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棟
《胡適與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思想風格的異同》《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第37期》1989.12 頁123-72
第十四期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
| 胡適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 張忠棟 | 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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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五論》張忠棟
張忠棟此書約寫於胡適逝世25周年 民進黨創立之時
基本上很持平 不過因為人物的事功等難於鐵斷 所以評價也者 也多說不清楚/矛盾處
張忠棟著：《胡適五論》，台北：允晨，1987年。 /1990 三版
目錄
從《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論
從主張和平到主張抗戰
1983 歐美研究季刊 - Euramerica.org
euramerica.org/ch_current_issue.php?quarterly...45Translate this page標示圖 李有成：. 讀鮑爾溫的自傳作品 頁79-94 [中文摘要/ PDF] 下載187 次. 標示圖 張忠棟：. 從主張和平到主張抗戰的胡適 頁95-123 ／ [英文摘要/ PDF] 下載171 次.
出使美國的再評價
在動亂中堅持民主
為自由中國爭取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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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如果要討論中國現代史上有影響的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但不知是否受胡適當年“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號召的影響，即使在
思想史領域之內，對各種“主義”的研究迄今都不那麽令人滿意，而“自由主義”恐怕又是其中研究得最為不足者。我們的思想言說中有關自由主義的表述其實歷來
不算少，近年甚至可說相當多，但以口吐真言式的議論為主，真正從學理上進行研究的似不多見（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能使人滿意的就更少。這方面原因甚多，
但學界思想界雖重視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探討，卻未能累積下較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大概還在於相關資料的不易尋覓。
這個問題現在已有較好的解決，九大類十數冊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以下簡作《資料選編》）近已在臺北面世，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劉季 倫、薛化元、潘光哲編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紀念“五四”八十周年》，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5月。不能不說是一件積德的大好事。本書是 臺北六位老中青學者為紀念“五四”八十周年從1999年開始編輯，歷時三年多，於2002年5月正式出版，而主編之一的張忠棟先生竟已歸道山，真正可以說 是鞠躬盡瘁。張先生長期執教臺大，以胡適和中美關系史研究享譽史林，且素來關註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編序”中並提到有“撰述一部理想的《現代中國自由 主義史》”的願望，其誌雖未竟，而基礎已奠定；正如編者在序言中所說，“執此一編，學者可以方便地進行研究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工作”。他日《現代中國自由 主義史》的出現，正有待於後起者。
全書的資料分為一、“什麽是自由主義?”二、“五四與學生運動”；三、“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 四、“文化的道路”；五、“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六、“社會改革的思潮”；七、“民主、憲政、法治”；八，“基本自由與人權保障”；九、“自由經濟的主 張”九大類，每個主題下又各分子題，依類相從。因各主題涵括的篇幅各異，成書冊數也不相同。“分而觀之，每一分冊自成一題；綜合而觀，則將能呈現出現代中 國自由主義思潮的各個面向”（編序，以下引用不再註出）。該書選材以各種期刊為主，並從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個人文集中廣泛搜集資料以為補充；均采取全文 收錄的方式，希望“以完整的形式與面貌”呈現“各個主題在歷史進程中變遷的軌跡”。這套書以紀念“五四”八十周年為動機，故選擇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 稍前時段作為資料選編的起點，而不選取更為早期的梁啟超、嚴復等人與自由主義理念相涉的資料，一方面是考慮到“他們的自由主義立場並不堅定，日後頗有搖 擺”，難以視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觀點；同時也因為這些人“當時的意見，不如‘五四’以降的自由主義理念，確能引領風騷，形成澎湃的時代思潮，並不 斷擴張開展，顯示出多樣的色彩”。
