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博文 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
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
林博文從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宣布建國到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鮮戰爭（韓戰）爆發，亞太地區發生了空前巨變。在這歷史性變化的時刻，香港不僅成為大批神州避秦之士的避風港，亦變成反共又反蔣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與美國中情局特工活躍之地。
八方風雨會香江！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國軍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之際，即有一批政治人物、國民黨高層人士、報人、資本家、國軍將領和一群「請纓無門、殺敵無力」的知識分子流亡香港。他們在蕞爾小島上眼看「金陵王氣黯然收」；他們在英國殖民地上暫時棲身，旁觀時代浪潮的滔天翻滾。在這批「高級難民」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也許已被時代所淘汰，但他們仍有一些「剩餘價值」，在海內外仍具號召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競相爭取他們，連美國也在向他們招手。於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奇特的一次政治運動就在英國皇冠上的「東方之珠」開鑼了。
這次政治運動即是所謂「第三勢力」運動。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俗稱「舊政協」）及其後的國共和談中，青年黨、民社黨、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和一些小黨派在當時即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包括作家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張嘉森、詩人徐志摩元配張幼儀之兄）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中指出：「第三勢力乃是因應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需要和情況而產生……是一種新興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中共席捲大陸後，一批第三勢力人士選擇了共產黨（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人），他們認為那是中國的希望。另一批第三勢力則既不願留在大陸充當中共的應聲蟲，亦拒絕追隨蔣介石偏安台灣；他們流落海外，在美國、日本、澳洲和中南美洲一帶都有他們的足跡，香港則是他們的大本營。
美國是幕後主導者
反共亦反蔣的第三勢力人士試圖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另起爐灶，以延續和壯大中國政治傳統中最脆弱的一環——在野反對力量。香港第三勢力與當年重慶、南京時代不同的是，過去不敢公開反蔣的人，現在都現身亮相了。組成分子也更加複雜。最重要的是，香港第三勢力運動的興起與沒落，美國政府始終是幕後的主導者。換言之，海外第三勢力運動乃係當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副產品；因此，第三勢力的命運即必須以華府的中國政策為依歸，以國務院和中情局主事者的意志為意志。這種「仰人鼻息」的政治運動，其結局當然也是可以逆料的。
朝鮮戰爭爆發後，海外第三勢力即以各種不同形式、面貌大肆活動，直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煙消雲散，中情局和東京麥帥總部都曾出錢。這些組織包括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中國運動、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中國民主反共聯盟、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民主中國座談會和自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
