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言：徐復觀日記裡的余英時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4-03-27 11:23 進入論壇

　　原標題：徐復觀日記裡的余英時

　　摘要：1977年，在“中國十八世紀學術研討會”上，關於戴震思想的討論，徐復觀專門批評了余英時，但余似乎並不介意。因此稱讚余英時的“識量之宏”。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先生一生極少寫日記，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養成寫日記的習慣。1980年10月26日，徐復觀在筆記本上寫道：“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現在悔也無益。十月十一日由台返港，病體似有進步，我想把零細的感想紀錄下來，又因循了十多天。從今天起，寫了試試。”

　　徐復觀的日記，前後跨度約兩年多，從1980年至1983年，史料價值不可謂不高，其中涉及到許多港台以及國外的各界賢達，比如董橋、余英時、胡秋原、鄭學稼、余紀忠等。其中涉及到余英時部分雖然不多，卻“事關重大”。

　　因戴震而起爭論

　　徐復觀和余英時曾有一場著名的爭論。時在1977年，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剛出版不久，在這一年由杜維明主持的“中國十八世紀學術研討會”上，余英時與徐復觀相遇，當時徐復觀74歲，余英時48歲。

　　據徐復觀在雜文集《憶往事》中追憶，參加那次會議的學者，最為年長的是台灣學者陳榮捷，和徐復觀一樣，都是74歲。其他較為年長的分別是生於1908年的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生於1919年的美國學者狄百瑞，“其餘多是四十餘歲上下”。徐復觀還記得，“會中對唐君毅先生學術成就的評價，比港台兩地更高”。這次會議過後不久，唐君毅病逝。

　　徐復觀在這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是《清代漢學衡論》，自稱對所謂“乾嘉學派”做了總的批評。在徐復觀宣讀論文前，已宣讀了六篇論文，其中有三篇是專談戴震，在其他的論文中，也多關涉到戴震，徐復觀因此覺得“這次討論會無形中是以戴震思想為中心” ，同時認為“大家對他有過高的評價”，戴震之所以在北美學界有如此地位，和梁啟超、胡適等人的鼓吹有關，即徐復觀所謂“主要是通過梁胡兩公的著作議論而來”。正因為有感於此，徐復觀便“撇開論文的主要內容”，集中到對戴震的批評中，因此引起一連串的討論。

　　徐復觀批評的面很廣，其中專門批評了余英時：“余英時說他對戴震和章學誠的​​研究法，重心理分析，這是治思想史的最後達點，但一個人的心理是與其人格關聯在一起。”徐復觀進而提出三點批評戴震人品有問題，其一，戴震三十三歲到北京，尚對他的老師江慎修推崇備至，因為江氏兼治漢宋之學，與當時專門標榜漢學反宋學的風氣不合，所以當他四十歲寫《江氏行狀》時，便芥提彼此間的師生關係，以後則只稱之為“老儒”；其二，戴震集中有《與王光祿(王鳴盛)書》，稱《堯典》“光被四表”的“光”字，應作“充”字解。但王鳴盛在《蛾術篇》則稱戴震並未寫這樣一封信給他，此書乃戴氏偽託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另外據徐復觀的考查，戴震對“光”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其三，戴震的《水經校注》，與趙一清的完全相同，趙一清的著作，在戴震進四庫館的前一年已經進呈到四庫館，所以當時只認為戴震抄襲趙一清的著作，而沒有人懷疑趙抄襲戴的著作。聽完徐復觀的發言，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立即站起來，表達對徐復觀的支持。

　　徐復觀在這次討論中雖然批評了余英時，但余似乎並不介意。徐復觀晚年回憶此事，對余英時頗為感激：“我非常感謝余英時先生，因為他的飽學及俊俏的口才與筆調，在美國的中國學人中，已居於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我的話雖完全不是針對他的論文而發，但我與他的意見是顯然不同。他不僅未曾稍為介意，並且他在討論會結束時向我說，徐先生的態度，我早已知道，也看過你的文章，但此次聽徐先生的講話，和看文章時的感受不同。許多美國朋友，受到徐先生的話感動。”徐復觀因此稱讚余英時的“識量之宏”。

