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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立民《張大千藝術圈‧ 張大千與郭有守》北京：三聯，頁29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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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守（1901年－1978年1月20日），號子傑，資中縣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政治人物。
畢業於成都石室中學、北京大學。後赴法國巴黎大學、英國劍橋大學深造。1930年回國，歷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專員、督學、主任秘書。1938年，出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1945年離任[1]。抗日戰爭結束後，供職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員、國際文教處處長。1966年返回大陸[2]。
參考[編輯]
- ^ 張在軍. 西遷與東還 抗戰時期武漢大學編年史稿. 獨立作家－秀威出版. 2013-10-01: 95. ISBN 978-986-326-187-2.
- ^ 任一民;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省志人物誌編輯組. 四川近現代人名錄. 四川辭書出版社. 1993: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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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有守（1901—1977）字子傑，四川資中人。他是張大千的表弟，但究竟是哪一輩份方面的表弟則不詳。郭有守191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科，頗得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賞識。北大畢業之後公費派往法國巴黎大學留學，獲得文學（一說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巴黎留學期間曾與徐悲鴻、張道藩等人組織文學藝術團體“天狗會”。歸國後曾1929年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二科科長，還兼任教育部電影檢查委員會主任。1938年至1945年任四川教育廳廳長。1946年2月，郭有守被選為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籌委會組長，後任該組織第一任教育處處長；兩年期滿後，1948年又改任遠東顧問。1956年受中國台灣地區委派兼駐法大使館文化處參贊。常駐巴黎，具體統管台灣在歐洲的文化交流事務。郭有守還精通法、英、德等多國語言。後經有關部門爭取，他開始為新中國提供情報。1963年，郭守義改任中國台灣地區駐比利時大使館參事。1965年聖誕節前，他在瑞士與中國大使館聯繫時，不慎被聯邦特工組織竊聽了電話。當他從中國大使館出來時，立即遭到瑞士警方的拘捕。後來通過外交斡旋，郭有義才得以離開瑞士，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避難。1966年4月8日，郭有守回到北京。他隨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起義聲明》，宣布與台灣當局脫離一切關係，後曾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此事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極大震怒，遂將郭有守在巴黎寓所中的一切財物和收藏品“沒收”。