曾任大陸政協副主席的程思遠（已故香港影星林黛之父）在回憶錄《政海秘辛》中說：「（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旁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連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籌措經費、布置人事。」程思遠說他自己並不清楚「什麼是第三勢力」，乃問國府代總統李宗仁，李氏回答說：「事情是這樣的：一次，美使館公使銜代辦路易士．克拉克由何義均陪同來迎賓館問他，談到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在歐洲原以馬歇爾計劃為核心，在亞洲則以援助蔣介石為支柱。前者是成功的，而後者卻失敗了；因為蔣介石政府貪污無能，究竟扶不起來。說到這裏，克拉克喟然嘆曰：『中國只有共產黨的勢力和蔣介石的勢力，卻沒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三勢力，難道地大人多的中國沒有主張自由民主的中間分子麼？』克拉克的意思是十分明顯的，大有贊助第三勢力的味道。以後經過童冠賢、何義均、顧孟餘一系列的接觸，就為這個運動積極推動了起來了。」
顧孟餘為浙江上虞人，留學過德國，早年曾加入同盟會，一生亦學亦官。歷任北大教務長、廣東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宣傳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一九四八年五月翁文灝組閣時，曾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未上任。顧氏在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初期，表現得最積極、最活躍，同時也是最具聲望的人。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三日，答允出面領導「自由民主同盟」（原為立法院「自由民主社」）；「鐵軍」名將張發奎和廣東省主席薛岳亦頗熱中，並建議把組織易名為「自由民主大同盟」。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大同盟於廣州秘密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李宗仁捐了二十萬港幣，另補助顧孟餘三萬港幣（一年後又給顧六千美元），大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五千港幣。程思遠說﹕「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於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
以桂系為主
以桂系為主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一開始即出現問題。大同盟幹事兼組織組長尹述賢帶了五千港幣到香港籌設辦事處，自己卻先在九龍頂了一層樓當寓所而引起公憤，即被大同盟除名。與前北大代校長及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同稱「中國兩大砲」的國民黨立法委員黃宇人（黃埔四期）在回憶錄《我的小故事》中說：「香港辦事處既未成立，顧孟餘在首次會議後，仍回香港，住處不公開，童冠賢時而澳門，時而香港，很少在廣州。同盟沒有固定的辦事處，又無定期的會議，盟員想找負責人，很難一見……於是，這個組織即陷於若有若無之狀。」
黃宇人力主大同盟必須和桂系撇清關係，與桂系分手，否則大同盟將無所作為。黃氏說：「我認為國民黨的失敗，主要由於自私和無知，而尤以無知為甚……現在李先生代理總統，就他個人來說，平易近人，沒有蔣先生那種自以為神聖的態度……但就這幾個月的事實表現，他對當前的危局毫無辦法，不但不能轉敗為勝，即想守住西南半壁亦不可能；桂系的人也多只顧爭權奪利，不顧政府的安危，大局必將每下愈況。我們如果對李先生尚存希望，無異是自掘墳墓。」
黃氏建議利用李宗仁所補助的經費在香港辦一所中學和一份雜誌，「一方面培育下一代的人，一方面潛心研究重建國家的各種基本問題」。然而，大同盟出版的刊物《大道》，出了三期之後即宣告停刊。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翟士普（Phillip Jessup，即《中美關係白皮書》總編纂）自台北飛抵香港，指示美國總領事館設法支持海外華人第三勢力組織。翟士普在港曾與第三勢力人士接觸，大同盟盟員、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後出任國府駐紐約總領事，曾英譯日文《蔣總統秘錄》）為顧孟餘草擬了一份英文說帖，當作和翟士普會談的參考。《大道》停刊後，黃宇人、程思遠、甘家馨和涂公遂等人籌辦了《獨立論壇》，於一九五零年四月一日發刊，不久又因內部分裂而停刊。第三勢力人士的唯一武器是筆桿，丁文淵、左舜生等人都辦有刊物，左氏的《自由陣線》由謝澄平主持，胡越（司馬長風）、許冠三、陳濯生擔任編輯，刊物停了又出。在謝澄平的提議下，他們邀約張國燾、董時進、程思遠、伍藻池、羅夢冊、黃如今等人在黃宇人寓所定期聚會，大家商議應該成立一個真正的第三勢力組織，幾經討論乃組成「民主中國」。
