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3日 星期三

江燦騰:談張忠棟教授及胡適研究


hc:胡先生很可能修過經濟學,而是否修過統計學,不清楚,雖然康乃爾大學有著名的統計學家,後來與他論過學:http://hushihhc.blogspot.tw/....../walter-francis......

江燦騰 2016.3.3
歲末,談我所認識的台大張忠棟教授兼論其傳記問題
說明:這是曾刊載【當代】上的一篇紀念文章。但它涉及的卻是,解嚴前後台灣知識分子與政治現況交涉的代表性實例。我如今將它重貼於臉書上,也是當作我在台大求學時的重要師友回憶錄內容之一
江燦騰 張忠棟教授


1.
張忠棟教授是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專任教授,並且早在我進台大歷史研究所就讀碩士班和博士班之前多年,已是社會知名的政治評論家。雖然如此,由於我考入台大歷史研究所的組別是屬於「一般史組」,並非「現代史組」,所以在碩士班的階段,我從未選修張忠棟教授的課。
另一方面,由於我是失學十八年之後,費盡千辛萬苦,才以自修同等學力考進大學就讀,年紀較一般同學大許多,又要半工半讀養家,所以有很強的自覺:避免實際介入或參與當時在校園外,正如火如荼進行的各種台灣政治運動。
尤其在考人台大歷史所以後,我專注於宗教史和明清社會經濟史,並且有意避開所中任何和現實政治太密切的教授和課業。也因此,在碩士班階段,我甚至連在校內和張忠棟教授相遇,都裝做沒看到,就低頭走過去了。
儘管如此,由於台大的資訊來源一向多而快,我當時對張忠棟教授的校外活動和他的許多報章上的政治評論,其實相當清楚;但僅止於了解的層次罷了,談不上甚麼好感或惡感。一直要到解嚴後多年,且當時他已證實得了肝癌,而我博士班的課業也修得差不多了,才因幾位才氣縱橫、學識淵博的同門師兄弟潘光哲和劉季倫等人的影響或慫恿之下,正式選了張忠棟教授開的三學分「胡適專題」,並進而和張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甚至由他選定為他的生平學術與思想傳記的撰寫人之一。
但,為什麼我會成了張忠棟教授認可的為他立傳的人選之一呢?
其實,在張忠棟教授生前,甚至直到他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一日晚,病故於臺大醫院之前兩個多月,我們在電話中談起關於自由主義的種種時,他都只提到:他的「傳記部分」可由我來執筆,卻沒說明理由為何?
因此,我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來談,我和張忠棟教授之間的一些交往情形。
2.
假如我的理解沒錯的話,我應是張忠棟教授在台大任教職三十幾年來,課業評鑑少數成績最頂尖的學生之一(據他自己說,我的成績是空前的)。
因此作為他的「高徒」之一,為自己的業師立傳,似乎也理所當然。
可是,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理由。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向不拍任何老師的馬屁;並且我在台大的學業之優秀,幾乎科科皆然,故我不可能為此而替任何人立傳。所以,我和張忠棟教授的深厚師生情,乃至他有為其撰「傳記」之託。應還有其他的因素在才對。
猶記得一九九二年秋季開學以後,雖選了張忠棟教授的「胡適專題」,但是,我當時並不看好他的課可以如期開課或上下去。因我一直擔心罹患肝癌的他,不知身體狀況如何?何況每星期一次三小時連續的博士班專題討論課,不知道他要如何撐下來?
直到開學後第一次上課,才確定課可以上下去。
可是怎麼進行呢?