其中包括張大千贈送給他的百餘幅左右的繪畫精品，後來這些繪畫作品均被轉交給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收藏。1978年1月20日，郭守義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7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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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近代四川的奇人怪士多，我想郭有守該是當中一位。奇人總是有難能之處，我是欣賞郭某為官數十年，卻一直能把「社會事功」和「個人志趣」截然分途。他當官建樹是凌厲無前，而志趣方面則是韜晦自好。
郭有守北大法科出身，留學巴黎大學得經濟學博士，從教育科長到秘書長到教育廳長，外交官。又曾兼管電影教育。抗戰期間，郭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就曾規定四川境內所有能考上大學的學生其學費和生活費由銀行貸金支付。一九三二年曾倡籌「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以首屆執委長期主持協會工作。他大膽將中共的田漢、共產國際的陳翰笙等拉入協會，令中國初生電影業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這些大膽凌厲的建樹令人側目咋舌的。
當官的郭有守和文化人一直是密邇不分。遠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郭已在巴黎和徐悲鴻、蔣碧薇、張道藩、邵洵美、劉紀文、謝壽康、常玉……等成立「天狗會」，郭更被會眾謔封為「行走」。
郭有守三十年代在上海更與葉恭綽、蔡元培、胡適、楊杏佛、林語堂、邵洵美、鄭振鐸、戈公振、徐志摩等十二人創「中國筆會」，他被選為理事。抗戰間，郭在四川又結識了很多文藝界人士，如劉開渠，戴愛蓮，吳作人、張大千、傅抱石、黃苗子、郁風等等。可見他一直是熱心地和文化圈中人相處，但卻低調。因為郭有守終其一生，都不以文學著述面世。
郭氏精鑒賞，嗜收藏，但也是低調的。由於他沒有「藏品目錄」及「讀畫說」之類的著作，那我們只能以他的書畫損失和捐贈作為窺測了。
就目前所知他曾兩次遭遇大損失，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國內土改波及他的藏品，他寄存於兄嫂處的四大皮箱書畫在資中土改時悉數為農協焚燬。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因暴露了「間諜」身份而黯然歸國，未及撤離的藏品悉遭台灣當局沒收。但兩次的「劫餘」之後還是可觀的。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郭仍能先後向北京故宮博物院捐出文物及圖書共計二百七十五件，其中有傅抱石畫作八件，由此可見「劫餘」之物仍非少數。可以說，對於文藝和鑒賞，郭有守意趣的態度就是「信而好古」，同時也是低調地「述而不作」，聚散也無所縈懷。
但郭有守是在事業鼎盛時，遇上挫折事，黯然歸國，從此十二年的餘生憔悴京華，過的是「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的日子，是由此沉寂，直至死去，而死後又過了三十多年，沒誰提起，知者漸少。
郭有守生平最濃重的一筆，是一九六六年在法國機場的事，在此畧說筆者所知的一點始末。郭有守是以國民黨政府駐比利時外交人員的身份，跑到瑞士中共使館和高層見面時，被瑞士當局錄了音，一出使館即行逮捕。以後是瑞士方面詢其所願，並從其所願，將之驅逐至法國，再由法國登機經莫斯科返北京。其間，國民黨是指郭為大陸所「脅持」，而中共方面則指郭是「起義」。兩軍罵陣，大抵都不須依據事實。揆之當時的中共，也只有「起義」一詞才是最可能免去尷尬。因「間諜被逐」畢竟是不光采的，但「起義歸來」那就不同了。當時的中共當局該是會有此考慮的。
