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開始認為"思永們" 是"梁思永們"，後來懷疑是否有"思永們"這人，卻找不到....
1921.5.5 6時，為思永們談"中國上古史的史料問題"
8時，赴....
讀《楚辭》 待整理
十年19211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裡，現在整理出來，作為一篇讀書記。
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它或反證它。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煙瘴氣裡鑽出來，在文學界裡重新佔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一屈原是誰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為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為：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餘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為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醜）《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 ’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於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於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 “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曾生在秦漢以前。（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醜）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 （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裡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裡，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消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彷彿真有其事，故劉向《說苑》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拼八湊地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
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原賈生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二《楚辭》是什麼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作的。那二十五篇是：《離騷》一，《九歌》九，《天問》一，《九章》九，《遠遊》一，《卜居》一，《漁父》一，《招魂》一，《大招》一。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 《卜居》、《漁父》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 《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 《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 《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
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作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作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 《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 《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我們可以把上述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九歌》（2）稍晚——屈原？ 《離騷》、《九章》的一部分？（3）屈原同時或稍後《招魂》（4）稍後——楚亡後《卜居》、《漁父》（5）漢人作的《大招》、《遠遊》、《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關雎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后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註解。朱子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 《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裡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注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值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它的文學趣味了。又如：捐餘袂兮江中，遺餘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复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 （王逸）或說：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 ……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 （五臣）或說：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 （洪興祖）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它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胡適文存二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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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序
趙萬里先生校輯宋、金、元人詞，計詞人七十家，凡得詞一千五百餘首，除一小部分（如《稼軒詞》丁集）之外，都是毛晉、王鵬運、江標、朱孝臧、吳昌綬諸家匯刻詞集所未收的。他自序說：“匯刻宋人樂章，以長沙《百家詞》開始，至餘此編乃告一段落。”這話不是自誇，乃是很平實的估計。他給宋、金、元詞整理出這許多的新史料來，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都應該對他表示深厚的感謝和敬禮。
這部書的長處，不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體例的謹嚴細密。簡單說來，有這幾點：
第一，輯佚書的方法，清朝學者用在各種方面，收效都極大。但詞集的方面，王鵬運、朱孝臧諸人都不曾充分試用過；有時偶爾用它，如四印齋的《漱玉集》，又都苟簡不細密。到萬里先生才大規模地採用輯佚的方法來輯已散佚的詞集。他這書的成績，便是這方法有效的鐵證。
第二，輯佚書必須詳舉出處，使人可以復檢原書，不但為校勘文字而已，並且使人從原書的可靠程度上判斷所引文字的真偽。清朝官書如《全唐文》與《全唐詩》皆不注出處，故真偽的部分不易辨別。例如同為詔敕，出於《大唐詔令集》的，與出於契嵩改本《六祖壇經》的，其可靠的程度自然絕不相同；若不註明來歷，必有人把偽作認為史料。萬里先生此書每詞註明引用的原書，往往一首詞之下註明六七種來源，有時竟列舉十二三種來源，每書又各註明卷數。這種不避煩細的精神，是最可敬又最有用的。
第三，輯佚書的來源不同，文字上也往往有異同。萬里先生此書把每首詞的各本異文都一一注出，這是校書的常法，而在文學史料上這種方法的功用最大，因為文學作品裡一個字的推敲都不可輕易放過。即如此書第一首詞——宋祁的《好事近》——的上半首，各本作：睡起玉屏風，吹去亂紅猶落。天氣驟生輕暖，襯沉香帷箔。《陽春白雪》本只換了四個字，便全不同了：睡起玉屏空，鶯去亂紅猶落。天氣驟生輕暖，襯沉香羅薄。從文義上看來，《陽春白雪》本遠勝於各本。在這種地方，雖有許多本子之相同，不可抹煞一個孤本的獨異。異文的可貴正在此。
第四，此書於可疑的詞，都列為附錄，詳加考校，功力最勤。試舉《漱玉詞》作例。 《漱玉詞》的散佚，是文學史上的絕大憾事，所以後人追思易安居士的文采，往往旁搜博採，總想越多越好。王鵬運說：“吉光片羽，雖界在似是，亦足珍也。”其實輯佚書所貴在於存真，不在求多。萬里先生重輯《漱玉詞》，所收只有四十三首，餘十七首列入附錄。他所收的，也許還有一兩首可刪的；但他所刪的是決無可疑的。
第五，向來王、朱諸刻都不加句讀，此書略採前人詞譜之例，用點表逗頓，用圈表韻腳，都可為讀者增加不少便利，節省不少精力。
以上略述此書的貢獻，但此書亦有一二可以討論之點。此書所收詞人，除了極少數之外，多是普通讀者向來不大認得的。萬里先生既做了這一番輯逸鉤沉的大工作，一定收到了不少的傳記材料，他若能給每位詞人各撰一篇短傳，使我們略知各人的生平事實，師友淵源，時代關係，以及各人所作其他著述的版本存佚，那就更可以增加這部書在文學史上的價值了。
還有一點也可以討論。詞與曲的分界，究竟在哪裡？這個問題實在不容易解答。萬里先生所收的詞，有一些詞調是元人各種樂府選本，如《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都收入的。既可以收《黑漆弩》，何以不可以收《清江引》、《耍孩兒》等等？朱孝臧先生既可以收史浩的大曲，萬里先生也可以收趙令畤的《商調蝶戀花》，何以不可以收金、元人的套數？既可以收劉敏中、盧疏齋，何以不可以收貫酸齋、馬東籬等等？在文學演變史上，詞即是前一時代的曲，曲即是後一個時代的詞，根本上並無分別。山谷、少游都曾作俚俗的曲子；此書中的晁元禮《閒齋琴趣》，曹組的俳詞，與金、元曲子有何種類上的分別呢？萬里先生精於版本目錄之學，所見的書極多，何不更進一步，打破詞與曲的界限，用同樣輯佚的方法，校輯金、元人的曲子，合成一部《金宋元人樂府總集》呢？這是我個人的一點私願，不知萬里先生可有這興致麼？
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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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話本八種》序
