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等序 李建軍著《學術與政治——胡適的心路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7

《胡適研究通訊》2009年第4期（總第8期）

作者：文章來源：點擊數： 1302更新時間：2011年01月25日




書訊：
1 、李建軍著《學術與政治——胡適的心路歷程》在香港出版

李建軍 先生的著作《學術與政治——胡適的心路歷程》，新近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我們將余英時、耿雲志兩位先生為該書寫的序言發表在這裡，以饗讀者。


兩篇序言
余英時 先生序

幾年以前李建軍先生曾寄來此書稿本，徵詢我的意見。快覽一過之後，深感這是一部嚴肅的研究成果，當時便在復信中鼓勵他早點刊布，為胡適研究的領域拓展新的視野。但是我的業務繁重，實在抽不出時間來與作者往復討論，甚以為歉。現在此書即將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印行，作者雅意拳拳，希望我寫一篇序文，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寫幾句話，作為介紹。
本書專以胡適的政治思想為對象，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評論。作者詳搜胡適政治方面的言論和活動，然後加以系統的整理，綱舉而目張，條理井然。作者一方面對胡適在各階段的政治主張，分期進行歷史的探索，另一方面則貫通前後，全面地重建胡適政治思想的基本結構。例如第二章論“好政府主義”（胡適自定的英文名稱是 Eunarchism ） , 上溯至早年的“力”的哲學，下面則聯繫到中期的“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又如第四章論“容忍與自由”，也將胡適自由主義的中心理念從早期一直追踪到晚年。這些都是作者的重要貢獻。
現在我想說幾句題外的話，但同時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即胡適研究為什麼在今天中國竟成為“顯學”之一？耿雲志先生在本書的《序》指出，到二 〇 〇五年為止，中國大陸上出版的關於胡適的專著已近百種，報刊論文則超過千篇。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在一九七六年以前完全無法想像。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我在北京聽到一個來源很可信的傳說：當時有人提到重印胡適著作的問題，胡喬木曾憤慨地說：“如果胡適的書出現在新華書店，我們這幾十年的革命豈不是完全白費了嗎？”一九七八年時官方的立場尚且如此堅定，誰能預料到胡適的浴火重生會來得這樣快呢？我也讀了不少大陸出版的有關胡適的論著，隱隱感覺到有一種思想的動向，即新一代的知識人對胡適所倡導的現代價值，包括民主、自由、容忍、人權、法治等等越來越趨於認同。所以我斷定他們研究胡適不完全是為歷史的興趣所驅使，而毋寧出於對現實的關懷。本書的作者似乎也不是例外。
今天新一代的知識人之所以獨奉胡適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宗師，我想至少有兩個理由。第一、在同輩學人之中，胡適自始至終堅持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在任何情形下都沒有動搖過。第二、他的理念最初雖建立在美國生活經驗和杜威哲學理論的雙重基礎之上，但他並未硬搬任何美國或西方既成模式，強加於中國現實之上。關於這一問題，耿雲志先生《序》已作了有力的論證。我要補充的是：他從早年到晚年都很認真地在中國傳統中尋找價值意識，作為接引民主、自由新秩序的精神要素。他用“為仁由己”來說明“自由”的中國涵義，用“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來解釋“容忍”的必要性，用“理”重於“勢”來論證中國傳統的“士”並未向政治權威屈服。一九四一年他發表了一篇英文演講，比較全面地陳述了《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從這些實例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胡適所發展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至於西方的種種學說，包括杜威的實驗主義在內，則僅僅作為思想的背景而存在於他的文字之中。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論述，對於中國讀者而言，往往有一種親切之感，並且比較容易接受。自“五四”以來，民主的理念之所以逐漸進入中國人的意識領域，胡適的貢獻是不可埋沒的。今天新一代知識人重新發現胡適的政治觀點的現實意義，毋寧是十分自然的。
胡適畢生提倡的現代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容忍等等在今天的中國顯然比二十世紀中葉以前更具有迫切的現實針對性。知識界為言論自由的艱苦掙扎，宗教團體為信仰自由所遭受的殘酷待遇，以及一般老百姓為維護自身權利所進行的集體性抗爭，都已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一新的現實似乎為胡適研究提供了新的課題。胡適的中國自由主義在思想上淵源於西方古 ​​典自由主義和杜威的實驗主義；他所面對的現實是現代極權統治未建立以前的中國。因此我希望新一代的研究者不但要繼承胡適的業績，更重要的是超越他的時代限制。最近二、三十年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美國的實驗主義哲學都有重大的新突破，所涉及的問題，無論就廣度和深度而言，都遠非當年胡適所能想見。舉其犖犖大者，如羅爾斯的《公平理論》（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1971）,伯林論自由的概念（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1969）,羅蒂論杜威實驗主義及其政治、社會、宗教的涵義（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1982;Objectivism,Relativism and Truth ,1991）等都是當代自由主義的重要發展。由於羅爾斯新理論的刺激，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有“個體主義”與“社群主義”的長期爭論，對於民主、人權等價值在非西方社會中如何落實的問 ​​題也有進一步的啟示。朱敬一和李念祖合著的《基本人權》（台北，時報文化，二〇 〇三年），討論台灣的人權與法律之間的關聯，便充分利用了這些新的理論。我在該書的《序》中則特別提出西方人權的概念與中國傳統關於人的意識怎樣接軌的問題。
最後，我願意提議，今天認同於胡適的價值取向的中國知識人不妨師法胡適，以西方的最近的論述為背景與參考材料，在新的現實條件下，進一步發展中國的自由主義。

