這本“病起後即捉筆著成”的《國民淺訓》，全書“約二萬言”，乃以“三日夜成之”，完稿時間為三月二十五日。用去的三十紙，正是梁氏簡單行囊中“珍如拱璧”的數十張箋紙中的大半（參見一九一六年四月六日《與佛蘇靜生厚生叔通鑄甫慎之諸公書》、三月二十日《與嫻兒書》）。
對於這樣一本匆促寫出的小書，梁啟超本人實相當看重。寄出後，不但擔心失落，四月六日信中尚追問在上海的陳叔通等是否收到，因“別無副本，若失去則枉費心力矣”（《與佛蘇靜生厚生叔通鑄甫慎之諸公書》）；而在與女兒書中，梁氏甚至徑稱“此書真我生絕好紀念也”（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信）。如此掛懷、推重，固然是出於其“為播越顛沛中扶病疾書之作”（《國民淺訓·自序》），在個人生命歷程中具有特殊意義，然在生死未卜之際奮興迸發出的文字，也應是梁啟超自以為最值得留告世人的肺腑之言。
追溯《國民淺訓》撰寫的前緣，可分為遠因與近因兩種。按照商務印書館對此書所做言簡意賅的廣告：“是書將共和國民應具之知識及責任，用極簡明之文筆演述之，誠今日國民人人能讀、人人必讀之書。 ”（《教育雜誌》十一卷八號，一九一九年八月）可以斷言，《國民淺訓》的寫作思路其實連接著梁啟超一九一〇年有意發起創辦的“國民常識學會”。筆者所撰《梁啟超的 “常識”觀》一文已考述出，雖經梁氏極力遊說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以及台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謀求出版與經費兩方面的支持，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發，仍使“國民常識學會”的興辦就此擱淺。
計劃雖然中止，卻不意味著梁啟超已經放棄“增進國民常識”（《國民常識學會章程》）的初念。或者不如說，梁氏實際一直惦記著此事。依據其定義，所謂“國民常識”，應以“今日歐美、日本諸國中流以上之社會所盡人同具之智識”為基礎，再加入“其本國之特別常識”以及“其本職業之常識”。如此，方可成就一“常識具備”（《說常識》）之現代國民，現代國家的建立始有根基。區別於學校教育，梁氏將灌輸國民常識的施教對象設定為“中年以上”的“社會中堅”，故確定採取“社會教育”的方式。除“開講演會”外，更著力於《國民常識講義》月刊以及《國民常識小叢書》、《國民常識叢書》兩套普及讀物的出版。
而“國民常識”所涉及的知識種類實則相當廣博，梁啟超為函授教材《國民常識講義》開出的部類即多達三十八項。並且，單是其中的“財政學”一門，便包括了總論、政費論、歲入總論、租稅論、公債論、理財機關論、地方財政論、財政史及財政學史八編（ 《國民常識講義說略》）。即使以最簡略的改訂版《國民常識小叢書》的類別而言，梁氏的構想也分為通論、政治論、法制論、行政論、財政論、地方自治論、教育論、國民生計概論、國民生計各論、國民道德論、史譚、地志、世界大勢十三門（《國民常識小叢書說略》）。不過，限於精力與時間，梁啟超當年僅留下在《國風報》連載四期的《憲政淺說》，雖然這原是一部涵蓋了國家、政治、憲法、君主、國民、國會、政府、政黨、職官、立法、司法、行政、預算、自治各論題的國民常識樣本，只是，不足兩章的成績顯然讓梁氏無法釋懷。
至於近因，當屬迫使梁啟超走上從軍之路的袁世凱稱帝。在梁氏看來，袁之陰謀所以得逞，很大程度應歸咎於國民的不作為，是即其痛心疾首所斥“良心麻木之國民”——不只是沒有善惡觀念，而且其“善惡之標準，乃與一般人類社會善惡之公準絕殊”。這固然是由於作為國家“中堅”的“良心麻木”之士大夫倡率以成（《傷心之言》），但也使袁世凱得以順利地偽造民意、劫持民意，以售其奸。猜想起來，去年各省“國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數投票贊成君主制，而“曾無一票之反對”一事，完全違反“無論何國，無論何時，皆有兩黨，所謂絕對的全國一致，實情理上所必無也”（《袁世凱之解剖》）的政治常識，公然作偽而毫無顧忌，應尤令梁啟超痛心，由此激發起國民常識教育為當務之急的心思也在意中。天津《益世報》刊登的《國民淺訓》廣告正是如此強調此書的意義：“試問成立以來，何至再有帝制之發生？曰國民缺乏常識而已。今共和雖已復活，此後之責果誰是賴，我國民豈尚能懵懵乎？”任公“於流離生死之間”，為“啟迪我同胞”，特撰此書，足見其“一片婆心”（天津《益世報》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 梁啟超《袁世凱之解剖》手稿