錢曾的《也是園書目》的戲曲部有《宋人詞話》十二種，其目為：燈花婆婆風吹轎兒馮玉梅團圓種瓜張老錯斬崔寧簡帖和尚紫羅蓋頭小亭兒李煥生五陣雨女報冤西湖三塔小金錢這十二種書很少人見過，見過的人也瞧不起這種書，故《也是園》以後竟不見於記載了。王國維先生作《戲曲考原》初稿（載《國粹週報》第五十期，與《晨風閣叢書》內的定本不同），提及這十二種書，他說：……其書雖不存，然雲“詞”，則有曲；雲“話”，則有白。其題目或似套數，或似雜劇。要之，必與董解元弦索《西廂》相似。後來王先生修改舊稿，分出一部分作為《曲錄》（《晨風閣》本），也引這十二種詞話，他有跋云：右十二種，錢曾《也是園書目》編入戲曲部，題曰“宋人詞話”。遵王（錢曾）藏曲甚富，其言當有所據。且其題目與元劇體例不同，而大似宋人官本雜劇段數，及陶宗儀《輟耕錄》所載金人院本名目，則其為南宋人作無疑矣。 （《曲錄》一）民國十年（1921），我作《水滸傳後考》，因為百二十回本《水滸傳》有一條發凡雲：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複見。所以，我疑心王國維先生的假設有錯誤。我說：《燈花婆婆》既是古本《水滸》的“致語”，大概未必有“曲”。錢曾把這些作品歸在“宋人詞話”。 “宋人”一層自然是錯的了，“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未必是曲。故我以為這十二種詞話大概多是說書的引子，與詞曲無關。後來明朝的小說，如《今古奇觀》，每篇正文之前往往用一件別的事作一個引子，大概這種散文的引子又是那《燈花婆婆》一類的致語的進化了。 （《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三）我這段話也有得有失：（1）我不認這些詞話為宋人作品，我錯了；（2）我說“詞話”的詞字大概是平話一類的書詞，這是對的；（3）我又以為這些詞話多是說書的引子，我又錯了。 ——當日我說這番話，也只是一種假設，全待後來的證據。但證據不久也就出來了。第一是《燈花婆婆》的發現。民國十二年二月，我尋得龍子猶（即馮猶龍的假名）改本的《平妖傳》，卷首的引子即是“燈花婆婆”的故事。我恍然大悟，百二十回本《水滸傳》的發凡所說“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乃是一時記憶的錯誤。 “燈花婆婆”的故事曾作《平妖傳》的致語，而楊定見誤記為《水滸傳》古本的致語。相傳《平妖傳》也是羅貫中作的，故楊氏有此誤記。 （謝無量先生在他的《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裡也提及這篇引子，但謝先生的結論是錯誤的。）而後來周亮工《書影》說的“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又是根據楊氏百二十回《水滸傳》發凡之說，因一誤而再誤。多年的疑團到此方才得著解決。用作《平妖傳》的引子的，不是《燈花婆婆》的全文，只是一個大要。全文既不可得見，這個節本的故事也值得保存，故我把它抄在這篇序的後面，作個附錄。最重要的證據是《京本通俗小說》的出現。此事是繆荃孫先生（江東老蟫）的大功，在中國文學史上要算一件大事。民國十一年的舊曆元宵，我在北京火神廟買得《煙畫東堂小品》，始見其中的《京本通俗小說》七種。其中《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兩種，見於《也是園書目》。原刻有江東老蟫乙卯（民國四年）的短跋，其中記發見此書的緣起雲：餘避難滬上，索居無俚，聞親串中有舊鈔本書，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庋於《天雨花》、《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減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蓋即“也是園”中舊物。 《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書目。 ……尚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與《也是園》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後來《金虜海陵王荒淫》也被葉德輝先生刻出來了。故先後所出，共有八種，其原有捲第如下：第十卷碾玉觀音第十一卷菩薩蠻第十二卷西山一窟鬼第十三卷志誠張主管第十四卷拗相公第十五卷錯斬崔寧第十六卷馮玉梅團圓第二十一卷金虜海陵王荒淫看這卷第，我們可以想見當時這種小說的數量之多，但其餘的都不可見了。江東老蟫的跋裡說“三冊尚有錢遵王圖書”。刻本只有《菩薩蠻》一篇卷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圖章。 《菩薩蠻》一篇也不見於《也是園書目》，可見這幾篇都是錢曾所藏，編書目時只有十二種，故其餘不見於書目。我們看了這幾種小說，可以知道這些都是南宋的平話。 《馮玉梅》篇說“我宋建炎年間”；《錯斬崔寧》篇說“我朝元豐年間”；《菩薩蠻》篇說“大宋紹興年間”；《拗相公》篇說“先朝一個宰相”，又說“我宋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這些都可證明這些小說產生的時代是在南宋。 《菩薩蠻》篇與《馮玉梅》篇都稱“高宗”，高宗死在一一八七年，已在十二世紀之末了，故知這些小說的年代在十三世紀。《海陵王荒淫》也可考見年代。金主亮（後追廢為海陵王）死於一一六○年，但書中提及金世宗的諡法，又說“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世宗死於一一八九年，在宋高宗之後二年。又書中說：我朝端平皇帝破滅金國，直取三京。軍士回杭，帶得虜中書籍不少。端平是宋理宗的年號（1234—1236）；其時宋人與蒙古約好了，同出兵伐金，遂滅金國。但四十年後，蒙古大舉南侵，南宋也遂亡了。此書之作在端平以後，已近十三世紀的中葉了。但《海陵王荒淫》一篇中有一句話，初讀時，頗使我懷疑此書的年代。書中貴哥說：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才是活寶。這句話太像明朝人的口氣，使我很生疑心。緬甸不見於《宋史》外國諸傳，但這卻不能證明當時中國民間同緬甸沒有往來的商業貿易。 