的確，自由主義雖然只是“五四”以後有影響力的思潮之一，但因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時而與右派 對立衝突，時而又是左派批判的箭靶”，其成長蜿蜒曲折、坎坷崎嶇，自“五四”以來，“觀照的議題越發多樣，思考的內涵益發深入，論說的角度愈現多元”，終 形成“色彩多樣”的特征。尤其“國、共兩黨尖銳鬥爭幾十年，意識形態南轅北轍，自由主義者夾在中間發表意見，撰為文章，其客觀性究竟如何？究竟代表多少自 由主義的真義?”也都還值得探索。
這裏的一個預設當然是有一個原初的或“真正的”自由主義，今日受“後殖民”影響的學者很容易從這個 預設裏看到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實際上西方自由主義在時間上始終是一個“發展中”的“主義”，在整個“西方”空間之中也不時存在地域的特色，故確實很 難抽象出一個“純正的”自由主義。不過，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倒真有一些與大致為眾皆認可的“歐美自由主義”歧異之處，至少其“多元”程度或“色彩多樣”的特 征使其別具一種風格。編者註意到，自由主義者主張“個人自由重於國家自由”。這在現代西方已有些變化，許多自由主義者也贊同由國家主導的“福利社會”；而 在中國則更甚，這套書選得最多的胡適就曾長期向往社會主義，視其為世界發展的方向。
胡適無疑可以算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並終生 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但他曾在二十多年中傾慕和贊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俄”，甚至不顧許多朋友的反對，斷言蘇俄與美國“這兩種理想原來是 一條路，蘇俄走的正是美國的路”。其思路也頗有特色，即他相信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由狄克推 多過渡到社會主義民治制度”。（參見羅誌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收入其《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年，242?255頁。）
胡適從學理上對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共性的強調遠遠超過其老師杜威等現代歐美自由主義者。他在1926年 曾與中共黨人蔡和森等辯論自由主義，以為“共產黨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由， 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為無產階級的爭自由”。（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26年8月3日，收入耿雲誌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2輯，中國青 年出版社，1996年，344—345頁。）這是他發揮其以“進化論”哲學為基礎的“歷史眼光”得出的結論，既然“無產階級爭自由”成為自由主義的最新發 展階段，則自由主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已相當寬廣，不僅可以容納當時英國工黨的政治主張，甚至可以向蘇俄政治和社會政策的一些面相開放。
那時胡適“頗有作政黨組織的意思”，他擬“以改革內政為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為‘自由黨’”。而黨綱則包括“1有計劃的政治；2文官考試法的實 行；3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與實業；4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許多人多說過胡適認同美國政治方式，但這一設想清楚地表明，胡適並不 以為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政策適用於中國，其“黨綱”中“有計劃的政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兩條就非美國當時所實行，而“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 中國的交通與實業”一點也明顯是在因應提倡反帝一方的思考。他雖然明確“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卻主張“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資本主義之流 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說其提倡的是一種更加社會主義化的美國式政治，或亦不為過。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 聯也頗為緊密。仍以胡適為例，表面上最不欣賞“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胡適在留學期間曾廣讀19世紀中葉以來的英國自由主義經典，從斯賓塞、穆勒 （J.S.Mill，胡譯彌爾）、格林（T.H.Green，胡譯葛令）、邊沁等人的著作中一一讀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的意思，主張國際關系 中應實行“對人與對己一致”的準則，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諸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這就是胡適所謂“以人道之名為不平之 鳴”，自由主義成為他從理論上構建其世界大同學說的基礎，並用以反抗種族和國家壓迫。（《胡適日記》，1914年10月19日。說詳羅誌田：《再造文明之 夢——胡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5—131頁。）
