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潮的意義 1919 /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1920──

新思潮的意義

胡適

　　研究問題
　      輸入學理
　　    整理國故
　　      再造文明

　　1近來報紙上發表過幾篇解釋“新思潮”的文章。我讀了這幾篇文章，覺得他們所舉出的新思潮的性質，或太瑣碎，或太攏統，不能算作新思潮運動的真確解釋，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將來趨勢。即如包世傑先生的《新思潮是什麼）一篇長文，列舉新思潮的內容，何嘗不詳細？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們明白那種種新思潮的共同意義是什麼。比較最簡單的解釋要算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所舉出的《新青年》兩大罪案，──其實就是新思潮的兩大罪案，──是擁護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義），一是擁護賽因斯先生（科學）。陳先生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頁一。)

　　這話雖然很簡明，但是還嫌太攏統了一點。假使有人問：“何以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呢？”答案自然是：“因為國粹和舊文學是同 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又問：“何以凡同德、賽兩位先生反對的東西都該反對呢？”這個問題可就不是幾句攏統簡單的話所能回答的了。
　　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
　　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仔細說來，評判的態度含有幾種特別的要求：
　　(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
　　(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嗎？”
　　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從前的人說婦女的腳越小越美。現在我們不但不認小腳為“美”，簡直說這是 “慘無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鴉片煙敬客。現在鴉片煙變成犯禁品了。 二十年前，康有為是洪水猛獸一般的維新黨。現在康有為變成老古董了。康有為並不曾變換，估價的人變了，故他的價值也跟著變了。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價 值”。
　　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一 一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貞操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貞操的道德在現代社會的價值。舊戲 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戲在今日文學上的價值。禮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教在今日還有什麼價值。女子的問題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會上的價值。政府與無政府的討論，財產私有與公有的討論，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與財產等等制度在今日社會的價 )……我也不必往下數了，這些例很夠證明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