據與郭共事又在巴黎機場參與營救行動之陳西瀅、案發後不久有一長函與他的老友兼領導王世杰（時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詳述當時情狀，這個報告一直未見有人徵引。陳西瀅在報告中提到自己親自去機場盡最後努力爭取郭有守：
「三月卅日此間得密報，子杰將於二時二十分乘機去莫斯科。弟與周麟夫婦及齊佑趕去機場。到機場時有中共壯年二十人，三三兩兩佈列各處。已有三人正在交驗護照，一人在中，穿了極大的外套，頭戴大幾號之帽，眼戴大黑眼鏡，弟走至其近旁，認出是子杰，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壯年立即湧上將我們分開，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將中間一人拉到裏面去。」
據中央社前社長黃天才丈與筆者言，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國府方面最初完全不知情，中共遂把郭弄到法國去。國民黨政府為此成立專案小組，要爭取郭有守。此事或是由陳雄飛大使負責。當時國民黨各方特工匯集巴黎，伺機而動，而台灣有關方面也得到法國警方幫忙，法警方答應：
一、絕不容許中共秘密運走郭有守。（其間中共也作出保證，絕對堂堂正正出境，連哪一班機都可以通知你們）
二、離境時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願去大陸，法國警方要即時插手阻止，保護郭的個人意願。
此外，當郭有守「出事」後，張大千曾寫《聞郭有守變節》的詩，詩云：
「落拓杜司勳，長貧鄭廣文，竟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
人道君從賊，吾道賊陷君，已枯雙眼淚，音訊不堪聞。」
詩寫得好，大千是不避嫌地為表弟辯白，也表達心底的懷念。大千晚歲在台北嘗向香港弟子李喬峰垂詢有關郭有守消息，但當時李喬峰對郭是一無所知，自然無法復命。到大千歿後，李偶爾跟筆者語及大千曾有此一問，遂告李翁郭氏在京的點滴情況，惜已無法轉知大千了。
大千是聰明人，當年對於表弟郭有守陽為國府官員，陰為中共地工，該有所覺察的，只是沒有捅破而已。在大千歿後六年其在巴黎時的朋友林藹女士撰有〈張大千在巴黎〉一文，就透露出有一次林去郭有守寓所，聽到郭有守和張大千爭吵，大千見到林，忿而爆出郭勸說他返大陸一事。
從前大千到歐洲，是離不開郭的。郭本身喜好收藏，常與大千在巴黎逛古董市場。大千不擅英語更不懂法語，郭有守則通曉英法德等諸種語言，在法蘭西文化界吃得開，所以大千在歐洲各國舉辦畫展的接洽推動，登廣告搞宣傳，拜會畢加索等等，都由郭有守打點安排。在巴黎，大千偶住大使館武官處的大房子，而多住在郭有守的私寓。
自郭有守事發之後，張大千即命葆蘿赴巴黎，向郭的助理傅維新瞭解情況，並取回留在郭家的書畫物品。而大千畫上帶子杰款的書畫，都作為郭有守個人財產被國府當敵產充公，後來撥歸台北歷史博物館保藏。郭出事後，大千從此不再到歐洲了。
大千詩說的「竟為妻子累」，這裏得說說郭有守的妻子楊雲慧。楊氏是楊度千金，光華大學學生。喜愛劇藝，嘗請田漢導演，楊登台演左翼話劇，消息還上了上海的小報，被乃父楊度狠罵一頓，命令她即時退學回家嚴加管教。舊日一般人把楊度視為帝制餘孽、籌安六君子，而不知他後來做孫中山密使，更不知他與李大釗老友，更在國民黨四一二清黨之後投共，係秘密黨員，由周恩來、潘漢年直接領導，夏衍單線聯繫。如此敏感的身份，不容千金胡亂搞渾而危及地下工作，或因此讓楊度叫楊雲慧二哥楊公兆介紹對象，趕緊把雲慧嫁掉。楊公兆介紹同在南京的郭有守，雖然郭大雲慧許多，楊度仍同意這頭婚事，還請得郭有守恩師蔡元培做證婚人在上海舉行婚禮。楊雲慧不知是否得了乃父左翼的遺傳基因，抗戰間在成都與文藝界人士往來密切（她最羨慕郁風），有一次跟某批左翼人士聯名發表宣言，惹怒時為四川省主席的張群，張把部下郭有守叫去訓斥一頓。
郭有守派駐法國時，是帶妻兒赴任的。京滬解放前夕，楊雲慧說回上海探親，先到香港，住九龍太子道呂恩和吳祖光寓所，吳帶楊見邵荃麟（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南方局文委書記），邵傳達夏衍邀她上京參加首屆文代會，楊遵命而行，在京見到周恩來。楊雲慧後來透露出：此時郭有守在巴黎來信「表示有意回國內來參加工作。」但「領導上認為，郭有守目前在巴黎的工作條件很好，可以繼續留在那兒為國效力，暫時不必回來。」但這些敏感意見又不便在信中傳達，組織上讓楊借口出去接孩子，再去歐洲，「當面向郭有守說明白」。一九五○年四月楊到了巴黎，「並安排好郭有守為黨工作的關係」。這清楚說明郭有守最遲在一九五○年四月已由楊雲慧作上線人而為共黨效力了。所以大千詩有「妻子累」之說了。