《資料選編》的編者註意到，“在教育、學術領域裏，自由主義者堅持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抨擊‘定於一尊’的如‘讀經運動’之流的行動”。這方面恰是包 括共產主義者在內的“五四”人一度相當共同之處。1920年代初期中共黨人陳獨秀和鄧中夏都正式提出中共的唯物史觀派和胡適的實驗主義派應結成聯合戰線以 掃蕩封建宗法思想，兩人都特別贊賞胡適把張君勱、梁漱溟等“東方文化”派的昏亂思想“教訓的開口不得”。鄧中夏那時對中國思想界的劃分與胡適完全相同，只 是所用詞匯標簽不甚一樣。（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原載《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3年，第2卷，517—518頁；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中國青年》（本文所用是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6期（1923 年11月24日），2—6頁、《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中國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6—10頁。）在反傳統或“反封建”方面與中共 黨人態度接近甚或一致，是“五四”後中國自由主義的又一特點。
但雙方在“反帝”尤其是否反對“美帝國主義”方面卻有針鋒相對的衝突， 實際上中國自由主義的“黃金時段”多少都與美國影響相關：陳獨秀在1918年底曾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在次年受杜威影響也喊出“拿英美作榜 樣”的口號。美國影響的一度高漲既因杜威的訪華，更因中國人對提倡民族自決的威爾遜的期待。當巴黎和會傳出威爾遜最終“背叛”其主張時，由於美國的幫助不 可恃，自由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政治前途也就此斷送。1923年底北大進行民意測量，投票選舉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獨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則得 51票居第二。威爾遜從“第一好人”變為“第二偉人”，象征著不少中國人學習的外國榜樣由美到俄的典範轉移。除了抗戰期間因美國援助的再次凸顯而使中國自 由主義聲音稍見提高外，整體上自由主義者的影響更多局限於學界之中。（關於中國人學習榜樣的轉變，參見羅誌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 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20—35頁。）
1950年代臺北的《自由中國》既可看作中國自由主義在學理上的成熟，這一政治上的最後一搏也多少有些像是自由主義在實際政治中的尾聲。“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漸成兩岸
史家研究的對象，而大陸有些自詡為自由主義的言論也真有點讓人懷疑“代表多少自由主義的真義”？（至少體現出有些人自由主義的基本典籍尚讀得不夠。）
不過，“真正的”自由主義派即使在歐美也從來都是少數，歷史上實際起作用的更多是那些自稱自由派實際卻以?時為特征的一批人，他們的宗旨是?加入”（約 近於陳寅恪所說的“預流”），任何流派風行時他們都在其中。然而這樣的加入和呼應對實際政治而言又是不可缺少的，清季朝廷頒布“立憲”上諭時張謇發現， “立憲之諭，人以為假”；而他卻“以為天下之人當鹹認為真。認真而後有希望，有希望而後有精神，有精神而後有思慮，有思慮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知要求， 知要求則真真矣”。（張謇致袁樹勛，收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年，35頁。）
自由主義在中國實際 政治中的不如意，或許即因從“希望”到“學問”再到“要求”的人還不夠多。但若回到歷史研究的領域，則如《資料選編》的編者所說，“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 資料進行全面性的搜集、整理與選編，是過去學界從來不曾著手過的”。如今此書的出版使這一題目的研究者在搜尋基本資料時節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全書最後附 有詳盡的“作者索引”，並排出“作者異名表”以供參考，然或因資料數量太大，此書之編選雖歷經三年，仍偶顯倉促，如最後一冊《自由經濟的主張》首選前溪的 《統制經濟問題》，“前溪”乃吳鼎昌的筆名，惜未列入“作者異名表”中。這都是非常有利於讀者的善舉），也許在不久之後真能產生出“一部理想的《現代中國 自由主義史》”，亦未可知。我是非常期待這一願望能夠實現的。
原刊《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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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如果要討論中國現代史上有影響的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但不知是否受胡適當年“多研究問題少談論主義”號召的影響，即使在
思想史領域之內，對各種“主義”的研究迄今都不那麽令人滿意，而“自由主義”恐怕又是其中研究得最為不足者。我們的思想言說中有關自由主義的表述其實歷來
不算少，近年甚至可說相當多，但以口吐真言式的議論為主，真正從學理上進行研究的似不多見（也可能是我孤陋寡聞），能使人滿意的就更少。這方面原因甚多，
但學界思想界雖重視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的探討，卻未能累積下較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個主要問題大概還在於相關資料的不易尋覓。這個問題現在已有較好的解決，九大類十數冊的《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以下簡作《資料選編》）近已在臺北面世，張忠棟、李永熾、林正弘主編，劉季 倫、薛化元、潘光哲編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資料選編——紀念“五四”八十周年》，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年5月。不能不說是一件積德的大好事。本書是 臺北六位老中青學者為紀念“五四”八十周年從1999年開始編輯，歷時三年多，於2002年5月正式出版，而主編之一的張忠棟先生竟已歸道山，真正可以說 是鞠躬盡瘁。張先生長期執教臺大，以胡適和中美關系史研究享譽史林，且素來關註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編序”中並提到有“撰述一部理想的《現代中國自由 主義史》”的願望，其誌雖未竟，而基礎已奠定；正如編者在序言中所說，“執此一編，學者可以方便地進行研究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工作”。他日《現代中國自由 主義史》的出現，正有待於後起者。
