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之遊廬山三日，作日記數萬言，這一個"勤"字亦自不易。他說
.....此後須有一大改變才有新機: 要從一把女性當牛馬的文化轉成一男性自願為女性作牛馬的文化。適之說男人應盡力賺出錢來為女人打扮，我說這話太革命性了。....徐志摩日記1927/3月18
日期待考 有衝突
----此篇當背景小記
考据成癖 洞察趋势
----胡适与庐山
1928年4月7日，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授的胡適，帶著兒子祖望，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部長高夢旦、東南大學校長蔣維喬、光華大學教授沈昆三結伴來到廬山，下榻於胡金芳旅社（現雲天飯店）。
胡金芳旅社在當時是比較上檔次的旅社，胡適一行下榻的又是旅社中最漂亮的一棟別墅。這棟典型的英式別墅，嬌巧玲瓏，猶如一件藝術精品。別墅為石構一層，主立面由兩個六邊形亭子和一個陽台構成。屋頂由雙亭的兩個尖頂和一個四坡水組成，在兩個尖頂的中間位置，又豎立著一個極為精緻的石砌煙囪，使屋頂顯得極為豐富生動。雙亭和主間方窗的窗楣都裝飾著精美圖案，再加上陽台前一棵造型別緻的梅樹，使主立面充滿藝術的魅力。
胡適一行在這棟精美的別墅內住了三天，山上山下遍覽景點，有“考證癖”的胡適尤其註重各人文景觀。他來廬山時，隨身攜帶了清康熙七年由吳偉編撰的《廬山志》，在海會寺又買了康熙五十九年由毛德琦編撰的《廬山新志》，對廬山諸多古蹟詳盡考證。不管白天多麼勞累，晚上都要寫筆記，將收穫和疑點一一記錄下來。
胡適早就對廬山東林寺神往已久，來到廬山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來到東林寺參觀，東林寺是晉朝名僧慧遠所創建，他將佛教內容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糅合，使中國的士人和平民都樂於接受。慧遠在東林寺譯經、講經三十六年，最終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使佛教在中國成了與儒、道並舉共存的宗教。胡適對慧遠十分欽佩，對寺中的古蹟仔細觀摩，不時加以讚賞。
胡適對白鹿洞書院也贊不絕口，但卻譏笑明朝南康守王溱開山作洞、鑿一石鹿置洞中的舉止不明智，說他是“大笨伯”。因為白鹿洞四面環山，形成了一天然洞府，你真的去鑿個石洞，豈不把大自然的傑作變成了平庸的實指。胡適盛讚白鹿洞有兩個原因，一是“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書院，是我國書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親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胡適還對牯嶺別墅群頗有讚譽。他在美國留學多年，對西方的建築及風土人情十分了解，廬山遍布峰谷、洋溢著西方情調的別墅令他倍感驚奇和親切。當他在別墅聚集的黃金地段長衝河畔漫步時，他的心靈受到了震撼，廬山已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籠罩下的“世外桃源”，而是中西方文化交匯、風土人情開放，文明、進步的樂土。這種狀況，在中國其他地方還很少見。
胡適早就從《四庫全書》中的一千餘條有關廬山的論述中，領略到“匡廬文明的播揚翻騰”，三天的實地考察，又使他切身感受到廬山文化的博大精深，這其中，最能體現廬山文化精髓的要點是什麼呢？ 4月10日晚，在胡金芳旅館的這棟漂亮別墅裡，胡適苦思冥想，從千頭萬緒中慢慢梳理，目光漸漸集中到東林寺、白鹿洞書院和牯嶺別墅群上。他敏銳地感到，這幾處人文景觀，在歷史上應該佔有重要的位置，它們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將會越來越被後人所認識和重視。胡適經過再三考慮，終於在當晚的筆記中寫下了重要的一段話：“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代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廬山之行，胡適頗感滿意，終於身體力行地感知了一回廬山。 “在山僅三日，成就萬言書”，廬山令他妙思泉湧，滔滔不絕。而他關於廬山“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的評價，也以包容宗教、理學、東西方文化的宏大氣韻奠定了廬山在中國宗教史、教育史、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促進了後人對廬山文化的深入研究。