  2 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有兩種趨勢。一方面是麼討論社會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學上種種問題。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新學術，新文學，新信仰。前者是“研究問題”，後者是“輸入學理”。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們隨便翻開這兩三年以來的新雜誌與報紙，便可以看出這兩種的趨勢。在研究問題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1)孔教問題，(2)文學改革問題，(3)國語統一問題，(4)女子解放問題，(5)貞操問題，(6)禮教問題，(7)教育改良問題，(8)婚姻問題，(9)父子問題，(10)戲劇改良問題........等等。在輸入學 理一方面，我們可以指出，（新青年l》的“易卜生號”，“馬克思號”，《民鐸》的“現代思潮號”，《新教育》的“杜威號”，《建設》的“全民政治”的學理，和北京《晨報》，《國民公報,》, 《每週評論》，上海《星期評論》，《時事新報,》, 《解放與改造》，廣州《民風週刊》....... 等等雜誌報紙所介紹的種種西洋新學說。
　　為什麼要研究問題呢？困為我們的社會現在正當根本動搖的時候，有許多風俗制度，向來不發生問題的，現在因為不能適應時勢的需要，不能使人滿意，都漸漸 的變成困難的問題，不能不徹底研究，不能不考問舊日的解決法是否錯誤；如果錯了，錯在什麼地方；錯誤尋出了，可有什麼更好的解決方法；有什麼方法可以適應 現時的要求。例如孔教的問題，向來不成什麼問題；後來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勢力漸漸衰微，於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勢力來恢復 孔教的尊嚴；卻不知道這種高壓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種懷疑的反動。因此，民國四五年的時候，孔教會的活動最大，反對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為問題就在這個時候。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故安福部的議員通過孔教為修身大本的議案時，國內竟沒有人睬他們了！
　　又如文學革命的問題。向來教育是少數“讀書人”的特別權利，於大多數人是無關係的，故文字的艱深不成問題。近來教育成為全國人的公共權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不是可少的，故漸漸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實在不適用，於是文言白話就成為問題了。後來有人覺得單用白話做教科書是不中用的，因為世間決沒有人情願 學一種除了教科書以外便沒有用處的文字。這些人主張：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並且不配做文學的利器；若要提倡國語的教育，先須提倡國語的文學。文學革命的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現在全國教育聯合會已全體一致通過小學教科書改用國語的議案，況且用國語做文章的人也漸漸的多了，這個問題又漸漸的不成問題了。
　　為什麼要輸入學理呢？這個大概有幾層解釋。一來呢，有些人深信中國不但缺乏炮彈兵船電報鐵路，還缺乏新思想與新學術，故他們儘量的輸入西洋近世的學說。二來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種學說，要想他傳播 發展，故盡力提倡。三來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體的研究工夫，覺得翻譯現成的學說比較容易些，故樂得做這種稗販事業。四來呢，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政治問 題，一方面傲那破壞事業，一方面做對症下藥的工夫，不但不容易，並且很遭犯忌諱，很容易惹禍，故不如做介紹學說的事業，借“學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 “過激派”的罪名，又還可以種下一點革命的種子。五來呢，研究問題的人，勢不能專就問題本身討論，不能不從那問題的意義上著想；但是問題引申到意義上去， 便不能不靠許多學理做參考比較的材料，故學理的輸入往往可以幫助問題的研究。
　　這五種動機雖然不同，但是多少總含有一種“評判的態度”，總表示對於舊有學術思想的一種不滿意，和對於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種新覺悟。
　　但是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應該給我們一種很有益的教訓。什麼教訓呢？就是：這兩三年來新思潮運動的最大成績差不多全是研究問題的結果。新文學的運 動便是一個最明白的例。這個道理很容易解釋。凡社會上成為問題的問題，一定是與許多人有密切關係的。這許多人雖然不能提出什麼新解決，但是他們平時對於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這個問題的各方面都細細分析出來，加上評判的研究，指出不滿意的所在，提出新鮮的救濟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起初自然有許多人反對。但是反對便是注意的證據，便是興趣的表示。試看近日報紙上登的馬克斯的《贏餘價值論》，可有反對的嗎？可有討論的嗎？沒有人討論， 沒有人反對，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證據。研究問題的文章所以能發生效果，正為所研究的問題一定是社會人生最切要的問題，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覺悟。懸 空介紹一種專家學說，如（贏餘價值論》之類，除了少數專門學者之外，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在研究問題裏面做點輸入學理的事業，或用掌理來解釋 問題的意義，或從學理上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來輸入學理，能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感受學理的影響。不但如此，研究問題最能使讀者漸漸的養成一種批 評的態度，研究的興趣，獨立思想的習慣。十部“純粹理性的評判”，不如一點評判的態度；十篇“贏餘價值論”，不如一點研究的興趣；十種“全民政治論”，不 如一點獨立思想的習慣。
　　總起來說：研究問題所以能於短時期中發生很大的效力，正因為研究問題有這幾種好處：(1)研究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為問 題關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對，但反對是該歡迎的，因為反對便是興趣的表示，況且反對的討論不但給我們許多不要錢的廣告，還可使我們得討論的益處，使真理 格外分明；(3)因為問題是逼人的活問題，故容易使人覺悟，容易得人信從；(4)因為從研究問題裏面輸入的學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對於學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於不知不覺之中受學理的影響；(5)因為研究問題可以不知不覺的養成一班研究的，評判的，獨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這是這幾年新思潮運動的大教訓！我希望新思潮的領袖人物以後能瞭解這個教訓，能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研究問題上去；能把一切學理不看作天經地義，但看作研 究問題的參考材料；能把一切學理應用到我們自己的種種切要問題上去；能在研究問題上面做輸入學理的工夫；能用研究問題的工夫來提倡研究問題的態度，來養成 研究問題的人才。
　　這是我對於新思潮運動的解釋。這也是我對於新思潮將來的趨向的希望。
　　(注）參看：
　　(1)《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2)《問題與主義》。(3)《再論問題與主義》。(4)《三論問題與主義》。
　　

 3以上說新思潮的“評判的精神”在實際上的兩種表現。現在要問：“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的學術思想，持什麼態度呢？”
　　我的答案足：“也是評判的態度。”
　　分開來說，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有三種態度。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
　　盲從是評判的反面，我們既主張“重新估定一切價值”，自然要反對盲從。這是不消說的了。
　　為什麼要反對調和呢？因為評判的態度只認得一個是與不是，一個好與不好，一個適與不適，──不認得什麼古今中外的調和。調和是社會的一種天然趨勢。人類社會有一種守舊的惰性，少數人只管趨向極端的革新，大多數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這就是調和。調和是人類懶病的天然趨勢，用不著我們來提倡。我們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數人也許勉強走三四十里。我們若先講調和，只走五十裏，他們就一步都不走了。所 以革新家的責任只是認定“是”的一個方向走去，不要回頭講調和。社會上自然有無數懶人懦夫出來調和。
　　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裏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裏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裏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裏面尋 出一個真價值來。為什麼要整理呢？因為古代的學術思想向來沒有條理，沒有頭緒，沒有系統，故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因為前人研究古書，很少有歷史進化的 眼光的，故從來不講究一種學術的淵源，一種思想的前因後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因為前人讀古書，除極少數 學者以外，大都是以訛傳訛的謬說，——如太極圖，爻辰，先天圖，卦氣，……之類，──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因為前人對於古代的學術思想，有種種武斷的成見，有種種可笑的迷信，如罵楊朱、墨翟為禽獸，卻尊孔丘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這叫做“整理國故”。現在有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麼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 所以然！”現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塗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麼是國粹，什麼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 整理國故的工夫。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與輸入學理。
　　新思潮的將來趨勢，依我個人的私見看來，應該是注重研究人生社會的切要問題，應該於研究問題之中做介紹學理的事業。
　　新思潮對於舊文化的態度，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麼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攏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攏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攏統解放，改造也不是攏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 這個那個人的改造，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這個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那個問題的解決。
　　中華民國八年十月一日晨三時
　　（原載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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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主義試行的觀察