《元史》卷二百十說：世祖至元八年（1271）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奇塔特托音等使緬，招諭其王內附。其時宋朝尚未滅亡。這可見十三世紀的中國人同緬甸應該可以有交通關係。又《明史》卷三一五說：宋寧宗時（1195—1224），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緬甸通中國自此始。此事不見於《宋史·寧宗本紀》。 《寧宗本紀》記開禧元年（1205）有真裡富國貢瑞象。但《宋史》卷四八九記此事在慶元六年（1200）。真裡富在真臘的西南，不知即是緬甸否。 《宋史》記外國事，詳於北宋，而略於南宋，故南宋一代同外國的交通多不可考了。若《明史》所記緬甸通中國的話是有根據的，那末，十三世紀中葉以後的小說提及緬甸，並不足奇怪。又元世祖招諭緬甸之年（1271），即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東遊之年。中國與“西洋”的交通正開始。不過當時所謂“西洋國”並不很“西”罷了。大概貴哥口中的“西洋”，不過是印度洋上的國家。故我們可以不必懷疑這些小說的年代。這些小說的內部證據可以使我們推定它們產生的年代約在南宋末年，當十三世紀中期，或中期以後。其中也許有稍早的，但至早的不得在宋高宗崩年之前，最晚的也許遠在蒙古滅金（1234）以後。這些小說都是南宋時代說話人的話本，這大概是無疑的了。 （參看魯迅《小說史略》第十二篇）據灌園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和吳自牧的《夢粱錄》等書所記，南宋時代的說話人有四大派，各有話本：（1）小說。（2）講史。（3）傀儡。 “其話本或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4）影戲。 “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以上說“四家說話人”，與王國維先生和魯迅先生所分“四家”都不同。我另有專篇論這個問題）大概“小說”一門包括最多，有下列的各種子目：（a）煙粉靈怪傳奇。（b）說公案。 “皆有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c）說鐵騎兒。 “謂士馬金鼓之事。”（d）說經。 “謂演說佛書。”（e）說參請。 “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我們現有的這八種話本，大概是小說和講史兩家的話本。 《海陵王》和《拗相公》都該屬於“講史”一類。 《馮玉梅》一卷介於“說公案”和“鐵騎兒”之間。 《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和附錄的《燈花婆婆》），都是“靈怪傳奇”。 《錯斬崔寧》一卷是“公案”的一種，開後來許多偵探小說式的“公案”（《包公案》、《施公案》之類）的先路。崔寧冤枉被殺，起於十五貫錢，後來“十五貫”也成了偵探小說的一個“母題”，如崑曲中有況太守的《十五貫》，便是一例。 《菩薩蠻》一卷雖不純粹是“說經”，卻是很進步的“演說佛書”的小說。 “說經”的初期只是用俗話來講經，例如敦煌殘卷中的《法華》俗文之類。後來稍進步了，便專趨重佛經裡一些最有小說趣味的幾件大故事，例如敦煌殘卷中的《八相成道記》，《目連》故事，《維摩詰》變文等。到了更進步的時期，便離開了佛書，直用俗世故事來演說佛教的義旨，《菩薩蠻》便是一例。這幾篇小說又可以使我們想見當時“說話人”的神氣，和說話的情形。陸放翁有“小舟游近村”的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這是鄉村的說話人。京城裡的說話人便闊的多了。他們有“書會”，有“雄辯社”（均見周密的《武林舊事》）。至少他們有個固定的說書場。他們自稱為“說話的”（見《菩薩蠻》）。他們說一個故事，前面總有個引子，這個引子叫做“得勝頭回”。本書《錯斬崔寧》一卷說：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回”。魯迅先生說這種話本的體制：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 ……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為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 ……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回”。頭回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魯迅先生說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釋“得勝頭回”，似不無可以討論之處。 《得勝令》乃是曲調之名。本來說書人開講之前，聽眾未到齊，必須打鼓開場，《得勝令》當是常用的鼓詞，《得勝令》又名《得勝回頭》，轉為《得勝頭回》。後來說書人開講時，往往因聽眾未齊，須慢慢地說到正文，故或用詩詞，或用故事，也“權做個得勝頭回”。 《碾玉觀音》用詩詞作引子，《西山一窟鬼》連用十五首詞作引子，但《錯斬崔寧》使用魏進士的故事作引子，《馮玉梅》便用徐信夫妻團圓的故事作引子，這都是開場的“得勝頭回”。這個方法——用一個相同或相反的故事來引入一個要說的故事——後來差不多成了小說的公式。短篇的小說如《今古奇觀》、《醉醒石》等都常常保存這種方式。長篇的小說也往往有這樣的引子。 《平妖傳》的前面有《燈花婆婆》的一段；《水滸傳》的前面有《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一段。 《醒世姻緣》更怪了，先敘晁家的長故事，引入狄家的故事，而引入正文之後，晁家的故事依舊繼續說完。後來清朝學者創作的小說如《儒林外史》，如《紅樓夢》，如《鏡花緣》，如《老殘遊記》，各有一篇引子。有時候，這種引子又叫做“楔子”，但這個名稱是不妥當的。元人的雜劇裡，往往在兩折之間插入一段，叫做“楔子”，像木楔子似的。元曲的“楔子”沒有放在篇首的。