「民主中國」成立時，第三勢力陣營突傳出顧孟餘和張發奎已經以代表香港民主反共人士的身份，與美國有關方面接洽妥當，將獲大量美援，並在海外設立基地、組織政團、訓練軍隊，甚至成立流亡政府。除顧、張之外，列名的有李璜、童冠賢、張國燾、伍憲子、上官雲相、彭昭賢、宣鐵吾、徐?明等人。左舜生原亦列名其中，但遭同屬青年黨的李璜反對。李說：「左舜生多話，不能守秘密，青年黨由他一人代表即可。」據黃宇人說，這個第三勢力的最高組織，乃是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任授意下成立，由顧孟餘、童冠賢、何魯之、謝澄平與政治部主任接頭。其後，顧等四人與張國燾秘密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定名為Steering Committee，最初譯為指導委員會，後經顧孟餘改為調度委員會，其宗旨在於策動留港中國民主反共人士的聯合運動。
老將領張發奎對組織第三勢力熱心異常，在中國出生的美國傳教士之子、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香雅各（Dr. James McClure Henry）亦曾鼓吹張氏發展第三勢力。張氏原擬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但因童冠賢、黃宇人反對吸收軍人而作罷。程思遠說他曾在張發奎的香港藍塘道寓所參加一項座談會，李璜在會中透露，青年黨的老朋友趙友松（曾任吳佩孚秘書長、汪精衛政府教育部長）已在東京和麥克阿瑟將軍取得聯繫，麥帥希望香港民主反共人士團結起來，在華南舉事，牽制中共，東京盟總可予支持。後來張發奎派程思遠秘密走訪日本，麥帥總部卻賞以閉門羹。但美國方面仍繼續和張氏接觸，由哈德曼其人負責聯絡，並稱第三勢力可在菲律賓的一個小島作基地，島上有營房和基地設備，可容數千人，要張氏先派三百人去進行籌備工作，但沒有下文。後來，第三勢力曾派員到沖繩受訓。
美國人的老觀念認為除了張發奎之外，另一名廣東老將也有號召力，此公即是蔣介石的老長官許崇智。許氏已失勢多年，早已與政治脫節，受到美國人的慫恿即興致勃勃地召開座談會，但在張發奎的杯葛下，許氏到處碰壁，只好怏怏收山。
台灣當局向美方抗議
顧孟餘的「調度委員會」決定出版《中國之聲》雜誌，刊物面世不久，即傳出「調度委員會」高級成員伍憲子秘密潛赴台灣、被國民黨收買情事。第三勢力等人並不知道伍憲子赴台，而是美方人員質問張發奎：「伍憲子去台灣幹什麼？」黃宇人說，美方雖未要求第三勢力反蔣，但他們希望第三勢力獨立行事，勿與台灣有任何關係。伍憲子是康有為、梁啟超時代的老保皇黨，曾組織民憲黨（後與張君勱的國社黨合併為民社黨），二十年代主持過舊金山《世界日報》筆政多年。
張發奎、顧孟餘對伍憲子的「背叛」深惡痛絕，乃在《中國之聲》上撰文痛批蔣介石是個「毒瘤」，應該割去。伍憲子事件發生後，台灣當局曾向美方提出抗議，對華府支持第三勢力表示不滿。張發奎一直想把第三勢力發展成一個正式組織，不斷催促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黃宇人、上官雲相、彭昭賢和李微塵等人起草組織法。正在起草之際，香港政府政治部突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從此，顧即與張發奎等人疏遠，張氏對黃宇人說：「顧孟餘早年在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即有『取消派』之名，因為有很多事由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
不久，顧孟餘移居日本，另創「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但這批第三勢力領袖們脫不掉中國人「勇於內鬥」的惡習，顧排斥張發奎和張君勱，張國燾與甘家馨亦被逐出同盟。戰鬥同盟在香港招兵買馬，結果招到了一批台灣特務。顧孟餘首先退出同盟，並離日赴美，卜居北加州柏克萊，擔任國務院中國研究中心及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曾請其作口述歷史，但未應允。一九六九年七月，國府派農業專家張研田（曾任台大農學院院長）專程赴美迎接顧氏返台定居。蔣介石聘顧為總統府資政，顧於一九七三年六月病逝，終年八十五歲。中共創黨人之一的張國燾亦獲中情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之助撰寫回憶錄，稿酬六萬美元。張氏後移民加拿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凍斃於多倫多老人病院。
遠在美國潛心著述的張君勱一向關切香港第三勢力的發展，不時去函鼓勵他們必須團結一致，有組織才能有所作為，若再一盤散沙下去，殊無前途可言。於是，張發奎、黃宇人、左舜生等人決定出版《聯合評論》，並發行紐約航空版。據黃宇人回憶，《聯合評論》紐約航空版發行後，即成了美國華僑社會的輿論中心；台灣雖不准進口，仍有不少人想盡辦法以求一睹為快；中共亦將其列為內部參考材料；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常翻譯該刊社論。《聯合評論》出版六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後停刊。毫不氣餒的黃宇人又鼓起勇氣出版《民主論壇》，僅辦了兩年即於一九六七年關門。張發奎自辦了南亞書局和嘉華印刷廠，並曾一度與黃宇人合作成立興中出版社。美方支持的第三勢力，唯一有具體成果的是陳濯生、司馬長風、許冠三和徐東濱等人組成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這兩個機構所蒐集的中共資料以及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在學界與政界頗受重視。