郭有守身為國府外交官，而妻子定居大陸，總有不妥。所以郭在巴黎時常說已跟太太離了婚，因為政見不同云云，與老婆劃清界線也。為了地下工作的特殊需要，有關組織部門辦了一紙假離婚證書。黃苗子嘗與筆者言及郭有守後人不明假離婚真相，日後衍生出不少麻煩來。
郭有守返中國大陸之後，掛在甚麼單位，未見透露。但從其捐獻文物由總參二部出信（存故宮檔案室），當與此單位有關。總參二部係軍方情報部門，與郭所從事者大有關聯。既是軍方情報系統的事情，牽涉國家機密，不便打聽也無從打聽，我輩平民只好靠猜測了。
郭的「起義」是「假戲」，但卻是「真做」了。這可以從他歸國後的待遇看出來。他妻子楊雲慧的回憶文字說到：「這時已找不到管事的幹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學習和勞保都沒有份，只能整天在家看報紙，越看越不懂，這局面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他老是一個人在那裏唉聲嘆氣，愁眉不展。我也很擔心禍及家門。」這顯然是給予投閒置散了。郭有守歸國不久碰上文革，全國大亂，人人自危，郭有守的確很不解，問楊雲慧，「你們多年來就是過的這種日子嗎？」楊雲慧也很無奈。（楊雲慧著《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郭有守剛「起義」歸來，新鮮熱辣，或受特殊照顧，萬幸沒有受紅衞兵衝擊和批鬥（早一年回歸的李宗仁卻倒霉被批），但他的親屬則沒有這麼好彩，夫人楊雲慧的大哥在北京被批鬥，楊母在上海被作為賣國賊地主婆批鬥，四弟公敏關進牛棚，五弟公武被批鬥想入牛棚而不准，弄到自殺，楊雲慧兩地奔走撲救，疲憊不堪。郭有守外母雖有章士釗出面請周恩來保護，也是受不了，憂忿而卒。只因當時楊度的黨員身份未公開，仍是頂着帝制餘孽的黑帽而禍延闔宅。郭有守歸國迎來的是家破人亡，其本人則是英雄無用武，和英雄氣短了。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郭有守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郭有守是楊度的女婿，情義上是半子。翁婿間政治傾向多相同，而郭楊不幸的境遇竟然也是相似的。楊暮年入籍共黨，但是秘密黨員，不為人知。直至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囑王冶秋為表白，其家人纔得免社會上種種侵廹。試想，一個辛苦為一個組織做事的人，生前要韜晦不名，死後仍舊要隱身，若不是周恩來囑咐，也就永世埋沒。至於他的女婿郭有守，為革命數十年當卧底，卻換成「起義」。「起義」是甚麼？「起義」是形勢所逼，勝於「投案自首」的同義語而已。
楊郭翁婿，其生平都有一種無以自明的處境，但數十年來亦無人為之鳴不平，謹書此，為本文作結。
郭有守北大法科出身，留學巴黎大學得經濟學博士，從教育科長到秘書長到教育廳長，外交官。又曾兼管電影教育。抗戰期間，郭任四川省教育廳廳長就曾規定四川境內所有能考上大學的學生其學費和生活費由銀行貸金支付。一九三二年曾倡籌「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以首屆執委長期主持協會工作。他大膽將中共的田漢、共產國際的陳翰笙等拉入協會，令中國初生電影業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這些大膽凌厲的建樹令人側目咋舌的。
當官的郭有守和文化人一直是密邇不分。遠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郭已在巴黎和徐悲鴻、蔣碧薇、張道藩、邵洵美、劉紀文、謝壽康、常玉……等成立「天狗會」，郭更被會眾謔封為「行走」。
郭有守三十年代在上海更與葉恭綽、蔡元培、胡適、楊杏佛、林語堂、邵洵美、鄭振鐸、戈公振、徐志摩等十二人創「中國筆會」，他被選為理事。抗戰間，郭在四川又結識了很多文藝界人士，如劉開渠，戴愛蓮，吳作人、張大千、傅抱石、黃苗子、郁風等等。可見他一直是熱心地和文化圈中人相處，但卻低調。因為郭有守終其一生，都不以文學著述面世。
郭氏精鑒賞，嗜收藏，但也是低調的。由於他沒有「藏品目錄」及「讀畫說」之類的著作，那我們只能以他的書畫損失和捐贈作為窺測了。