　　因方以智而結緣

　　此次會議之後時隔三年，徐復觀在1980年10月27日的日記中記：“汪宗衍先生來信，內附汪世清先生補充余英時教授《方以智晚節考》補論的材料，即轉余教授。”這則日記涉及到余英時的另外一本著作，即出版於1972年的《方以智晚節考》。日記中提到的的汪宗衍，後來在余英時的文章《陳寅恪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中曾經出現，余英時當時特別提及了他和陳垣的關係。而汪世清則是著名的徽州文化研究者，在學界頗負盛名。

　　余英時開始對明遺民方以智產生興趣，是其在密歇根大學任教的後期，並且在哈佛大學任教期間完成這一​​人物的初步研究。此書看似和余英時之前的研究沒有關係，其實暗中所接續的乃是余英時在1958年所寫的《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對此余英時曾經多次加以申說。

　　1986年，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中曾言“《方以智晚節考》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皆為考據之書，然其旨則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證以外者，蓋亦欲觀微知著，借'個人良知'以察'集體良知'也。考證、箋釋雖皆屬傳統文史研究之體制，若善盡其變，則亦未嘗不能與時俱新，以供今之研治文化史與思想史者之驅遣。”

　　余英時後來在2003年為《方以智晚節考》在大陸三聯書店重版的序言中也說：“我是希望通過他在明亡後的生活與思想，試圖揭開當時遺民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一角，因為明、清的交替恰好是中國史上一個天翻地覆的悲劇時代。這一精神世界今天已在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中獲得驚心動魄的展開，但一九七一年我寫《晚節考》時，《別傳》的原稿尚在塵封之中。後來我果然在《別傳》中讀到方以智與錢謙益曾共謀復明，可惜語焉不詳。在這個意義上，《晚節考》也許可以算作《別傳》的一條附註。”

　　余英時撰寫此書的因緣，還是錢穆在序言中的概括最為準確。錢穆指出：“英時此文之貢獻，所謂發潛德之幽光，其對於密之之生平志節之表揚，以證晚明遺老遭際沉痛深衰之一般，以及滿清異族政權所加於中國傳統士氣之摧殘壓迫，不啻是鉤畫一輪廓，描繪一形態，使後之讀者更益有以想見其時之情況，而不禁然以思，惕然以悚，而油然生其對當時諸老無窮之同情，而悼古憐今亦必有不勝之感慨發乎其間者，則莫大如此文最後之《死節考》一章。”

　　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的增訂版自序中也曾提到，1980年代大陸有許多對方以智晚年事蹟的討論，“皆以此書為爭議之對象”，“而尤集矢於《死節考》一節”。比如冒懷辛在1981年發表的《方以智死難事蹟續考》一文，便對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提出商榷：“唯其論證方之死事為出於自裁，則予不能無疑而尚有說焉。”而在冒懷辛之外，余英時寫作此書之後之所以一再增訂，還有李學勤的功勞，而且李學勤曾經以“儀真”的筆名在1962年和冒懷辛一起發表過《方以智死難事蹟考》，1978年余英時訪問大陸時和李學勤談起方以智研究，李學勤隨後以舊文相贈。而後余英時又讀了容肇祖的《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和張永堂的博士論文《方以智的生平與思想》等文獻，撰寫成《方以智晚節考新證》一文。

　　徐復觀在日記中記載的轉贈資料一事，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一書增訂版中特意點明，汪世清輾轉託人轉給余英時的資料，內容為根據方中通《陪集》以及方中發《白鹿山房詩集》訂正余英時的《方以智晚節考》。余英時當時大喜過望，撰寫《方以智死節新考》，隨後又過六年，1985年余英時又讀到了任道斌所撰寫的《方以智年譜》，在此書的基礎上又撰寫了《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謝國楨在為《方以智年譜》的序言中，還特意提到了余英時的三篇文章———《晚節考》、《新考》、《新證》。時隔1​​3年，余英時才結束了自己對於方以智的研究，而徐復觀與余英時的這一段學緣，也在余英時的著作和徐復觀的日記中得以記錄。

　

1. 　(本文作者：周言，青年學者，著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