胡適1937年夏季還來過廬山，是應邀參加國民政府舉辦的商討抗日國事的“廬山談話會”，這次他住在仙岩旅館。在談話會上，他多次發言，主張積極對日作戰。曾有與會者寫打油詩調侃他：“溽暑匡廬勝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陳詞又一回。”胡適也戲答一首云：“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這也算是胡適留在廬山的一段趣聞。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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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岳清話——胡適的《廬山遊記》
胡適的新風格的遊記出來，便務去古典的習氣，而表現著白話散文明了、平易的作風，也把他“不摹仿古人”的文學改良的口號落實到創作上。在這篇《廬山遊記》中，一座千古的匡廬給他寫來，不去循著古人登覽寄慨的舊格，指陳故史，也不深藏什麼典據，只是隨記著山行的零札，似無用心而遊山之樂卻久含在字句裡。體式的一新，使得讀而易解，文章面目、筆墨滋味，在千百年遊記中是首闢了蹊徑的。胡適以為，成功的文學“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明暢的文字、創異的文體最可顯示形式上的開新，文學革命當於此著眼。就是訪過匡廬的古蹟，下筆，亦不避俗字俗語而毋用典。書院和佛寺，為廬山文化的兩大宗，也正是胡先生在文章中最用力的地方。筆筆皆從淺處寫來，把中國書院的源流和禪家的大略說得簡要明白。不入艱深，在他這樣一位鴻儒看，自有道理。身臨風景，他的興味多在滿山滿谷的杜鵑花，深峽間的瀑布水。到了廬山這樣的勝處，憶古和追史都不可免。能以清簡而得要的文字述出，確屬好手段。胡先生寫白鹿洞書院一段，削繁葉而存茁幹，有平易素淡之美。若換一位有獺祭之癮的冬烘先生來寫，不知會佔去幾頁紙呢！文曰：“白鹿洞在歷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元中（937—942）建為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為洞主。宋初因置為書院，與睢陽石鼓岳麓三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為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週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如宣講書院史略而要言不煩。這般概說，完全出諸平白的直敘，不發一點議論、不抒一點情在裡面，真見出胡先生在學問上的功夫。只這疏淡自然的幾筆就可詳明，何勞多費字句呢？這種學者式的敘寫狀態，偏重的是知識，而非世人習見的理與情，或是看似精彩的比喻和形容，很可以透出一種從容的風致。山中的萬杉寺、秀峰寺、歸宗寺，大約是胡先生在一日間游到的。古樟、廢址，同舊寺相關的人與史，在他這裡，雖博通，也只是略說而已，並無心糾纏，足見胡氏一番清幽的襟懷。倒是柴桑橋近處的淵明醉石和朱子的長跋，頗涉遐想。我那年過廬山時，未暇去馬回嶺尋訪陶潛故里，讀至此處，猶與數十年前的胡先生同感也。他說得對，“不如闕疑為止”。他在這裡的一句議論也發得妙：“陶淵明不肯折腰，為什麼卻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聊博一嘆。“晚上在歸宗寺過夜”這句話，成了文章的煞尾。有一點散淡，有一點幽寂，卻又是去遊這座佛山應抱的情致。唐詩：“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胡氏彷若入山的隱者，連文字也不落什麼跡象了，風概略近解綬歸田的陶翁。
摘自：《山水文心——與大師同遊》 馬力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胡金芳旅社在當時是比較上檔次的旅社，胡適一行下榻的又是旅社中最漂亮的一棟別墅。這棟典型的英式別墅，嬌巧玲瓏，猶如一件藝術精品。別墅為石構一層，主立面由兩個六邊形亭子和一個陽台構成。屋頂由雙亭的兩個尖頂和一個四坡水組成，在兩個尖頂的中間位置，又豎立著一個極為精緻的石砌煙囪，使屋頂顯得極為豐富生動。雙亭和主間方窗的窗楣都裝飾著精美圖案，再加上陽台前一棵造型別緻的梅樹，使主立面充滿藝術的魅力。