就目前所知他曾兩次遭遇大損失，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國內土改波及他的藏品，他寄存於兄嫂處的四大皮箱書畫在資中土改時悉數為農協焚燬。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因暴露了「間諜」身份而黯然歸國，未及撤離的藏品悉遭台灣當局沒收。但兩次的「劫餘」之後還是可觀的。在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郭仍能先後向北京故宮博物院捐出文物及圖書共計二百七十五件，其中有傅抱石畫作八件，由此可見「劫餘」之物仍非少數。可以說，對於文藝和鑒賞，郭有守意趣的態度就是「信而好古」，同時也是低調地「述而不作」，聚散也無所縈懷。
但郭有守是在事業鼎盛時，遇上挫折事，黯然歸國，從此十二年的餘生憔悴京華，過的是「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的日子，是由此沉寂，直至死去，而死後又過了三十多年，沒誰提起，知者漸少。
郭有守生平最濃重的一筆，是一九六六年在法國機場的事，在此畧說筆者所知的一點始末。郭有守是以國民黨政府駐比利時外交人員的身份，跑到瑞士中共使館和高層見面時，被瑞士當局錄了音，一出使館即行逮捕。以後是瑞士方面詢其所願，並從其所願，將之驅逐至法國，再由法國登機經莫斯科返北京。其間，國民黨是指郭為大陸所「脅持」，而中共方面則指郭是「起義」。兩軍罵陣，大抵都不須依據事實。揆之當時的中共，也只有「起義」一詞才是最可能免去尷尬。因「間諜被逐」畢竟是不光采的，但「起義歸來」那就不同了。當時的中共當局該是會有此考慮的。
據與郭共事又在巴黎機場參與營救行動之陳西瀅、案發後不久有一長函與他的老友兼領導王世杰（時為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詳述當時情狀，這個報告一直未見有人徵引。陳西瀅在報告中提到自己親自去機場盡最後努力爭取郭有守：
「三月卅日此間得密報，子杰將於二時二十分乘機去莫斯科。弟與周麟夫婦及齊佑趕去機場。到機場時有中共壯年二十人，三三兩兩佈列各處。已有三人正在交驗護照，一人在中，穿了極大的外套，頭戴大幾號之帽，眼戴大黑眼鏡，弟走至其近旁，認出是子杰，即拍其肩呼之，四五壯年立即湧上將我們分開，不能得近，左右二人即將中間一人拉到裏面去。」
據中央社前社長黃天才丈與筆者言，郭有守在瑞士被捕，國府方面最初完全不知情，中共遂把郭弄到法國去。國民黨政府為此成立專案小組，要爭取郭有守。此事或是由陳雄飛大使負責。當時國民黨各方特工匯集巴黎，伺機而動，而台灣有關方面也得到法國警方幫忙，法警方答應：
一、絕不容許中共秘密運走郭有守。（其間中共也作出保證，絕對堂堂正正出境，連哪一班機都可以通知你們）
二、離境時若郭有守呼救，表示不願去大陸，法國警方要即時插手阻止，保護郭的個人意願。
此外，當郭有守「出事」後，張大千曾寫《聞郭有守變節》的詩，詩云：
「落拓杜司勳，長貧鄭廣文，竟為妻子累，遂作死生分，
人道君從賊，吾道賊陷君，已枯雙眼淚，音訊不堪聞。」
詩寫得好，大千是不避嫌地為表弟辯白，也表達心底的懷念。大千晚歲在台北嘗向香港弟子李喬峰垂詢有關郭有守消息，但當時李喬峰對郭是一無所知，自然無法復命。到大千歿後，李偶爾跟筆者語及大千曾有此一問，遂告李翁郭氏在京的點滴情況，惜已無法轉知大千了。
大千是聰明人，當年對於表弟郭有守陽為國府官員，陰為中共地工，該有所覺察的，只是沒有捅破而已。在大千歿後六年其在巴黎時的朋友林藹女士撰有〈張大千在巴黎〉一文，就透露出有一次林去郭有守寓所，聽到郭有守和張大千爭吵，大千見到林，忿而爆出郭勸說他返大陸一事。
從前大千到歐洲，是離不開郭的。郭本身喜好收藏，常與大千在巴黎逛古董市場。大千不擅英語更不懂法語，郭有守則通曉英法德等諸種語言，在法蘭西文化界吃得開，所以大千在歐洲各國舉辦畫展的接洽推動，登廣告搞宣傳，拜會畢加索等等，都由郭有守打點安排。在巴黎，大千偶住大使館武官處的大房子，而多住在郭有守的私寓。
自郭有守事發之後，張大千即命葆蘿赴巴黎，向郭的助理傅維新瞭解情況，並取回留在郭家的書畫物品。而大千畫上帶子杰款的書畫，都作為郭有守個人財產被國府當敵產充公，後來撥歸台北歷史博物館保藏。郭出事後，大千從此不再到歐洲了。
