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樹歌唱》增訂版導讀 柯慶明
梁啟超提倡新小說，胡適提倡新文學之際，他們心目中都以西洋的近代文學為典範；他們相信其中所顯現的近代世界的生活感知，足以引領在文明上落後的中國， 至少在精神意識上，能夠更加快速的進入近現代的文明境域。但是當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主張應該：「趕緊多多的繙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 範。」時，他並沒有明白意識到：如何繙譯？繙譯是採直譯？意譯？繙譯的語言風格，作品的形式、結構等等的問題。
但對大多數的寫作者而 言，若他們透過譯作來學習，則他們的「模範」，其實並不是「西洋的文學名著」本身，他們學習的並不僅是原作的主題思維，經驗歷程，同時更是譯作呈現的語言 質地、結構形式與美感情趣所形成的整體藝術風格。即使譯者盡力求取其譯作趨近原作，譯作仍是與原作不同：不同的文化傳統，歷史經驗與語言情韻所形成的獨特 語言表現與接受體驗等等，都使得兩種語言之間必然有著無法完全跨越的鴻溝；更重要的，即使不談譯作必然是建立在對原作的特殊解讀、詮釋之上，因而未必能夠 精準或全面的掌握原作的多層、多方的意涵與素質；譯者個人的生存情境與才性學識，亦自有其積習而成的特殊語言風格，這自為原作者所不知；但卻成了譯作的讀 者所直接經驗的對象。因而，當嚴復以「信、達、雅」三者討論譯事：「信」固然是力求不誤讀、不扭曲，所以區別「繙譯」與「創作」的基本要求，但「達」、 「雅」之間，其實反映的卻是譯者對自身文字風格的斟酌與考量。
因而新文學的「模範」其實是眾多的西洋文學的「譯作」，它本身有因襲、有 創 造，但卻都成了別人學習的典範。因而說：這些繙譯創造了新文學的作品形式與內容意識，或許亦不為過。就以作品形式而言，在諸多的嘗試之餘，小說或許採取了 「減法」，減去了章回的回目與回內呼應對仗回目的故事結構，減去了說話人的口吻與論說，以至引詩、評點等傳統舊習。詩則顯然在放棄了以中國舊詩體之「以中 詩譯西詩」的嘗試後，（少時曾見分別以五言、七言、樂府與楚騷等舊體詩繙譯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合集，此書已無法尋索，僅記得楚騷體的譯者就是胡適），採取了加法：分行、分節。漸以白話繙譯詩意，但仍力求押韻、節與節之句數一致，更 要求字數，或調整句內的音節，至少是音節數的勻整等等……這種各類音律的考量，都曾有多方嘗試，它們未必形成通用的體式；但分行、分節，語句詩意之跨行連 結，形成戲劇性的對比……則已了新詩以至現代詩的通用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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