有感於現實政治的刺激，接續四年前“國民常識學會”的未竟之功，《國民淺訓》的誕生可謂因緣際會。其書共十三章，各章標目如下：
何故愛國
國體之由來
何謂立憲
自治
自治（續）
租稅及公債
徵兵
徵兵
調查登錄
鄉土觀念與對外觀念
公共心
自由平等真解
不健全之愛國論
我國之前途
雖不過二萬言，卻涉及其最初構擬的“國民常識”中“通論”、“政治論”、“法制論”、“行政論”、“財政論”、“地方自治論”、“教育論”、“國民道德論”等門類。全書從辨析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開始，循序而下，環環相扣，正如末章所總結：
然如何然後能得良政府，自在我民自誠求之、自監督之而已，則本書前數章所言，最當玩味也。抑政府只能提絜大綱，導民於進取之途，其實際著手進取，則須我民自為之。然非有公德，非有常識，何能立於今日生計競爭之世界而操勝算？則本書後數章所言，又最當玩味也。
其實，即使前半部所論愛國、國體、立憲、自治諸目，也都屬於其卷末力言的“廣求世界之智識”的範圍，仍然屬於現代國民必備之常識。
不過，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國民淺訓》對於常識的發明，往往交織著時事感懷。第一章駁正人民以國家為身外物、閒是非，漠不關心之論，已顯露此意。特別是《何謂立憲》一章，更是言之痛切。梁啟超直陳：“我國民當知投票選一議員，無異將我身家性命託於其手。”他最讚賞的是歐美、日本等國的公開競選制。其法在中國現下雖不可行，梁仍告誡國民：“我國民當舉行選舉之時，最要是選忠誠鯁直之人，勿取輕薄浮誇之士。欲選何人，必須憑自己天良，切勿受人運動。”甚至謂“我得錢而賣此票，其可恥乃甚於妓女之賣身”。故無論出賣還是放棄“國民資格”，即無論受賄或棄選，在梁氏均以為“大不可”。而袁世凱之龍袍加身，正是利用了國民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不好管國家閒事”。梁啟超於是痛責國人，指此次興兵討袁受傷殘之“數十萬人”，“系直接為袁世凱所殺，實間接為汝所殺也”。日後，梁氏的憲政黨同人伍憲子一九四八年刊文，對此言仍大段抄錄，感慨系之，稱“任公當日借袁世凱以警告國民，希望國民明白立憲政治之精神在此”。而“經此三十年以上之歲月，回憶三十年前任公所寫《國民淺訓》猶適用”（《梁任公推翻洪憲軼聞》，香港《人道》周刊第一期，一九四八年一月九日），這才是最令人悲哀之事。
就梁啟超而言，立憲政體無疑是其關注的焦點。故前五章大體圍繞“立憲國政治之特色，在中央則為國會，在地方則為自治”（第四章《自治》）展開。而作為現代國民，參政權之外，對於國家也有諸種應盡的責任，《國民淺訓》闡述的納稅、服兵役、如實登記填表等項，均屬此類。同時，秉持早年的《新民說》，並與取法歐美的現代國家體制相適配，梁啟超對排外思想也十分警惕。其提倡公共道德、政治理念上之自由平等、科學實證精神等，無不以西方為楷模。但梁氏又非一面倒，其釋“新民”之“新”，所謂“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一義，在此書中也時有顯露。尤其是《自由平等真解》中對於“良心”的推重，更引發了梁啟超其後沿著《孟子》的路徑，執著探究人禽之別的諸多論述。只是，這一討論更多針對的是國民中的精英階層。若從《國民淺訓》面向大眾的期待出發，“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新民說·釋新民之義》）的“新民”義無疑應置首位，故普及源於西學的國民常識仍為此書的重中之重。