李璜批美亂撒美鈔
一九九一年以九十七歲高齡病逝台北的李璜在《學鈍室回憶錄》（下冊）中說：「美國人為反共而特別重視大陸逃出之文化界人士，（但）不善於扶助，而亂給鈔票；便因美金過量之故，而若干本有朝氣且認真工作之研究及出版社機構，分心鶩外，反而墮落下來，大可太息。」李璜最不齒的是第三勢力中的軍政界人物，他說：「此類人物，或曾任軍師長以至總司令；或曾任黨官多年，縣長、委員以至省主席與中央院長者；或為策士型，習於奔走串連，製造風雲；或為部屬型，以依傍為活，尚思擁戴其舊主復起。諸如此類，一時聚於港九，雖衣食無缺，甚至擁有資財，然而不甘寂寞，聚議紛紛。」李璜痛心地說：「美國人竟派遣兩三浮薄少年前來……亂散美鈔，或三五萬，或十萬八萬，並無整個（套）計劃，而姑以試試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無寸鐵之過時人物，為之入大陸覓情報，或打游擊；美鈔這樣花法，只有被騙而大鬧笑話。因是傳聞有劉震寰騙得六萬美元，聲言拿去廣東打游擊，而本人坐在九龍新界未動，於是有『在深圳打游擊』的笑話流傳。又有許崇智在石塘嘴開廳大宴群『雄』，酒酣耳熱，一面高談其反共大有辦法，一面命女招待為之撫腿……。此外尚有妄人蔡文治，聞曾任國防部第四廳副廳長（前軍調部第三廳廳長），大概係曾在美國學過軍事，乃得美國人信任，予以大量美金，在沖繩島美軍基地設立黨政軍機構，自稱海陸空軍總司令。」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辭世的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是中情局駐港老特工，他在回憶錄中證實了李璜的說法。李潔明說：「這些人以『第三勢力』自居，聲稱他們在大陸具有可靠的情報網，正是中情局亟欲物色的堅實情報提供人。但是，誠如我第一次派駐香港工作期間所發現，滯居在大陸之外的這些第三勢力人物，大言皇皇，並沒有具體消息可以提供。我們發現，他們提供的中國狀況情報報告，其實只是在九龍的公寓裏拿內地流出的報章報道，略加編織改造而成。……不過，中情局一九五零年代被第三勢力人士蒙騙，除了花冤枉錢買到假情報之外，還有更糟的際遇。一九五一年，某位美國情報人員在某旅館大廳付錢給第三勢力線民，卻被香港安全部門探員看得一清二楚。中情局一再犯錯之後，香港特別組即禁止中情局在香港活動。」
五、六十年代以香港為基地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不乏具孤臣孽子心態的反共人士，亦有許多崇尚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但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裏，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他們只能扮演花果飄零的角色。第三勢力的悲劇結局，象徵了中國民主自由一直飽受風吹雨打的愁苦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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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文蔚新增了 2 張相片。
民主運動道路上，台港一定要相扶持
在研究台港當代歷史時，不難發現在台灣深陷1950到197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香港的知識界曾給予台灣民主運動最大的支持。兩地唇齒相依，而今香港民眾希望爭取普選的權利，台灣自然不應沈默。
回顧台灣的民主運動史，1960年雷震與台、港在野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三連任總統。5月4日他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鼓吹成立反對黨參與選舉以制衡執政黨。5月18日非國民黨籍人士舉行選舉改進檢討會，主張成立新黨，要求公正選舉，實現真正的民主。決議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隨即籌備組織中國民主黨。雷震擔任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集委員，與李萬居、高玉樹共同擔任發言人。7至8月間舉行四次分區座談會，情治單位進行密切監控。同年9月4日他、劉子英、馬之驌、傅正被逮捕，並被軍事法庭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