在篇首如何可用“楔”呢？不但這個引子的體裁可以指示中國小說演變的痕跡，還有別的證據可以使我們明白“章回小說”是出於這種話本的。本書《西山一窟鬼》的引子說：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選，變做十數回蹊蹺作怪的小說。《西山一窟鬼》全篇不過六千字，那有“十數回”呢？大概當時說話的人隨時添枝添葉，把一個故事拉的很長，分做幾回說完，也有分做十數回的。 《西山一窟鬼》本是一片鬼話，添幾個鬼也不嫌多，減掉幾個也不算短，故可以拉長做“十數回”說完。但寫成話本時，許多添的枝節都被刪節了，故只剩得六千字了。一“回”不是一章，只是一“次”，如明人小詩“高樓明月笙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的“回”字。說書的人說到了一個最緊要的關頭，——一個好漢綁上了殺場，午時三刻到了，劊子手舉起刀來正要砍下；或者一個美貌佳人落在強暴之手，聳身正要跳下萬丈懸崖，——在這種時刻，聽的人聚精會神，瞪著眼發急，——在這個時候，那說書先生忽然敲著鼓，“鏜，鏜，鏜”，他站起來，念兩句收場詩，拱拱手說，“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他說了這句話，收了鼓，收了攤，搖頭去了。這便叫做“一回書”。本書的《碾玉觀音》分上下兩回，上回之末說崔寧和秀秀逃到潭州同住，這一天崔寧到湘潭縣官宅里承攬了玉作生活，迴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挑著一個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卻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卻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著崔寧來。正是：誰家稚子鳴榔板，驚起鴛鴦兩處飛！這正是全書的吃緊關頭，但說話人說到這裡，念了兩句收場詩，忽然停止了。“第一回”便完了。下回說話人卻遠遠地從劉兩府的一首詞說起，慢慢說到崔寧的東人郡王派了郭排軍送錢與劉兩府，路上遇著崔寧。這種分段法，和後來的小說分“回”完全相同。如《水滸傳》第八回之末寫林沖被綁在樹上，薛霸便提起水火棒來，望著林沖腦袋上劈將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林沖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又如第三十回之末寫武松和庵里那個先生相鬥，兩個鬥到十數合，只聽得山嶺旁邊一聲響亮，兩個里倒了一個。但見：寒光影里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個里廝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我們拿這兩條例子來比《碾玉觀音》的分段之處，很可以看出“章回小說”是從這些短篇話本里演變出來的了。我有一天問汪原放先生道：“你看這幾篇小說之中，那一篇作得最好？”原放說：“我看《拗相公》一篇最好。作者要罵王荊公的新法，要寫一位“拗相公”，便捏造出一個故事來，處處寫新法害民，處處寫出一種天怒人怨的空氣，同時處處寫一個執拗的王荊公，總算能達到作者的目的了，所以我說這篇最好。”原放的話頗有見地。這八種之中，《拗相公》一篇必是智識階級中人所作，章法很有條理，內容正代表元祐黨人的後輩的見解，但作者又很有點剪裁的能力，單寫王安石罷相南歸時途中親身經歷的事，使讀者深深地感覺一種天怒人怨的空氣。 《宣和遺事》裡也有罵王安石的一大段，但毫無文學意味，比起這篇來，真是天懸地隔了。我們在今日也許要替王安石打抱不平，為他辯護，但我們終不能否認南宋時代有這種反對他的輿論，也終不能否認這篇《拗相公》有點文學的趣味。罵人罵的巧妙，便成一種藝術。此篇中寫王安石踏月而行，在一個老嫗的茅屋內借宿。第二天——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著頭，同一赤腳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糠秕，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羅，羅，羅，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喌，喌，喌，王安石來”！群雞俱至。江居和眾人看見，無不驚訝。荊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宰相？拗相公是他的諢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養雞，等候吏胥裡保來徵役錢，或準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嚐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為拗相公：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為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荊公暗暗垂淚，不敢開言。 ……這個老嫗的政論固然是當日士大夫的議論，不見得一定代表民間的輿論，卻也未必完全出於捏造。王荊公在幾年之中施行了許多新法，用意也許都很好，但奉行的人未必都是好人：大臣可信，而小官未必可靠；縣官也許有好人，而吏胥裡保未必不擾民敲詐。在一個中古時代，想用乾涉主義來治理一個大帝國，其中必不免有許多小百姓受很大的苦痛。干涉的精神也許很好，但國家用的人未必都配干涉。不配干涉而偏要干涉，百姓自然吃苦了。故王安石的敢做敢為，自然可以欽敬；但當日一班正人君子的反對新法，也未必完全沒有事實上的根據。《拗相公》一篇裡有許多誹謗王荊公的故事，都是南宋初年的元祐後輩捏造出來的，讀者不可深信。如蘇老泉的《辨姦論》全是後人的偽作，曾經李紱和蔡上翔證實了。