二〇〇七年一月二十日於​​普林斯



耿雲志 先生序

中國內地 學術界有關胡適的研究 , 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了。迄今已發表之著作近百種，文章千餘篇，這其中有不少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到胡適的政治思想內容，但直接以其政治思想為對象，進行比較全面而係統的研究者，李建軍先生這本書還是第一部。我很想花一些時間認真仔細地讀一讀這部書稿，但可惜，竟無法抽出充裕的時間。這裡只好先就我個人對胡適的政治思想的了解，略談幾點粗淺的想法。
三十年的胡適研究，使我漸漸產生一種認識，覺得胡適是中國社會轉型期中一位偉大的文化中介者。他要把古代的中國文化同現代文化連接起來，把世界同中國連接起來，使中國能夠較少痛苦地走入現代世界之林。就政治思想或政治文化方面而言也是如此。他認為，基於自由和保護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近三四百年來人類社會政治進步的成果，它不應只屬於某一個民族或某一個階級。中國也應當或遲或早地實現民主的政治制度。這是他終生堅持的一個信念。而胡適的政治思想，即他的自由主義，正是他在爭取實現他的這一政​​治信念的一系列努力中形成起來的。
胡適是實驗主義者，實驗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一切進步或發展都是從已有的經驗過渡到新問題的解決。新的經驗、新的思想和製度，就是在解決新遇到的問題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一個重要觀念成了胡適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基礎。
胡適在說明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時，著重強調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自由的意義
胡適說：“'自由'在中國古文裡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歐洲文字裡，'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來，才能'自己作主'。”他又說：“在中國古代思想裡，'自由'就等於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由於中國古人太強調“由於自己”和“自己如此”這一面的意思，結果導向內心自由的一種精神境界的追求。在西方，由於強調從外力的束縛中求解放的意思，從而演成一系列爭取自由的大運動，尤其是發展出爭取政治自由的大運動。胡適進而指出，“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凡是愛自由的，凡是承認自由是個人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的，凡是承認自由難得而易失，故​​必須隨時隨地勤謹護視培養的，都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於政治上，就是要求確立個人的一些基本的自由權利不受侵犯。例如宗教信仰的自由，思想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等等。這些自由都是必須以個人為本位的。只有充分地承認個人的獨立地位，只有充分地承認個人意志自由，才能使這些自由權利落到實處。胡適很不贊成一些人硬把個人主義，個人意志自由看成僅僅是與資本主義連在一起的。他說：“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如果沒有思想信仰言論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學生物進化的新理論當然都不會見天日，洛克、伏爾泰、盧騷、節伏生，以至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社會新思想也當然都不會流行傳播。”胡適堅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二、民主的政治制度
胡適說：“民主政治的意義，千言萬語，只是政治統治須得人民的同意。”又說：“民主的第一要件，是人民有控制政府的權力；政權的轉移，不靠暴力，不靠武力的革命，而靠人民多數投票的表決。投票之前沒有人可以預測，沒有人可以決定；投票以後，沒有人可以抗議否認，沒有人可以推翻。”又說：“民主政治最要緊的基礎，就是建立合法的批評政府，合法的反對政府，合法的製裁政府的機關。”這裡自然是指可以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和製裁政府的民選的議會。可見，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胡適最關注的是政府的權力的合法基礎，也就是政府的權力必須來源於人民的授予。他所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必須有一個合法的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和製裁政府的機關。胡適雖不是專門的政治學家，但他顯然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關鍵。
三、容忍與自由的關係