事件發生後，左舜生立即在香港的《聯合評論》上，連篇累牘撻伐蔣介石違憲競選第 3 任總統之非。1960 年 9 月 9 日，在「雷案」發生不到一週內，左舜生旋即為文，認為「雷案」根本是國民黨當局一個預定的陰謀，其目的不僅在使《自由中國》不能繼續出版，同時也在使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無法成立。左舜生言：「這不一定是雷震等個人的不幸，實在是中華民國民主憲政前途，以及人民一切基本自由與人權保障一種空前的威脅！……這一民國政治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將繼續發展，其給予海內外一般人心刺激的深刻，以及可能發生的惡果，目前尚難預測」。
同日，他和李璜與香港民主人士，在香港格蘭酒店召待記者聲援雷震，參加者有新亞書院教授及新聞文化界人士。左等認為雷震是愛國的、反共的，也是為民主政治運動的奮鬥者。台灣當局此舉，香港方面的民主人士，將依據聯合國「人權宣言」，向聯合國控訴，請求人權保障。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剖析這段大家陌生卻又遺忘的歷史，是要告訴台灣的朋友們，台灣今日的民主固然是自身努力，先賢犧牲所得，但不可忽略的是來自海外的聲援與壓力。
民主是漸進的過程，台灣已經證明在華人的文化圈中，民主是可行的。當香港民眾追求同樣的普世價值時，我們應當大力給予支持，誠如歷史上那些來自彼岸的溫暖。
胡適日記全集, 第 6卷 1930-33
1930.9.4 pp.263-64
陳啟天來談主張勦匪以殺立威.
陳君為青年黨領袖之一而見解如此之陋 可為一嘆
這篇可能將第2頁和第3頁顛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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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北大人」--記胡適與李璜的情誼 陳正茂
傳記文學94:5=564 2009.05[民98.05]頁63-71
前言 1917年夏，胡適應蔡元培邀，放著博士學位還沒真正到手，即風塵僕僕趕赴北大就職，爾後歷任院長、校長等職，成了終身以北大為傲的“北大人”。而李璜呢？這位青年黨的領袖、國家主義的大將，於1924年偕曾琦回國後，先在武昌大學任教，1925年亦應聘至北大，講授西洋史，與胡適成了同事，同為“北大人” 。胡適一生交遊滿天下，上至王公巨室，下到販夫走卒，到處都是“我的朋友胡適之”，喊得滿天震響，甚至成了一句揶揄的話。胡適好交友，友朋也確實多，然基本上仍以教育、學術界為主，大陸學者沈衛威謂其為以胡適為首的“文人集團”。當然，胡適也有不少政界的朋友，包括在朝在野黨派都有。胡適和蔣介石、汪精衛、宋子文等國民黨高層，都有若干公私情誼與恩怨。胡適終生道義支持蔣，但對蔣之威權獨裁，亦常嚴詞批評之；而蔣對胡適也始終尊而不親，讓胡適一人擁有言論自由，裝點門面弄弄樣子而已。與汪之關係，雖曾一度在對日立場上，雙方想法接近，惜汪最終下海，胡適一向秉持大是大非的原則，當然與其分道揚鑣。而對宋子文這位國舅，胡適自然是不敢恭維，尤其胡在任駐美大使期間，更是受了宋不少氣。至於胡適與在野黨派領袖的關係，旅美史學家李又寧博士於近二十年來，一直對推廣胡適研究與蒐集相關史料相當用心。十餘年前，李氏在紐約主編《胡適研究會叢書》，且出版一系列有關胡適與其親族朋友的專書。 1988年2月，李氏在其主編的《胡適與民主人士》（紐約天外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收錄了楊天石等人所寫的胡適與柳亞子、郭沫若、陶行知、梁漱溟、張君勱、章士釗、王造時等七人的論文，其中包括民社黨的黨魁張君勱，惜青年黨的領袖與胡適的關係仍付之闕如。 胡、李的交誼往返 眾人皆知，青年黨的領袖為曾琦、左舜生與李璜，即所謂的“曾左李”三巨頭。三人中以李璜與胡適的交誼最深，這可能與胡適終身標誌的“北大人”有關， ——一日為“北大人”，終身即為北大的一分子，胡適常以此自豪。而李璜曾於1925至1926年間在北大史學系任教，講授西洋史，故胡適亦常呼其為“北大人”；有此淵源，雙方關係自然容易建立起來。但其實李璜至北大任教時，胡適已暫離北大赴歐旅遊，故彼此並未真正謀面。此事，李璜在其《學鈍室回憶錄》即載：“我在北大教書的一年（民十四），並未晤見適之，因他於民十四的十月就去了上海，民十五便由上海赴歐洲旅行去了。我是於民十七在上海始認識適之，從此交往不絕。”彼時，胡適與李璜雖然緣慳一面，但胡適對李璜的才學已相當欣賞，並無任何門戶之見，誠如李璜所言：“適之為人，性格開朗，雖自己的思路是本於美國的實驗主義，然而並不排斥在歐洲大陸德法兩國留學而略有成就的學人，一視同仁，十分合作。”舉例來說，1926年夏，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決定在中國邊省設立四個講座，李璜積極向中基會總幹事任鴻雋（叔永）要求擔任成都大學的社會學和教育學講座。但據李璜說：“叔永是一個謹慎人，對我這個不大務正業而愛惹是非的教授不大放心，遲疑不決，去電適之詢問可否；而適之立刻回電，稱'人選最妥'。於是我才得著講座聘書，回川任教，免了次年張大元帥的大刀威脅。”