自覺《國民淺訓》一書意義重大，且為當下急需，梁啟超對其必定暢銷也堅信不疑。三月二十五日書稿完成時，梁立即致函時居上海的陳叔通與范源濂，寄去原稿，要求商務印書館立即付印。考慮到袁世凱尚掌控政權，“商務現時恐不便掛名出版” , 梁啟超特請其“任意提一書局名充之（似 [ 俟 ] 將來能掛名時再改正），其版權則仍以歸商務”。而此信中最惹眼的是對於印數十萬冊的提議（《與叔通兄靜生弟書》）。其實，即使在今日，十萬冊也是個大數目。何況在自銷的“十萬部”之外，梁氏認為商務還可加印得利。由此，《國民淺訓》的版次與印數也頗值得細考。
到目前為止，筆者尚未見到不記出版單位或以其他書局具名的《國民淺訓》。其初版版權頁的出版信息署：“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十日印刷 /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二十日發行”；定價為一角五分。而從發行人、印刷人、印刷所到總發行所、分售處，均具名商務印書館。對照其時商務掌門人張元濟所寫日記，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日有：“前月卓如寄來《國民淺訓》一本，雲託本館代印十萬冊，餘歸本館抽版稅。”據此，《國民淺訓》之首版，應即為梁氏托印之書。這大約也是六月十六日之前，《申報》所刊商務印書館廣告中未見《國民淺訓》的原因。而商務之不懼風險，一力擔起出版責任，亦可見其政治立場與道義精神。特別是，首版印行第二天，適值梁啟超於役歸來，返抵上海，新書無異於商務及時送上的一份歡迎厚禮。
▲ 張元濟
隨後，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歿。次日的張元濟日記中，在“又催鮑（咸昌）印黎元洪小像”之前，正是“催印《國民淺訓》二萬部”的記錄，足見此書與政局關係之密切以及商務印書館的高度看重。《申報》於六月十六日也首次出現該書廣告，不過，與其他三種出自梁啟超的書目均標有冊數與定價不同，《國民淺訓》只注為“近刊”，應當是尚未面世。至七月三日，廣告中已見“一冊 / 一角五分”的細節；七月九日，更增添了專門的廣告詞：“分十三章。凡國民不可不知之理，與夫不可不盡之責任，均詳細解說，示國民以途徑。吾國歷來不完全之見解，自窒進步之積習，無不究其病之由來，窮其弊之終極，痛下針砭，俾國民知幡然改革之不容已。”而到當年十一月，《國民淺訓》已印行第五版。並且，僅九月間，即接連有第三、四兩版發行，可見其確實暢銷。
梁啟超對推銷此書也頗為用力。現存於湖北浠水縣博物館的梁致熊曾綬函，正透露了此中消息。信札主體為：
啟超今春於役西南途中，曾著《國民淺訓》一書，業交商務印書館付梓，似於現在國情及人民常識不無壤流之助。黔豫各省已購頒各州縣，藉資曉諭。茲檢寄一冊，敬乞指教。
此件無日期，然其文字與《申報》九月十三日之“紹介新著”多有重合，不過，口氣已從梁氏自白變為受贈人之言。如以“梁啟超先生”取代“啟超”，“茲檢寄一冊，敬乞指教”已易為“昨承惠贈一冊，書此紹介，並志謝忱”。最大的改動是強調該著“於現在國情及人民常識頗有關係，允宜家置一編”，即推許為國民必讀書，其他則照抄梁信。這顯然是以書評形式出現的廣告，甚至擬詞人即為梁啟超本人。
至於貴州、河南購頒各州縣的情況，從《申報》記述的江蘇省長齊耀琳“令各道尹、縣知事備價購置”《國民淺訓》，因“是書以淺顯之文字，揭明共和真諦，於民國前途為益甚大也”（《齊省長通令購置〈國民淺訓〉》，載《申報》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六日），可見一斑。而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湖南省仍有《省長令各縣知事頒發〈國民淺訓〉由》的指令：
