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正當胡適在上海與朋友們計議如何出版“叢書”事的時候，北京爆發了“三一八”慘案。這天，北京群眾5000餘人在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在天安門前開大會，抗議英美日本等帝國主義無理侵犯我國大沽口的海防主權。會後遊行到執政府請願，要求拒絕八國通牒，不料竟遭北洋政府的鎮壓，群眾死47人，傷150餘人。這次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但胡適對這次事件態度不甚鮮明，他不像陳獨秀那樣激憤。陳在事件發生後不幾天，他就很憤怒地寫了一封信給老朋友、當時任“執政府”秘書長的章士釗，大意是說，“我們從小一道革命，你現在怎麼這樣糊塗了（指鎮壓學生事），我和你絕交。”寫完後，即用快信寄出。據汪原放說，這期間陳獨秀很忙，常到他家來約人見面會談。所以他大叔說，“近來我們的門檻都給人踏壞了！要看仲甫的人真多啊！”而陳總是說“要認真，要好好的干，'不進則退'”，這是陳獨秀的表現。而胡適呢？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他還在上海大同學院大講“學術救國”。他說：我主張要以人格救國，要以學術救國。今天只就第二點略為說說。在世界混亂的時候，有少數的人不為時勢轉移，從根本上去作學問，不算什麼羞恥的事。接著他講了一個故事企圖以此來說明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他說：我在上海病中看了一本法人巴士特（Pasteur）的傳記，有些地方看了我竟哭了。以下便是這個故事的大概，他說：巴氏是1870年普法戰爭時法國的科學家。當時，法國為戰敗國，割地兩省給德國，並賠款50萬萬。巴氏看到國之將亡的慘相，十分悲憤！他作文章說：法蘭西為什麼會打敗仗呢？那是由於法國沒有人才。為什麼法國沒有人才呢？那是由於法國科學不行。之後，巴氏埋頭研究科學，搞試驗，最後終於做出了三件大發明：第一，關於製酒的事。他研究發酵作用，將酒煮到55度，酒就不會壞，而且還能保存下來。這樣法國南部生產的酒便可運往非洲去賣，於是避免了過去壞酒的現象，為法國每年增加收入幾萬萬。第二，關於養蠶的事。法國蠶業，每年收入極大。但有一年蠶子忽然發生瘟病，損失甚大。巴氏研究的結果認為沒有什麼病，是由於做蛹變蛾時，染上了微生物的緣故。後來他想出一個簡單辦法，用顯微鏡來選蠶種，效果非常好。國家推廣他的經驗，蠶業得到發展，收入大增。第三，關於畜牧的事。法國向來重農，畜牧很盛。有一年，牛羊忽然得脾瘟病，不多幾天便都出黑血而死。全國損失牛羊不計其數。巴氏認為這是一種病菌傳入牲畜身上的緣故，於是2便進行試驗。經過四五年的研究，他把毒小一點的病菌注入牲畜身上，之後這些牲畜遇著毒大的病菌也不會生病了，因為體內已經有了抵抗力。這個發明不僅治了牲畜的瘟病，而且使醫學大為進步，給全世界人民都帶來了好處。巴士特為法國爭得了榮譽，成為近代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的奠基人。後來有一英國人說，巴士特一人試驗的成績，足以還50萬萬賠款而有餘。
接著，胡適又講了另一個故事，他說，普法戰爭前，法國之所以未打敗戰，原因是由於法國那瓦西爾（Lavoisier）一般科學家有種種發明足資應用的關係。後來那瓦西爾等人死後，沒有人研究科學武器，所以國勢大減。這次普法戰爭法國竟打不過一個新建立而未統一的德國，完全是由於科學不進步的原因。
於是胡適總結說，巴士特是我們的模範，這是救國。我們要知道既然在大學內做大學生，所作何事？希望我們的同學朋友注意，我們的責任是研究學術，以貢獻於國家社會。沒有科學，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
胡適以上的講演，從內容上來說大致可以，但在北洋政府肆無忌憚地槍殺學生而激起全國人民義憤填膺的時候，他還在宣揚學術救國，要學生們不過問政治，一心只管讀聖賢書，這未免太脫離實際了。如果按他的意見做去，這正是北洋政府所需要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豈不是在為這個鎮壓學生的反動政府做宣傳
胡適在鼓吹“學術救國”的同時，又提出他的文化觀來進行宣傳。因此他寫了一篇《我們對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文章，同年，發表在《觀代評論》四卷八十三期上。在這篇文章裡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文章開頭他為文化下了一個定義，他說，文化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而文明卻是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這是他第一次對文化所下的界說，簡言之：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接著他批評了那種把西方文明視為物質的見解，他說，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一是精神的，“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因此他解釋說：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於是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而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胡適認為西方文明不僅物質文明高，而且精神文明也超過東方民族。