胡適一行在這棟精美的別墅內住了三天，山上山下遍覽景點，有“考證癖”的胡適尤其註重各人文景觀。他來廬山時，隨身攜帶了清康熙七年由吳偉編撰的《廬山志》，在海會寺又買了康熙五十九年由毛德琦編撰的《廬山新志》，對廬山諸多古蹟詳盡考證。不管白天多麼勞累，晚上都要寫筆記，將收穫和疑點一一記錄下來。
胡適早就對廬山東林寺神往已久，來到廬山的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來到東林寺參觀，東林寺是晉朝名僧慧遠所創建，他將佛教內容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糅合，使中國的士人和平民都樂於接受。慧遠在東林寺譯經、講經三十六年，最終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使佛教在中國成了與儒、道並舉共存的宗教。胡適對慧遠十分欽佩，對寺中的古蹟仔細觀摩，不時加以讚賞。
胡適對白鹿洞書院也贊不絕口，但卻譏笑明朝南康守王溱開山作洞、鑿一石鹿置洞中的舉止不明智，說他是“大笨伯”。因為白鹿洞四面環山，形成了一天然洞府，你真的去鑿個石洞，豈不把大自然的傑作變成了平庸的實指。胡適盛讚白鹿洞有兩個原因，一是“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書院，是我國書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親定的《白鹿洞規》“簡要明白，遂成為後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胡適還對牯嶺別墅群頗有讚譽。他在美國留學多年，對西方的建築及風土人情十分了解，廬山遍布峰谷、洋溢著西方情調的別墅令他倍感驚奇和親切。當他在別墅聚集的黃金地段長衝河畔漫步時，他的心靈受到了震撼，廬山已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籠罩下的“世外桃源”，而是中西方文化交匯、風土人情開放，文明、進步的樂土。這種狀況，在中國其他地方還很少見。
胡適早就從《四庫全書》中的一千餘條有關廬山的論述中，領略到“匡廬文明的播揚翻騰”，三天的實地考察，又使他切身感受到廬山文化的博大精深，這其中，最能體現廬山文化精髓的要點是什麼呢？ 4月10日晚，在胡金芳旅館的這棟漂亮別墅裡，胡適苦思冥想，從千頭萬緒中慢慢梳理，目光漸漸集中到東林寺、白鹿洞書院和牯嶺別墅群上。他敏銳地感到，這幾處人文景觀，在歷史上應該佔有重要的位置，它們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將會越來越被後人所認識和重視。胡適經過再三考慮，終於在當晚的筆記中寫下了重要的一段話：“廬山有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一）慧遠的東林，代表中國“佛教化”與佛教“中國化”的大趨勢。（二）白鹿洞，代表中國近代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三）牯嶺，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國的大趨勢。
廬山之行，胡適頗感滿意，終於身體力行地感知了一回廬山。 “在山僅三日，成就萬言書”，廬山令他妙思泉湧，滔滔不絕。而他關於廬山“三處史蹟代表三大趨勢”的評價，也以包容宗教、理學、東西方文化的宏大氣韻奠定了廬山在中國宗教史、教育史、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促進了後人對廬山文化的深入研究。
胡適1937年夏季還來過廬山，是應邀參加國民政府舉辦的商討抗日國事的“廬山談話會”，這次他住在仙岩旅館。在談話會上，他多次發言，主張積極對日作戰。曾有與會者寫打油詩調侃他：“溽暑匡廬勝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陳詞又一回。”胡適也戲答一首云：“哪有貓兒不叫春？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這也算是胡適留在廬山的一段趣聞。2011
Chiuyung Tai