人類歷史上，那些提倡自由的先驅者們，一開始就注意到了自由必須以不危害他人的自由為界限，也就是注意到了自由與容忍的關係。但人類的本性存在著不容忍的根源。胡適指出：“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他又指出：“人們自己往往都相信他們的想法是不錯的，他們的思想是不錯的，他們的信仰也是不錯的，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所以，胡適說，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然而，如果人們都採取不容忍的態度，也就不可能有自由了。胡適常常提起一段故事，當他作為民間使者在美國為中國抗戰奔走時，有一天，他去看望他早年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的一位史學教授布爾（ George Lincoln Burr ）先生。胡適說此老是極博學的人，當時已是八十歲高齡，仍在工作。他們談了半個小時，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此老強調，歷史上“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次談話對胡適確有很大的影響。但決不可以說，胡適是因受布爾的影響，才充分注意到容忍的重要性。我們檢視一下胡適早在二十年代的言論著作，就可以發現很多強調容忍的精神的材料。其中單是給朋友的書信就曾多次談及容忍的態度的重要。例如 1924 年 11 月 28 日 致李書華、李宗侗的信； 1925 年 12 月致陳獨秀的信；1926 年 5 月 24 日 致魯迅、周作人、陳源的信，等等。在這些書信中，他都極力強調社會應培養一種容忍的精神，這是使社會健康進步的重要條件。胡適到晚年更加體驗到容忍的態度之不易得，因而更多地強調容忍的重要。他說：“我總以為容忍的態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們也可說，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會上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這樣，沒有容忍，就不會有自由。”
容忍的精神在政治上的體現，最重要的就是容忍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容忍反對黨。前面說到，不容忍的態度根源於人們喜同惡異，根源於自信自己不會錯。然而事實證明，一切個人，一切政黨，一切政府，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確，都不可能永遠正確。有失誤而允許批評，允許反對的意見，從而就為及時地糾正錯誤創造了條件。反之，若不允許批評，不允許反對的意見，文過飾非，堅持錯誤，就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後果。容忍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容忍反對黨，是承認政治自由的必然的邏輯結論。若承認人們有思想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那麼，就不可能禁止人們發表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就不可能禁止持有批評和反對的意見的人們結成團體或政黨。自然，一切批評和反對的意見，一切反對黨的言論行為，都必須遵循法律的途徑。如果經過長期的奮鬥​​，事實​​證明批評和反對的意見正確，反對黨得到多數人民的認可，就有希望成為執政黨，實現政權的和平轉移。
四、和平改革
胡適認為，和平改革是自由主義應有和必有之義。他指出，“現代的自由主義正應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因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裡，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容忍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的權利，這些正是和平地改革政治社會的唯一基礎。胡適認為，和平改革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是和平轉移政權，一是運用立法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做到具體的改革，一點一滴地推動社會進步。這兩點，都是因為允許批評和反對的意見，允許反對黨，才能做到。因為有批評和反對的意見，有反對黨的批評與監督，才會有政策和法律的改進和修正；因為有反對黨對立的存在，人民才有選擇的機會，才有可能通過人民的選舉投票而實現和平地轉移政權。
以上說的是胡適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的幾個要點。此外，我還想談談也許並非不重要的其他幾點意思。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說法，說近代中國民主政治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那些主張民主政治的人們都力圖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顧中國的國情。我一直認為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從清末的政治改革、立憲運動到民​​國時期各次改革運動都不能說是照搬西方的現成製度模式，只能說是參考借鑒而已。其參考借鑒的程度自然有多少大小的不同，但都不是原樣照搬，是可以肯定的。以往的民主政治的種種失敗，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缺乏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或者說，支持民主政治的社會力量不足。早在清末，梁啟超就呼喚那個所謂“中等社會”，在近代中國，遲遲沒有形成和成熟起來。這才是民主政治之所以屢屢失敗的真正原因。胡適