又如荊公恍惚見兒子王雱在陰司受罪，如邵雍天津橋上聞杜宇而歎，如“誤吞魚餌”的故事，都是偽造的話。讀者若有興趣，當參考李紱的《穆堂初稿》（卷四十六），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此書原本不易得，有楊希閔刻《九家年譜》中的節本）及梁啟超的《王荊公》。以小說的結構看來，《拗相公》一篇固然很好，但此篇只是一種巧妙的政治宣傳品，其實算不得“通俗小說”。從文學的觀點上看來，《錯斬崔寧》一篇要算八篇中的第一佳作。這一篇是純粹說故事的小說，並且說的很細膩，很有趣味，使人一氣讀下去，不肯放手；其中也沒有一點神鬼迷信的不自然的穿插，全靠故事的本身一氣貫注到底。其中關係全篇佈局的一段，寫的最好，記敘和對話都好：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挨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里便聽見？敲了半晌，方才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卻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吃他的酒才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才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為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裡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的一個相熟的鄰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裡，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鄰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理。”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這樣細膩的描寫，漂亮的對話，便是白話散文文學正式成立的紀元。可以比上這一段的，還有《西山一窟鬼》中王婆說媒的一段，同《海陵王荒淫》中貴哥、定哥說風情的一大段。這三大段都代表那發達到了很高的地步的白話散文；《五代史平話》裡，《宣和遺事》裡，《唐三藏取經》裡，都沒有這樣發達完全的白話散文。我從前曾很懷疑宋元兩代的白話文學發達的程度。在我的《水滸傳考證》裡，我曾說：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我又說：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胡適文存》初排本卷三）我在那時這樣懷疑元代的白話文學，自然更懷疑宋代的白話文學了。但我現在看了這幾種南宋話本，不能不承認南宋晚年（十三世紀）的說話人已能用很發達的白話來做小說。他們的思想也許很幼稚（如《西山一窟鬼》），見解也許很錯誤（如《拗相公》），材料也許很雜亂（如《海陵王荒淫》，如《宣和遺事》），但他們的工具——活的語言——卻已用熟了，活文學的基礎已打好了，偉大的小說快產生了。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夜《胡適文存三集》卷八
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1][2]，考古學家，梁啟超第三子，原藉廣東省新會縣，出生於澳門[3]，[4][5]。幼年曾在日本念小學，回國後進入清華學校留美班，1923年畢業後赴美國留學，攻讀考古學及人類學，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後，回國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1930年至1931年先後參與黑龍江昂昂溪遺址、通遼河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等地的考古發掘工作。隨後因患烈性肋膜炎臥病兩年，1934年漸癒後即赴安陽主持西北岡的發掘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爆發始隨史語所遷往四川[4]。1954年病逝於北京[1]。
他在殷墟第四次發掘過程中，確認柱礎石、窖穴等考古遺跡，復原建築遺址，確認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代文化的疊壓關係，成為中國考古學的典範。1948年與其兄梁思成（建築學家）同時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編輯] 著作
- 《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
- 《梁思永考古論文集》
- 《侯家莊》（高去尋補輯）
[編輯] 參考資料
- ^ 1.0 1.1 中央研究院 梁思永院士基本資料
- ^ 三舅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誕生在澳門，他是王桂荃婆的長子，是梁啟超的次子，比二舅小4歲。 吳荔明著.《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01.第188頁
- ^ 亦說上海、日本橫濱
- ^ 4.0 4.1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世紀考古大發現 殷墟史話 學者小傳 梁思永
- ^ 科學領域網站 考古學家 梁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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