胡適的政治白話詩。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前後，蔣介石和汪精衛聯名邀請全國各界名流學者到江西廬山開談話會。7月11日談話會上，蔣、汪發言後，胡適慷慨激昂，發表了一通抗日救國演講。在座的胡健中聽後，即席賦詩一首：“溽暑匡廬盛會開，八方名士溯江來。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陳辭又一回！”
言語中頗含戲謔之意。胡適也隨手寫了一首白話打油詩回贈：“哪有貓兒不叫春？
哪有蟬兒不鳴夏？哪有蛤蟆不夜鳴？哪有先生不說話？”四句反問，信手拈來，類比生動，饒有風趣。據說後來《中央日報》登出這首詩，蔣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看來胡適也不無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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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岳清話——胡適的《廬山遊記》
胡適的新風格的遊記出來，便務去古典的習氣，而表現著白話散文明了、平易的作風，也把他“不摹仿古人”的文學改良的口號落實到創作上。在這篇《廬山遊記》中，一座千古的匡廬給他寫來，不去循著古人登覽寄慨的舊格，指陳故史，也不深藏什麼典據，只是隨記著山行的零札，似無用心而遊山之樂卻久含在字句裡。體式的一新，使得讀而易解，文章面目、筆墨滋味，在千百年遊記中是首闢了蹊徑的。胡適以為，成功的文學“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明暢的文字、創異的文體最可顯示形式上的開新，文學革命當於此著眼。就是訪過匡廬的古蹟，下筆，亦不避俗字俗語而毋用典。書院和佛寺，為廬山文化的兩大宗，也正是胡先生在文章中最用力的地方。筆筆皆從淺處寫來，把中國書院的源流和禪家的大略說得簡要明白。不入艱深，在他這樣一位鴻儒看，自有道理。身臨風景，他的興味多在滿山滿谷的杜鵑花，深峽間的瀑布水。到了廬山這樣的勝處，憶古和追史都不可免。能以清簡而得要的文字述出，確屬好手段。胡先生寫白鹿洞書院一段，削繁葉而存茁幹，有平易素淡之美。若換一位有獺祭之癮的冬烘先生來寫，不知會佔去幾頁紙呢！文曰：“白鹿洞在歷史上佔一個特殊地位，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白鹿洞書院是最早的一個書院。南唐元中（937—942）建為廬山國學，置田聚徒，以李善道為洞主。宋初因置為書院，與睢陽石鼓岳麓三書院並稱為'四大書院'，為書院的四個祖宗。第二，因為朱子重建白鹿洞書院，明定學規，遂成後世幾百年'講學式'的書院的規模。宋末以至清初的書院皆屬於這一種。到乾隆以後，樸學之風氣已成，方才有一種新式的書院起來；阮元所創的詁經精舍、學海堂，可算是這種新式書院的代表。南宋的書院祀北宋週邵程諸先生；元明的書院祀程朱；晚明的書院多祀陽明；王學衰後，書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後的書院乃不祀理學家而改祀許慎鄭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這兩大派書院的根本不同。”如宣講書院史略而要言不煩。這般概說，完全出諸平白的直敘，不發一點議論、不抒一點情在裡面，真見出胡先生在學問上的功夫。只這疏淡自然的幾筆就可詳明，何勞多費字句呢？這種學者式的敘寫狀態，偏重的是知識，而非世人習見的理與情，或是看似精彩的比喻和形容，很可以透出一種從容的風致。山中的萬杉寺、秀峰寺、歸宗寺，大約是胡先生在一日間游到的。古樟、廢址，同舊寺相關的人與史，在他這裡，雖博通，也只是略說而已，並無心糾纏，足見胡氏一番清幽的襟懷。倒是柴桑橋近處的淵明醉石和朱子的長跋，頗涉遐想。我那年過廬山時，未暇去馬回嶺尋訪陶潛故里，讀至此處，猶與數十年前的胡先生同感也。他說得對，“不如闕疑為止”。他在這裡的一句議論也發得妙：“陶淵明不肯折腰，為什麼卻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聊博一嘆。“晚上在歸宗寺過夜”這句話，成了文章的煞尾。有一點散淡，有一點幽寂，卻又是去遊這座佛山應抱的情致。唐詩：“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胡氏彷若入山的隱者，連文字也不落什麼跡象了，風概略近解綬歸田的陶翁。
摘自：《山水文心——與大師同遊》 馬力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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