由此可見，尚未與李璜識荊的胡適，對其是如何的信任，尤其是對李璜國家主義派的政黨背景，胡適毫無芥蒂，一切以才學專業為考量，更令李璜直到晚年仍感佩於心。當然，李璜與胡適真正晤面，並進而有所往來，還是始於1928年，當時胡適與羅隆基、梁實秋、徐志摩、聞一多等人正在上海辦《新月》雜誌。而李璜則於1927年在上海主持青年黨中央黨部，其後又與張君勱合辦《新路》雜誌，抨擊共產黨的流寇主義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基本上，《新路》理念與《新月》相近，此即為雙方接近，提供了精神上的投契基礎。而真正認識的時間，《胡適日記》中並未見載，李璜則回憶為該年夏天。李璜說：“民國十七年夏末於上海張君勱處，認識其弟禹九，後又因禹九請客，得晤見胡適之、潘光旦、徐志摩、劉英士、梁實秋、邵洵美諸人。適之其時在吳淞中國公學當校長；我與他雖是北大的老同事，但並未會過面，但他看過我的談歷史學方法的文章，引為同調，相見甚歡。其時適之與禹九、儲安平諸人正在上海辦《新月》雜誌，且經營一間新月書店，每週'新月派'中人必有一次聚會，適之也請我去參加這一聚會，計有三四次。適之要我為《新月》雜誌寫文。我已知當適之歸國過日本時曾發表《論孫文哲學》，已使國民黨當權者對他感到不滿；我便推辭，我有'異黨該死'的罪名，文章發表出來，於《新月》的往外埠發行不利。適之認為介紹法國的歷史學方法的文字無妨，再三約定，我只得寫了一篇長文，介紹法國塗爾幹派的對古史研究的社會學方法，並及於法國漢學家用此方法對中國古史的研究貢獻。文分三期在《新月》上發表出來。我其初只署的一個'幼春'，而適之認為《新月》貨真價實，從來無假，乃由他添上木旁用我真名'幼椿'二字發表，尚未發生問題。”李璜又回憶說：“他與我雖是民十四年在北大的同事，彼時大家忙於講授，往還不多，並不覺得他在那時候，便留意到我在北大史學系學生晚會所演講的Durkheim School的研究古史的社會學方法、直至民十八，他在上海辦新月雜誌時，他請我參加並作文；我表示我的政治色彩太濃厚，於他的'新月'不利。他說：'我不是要你談政治，我是要你將Durkheim的社會學方法論用的古史這方面的成績拿出來讓大家知道，並且要求你寫得不枯燥，對研究中國古史的學人給予他們一個社會學的新觀點。'因此，我曾用'古中國的舞蹈及其故事'的題目，在新月發表過好幾篇文章，後來在上海中華書局出單行本，現在已絕版了。”由上述兩段引文看來，胡適與李璜似乎是一見如故，且同為北大人，胡適早已讀過李璜的文章，尤其是李璜以法國社會學理論來闡述古史的做法，想來是深得胡適肯定與認同的。唯查《新月》雜誌目錄，與李璜的回憶有些許出入，《新月》上，李璜只發表過兩篇文章，即《法國支那學者格拉勒的治學方法》（署名幼春）與《法國支那學小史》（署名幼椿譯）。有意思的是，《新月》雜誌在李璜投稿後，開始陸續有其他青年黨人的文章登載其上，如茅以思（左幹忱）《打靶的人》；陳翊林（陳啟天）《社會標準與控制》，以及廬隱、劉大傑等青年黨人譯作。這是否與李璜有關，頗值玩味。
胡適與李璜久別重逢，自然暢敘一番，期間，胡適向李璜表示，其心髒病亟待休息，而《水經註》的研究工作也放不下，有我們諸位各黨各派，他才來捧場；否則他絕不會從東部遠道來跑這一趟的。言下對宋子文的皇親國戚派頭，似尚有餘痛在心。大會結束後，李璜於9月24日至紐約，與丘大年（椿）、李圣策、李國欽、李爙乃、胡適遊。李璜頭痛失眠，還是胡適介紹他的醫生薑森（Dr. Jeanson）為其檢查醫治。胡適更勸李璜暫時不要歸國，把政治放下，還是回到書本中來，有如在法國時專以社會學方法治中國史學，比之政治較有所成就。李璜晚年寫道，今日回思適之在紐約告我之言，真良友也。 1957年，李璜在紐約治病，檢查身體，又承胡適為其介紹醫生，並每週親來問訊一次，李璜說，胡適之熱情異常，可感之至！紐約一別，未幾，胡適回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發生雷震的“自由中國事件”與“中國民主黨”的胎死腹中，使得晚年的胡適，更感淒愴孤寂。而李璜所領導的青年黨，來台後更是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紛擾不休，亦使無力整頓的李璜，只能困居香江一隅，教書為生苦悶至極。時代的巨變，造成同為”北大人”胡適與李璜難得心境的一致，這或許是命運的捉弄與時代的無奈。 李璜對胡適之評價 胡適是位天生的熱心者，對裨益於世界、國家、社會、朋友的事物，無不熱心。他在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函內，說梁任公是“熱病者”，而他自己也差不多，“受病之源在於一個'熱'字”。胡適的腦筋是儲滿理性的，但心底下永遠翻滾著一腔熱情。也因為胡適熱心對待李璜，令李璜終生感念在心。當然，李璜的高度推崇胡適及其思想，不是因為胡適曾有恩於他，而是出自雙方對民主自由理念的契合。李璜讚許胡適，說他是自五四以來，在中國的啟蒙運動中，最能將科學的懷疑思想與求證精神普及於中國知識界的一位學者。李璜並評價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手──陳獨秀與胡適，他說，陳獨秀所主辦之《新青年》雜誌，確實是新文化運動的先導。但在思想改造方面，如脫出家庭制度及其倫理思想的闡揚，胡適在《新青年》雜誌上所發表的文字，乃比陳獨秀更為有力。