全書的資料分為一、“什麽是自由主義?”二、“五四與學生運動”；三、“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 四、“文化的道路”；五、“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六、“社會改革的思潮”；七、“民主、憲政、法治”；八，“基本自由與人權保障”；九、“自由經濟的主 張”九大類，每個主題下又各分子題，依類相從。因各主題涵括的篇幅各異，成書冊數也不相同。“分而觀之，每一分冊自成一題；綜合而觀，則將能呈現出現代中 國自由主義思潮的各個面向”（編序，以下引用不再註出）。該書選材以各種期刊為主，並從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個人文集中廣泛搜集資料以為補充；均采取全文 收錄的方式，希望“以完整的形式與面貌”呈現“各個主題在歷史進程中變遷的軌跡”。這套書以紀念“五四”八十周年為動機，故選擇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 稍前時段作為資料選編的起點，而不選取更為早期的梁啟超、嚴復等人與自由主義理念相涉的資料，一方面是考慮到“他們的自由主義立場並不堅定，日後頗有搖 擺”，難以視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觀點；同時也因為這些人“當時的意見，不如‘五四’以降的自由主義理念，確能引領風騷，形成澎湃的時代思潮，並不 斷擴張開展，顯示出多樣的色彩”。
的確，自由主義雖然只是“五四”以後有影響力的思潮之一，但因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時而與右派 對立衝突，時而又是左派批判的箭靶”，其成長蜿蜒曲折、坎坷崎嶇，自“五四”以來，“觀照的議題越發多樣，思考的內涵益發深入，論說的角度愈現多元”，終 形成“色彩多樣”的特征。尤其“國、共兩黨尖銳鬥爭幾十年，意識形態南轅北轍，自由主義者夾在中間發表意見，撰為文章，其客觀性究竟如何？究竟代表多少自 由主義的真義?”也都還值得探索。
這裏的一個預設當然是有一個原初的或“真正的”自由主義，今日受“後殖民”影響的學者很容易從這個 預設裏看到西方“文化霸權”的影響。實際上西方自由主義在時間上始終是一個“發展中”的“主義”，在整個“西方”空間之中也不時存在地域的特色，故確實很 難抽象出一個“純正的”自由主義。不過，現代中國自由主義倒真有一些與大致為眾皆認可的“歐美自由主義”歧異之處，至少其“多元”程度或“色彩多樣”的特 征使其別具一種風格。編者註意到，自由主義者主張“個人自由重於國家自由”。這在現代西方已有些變化，許多自由主義者也贊同由國家主導的“福利社會”；而 在中國則更甚，這套書選得最多的胡適就曾長期向往社會主義，視其為世界發展的方向。
胡適無疑可以算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並終生 為在中國實現自由主義政治而努力。但他曾在二十多年中傾慕和贊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俄”，甚至不顧許多朋友的反對，斷言蘇俄與美國“這兩種理想原來是 一條路，蘇俄走的正是美國的路”。其思路也頗有特色，即他相信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時代。依此趨勢認真做去，將來可由狄克推 多過渡到社會主義民治制度”。（參見羅誌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收入其《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年，242?255頁。）
胡適從學理上對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共性的強調遠遠超過其老師杜威等現代歐美自由主義者。他在1926年 曾與中共黨人蔡和森等辯論自由主義，以為“共產黨謂自由主義為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由， 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為無產階級的爭自由”。（本段與下段，參見胡適日記，1926年8月3日，收入耿雲誌主編：《胡適研究叢刊》，第2輯，中國青 年出版社，1996年，344—345頁。）這是他發揮其以“進化論”哲學為基礎的“歷史眼光”得出的結論，既然“無產階級爭自由”成為自由主義的最新發 展階段，則自由主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已相當寬廣，不僅可以容納當時英國工黨的政治主張，甚至可以向蘇俄政治和社會政策的一些面相開放。
那時胡適“頗有作政黨組織的意思”，他擬“以改革內政為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為‘自由黨’”。而黨綱則包括“1有計劃的政治；2文官考試法的實 行；3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與實業；4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許多人多說過胡適認同美國政治方式，但這一設想清楚地表明，胡適並不 以為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政策適用於中國，其“黨綱”中“有計劃的政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兩條就非美國當時所實行，而“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 中國的交通與實業”一點也明顯是在因應提倡反帝一方的思考。他雖然明確“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卻主張“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認為“資本主義之流 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說其提倡的是一種更加社會主義化的美國式政治，或亦不為過。