其實,當時我們選這門課的幾個博士生,都是讀書狂,坦白說,對相關課題的資料和研究現況,並不比授課的張忠棟教授知道的少。更何況,在台大,我一向是此類討論課的靈魂人物,根本不用擔心張忠棟教授屆時會玩甚麼花招。
可是,他上第一堂課,就出乎我們大家的意外。
而當時最尷尬的,是劉季倫學長。因他早在幾年前,就寫書評,評論過張忠棟教授的名著《胡適五論》 (台北:允晨,一九八七年)。此外,他自己所擁有和胡適研究的相關著作,也幾乎都帶來了。
至於潘光哲學弟,則幾乎是這方面的權威,因此不用說,他帶來相關的資料,同樣齊全。
在這種情形之下上課,通常都是,教授先介紹自己的相關著作或觀點,然後由學生接手發問或表示意見,接著就是:規定第二次、及以後各次的討論方式,和個人負責報告的部分。
所以上課一開始,張忠棟教授發現大家幾乎都人手一本他的書,便問大家:對「胡適專題」這一課程有何意見?
恰巧當天,劉季倫學長因緊鄰張教思棟教授而坐,率先發言,打算介紹他曾寫過書評的張著《胡適五論》。……
誰知,張忠棟教授一聽,便制止了,並說不想在課堂上,討論自己書中已寫過的意見。
此舉,大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因此都愣住了,不知如何接口,氣氛很尷尬。
我並不喜歡當時現場的情況,但也不願認輸。於是,我主動要求發言,並打算反擊張忠棟教授。因此,我隨口提出一個很尖銳、但不一定正確的相關問題。
我說:「歷來的胡適研究者,很少注意到毛澤東的革命事業的成功與胡適論政所以無效的根本差別,即毛澤東在一九三0年五月發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所提到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對現實政治的理解和動員群眾,都不能架空而談。試問胡適對中國的政治現況,何時作過調查呢?事實上,社會科學的調查和統計的方法運用,胡適一生中,都是很陌生的,所以他的立論,常成空談;相反的,他的下一代學生,如傅斯年留歐時就對統計方法和社會科學用心很深,因此他的立論較有成效和日後也較能辦大事。而毛澤東的革命成功,也應是和他能真正走入田野,實際理解現況有關。因此,像胡適這樣慣於在舒適的書齋中,發空言評論的學者,也許能享有名氣,也許是個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但論政的無效,卻是他的最大悲哀!」
我當時一面講,一面想看看張忠棟教授如何反應?如果他發火,我就準備退選這門課。反正我該修的博士班學分早超過了,根本不在乎他這三學分。
當時,誰也沒料到:這是一個妙點子。可是,張忠棟教授一聽完,首先就表示對我這一評論意兒的讚許!潘光哲學弟接著問張忠棟教授:他到美國唸博士學位時,學科的訓練如何?他的回答是:和胡適讀書的時期,有極大的不同,即很重視社會科學方法學方面的訓練。
由於話題對頭,大家都找到發言的空間,討論立刻熱鬧起來,三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從此,我一直到學期終了﹐都不斷創造話題,甚至碰到我請假,大家就跟著停課一次,而潘光哲學弟則到處搬來相關資料。
因此,當時我們幾乎窮盡式地,不論官家機構或私人蒐藏,凡能借到的都不放過。例如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博士私人蒐藏的相關大陸資料,幾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因此被我們各自複製一套影印本了。其餘的可以類推。
因此迄今,我仍相信:有關胡適的相關資料,就私人蒐藏而言,大概很少有人能和我們這些師兄弟所擁有的相比。
另一方面,既然論題的發展和資料的擁有,都超越張忠棟教授之前,所研究的和所曾過目的,所以做來上課,名義上是「課程教授」,但他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辯」成一團。
而且,每遇上課盡興,為了表示嘉許,下了課,就由張忠棟教授,親選餐館、親自點菜,和全部由他付賬,讓大家過過癮。
我相信,張忠棟教授一生中,在一學期內,講學生上餐館的次數之多,和興致之高,除了和我們這一班之外,大概找不到第二班了。
而據我所知,這樣高水準的班級組成和討論狀況,也是他教書一生的最高峰,以後就成了絕響。直到他去世為止,都是如此(張忠棟教授晚年學術事業的合作者,主要的還是我們這些師兄弟)。