李璜認為，如胡適在他所主編的《新青年》第4卷第6號，“易卜生專號”上的《易卜生主義》一文，及其譯載的《娜拉》與《國民公敵》等篇，都給予當時及後來的青年人拋棄家庭以及婦女解放的影響至大。又胡適在1919年提出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方法，無疑的是使青年知識界不但不再去隨便信從傳統的人物及其學說，而且可使有志於學者去求所以自立之道。李璜認為這些都非陳獨秀只是文筆勃茂，固多所主張，而大半衝動與籠統的篇章之所能及。所以，歸結到底，李璜認為在自由主義與科學主義（即民主與科學）的理論闡發方面，於《新青年》雜誌作者群中，胡適要算是主帥，而陳獨秀與其他作者只能算是偏將。而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與科學思想，後來成為中國的思想主流；其影響所及，在政治上乃直接有功於國民革命之順利發展；在文化上又間接地有功於中國今日能與世界交換知識的科學成績。因此，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實功不可沒。除高度推崇胡適對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運動的巨大影響外，李璜亦慧眼獨具地肯定胡適在史學上的成績，這點是過去較少有人提及的。李璜總結他對當時國內史學流派的觀察，說： 在民十三，北大的錢玄同、顧頡剛等一味疑古的一派轟動形勢漸歸平靜，而南北各有名學府大都在註重獲取西方治史的科學方法，以求如何去整理國故，真正地去從事於“溫故而知新”中有所創見。在這點上，可以說，梁任公先生於民十一至十二，兩年之中，先後在天津南開，北京的清華與南京東大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其影響特大；故其講稿印行後，銷路甚廣，流傳至速。不過任公的文筆雖鋒銳無比，對於中國歷史也涉獵至廣，且以其穎悟過人，創見不少；但對於歷史研究的科學方法，其謹嚴處，又不及胡適之先生之能尋根究底，一枝一節的都非內證外證的求其水落石出不可。適之在民十二三之間，其整理國故的提倡已入了軌道，大可以補任公之不足。如他的《淮南鴻烈集解序》上，首先提出整理國故的三個途徑，是足以啟示學生從事中國經史的新研究著手津樑的。又如他的《古史討論讀後感》，將讀經、史、子等書，把所謂“度之以情，斷之以理，決之以證”這三點都分析得很清楚，而結論到歷史演進的必然步驟，要求治古史的人去先研究人類學與社會學。這一類有建設性的指導，比之民十之前，對於中國古史徒事破壞，卻已有進步。 李璜上述的回憶，重點在說明，胡適在史學研究方法的見解上，其眼光是超越梁啟超的。胡適一再強調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其中自然也包含史學在內），在李璜看來，其實也是為未來中國的史學研究，指示出一條明路。同為“北大人”，胡適終生信奉自由主義，李璜畢生篤信國家主義，在政治信仰上，看似南轅北轍，但對民主自由的認同，卻是殊途同歸，也因對民主自由理念的一致，維繫了這兩位“北大人”一生不變的情誼。
另一方面，檢閱《胡適日記》，開始有確切日期和李璜交往，是在1929年6月16日。當天《胡適日記》記曰：“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實秋、志摩、努生、劉英士幾個人，幾不成會。任叔永昨天從北京來，我邀他加入。飯後三點，我同梁、羅兩君去尋李幼椿先生談，一直談到晚上十點鐘。幼椿是國家主義派的一個首領，曾在北大教過歷史。這一天談話最要之點有幾點：（一）我說，你們的標語是'打倒一黨專政的國民黨'，你們主張多黨政治，但多黨政治的根據有二：（1）少數黨已成一種實力，使政府黨不能不承認。凡政府黨皆不願承認反對黨，其承認都是因為反對黨已成勢力，不得已而承認的。（2）多黨政治是多黨共存，雖相反對，而不相仇視。若甲黨以'打倒乙黨'為標語，則不能期望乙黨之承認其共存。（二）國家主義者似總不免帶點為中國固有文化辯護的氣味，此是我最不贊成的。幼椿先生態度很好，我們談話很公開，很爽快。他勸我多做根本問題的文章，他嫌我太膽小。其實我只是害羞，只是懶散。”這天日記透露出一點有趣現象，即從長談的情形看來，胡適與李璜的交情，應該已到相當不錯的地步，否則李璜不至於唐突到嫌胡適膽小；而胡適也不客氣地直接批評青年黨的政黨理念，及其個人不贊成國家主義的立場。晤談後半個月，即7月1日，胡適又寫信給李璜與常燕生二人，針對該黨若干雜誌，捕風捉影、道聽途說，不負責任的報導，提出嚴厲批判。信中提到，“國家主義者所出報章，《醒獅》、《長風》都是很有身份的。但其餘的小雜誌，如《探海燈》，如《黑旋風》，……態度實在不好，風格實在不高。這種態度並不足以作戰，只足以養成一種卑污的心理習慣；凡足以污辱反對黨的，便不必考問證據，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為真，皆樂為宣傳。更下一步，則必至於故意捏造故實了。如《探海燈》詩中說蔡孑民'多金'便是輕信無稽之言；如說'蔣蔡聯宗'便是捏造故實了。我以為，這種懶散下流不思想的心理習慣，我們應該認為最大敵人。寧可寬恕幾個政治上的敵人，萬不可容縱這個思想上的敵人。因為在這種惡劣根性之上，決不會有好政治出來，決不會有高文明起來”。
