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 星期五

周言:徐復觀日記裡的余英時

周言:徐復觀日記裡的余英時

來源:南方都市報2014-03-27 11:23 進入論壇

  原標題:徐復觀日記裡的余英時
  摘要:1977年,在“中國十八世紀學術研討會”上,關於戴震思想的討論,徐復觀專門批評了余英時,但余似乎並不介意。因此稱讚余英時的“識量之宏”。
  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復觀先生一生極少寫日記,上世紀80年代才開始養成寫日記的習慣。1980年10月26日,徐復觀在筆記本上寫道:“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現在悔也無益。十月十一日由台返港,病體似有進步,我想把零細的感想紀錄下來,又因循了十多天。從今天起,寫了試試。”
  徐復觀的日記,前後跨度約兩年多,從1980年至1983年,史料價值不可謂不高,其中涉及到許多港台以及國外的各界賢達,比如董橋、余英時、胡秋原、鄭學稼、余紀忠等。其中涉及到余英時部分雖然不多,卻“事關重大”。
  因戴震而起爭論
  徐復觀和余英時曾有一場著名的爭論。時在1977年,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剛出版不久,在這一年由杜維明主持的“中國十八世紀學術研討會”上,余英時與徐復觀相遇,當時徐復觀74歲,余英時48歲。
  據徐復觀在雜文集《憶往事》中追憶,參加那次會議的學者,最為年長的是台灣學者陳榮捷,和徐復觀一樣,都是74歲。其他較為年長的分別是生於1908年的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生於1919年的美國學者狄百瑞,“其餘多是四十餘歲上下”。徐復觀還記得,“會中對唐君毅先生學術成就的評價,比港台兩地更高”。這次會議過後不久,唐君毅病逝。
  徐復觀在這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是《清代漢學衡論》,自稱對所謂“乾嘉學派”做了總的批評。在徐復觀宣讀論文前,已宣讀了六篇論文,其中有三篇是專談戴震,在其他的論文中,也多關涉到戴震,徐復觀因此覺得“這次討論會無形中是以戴震思想為中心” ,同時認為“大家對他有過高的評價”,戴震之所以在北美學界有如此地位,和梁啟超、胡適等人的鼓吹有關,即徐復觀所謂“主要是通過梁胡兩公的著作議論而來”。正因為有感於此,徐復觀便“撇開論文的主要內容”,集中到對戴震的批評中,因此引起一連串的討論。
  徐復觀批評的面很廣,其中專門批評了余英時:“余英時說他對戴震和章學誠的​​研究法,重心理分析,這是治思想史的最後達點,但一個人的心理是與其人格關聯在一起。”徐復觀進而提出三點批評戴震人品有問題,其一,戴震三十三歲到北京,尚對他的老師江慎修推崇備至,因為江氏兼治漢宋之學,與當時專門標榜漢學反宋學的風氣不合,所以當他四十歲寫《江氏行狀》時,便芥提彼此間的師生關係,以後則只稱之為“老儒”;其二,戴震集中有《與王光祿(王鳴盛)書》,稱《堯典》“光被四表”的“光”字,應作“充”字解。但王鳴盛在《蛾術篇》則稱戴震並未寫這樣一封信給他,此書乃戴氏偽託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另外據徐復觀的考查,戴震對“光”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其三,戴震的《水經校注》,與趙一清的完全相同,趙一清的著作,在戴震進四庫館的前一年已經進呈到四庫館,所以當時只認為戴震抄襲趙一清的著作,而沒有人懷疑趙抄襲戴的著作。聽完徐復觀的發言,日本學者岡田武彥立即站起來,表達對徐復觀的支持。
  徐復觀在這次討論中雖然批評了余英時,但余似乎並不介意。徐復觀晚年回憶此事,對余英時頗為感激:“我非常感謝余英時先生,因為他的飽學及俊俏的口才與筆調,在美國的中國學人中,已居於第一人第二人的地位。我的話雖完全不是針對他的論文而發,但我與他的意見是顯然不同。他不僅未曾稍為介意,並且他在討論會結束時向我說,徐先生的態度,我早已知道,也看過你的文章,但此次聽徐先生的講話,和看文章時的感受不同。許多美國朋友,受到徐先生的話感動。”徐復觀因此稱讚余英時的“識量之宏”。
  因方以智而結緣