他說：固然東方也曾有主張博愛的宗教，也曾有公田均產的思想，但這些不過是紙上的文章，不曾實地變成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曾在東方文化上發生多大影響。他認為在西方便不然了，“自由、平等、博愛”成了138世紀革命的口號，美國、法國，以至南美洲、全歐洲的革命運動無不受其影響。 19世紀有遠識的人，知道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不能達到真正“自由、平等、博愛”的目的。向資本家要求公道的待遇，無異於與虎謀皮，於是各種社會主義的理論與運動不斷發生，而且已經做出成績。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服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但他的成績已是很可觀了。上述這些不僅僅是紙上的文章，而是成了近代文明的重要部分。所以他說：“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經過東西文化對比，他歸納說：“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由此引申，他認為知足安於簡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質享受的提高；自安於愚昧，自安於不識不知，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樂天知命，不想改革製度，只圖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順民。然而，西方人大不一樣，他們說“不知足是神聖的”。物質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鋼鐵世界、電力世界。理智上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科學世界。社會政治制度上的不知足產生了今日的民權世界、自由政體、社會主義運動等等。最後他說：充分運用聰明智慧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是精神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文明，決不是物質的文明”。這篇文章對當時的文化上復古勢力及北洋軍閥政府執行的封建專制政策無疑是有批判作用的。其中提到社會主義運動為19世紀的精神文明，這都是很有意義的。
胡適這篇文章發表，在國內外都引起巨大反響，眾說紛紜：有叫好的，也有喝倒彩的。比如，在北大有位學生張池明就寫信給胡適稱讚他說：先生對於“東西文化”均有精深的研究和明白的觀察。在中國學者當中是一位配講這個“東西文化”題目的人。並稱先生指出一條光明大道來給中國人——中國青年們走，這是很對、很對的。這是救渡中國人的大船，也是中國青年界的一個指南針。在海外，當時有位楊袁昌英女士由法國寫信給胡適，談她的讀後感，她在信中說：我前次在東方雜誌拜讀了你那篇《我們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一文後心裡十二分的歡喜。你所說的話正是我所欲揚臂高呼的。至於反對派潘光旦可為代表。他在1927年5月1日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科學與新宗教新道德》4的文章，評論胡適上文的觀點，他說，胡適把西方文明看得太高了，而對東方的聖人和聖人的言論大不贊成，幾乎出之以詛咒。他反對這種看法。他說：東方的聖人懶惰得很，常作無可奈何之辭，這是無可諱言的，但不可一筆抹煞。接著他以進化論的觀點對東方文明里的，如樂天、安命、知足、守分等觀念進行了分析，說明這些思想是適應社會而生，決不是向壁虛構憑空捏造出來的。這一層道理胡適就沒有註意到。責備過嚴，便成了不問背景，以今論古，為有識者所不亂發。於是他說：我對於適之先生所稱的新宗教新道德實在不敢恭維。由此可見，胡適的文化觀提出來後，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興趣，評論文章時有出現，但這還只是開始，隨著社會的發展，熱烈的討論還在後頭。