長期背著“崇洋媚外”和“全盤西化”的名號，人們更是不假思索地認定他的政治思想是全盤照搬英美的製度模式。其實，這是根本沒有的事。我們只能說胡適主要參考借鑒的是英美的民主政治，而不能說，他要全盤照搬英美的政治制度。胡適曾明確地說過，他不贊成把英美的製度原樣搬到中國來。從“好人政府”的主張，到勸蔣介石把國民黨一分為二，他提出的所有政治改革的主張都不是英美的現成品。胡適一方面不贊成照搬英美或任何其他西方國家的現成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他也不贊成因強調中國的特別國情而屏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精神。他曾說，沒有自由的“自由”，沒有民主的“民主”，就如同沒有趙子龍的《長板坡》，沒有諸葛亮的《空城計》，那還有什麼意義！
在近代中國歷次改革與革命的過程中，還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所謂中國人民程度不足，難以實行民主制度。這個問題從清末就開始爭論，一直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在三十年代關於民主與獨裁的爭論中，這個問題再度突出出來。當時，胡適為了反駁主張獨裁的朋友，曾提出民主政治其實只是“幼稚園的政治”，並非高不可攀。有些人為辯勝求快，不肯細心理解胡適這個比喻的實在意義，而加以嘲笑。照我的理解，胡適用這個比喻是想說明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不要把民主政治看成高不可攀，民主的憲政“隨時隨處都可以開始”。幼稚園的小朋友們常有一句話：“排排坐，吃果果”，就是大家製定一些規矩，大家來遵守，只要遵守規矩，就可以得到應該得到的權利。這正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則。人們不應因人民程度不高，而不肯下決心走上民主政治的路；更不應讓那些反對民主政治的人以此為藉口，拒絕民主政治。人民只有在實行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學會運用民主政治。另一層意思是，民主政治固然可以隨時隨處開始，“但必須從幼稚園下手，逐漸升學上去”。有些人主張，既然中國要改專制為共和，就應該學習世界上最先進的製度，就像要發展中國的鐵路交通，不必用世界最早出現的火車，而應引用最先進的火車一樣。胡適顯然不贊成這種主張。人們對於物質生活中的各種用品，適應起來是比較容易的。但對於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環境的接受和適應能力就差得遠了。西太后也可以玩西方的照相機，也可以坐西方的火車，但她不能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統治集團自然有不願放棄特權的利害關係；即使在平民一方面，也不是很容易就接受民主共和的一些新規矩。在魯迅的早期小說中，對這些方面有很深刻的反映。我們還知道，如今在美國生活了一兩代時間的中國人，還有很多仍沒有真正融入美國的社會，尤其是沒有融入美國人的文化中。所以，胡適主張民主政治不妨從較低的水准開始做起，循序漸進。世界上有很多先例，因不求甚解和急於求成，而將民主政治做成了“夾生飯”，以至政治長期不上軌道。
近代中國民主政治的成敗利鈍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值得認真地，深入地反省和總結。對於那些追求民主的仁人誌士，他們的思想、主張和活動，應逐一加以研究，珍惜這一份遺產。胡適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對他的研究，值得花費更多的功夫。李建軍先生這部書，著力對胡適的思想做純學理的解讀與詮釋，是很值得重視的。有了這個開頭，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繼續這一工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2005 年 12 月 21 日 於北京太陽宮寓所


2 、 宋廣波編《胡適批紅集》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受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委託、授權，由宋廣波整理、編註的《胡適批紅集》一書，2009年10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彩色影印出版。該書發表的近500頁胡適研究、批註《紅樓夢》的新史料，均為首次發表。該書頗受紅學界關注。
11月7日 ，北大出版社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辦了《胡適批紅集》新書研討會。與會專家圍繞其文獻史料價值、學術意義深入研討，認為這部印製精良、清晰的書必將對《紅樓夢》版本、家世以及紅學史的方方面面產生啟示、推動和深化作用。專家們指出：胡適對1954年批胡文章的批註和勾畫，可以反映胡適作為被批判者的心態；這一大宗第一手資料出版的意義，是不限於紅學的，最能反映胡適實事求是的治學風格。與會者高度評價編者將新史料儘早公之於眾、實現資源共享的做法。有專家則指出，該書由北大出版非常有意義，因為新、舊紅學發源地就在北大，而胡適先生是北大故校長，曾經在北大服務近20年。出席這次研討會的胡適學界和紅學界的專家有：耿雲志、胡文彬、張俊、呂啟祥、段啟明、張書才、沈治鈞、曹立波、鄭鐵生。
今將當天專家的發言摘要發表在這裡，以饗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