  此次會議之後時隔三年,徐復觀在1980年10月27日的日記中記:“汪宗衍先生來信,內附汪世清先生補充余英時教授《方以智晚節考》補論的材料,即轉余教授。”這則日記涉及到余英時的另外一本著作,即出版於1972年的《方以智晚節考》。日記中提到的的汪宗衍,後來在余英時的文章《陳寅恪研究的反思與展望》中曾經出現,余英時當時特別提及了他和陳垣的關係。而汪世清則是著名的徽州文化研究者,在學界頗負盛名。
  余英時開始對明遺民方以智產生興趣,是其在密歇根大學任教的後期,並且在哈佛大學任教期間完成這一​​人物的初步研究。此書看似和余英時之前的研究沒有關係,其實暗中所接續的乃是余英時在1958年所寫的《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對此余英時曾經多次加以申說。
  1986年,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增訂版自序中曾言“《方以智晚節考》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皆為考據之書,然其旨則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證以外者,蓋亦欲觀微知著,借'個人良知'以察'集體良知'也。考證、箋釋雖皆屬傳統文史研究之體制,若善盡其變,則亦未嘗不能與時俱新,以供今之研治文化史與思想史者之驅遣。”
  余英時後來在2003年為《方以智晚節考》在大陸三聯書店重版的序言中也說:“我是希望通過他在明亡後的生活與思想,試圖揭開當時遺民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的一角,因為明、清的交替恰好是中國史上一個天翻地覆的悲劇時代。這一精神世界今天已在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中獲得驚心動魄的展開,但一九七一年我寫《晚節考》時,《別傳》的原稿尚在塵封之中。後來我果然在《別傳》中讀到方以智與錢謙益曾共謀復明,可惜語焉不詳。在這個意義上,《晚節考》也許可以算作《別傳》的一條附註。”
  余英時撰寫此書的因緣,還是錢穆在序言中的概括最為準確。錢穆指出:“英時此文之貢獻,所謂發潛德之幽光,其對於密之之生平志節之表揚,以證晚明遺老遭際沉痛深衰之一般,以及滿清異族政權所加於中國傳統士氣之摧殘壓迫,不啻是鉤畫一輪廓,描繪一形態,使後之讀者更益有以想見其時之情況,而不禁然以思,惕然以悚,而油然生其對當時諸老無窮之同情,而悼古憐今亦必有不勝之感慨發乎其間者,則莫大如此文最後之《死節考》一章。”
  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的增訂版自序中也曾提到,1980年代大陸有許多對方以智晚年事蹟的討論,“皆以此書為爭議之對象”,“而尤集矢於《死節考》一節”。比如冒懷辛在1981年發表的《方以智死難事蹟續考》一文,便對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提出商榷:“唯其論證方之死事為出於自裁,則予不能無疑而尚有說焉。”而在冒懷辛之外,余英時寫作此書之後之所以一再增訂,還有李學勤的功勞,而且李學勤曾經以“儀真”的筆名在1962年和冒懷辛一起發表過《方以智死難事蹟考》,1978年余英時訪問大陸時和李學勤談起方以智研究,李學勤隨後以舊文相贈。而後余英時又讀了容肇祖的《方以智和他的思想》和張永堂的博士論文《方以智的生平與思想》等文獻,撰寫成《方以智晚節考新證》一文。
  徐復觀在日記中記載的轉贈資料一事,余英時在《方以智晚節考》一書增訂版中特意點明,汪世清輾轉託人轉給余英時的資料,內容為根據方中通《陪集》以及方中發《白鹿山房詩集》訂正余英時的《方以智晚節考》。余英時當時大喜過望,撰寫《方以智死節新考》,隨後又過六年,1985年余英時又讀到了任道斌所撰寫的《方以智年譜》,在此書的基礎上又撰寫了《方以智自沉惶恐灘考》。謝國楨在為《方以智年譜》的序言中,還特意提到了余英時的三篇文章———《晚節考》、《新考》、《新證》。時隔1​​3年,余英時才結束了自己對於方以智的研究,而徐復觀與余英時的這一段學緣,也在余英時的著作和徐復觀的日記中得以記錄。
 
  1.  (本文作者:周言,青年學者,著有《王國維與民國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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