大千詩說的「竟為妻子累」，這裏得說說郭有守的妻子楊雲慧。楊氏是楊度千金，光華大學學生。喜愛劇藝，嘗請田漢導演，楊登台演左翼話劇，消息還上了上海的小報，被乃父楊度狠罵一頓，命令她即時退學回家嚴加管教。舊日一般人把楊度視為帝制餘孽、籌安六君子，而不知他後來做孫中山密使，更不知他與李大釗老友，更在國民黨四一二清黨之後投共，係秘密黨員，由周恩來、潘漢年直接領導，夏衍單線聯繫。如此敏感的身份，不容千金胡亂搞渾而危及地下工作，或因此讓楊度叫楊雲慧二哥楊公兆介紹對象，趕緊把雲慧嫁掉。楊公兆介紹同在南京的郭有守，雖然郭大雲慧許多，楊度仍同意這頭婚事，還請得郭有守恩師蔡元培做證婚人在上海舉行婚禮。楊雲慧不知是否得了乃父左翼的遺傳基因，抗戰間在成都與文藝界人士往來密切（她最羨慕郁風），有一次跟某批左翼人士聯名發表宣言，惹怒時為四川省主席的張群，張把部下郭有守叫去訓斥一頓。
郭有守派駐法國時，是帶妻兒赴任的。京滬解放前夕，楊雲慧說回上海探親，先到香港，住九龍太子道呂恩和吳祖光寓所，吳帶楊見邵荃麟（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南方局文委書記），邵傳達夏衍邀她上京參加首屆文代會，楊遵命而行，在京見到周恩來。楊雲慧後來透露出：此時郭有守在巴黎來信「表示有意回國內來參加工作。」但「領導上認為，郭有守目前在巴黎的工作條件很好，可以繼續留在那兒為國效力，暫時不必回來。」但這些敏感意見又不便在信中傳達，組織上讓楊借口出去接孩子，再去歐洲，「當面向郭有守說明白」。一九五○年四月楊到了巴黎，「並安排好郭有守為黨工作的關係」。這清楚說明郭有守最遲在一九五○年四月已由楊雲慧作上線人而為共黨效力了。所以大千詩有「妻子累」之說了。
郭有守身為國府外交官，而妻子定居大陸，總有不妥。所以郭在巴黎時常說已跟太太離了婚，因為政見不同云云，與老婆劃清界線也。為了地下工作的特殊需要，有關組織部門辦了一紙假離婚證書。黃苗子嘗與筆者言及郭有守後人不明假離婚真相，日後衍生出不少麻煩來。
郭有守返中國大陸之後，掛在甚麼單位，未見透露。但從其捐獻文物由總參二部出信（存故宮檔案室），當與此單位有關。總參二部係軍方情報部門，與郭所從事者大有關聯。既是軍方情報系統的事情，牽涉國家機密，不便打聽也無從打聽，我輩平民只好靠猜測了。
郭的「起義」是「假戲」，但卻是「真做」了。這可以從他歸國後的待遇看出來。他妻子楊雲慧的回憶文字說到：「這時已找不到管事的幹部，他的工作也得不到安排，學習和勞保都沒有份，只能整天在家看報紙，越看越不懂，這局面怎麼會是這樣的呢？他老是一個人在那裏唉聲嘆氣，愁眉不展。我也很擔心禍及家門。」這顯然是給予投閒置散了。郭有守歸國不久碰上文革，全國大亂，人人自危，郭有守的確很不解，問楊雲慧，「你們多年來就是過的這種日子嗎？」楊雲慧也很無奈。（楊雲慧著《從保皇派到秘密黨員──回憶我的父親楊度》）郭有守剛「起義」歸來，新鮮熱辣，或受特殊照顧，萬幸沒有受紅衞兵衝擊和批鬥（早一年回歸的李宗仁卻倒霉被批），但他的親屬則沒有這麼好彩，夫人楊雲慧的大哥在北京被批鬥，楊母在上海被作為賣國賊地主婆批鬥，四弟公敏關進牛棚，五弟公武被批鬥想入牛棚而不准，弄到自殺，楊雲慧兩地奔走撲救，疲憊不堪。郭有守外母雖有章士釗出面請周恩來保護，也是受不了，憂忿而卒。只因當時楊度的黨員身份未公開，仍是頂着帝制餘孽的黑帽而禍延闔宅。郭有守歸國迎來的是家破人亡，其本人則是英雄無用武，和英雄氣短了。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日，郭有守因腦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歲。
郭有守是楊度的女婿，情義上是半子。翁婿間政治傾向多相同，而郭楊不幸的境遇竟然也是相似的。楊暮年入籍共黨，但是秘密黨員，不為人知。直至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囑王冶秋為表白，其家人纔得免社會上種種侵廹。試想，一個辛苦為一個組織做事的人，生前要韜晦不名，死後仍舊要隱身，若不是周恩來囑咐，也就永世埋沒。至於他的女婿郭有守，為革命數十年當卧底，卻換成「起義」。「起義」是甚麼？「起義」是形勢所逼，勝於「投案自首」的同義語而已。
楊郭翁婿，其生平都有一種無以自明的處境，但數十年來亦無人為之鳴不平，謹書此，為本文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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