因此,可以說,張忠棟教授在晚年,是有一些極優秀的後輩來當他的知音的。這在台大歷史所,也是少見的。可是,這也不是我要替他立傳的主要原因。
何況我個人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也證實罹患「多發性骨髓癌」,並長期在醫院做各種治療(迄今除行動稍有不便之外,一切正常)。
張忠棟教授是我發病之初,最先到醫院探望我約台大老師之一。以後,只要他知道我的病情有需要,例如他以為我要動骨科手術,他立刻先和台大骨科權威陳博光大夫聯絡,請他協助。甚至一直到去年,他仍為我的治療費用和生活費,花了不少力氣(其中包括他的一些誤解在內)。
雖然如此,若論晚年和他走得最近的台大學生,張忠棟教授固然關心我,但我實在算不上是和他走得最近的台大學生,只有潘光哲和劉季倫兩個人才稱得上。例如張忠棟教授近一兩年所主編約有關自由主義論文集,主要就是潘、劉和薛化元學長等人在負實的。
不過,我的批判性比較強,立場比較超然。更重要的是,如何論述和定位張忠棟教授作為繼胡適、雷震、殷海光之後的又一自由主義者,事實上是我最先提出的――當時我們是在檢討胡適晚年的處境,而張忠棟教授的相關書籍之一的書名是(胡適、雷震、殷海光――自由主義人物畫像)(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0年),因此,我才會提到此事。
而張忠棟教授當時聽了,也不認為我是在開玩笑,但他立刻建議:應由江燦騰來寫!
不過,坦白說,當時我是沒甚麼興趣,花時間寫他的傳記。我全部精神,都用在台灣佛教史的研究上,正意氣風發,每年都出版新書(我那幾年的著作數量,比張忠棟教授一生所寫的著作還多)。所以,張教授也未進一步和我談起相關的後續的工作。
但他當時指定:有關幾十年來胡適禪學的爭辯學術史,就作為江燦騰的學期報告,不許改題、不許沒交。結果,我之前已花十年收集的相關資料,就這樣開花結果了:我交出的一篇近七萬字的完整論文,立刻獲得他生平所給的最高學業評價。
雖然如此,直到執筆寫這篇文章時,我依然未意識到:他會那麼快過世;而我居然也還活著,並真的要為他寫傳記。
3.
張忠棟教授於今年六月十一日病故時,台大的師兄弟,因擔心我的病情不堪負荷,原先是不準備讓我知道的。但童長義學弟知道我會關心此事,特地打電話告訴我。
而等我自己聯絡之後,又很難過的知道:張忠棟教授是被昔日的老戰友氣死的!
因此,我頓時感到對張忠棟教授很愧疚。 因今年春天以來,我和張忠棟教授其實有過三次的電話長談。
第一次他送我他「允晨」重新出版的《自由主義人物》,這是原先在自立晚報出版社出版的《胡適、雷震、殷海光》的增訂版。所增加的部分,我在《當代》已讀過了。
因此,我的建議是:如有再版的機會,可將書名修訂為《戰後台灣自由主義人物》,較名符其實;並且可加一「導論」,解明「何謂自由主義?」以助讀者理解。他很同意。
第二次是,因《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登出,楊照先生和顏厥安教授對談,戰後台灣自由主義的長篇評論文章。我問張忠棟教授:對此評論有何看法?他的回答是其中有不少誤解和不公平之處。他建議我有機會,可撰文反駁;然後又重提,要我撰寫自由主義人物思想傳記之約。
第三次是他要我來台北時,和他約地方見面長談。我答應了,但遲遲未兌現。更沒料到,才兩個多月而已,他就過世了。
因此我們雙方約定的會面,只有等到我也前往黃泉路上,再談了。
不過,張忠棟教授過世後,我驚訝的發現,除了李敖在有線電視「真相台」所主持的「笑傲江湖」節目上,極力嘲諷所謂「張忠棟之流的自由主義者」之外,報章媒體的報導和各方的評論,都一致肯定他的一生,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對台灣民主政治的卓越貢獻。
特別是,當我參與今年六月十九日,在台北「靈糧堂」所舉辦的追悼會之後,回到竹北家中,將所聽所看到的仔細整理了一下,又發現:自己所理解的張忠棟教授印象,和別人所理解的張忠棟教授印象,居然大不相同。
怎麼會這樣?我惶惑之餘,為了解決這一認知上的差距,於是一方面打電話請在台北的潘光哲學弟幫忙,把張忠棟教授早期出版的幾本評論集,全借給我閱讚;一方面,則把張忠棟教授多年來在《中國論壇》上所參與的相關座談會發言紀錄,再全部仔細讀了一遍。
如此一來,我敢於自信:自己所理解的張忠棟教授印象,其實是沒問題的!