所謂愛深責切，《醒獅》創刊於1924年10月10日，為青年黨的機關報，水準素質均高；《長風》月刊於1929年創於上海，左舜生、常燕生常撰文其上，內容水平亦高；《探海燈》為三日刊，是青年黨香港總支部所辦，暢行於港、粵一帶，常刊登一些未經求證的小道消息，胡適能見此刊物，足見其閱讀之廣博。至於《黑旋風》刊物，以筆者研究青年黨多年，尚不知青年黨有此刊物，因此有可能是胡適的誤認。胡適於此信函中，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設若雙方交情不夠深，胡適也不用如此苦口婆心地規勸青年黨，惜李璜回憶錄，並未提及接到此信後如何處理與感受。1930年一年，胡適與李璜仍往還不斷，《胡適日記》中有多處提到李璜，如1930年8月27日記：“幼椿、慰慈、夢旦來談。”四天後，即8月31日又記載：“在覺林吃飯，幼春談及譚延闓給人寫條幅，曾寫這首詩：'煉汞燒丹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學會吹簫便得仙？'譚三先生的感慨不少！此詩不知是誰作的，頗有風趣。”10月19日，胡適與張子高、丁在君、趙元任、傅孟真、陳寅恪、姜立夫、胡經甫、胡步曾、任叔永等人，參加由歐美同學會所邀請的編譯委員會同人聚餐。此次餐會是要決定國內高等教育用書、譯書的問題。各個學科所建議之用書，都是一時之選，且水準極高，最後還要經由胡適、傅孟真、陳寅恪等專業史家審核通過才可。胡適負責歷史學門，在決定選用西洋史中的法國史部分，胡適擬用李璜所推薦的Albert Malet之Nowvelle Historie de France（1924）一書為選譯底本，當時陳寅恪等大師原本有意見，但胡適仍擬從李璜所開法國史書目，可見李璜在法國史方面的專業知識，是深為胡適所肯定的。胡適不僅同意李璜所開法國史書目，並且委請李璜翻譯，以為一般大學所用。此事李璜曾回憶道：“適之先生在民十九接受了中華文化基金會新設編譯委員會之聘，去北平之後，還寄給我一大冊法國史的法文名著，請我翻譯，我只譯了兩章，'九一八'事變一來，並加以淞滬抗日，我便捲入抗日義勇軍中，原書與譯稿都弄掉了，真正對不住他的好意！” 胡適的義助李璜 胡適與李璜交誼，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1933年。時“九一八”變起，當局基於“攘外必先安內”的考量，幾乎沒有抵抗地讓白山黑水的東北，瞬間淪入日本的鐵蹄之下。青年黨義憤填膺，秉持著“野戰抗日”的宗旨，由李璜所領導的青年黨游擊隊與“東北義勇軍”，不時游擊偷襲日軍。其後，政府與日本達成“塘沽協定”，轉而開始取締抗日義軍，李璜即在此情況下，遭到通緝四處躲藏，最後在即將被逮捕前夕，幸得胡適幫助掩護，才有驚無險地安然脫困。此事經緯，李璜曾有如下追憶：1933年，“塘沽協定”簽訂後，政府在日本壓力下，開始捉拿抗日義勇軍首領，兄弟（即李璜，時在北平）亦為當局追緝的目標之一。 6月4日，兄弟在同志王慎廬處，知警察已找上門，只有趕快想辦法脫身。但當時身上只有一兩元錢，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到之前胡適有約姐夫張真如（四川人，美國密歇根大學與英國牛津大學雙料博士，娶留學法國習西畫的李璜胞姊李琦為妻）和李琦去他家吃飯，也順便約了兄弟之事，乃急中生智，迅奔米庫胡同胡適家躲避，因為胡適家裡絕對不會被軍警懷疑有抗日行動的。最後在胡適金錢贊助與細心策劃下，搭胡適的包車，賄賂加煤工人，躲藏於車頭煤卡之內（李璜戲稱“雅座”）安然脫險至天津。李璜說：“在危難中，像適之這種熱心幫忙，而且幫得很有辦法的朋友，真是難得之至。”基本上，胡適與李璜密切往來時間，大概只有在1928年至1933年這五年間，以後雙方各奔東西，來往就不那麼頻繁，晤面也大多在重要集會的正式場合。如1937年8月14日，政府決定在國防最高會議中設國防參議會，聘請各黨派及社會名流為國防參議員，最初為12名，繼增至25名。第一次國防參議會開會，由汪精衛主席，到者有張君勱、胡適、張伯苓、梁漱溟、黃炎培、曾琦、李璜、週佛海、周恩來等。又1945年4月25日，聯合國會議在舊金山開幕，出席者50國，我國首席代表宋子文；胡適與顧維鈞、王寵惠、魏道明、吳貽芳、李璜（青年黨）、張君勱（國社黨）、董必武（共產黨）、胡霖等為代表，施肇基為高等顧問，赴美與會。(轉載請註明網絡來源：CSSCI學術論文網)
On April 25, 1945,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began in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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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之頁-李璜著-民國58年12月初版-傳記文學社出版-
散亂的著作 湯恩比等人前後文不一致
---還沒讀過
李璜《學純室回憶錄》
李璜（1895年－1991年11月15日），四川成都人，別名幼椿，號學純，又號八千，中華民國政治家，思想家，中國青年黨創始人，國家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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