胡適

　　自從北京發起工讀互助團以來，工讀的計畫很受各地青年的歡迎，天津、上海等處都有同樣的發起。天津現在風潮之中，這事自然一時不能實現。上海的工讀互助團大概不久可以成立了。將來各地漸漸推行，這是意中的事，也是近來一種很可使人樂觀的事。

　　但是我近來觀察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試驗，很有幾種感想。現在我且先說我觀察的兩件事實：

　　(1)工作的時間太多，─ 一每人七時以上，十時以下──只有工作的時間，沒有做學問的機會。

　　(2)做的工作，大都是粗笨的，簡單的，機械的，不能引起做工的人的精神上的反應。只有做工的苦趣，沒有工讀的樂趣。

　　第一件事實是大家公認的。北京互助團初發起時，章程上規定“每日每人必須作工四小時”。實驗的效果不能不增加鐘點。故上海新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簡章第三條已改為“每日每人必須工作六小時”。並且還加上“若生活費用不能支持，得臨時由團員公議增加作工鐘點”。上海房租很貴，大概六小時是決不夠的。現在且假定八小時作工，八小時睡覺，一時半吃飯，二時休息，剩下的只有四個半小時了。

　　如果做的工作都帶有知識的分子，都能引起研究學問的旨趣，工作的時間就多一點也不妨。但是現在各赴互助團興辦的工作大概都是“挨役”（drudgery），不是工作(work)。現在互助團的團員打起“試驗新生活”的旗號，覺得“挨役”是新人物的一部分，故還能有點興致。但是我預料這種興致是不能持久的。興致減少了，“挨役”更成了苦工了，假的新旗號也要倒了！

　　照我個人的愚見看來，我們在北京發起的工讀互助團的計畫，實在是太草率了，太不切事實了。因為我希望別處的工讀計畫不要抄襲北京，所以我現在要把我對於這兩個月北京的試驗結果的意見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北京工讀互助團的計畫的根本大錯就在不忠於“工讀”兩個字。發起人之中，有幾個人的目的並不注重工讀，他們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組織”上。因此，他們只做了一個“工”的計畫，不曾做“讀”的計畫。開辦以後也只做到了“工”的一小方面，不能顧全“讀”的方面。上海的新團將來一定也要陷入這種現狀。今天《民國日報》上費哲民先生問“工作定六小時，受課定幾小時呢？”發起人彭先生對於這個問題也不能回答。

　　我也是北京發起人之一，但我是見慣半工半讀的學生生活的，覺得“工讀主義”乃是極平平無奇的東西，用不著掛什麼金字招牌。我當初對於這種計畫很表示贊成，因為中國學生向來瞧不起工作，社會上也瞧不起作工的人，故有了一種掛起招牌的組織也許可以容易得到工作，也許還可以打破一點輕視工人的心理。簡單說來，我當時贊成這種有組織的工作，是因為我希望有了組織可使工讀容易實行。我希望用組織來幫助那極平常的工讀主義，並不希望用這種組織來“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

　　我為什麼說這段話呢？因為我覺得現有許多人把工讀主義看作一種高超的新生活。北京互助團的捐啟上還只說“幫助北京的青年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幾可以達教育和職業合一的理想”。上海互助團的捐啟便老實說：“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舊社會舊家庭種種經濟上意志上的束縛，而另外產生一種新生活新組織出來。”新生活和新組織也許都是很該提倡的東西，但是我很誠懇的希望我的朋友們不要借“工讀主義”來提倡新生活新組織。工讀主義只不過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是一件極平常的事，一 ·美國至少有幾萬人做這事──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新生活。提倡工讀主義的人和實行工讀主義的人，都只該研究怎樣才可以做到“靠自己的工作去換一點教育經費”的方法，不必去理會別的問題和別的主義。現在提倡和實行工讀主義的人先就存了一種新生活的計畫，卻不注意怎樣做到半工半讀的方法。即如北京的互助團至今還不能解決“工讀”兩個字；但他們對於家庭，婚姻，男女，財產等等絕大的問題早已有了武斷的解決，都早已定為成文的戒約了！