於是我打電話給《當代》主編金恆煒先生,表示自己想為張忠棟教授,寫一篇紀念的文章。金先生則回說,因作業很趕,要我文章快點寫。
因此,在這裡,我條列式地,將要說的意見,表達如下:
其一,張忠棟教授的一生,其實是很幸運的。早在六0年代初期,他以碩士論文《東漢之教育與士風》剛自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就聘為系上專任教師,並且很順利地在幾年之內,由講師升到副教授和教授。
因此,七0年代初期,他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之前,已是一位小有名氣的正教授了。以後,他雖寫文章批評時政多年,甚至在解嚴之後,加入民進黨,為該黨的不分區國大代表之一,也未遭到類似殷海光教授早年在台大所面臨的困境。
其二,張忠棟教授和他在台大歷史所的前後期同學比起來,是屬於比較活躍的一位。
特別是他由中國中古史的研究,轉為近現代中美關係史的研究之後,由於正逢臺美關係生變之際,他感於身為大學教授的知識分子角色及責任,於是經常在各媒體上發表時事的觀察和評論,並因而逐漸成為媒體的常客和社會知名的台大教授。
可是,一般而言,他的評論意見,只是穩健的合理看法,文筆雖明白流暢,但無太特殊或較深刻之處。因此,在七0年代中期之前,他的角色,可說是標準的國民黨樣版的台大教授。他的轉變,是在之後,逐漸發生的,也就是說,他是伴隨台灣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而被捲入的。
其三,張忠棟教授是外省籍(漢口市人),但娶的妻子則是本省籍的張夫人。因此,張忠棟教授常以自己為例,不認為有真正的省籍情結。
解嚴前後,台灣內部為族群問題和統獨問題,進行大辯論時,張忠棟教授在一些相關的座談會上發言,一貫表示,有好的民主制度和真正落實憲政,即無族群和統獨問題。因此,他的立場是前後一致的。
可是,他過於簡化問題的複雜性,說服力不是很強。
其四,張忠棟教授並非一開始,就界定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他是從對胡適政治態度,逐漸理解胡適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知識分子和自由主義者的角色真相,然後對照自己參與台灣當代政治改革的經驗,而後產生強烈認同的。
這也就是為甚麼李敖先生,要強烈地批評他的原因。雖然如此,張忠棟教授的穩健、無意識形態的包袱和務實的政治評論觀點,對當代台灣社會而言,真正是一份珍貴的經驗和社會資產,值得全民學習和感念的!
其五,張忠棟教授是一位重視生活品味的大學教授。他在台北近郊的家,我多年前去過一次,環境之優美,是我這種窮工人出身的後輩,連夢想都不曾夢見過的。
4.
雖然如此,我也有自感驕傲之處,即我可以批評張忠棟教授,作為台大著名的歷史所專任教授數十年,卻很少對中國文化或台灣文化下功夫。所以,他幾乎從未在近一、二十年的台灣社會轉型中,有過任何重要的相關文化評論。
他對兩岸在解嚴後的思想或文化交流,也幾乎提都不提。
在這種情況下,他重新省視中國近現代自由主義者,肯定從胡適、雷震、殷海光到夏道平的重要貢獻,我但以為是不夠的。
特別是作為一位大學專任教授的專業素養,他是有些忽略了。
因此,今後的任何相關的問題,只有留待我們這些學生輩,來替他彌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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