另一方面，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 聯也頗為緊密。仍以胡適為例，表面上最不欣賞“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胡適在留學期間曾廣讀19世紀中葉以來的英國自由主義經典，從斯賓塞、穆勒 （J.S.Mill，胡譯彌爾）、格林（T.H.Green，胡譯葛令）、邊沁等人的著作中一一讀出了“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為界”的意思，主張國際關系 中應實行“對人與對己一致”的準則，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諸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這就是胡適所謂“以人道之名為不平之 鳴”，自由主義成為他從理論上構建其世界大同學說的基礎，並用以反抗種族和國家壓迫。（《胡適日記》，1914年10月19日。說詳羅誌田：《再造文明之 夢——胡適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5—131頁。）
《資料選編》的編者註意到，“在教育、學術領域裏，自由主義者堅持教育獨立與學術自由，抨擊‘定於一尊’的如‘讀經運動’之流的行動”。這方面恰是包 括共產主義者在內的“五四”人一度相當共同之處。1920年代初期中共黨人陳獨秀和鄧中夏都正式提出中共的唯物史觀派和胡適的實驗主義派應結成聯合戰線以 掃蕩封建宗法思想，兩人都特別贊賞胡適把張君勱、梁漱溟等“東方文化”派的昏亂思想“教訓的開口不得”。鄧中夏那時對中國思想界的劃分與胡適完全相同，只 是所用詞匯標簽不甚一樣。（陳獨秀：《思想革命上的聯合戰線》，原載《前鋒》第1期（1923年7月1日），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3年，第2卷，517—518頁；鄧中夏：《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中國青年》（本文所用是人民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6期（1923 年11月24日），2—6頁、《思想界的聯合戰線問題》，《中國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6—10頁。）在反傳統或“反封建”方面與中共 黨人態度接近甚或一致，是“五四”後中國自由主義的又一特點。
但雙方在“反帝”尤其是否反對“美帝國主義”方面卻有針鋒相對的衝突， 實際上中國自由主義的“黃金時段”多少都與美國影響相關：陳獨秀在1918年底曾稱威爾遜為“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在次年受杜威影響也喊出“拿英美作榜 樣”的口號。美國影響的一度高漲既因杜威的訪華，更因中國人對提倡民族自決的威爾遜的期待。當巴黎和會傳出威爾遜最終“背叛”其主張時，由於美國的幫助不 可恃，自由主義分子在中國的政治前途也就此斷送。1923年底北大進行民意測量，投票選舉世界第一偉人，497票中列寧獨得227票居第一，威爾遜則得 51票居第二。威爾遜從“第一好人”變為“第二偉人”，象征著不少中國人學習的外國榜樣由美到俄的典範轉移。除了抗戰期間因美國援助的再次凸顯而使中國自 由主義聲音稍見提高外，整體上自由主義者的影響更多局限於學界之中。（關於中國人學習榜樣的轉變，參見羅誌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 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20—35頁。）
1950年代臺北的《自由中國》既可看作中國自由主義在學理上的成熟，這一政治上的最後一搏也多少有些像是自由主義在實際政治中的尾聲。“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漸成兩岸
史家研究的對象，而大陸有些自詡為自由主義的言論也真有點讓人懷疑“代表多少自由主義的真義”？（至少體現出有些人自由主義的基本典籍尚讀得不夠。）
不過，“真正的”自由主義派即使在歐美也從來都是少數，歷史上實際起作用的更多是那些自稱自由派實際卻以?時為特征的一批人，他們的宗旨是?加入”（約 近於陳寅恪所說的“預流”），任何流派風行時他們都在其中。然而這樣的加入和呼應對實際政治而言又是不可缺少的，清季朝廷頒布“立憲”上諭時張謇發現， “立憲之諭，人以為假”；而他卻“以為天下之人當鹹認為真。認真而後有希望，有希望而後有精神，有精神而後有思慮，有思慮而後有學問，有學問而後知要求， 知要求則真真矣”。（張謇致袁樹勛，收在《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書》，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01年，35頁。）
自由主義在中國實際 政治中的不如意，或許即因從“希望”到“學問”再到“要求”的人還不夠多。但若回到歷史研究的領域，則如《資料選編》的編者所說，“對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 資料進行全面性的搜集、整理與選編，是過去學界從來不曾著手過的”。如今此書的出版使這一題目的研究者在搜尋基本資料時節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全書最後附 有詳盡的“作者索引”，並排出“作者異名表”以供參考，然或因資料數量太大，此書之編選雖歷經三年，仍偶顯倉促，如最後一冊《自由經濟的主張》首選前溪的 《統制經濟問題》，“前溪”乃吳鼎昌的筆名，惜未列入“作者異名表”中。這都是非常有利於讀者的善舉），也許在不久之後真能產生出“一部理想的《現代中國 自由主義史》”，亦未可知。我是非常期待這一願望能夠實現的。
原刊《二十一世紀》2002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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