　　因為不忠於工讀主義，因為不注意實行半工半讀的方法，故北京至今不能補救當初計畫的缺陷，故北京的錯誤計畫居然有人仿行。

　　北京互助團的計畫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我說是在偏重自辦的工作，不注意團外的雇工。

　　北京這兩個月的經驗可以證明自辦的工作是很不經濟的；不但時間不經濟，金錢也不經濟。不但時間金錢上不經濟，還有精神上的不經濟。前天《時事新報》登有沈時中先生《建設組織工讀介紹社》一篇，申有很切要的見解。他說：“我對於組織簡單的工讀團體不能十分滿意，並且認為無設備工廠的必要，因為團員很多，個性不同，所學不同，只有一個工廠，絕對不能滿足工讀的緊要條件。"這是很可佩服的見解。自辦的工廠所需的開辦費太大，故只能辦洗衣店一類的工作，費時既多，所得又極少，這是最不經濟的事。況且所做的工作都是機械的事，毫不能發生興趣，更不能長進學識，這是最笨拙的辦法。

　　沈時中先生建議組織“一個大規模的工讀介紹社，可以由這社將社員介紹到各機關各工廠去服務。． 一每日規定工作幾小時，所得的工價只要能供給個人的需用，不必過多”。這個計畫極可試行，比現在的工讀團體高明得多了。但是我以為不必先辦大規模的介紹社，盡可先從小規模的下手；也不必限定機關與工廠的服務，個人的雇用助手——如大學教授或著作家的私人書記或抄手一也可由這社介紹。由社中訂定工價，如抄寫每幹字價若干，打字每頁價若干，或服務每小時價若干，以供社外人參考。

　　但是這還是“工”的一方面。我的意思以為“工”的一方面應該注重分功，注重個性的不同，不必在一個工廠裏作那機械的挨役。至於“讀”的一方面，那就應該採用互助的組合了。假定一個入學英文，每週須出五元；五個人同請一個英文教員，每週也只須五元。一個人買《新青年》．每月須出二角，四十個人合定一份《新青年》，每月也只得二角。還有生活上的需要品，也應該注重互助。米可以合買，房可以合租，廚子可以合雇。但共產盡可以不必。為什麼呢？因為我也許願意用我自己掙來的錢去買一部鮑生葵的《美學史》，但是你們諸位也許都用不著這部書，我還是買呢？還是不買呢？最好是許團員私有財產，但可由每人抽出每月所得之幾分之幾，作力公共儲金，以備失業的社員借用，及大家疾病緩急的隨時救濟。

　　最難的問題，還是“讀”的問題。今年正月一日，我在天津覺悟社談話，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工讀主義實行以後，求學的方法應該如何？”我的答案，簡單說來，是：“用自己的工作去換一個教育機會的人，若還去受那既不經濟又無趣味的學校生活，自然不能滿意了‘。學校的工課時間不能不和工作時間衝突，是一病；學校課程是根據中人以下的資質定的，故很遲緩，很不經濟，是二病；學校須遵守學制，人人都須按步就班的上去，是三病；學校裏的工課，有許多是絕對無用的，但不得不學，是四病。我以為實行工讀的人應該注重自修的工夫，遇不得不進學校時，一 如試驗的科學等，——也應該作旁聽生，不必作正科生。"

　　我以為提倡工讀主義的人，與其先替團員規定共產互助的章程，不如早點替他們計畫怎樣才可以做自修的學問的方法。自修的條件很不容易：(1)參考的書籍雜誌，(2)肯盡義務的學者導師，(3)私家或公家圖書館的優待介紹，(4)便於自修的居住（北京互助團的公開生活是不適於自修的），(5)要求良好學校的旁聽權。此外還有一個絕對不可少的條件：謀生的工作每日決不可過四小時。

　　如不能做到這些條件，如不能使團員有自修求學的工夫，那麼，叫他泛勞動主義也罷，叫他新組織也罷，請不要亂掛“工讀主義”的招牌！

　　民國九年四月

　　（原載1 920年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號，又載1920年5月10日《東方雜誌）第1 7卷第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