查新會梁任公新著《國民淺訓》一書，旨在灌輸共和國民常識，激起國民合群愛國之心，語淺意深，洵為普及社會教育之善本。本省長為開通民智起見，特將前項《淺訓》訂購三千本，分發各縣知事，轉令所屬各學校及公共團體及各講演機關，一體參閱，以資傳播。（《湖南政報》第九冊，一九一七年二月）
如此借助官方的力量進行推廣，《國民淺訓》焉得不暢銷？
正如官方文告一再提及的，《國民淺訓》文字淺顯，這其實本是梁啟超有意的追求。《自序》中稱：“書旨期普及，故以俚文行之，甚見笑於大方之家矣。”其俗白程度，不妨以《何故愛國》為例，開頭幾句是：“愛國兩字，近來當作時興口號，到處有人說起。但細按下去，真能愛國者，究有幾人？比起別國人愛國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而在梁啟超眼中已經相當俚俗的表述，若講給大眾聽，卻還有再加通俗的必要。於是，此章在《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一九一六年第七期轉載時，又做瞭如下白話翻譯：
愛國兩字，近來當作最流行的口號，到處有人說起。但是細按下去，真正能夠愛國的，究竟有幾個人呀？比起別國人愛國的至情，咱們真要愧死。
甚至經過該刊改寫的《自治》一章，又被選錄在京兆尹公署編輯、出版的《講演彙編》（第九期，一九一七年一月）“短篇演說”欄，由此可見， 《國民淺訓》確曾作為各地講演機關進行社會教育的教材使用。
以此，一九一七年四月印行的第六版，封面右上角便多了“教育部審定”的字樣。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申報》上刊出的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教育部審定公佈 / 各省通飭採用”的“通俗教育用書”中，便包含了《國民淺訓》 。嗣後，此書又被納入“少年用書”（一九一九年八月四日《申報》），作為“公民教育運動”讀物（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申報》）、“各級學校公民科參考用書”（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申報》）以及“公民必讀之書”（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申報》），並且，也推薦“與女界看看”，認為對於女性“德育、智育、體育”的“建設方面不無小補”（梅《解放與建設》，載《教育雜誌》十二卷一號，一九二〇年一月）。也即是說，起碼直到二十年代末，《國民淺訓》一直對應著各類人群，作為各種公民教育的讀本被推介與閱讀。
《國民淺訓》的暢銷與長銷，對於商務印書館自是獲利頗豐，即使著作者本人，可想而知也會分得相當可觀的稿費。尤其是梁啟超早已預見此情，尚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張元濟催促印書兩萬部後不久，十六日的張氏日記即載有：“梁任公《國民淺訓》要求版稅從豐。允以照定價二成。”這樣的付酬條件實在優厚。但梁啟超撰寫此書本以生命為代價，《國民淺訓》對於一代人公民觀念的塑造又有莫大之功，金錢實不足以衡量。故當其去世，鄒韜奮以《學術界失了一位導師》為題，撰寫悼念文章，也特別提到此書，推贊：“一人的價值視其為群服務的精神，梁先生這樣的不避艱苦為國盡力的精神，我們覺得很有給人想念的價值。”（《生活》周刊四卷十九期，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這也是《國民淺訓》經過了一個世紀仍值得紀念的理由，何況其中所說的道理，許多至今日亦未過時。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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