這年春天，胡適在上海恰好遇上“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英國退還庚款，如何應用於科學教育等方面的辦法。胡是中方代表三委員之一（其二為丁文江與王景春）。須出席此會，所以他的部分時間又集中在這方面了。英方委員有衛靈敦（為團長）、蘇狄爾、安德生三人。該會委員從3月起便集中在上海禮查飯店開始工作，聽取中英兩國人士的意見，研究何種用途對中英雙方都有利益的辦法。為了做好計劃，他們決定到各地去聽取意見，然後再提出方案到英國去開全體委員會議，最後再作出具體辦法。為此，該會委員先後到漢口、南京、杭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訪問，聽取各地代表人物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完成書面報告，然後各自分散，或是結伴而行到倫敦集合。這項工作是很難做的，各方面的人士都希望能爭取到一部分，紛紛來函討論。當時，除教育學術界外，政界人物如孫傳芳也來函要求以2000萬元庚款治理淮河，並稱：“衣食足而後，可與言教育，可與言道義。”由此可見，如何分配，達到公平合理，顯然不易，不過胡適還是盡力去做。他說：我們三個中國委員雖無他長，至少有一點可以與國人共見，就是都肯細心考慮，為國家謀永久利益，都有幾根硬骨頭，敢於秉公心對國人對外人說話。接著他宣布此行任務是博訪各方意見，規定用途原則，替英庚款計劃一個能如人意的董事會，並助其成立。至於如何實行，那是以後的事，他們無權過問。
7月，胡適與英方委員蘇狄爾教授乘火車經莫斯科往倫敦赴會，當時丁文江已接受北洋軍閥孫傳芳之委派，任命他為淞滬商埠督辦，所以未能同行。另一名中方代表王景春已經先走。行前胡曾在北大作過幾次講演，其中一次是在北大學術研究會講的。這次沒有5什麼題目，不過是隨便說說，記錄者根據其內容大體歸納為“學術救國”這樣一個題目。從此稿的開場白來看，這期間胡適可能是因受到各方面批評深感委屈和苦惱，所以他一上來就很消沉地說：今天時間很短，我不想說甚麼多的話。我差不多有9個月沒有到大學來了！現在想到歐洲去。去，實在不想回來了！能夠在那面找一個地方吃飯、讀書就好了。但是我的良心是不是就能准許我這樣尚無把握。那就要看哪方面的良心戰勝了。今天我略說幾句話，就作為臨別贈言罷。於是他回顧往事說：去年8月，我發表了一篇文章，說到“救國與讀書”的事。當時就有很多人攻擊我。但是社會送名譽給我們，我們就應該本著我們的良心、知識、道德來做事；要明了社會送名譽給我們並不是給我們便於吃飯和拿錢的。我說的話，也許是不入耳之言，但你們要知道不入耳之言也是難得的呀！接著他說：去年我說救國不是搖旗吶喊能行的，而是要有很多很多的人投身於學術事業，苦心孤詣、實事求是的去努力才行的。剛才加藤（日本人）先生說，新日本之所以成為新日本之種種事實使我非常感動。日本是很小的一個國家，現在卻是世界四大強國之一。這不是偶然得來的，而是他們國內一般的人都盡量地吸收西洋的科學、學術才成功的。你們要知道，無論我們要做甚麼，離開學術是不行的。所以我主張要以人格救國，要以學術救國。說到這裡，他又把數日前在上海大同學院所講的巴士特的故事又重複了一番，仍然堅持他的主張說：沒有科學，打戰、革命都是不行的。
此外，在北海公園水榭給“求真學社”的同學也講過一次，這是他的臨別贈言。他說，今天承“求真學社”同學的盛意歡送，我非常的感謝！接著談他留學回國後的經歷，宣稱，那時少年氣盛，對於國家的衰沉、社會的腐敗很不滿意，故想對於這行將傾頹的社會國家做一番改造的工夫。但在這種積重難返的社會國家，想把2000年來的污濁一掃而空，把這已經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會打個嗎啡針，使他起死回生是不容易的；努力了許多年，轉眼去看一看，社會不是一無所動，而這兩年情形，政治思想越演越頹敗，人民生計、社會風俗習慣都是每況愈下。面對這種形勢，他感到很痛心！並稱，這次出國打算不回來了，準備在國外用英文寫一部“西洋哲學史”。他認為西洋人寫的哲學史太偏重於學哲學的專業人員，往往把那些不切要的問題談得太多，而對那些震動和改變社會的思想家卻談得很少。一部哲學史翻開一看，康德和黑格爾的東西佔去將近一半，而達爾文、馬克思、赫胥6黎、托爾斯泰反沒有他們的位置，這不太公平。所以他想寫一部哲學史，改變這種局面。按照他的意見，作哲學史當以其人的思想影響於社會的大小為主體，而把那些討論空洞的判斷、命題等無關緊要而又引不起興趣的問題極力刪去。比如：講馬克思，當敘述他竭力提倡社會主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講成唯物史觀並用此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演進，及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歸宿；至於黑格爾本身的哲學和他的論文等只說個線索就夠了。以上是他出國後的一個打算，能否實現很難預料。因為他在最後有這樣一句話，他說，“也許將來一時感情的衝動，提早回來也未可知。”事實證明，後來他還是回國了。所以他的這個計劃成了一紙空文，仍保存在他的檔案裡。不過從中可以看出他的學術主張，注重實際，這倒是很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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