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余英時斗大家讀陳寅恪《論再生緣》；關於孫盛陽秋

據王汎森先生(2021.3.18 台大講座演講)，胡適之先生跟中研院史語所圖書館借閱陳寅恪《論再生緣》的油印本，多處上頭多打？問候，表示陳寅恪的立論根據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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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 - 寒柳堂集-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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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7 — 陳先生云：“寅恪讀《再生緣》，自謂頗能識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虛詞讚美也。”今英時草此文亦猶先生之意也！

  錢穆致余英時談治學為文

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近人論學，專就文辭論，章太炎最有軌轍，言無虛發，絕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搖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體最當效法，可為論學文之正宗。其次是梁任公，梁任公於論學內容固多疏忽，然其文字則長江大河，一氣而下，有生意、有浩氣，似效太炎各有勝場，即如《清代學術概論》，不論內容，專就其書製言，實大可取法。近人對梁氏書似多失持平之論，實則在“五四”運動後梁氏論學各書各文均有一讀之價值也。其次陳援庵，其文樸質無華，語語必在題上，不矜才，不使氣，亦是論學文之正軌。如王靜庵則為文有大可議者，當知義理考據文章，義各有當。靜庵之文專就文論，不在章梁之下，而精潔勝於梁，顯朗胜於章，然其病在不盡不實。考據文字不宜如此一清如水，繁重處質以輕靈出之，驟讀極易領略，細究實多罅漏。近人(宜？)此譏任公，不以此評靜庵，實則如言義理，可效王氏，若言考據，不如依梁較合。又如陳寅恪，則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節，每一篇若能刪去其十至三四始為可誦，且多臨深為高，故作搖曳，此大非論學文字所宜。穆前讀弟討論陳氏所作關於《再生緣》一文，甚為欣賞，當時即覺弟不僅能發表陳氏之內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陳氏回環往覆之情味。然此種文字，施於討論《再生緣》、《紅樓夢》一類，不失為絕妙之文，而移以為嚴正之學術論文，則體各有當，殊覺不適。弟此一論文就穆直感觀之，似受陳君行文之影響實大，此或穆一時覺其如此，弟或不在下輩前有此意想，然弟文之蕪累枝節，牽纏反覆，頗近陳君，穆亦有意為弟下筆刪去十之三四，而弟文所欲表達者，可以全部保留，不受削減，並益見光采，此層大可留意，不知弟以為如何也。胡適之文本極清朗，又精勁有力，亦無蕪詞，只多尖刻處，則是其病。穆此條只論文字，不論內容，弟諒不致誤會，然文字亦大須注意。

上所論者乃大體，此一條乃論文之字句章節，與文體略有辨。穆平常持論，為學須從源頭處循流而下，則事半功倍，此次讀弟文時時感到弟之工夫，尚在源頭處未能有立腳基礎，故下語時時有病。只要說到儒家道家云雲，所討論者雖是東漢魏晉，但若對先秦本源處留有未見到處，則不知不覺間，下語自然見病，陳援庵、王靜庵長處，只是可以不牽涉，沒有所謂源頭，故少病也。弟今有意治學術思想史，則斷當從源頭處用力，自不宜截取一節為之，當較靜庵援庵更艱苦始得耳。陳寅恪亦可截斷源頭不問，胡適之則無從將源頭截去，此胡之所以多病，陳之所以少病，以兩人論學立場不同之故。弟今採取之立場，則萬不可截去源頭者，此層盼試細思自可得其意。弟之才性，為文似近歐陽，不近韓柳，盼多讀歐陽公文字，穆於歐陽公，常所深契，然韓柳境界萬不宜忽，歐陽不從韓公入門，絕不能成歐陽也。清代文字，最盼能讀《碑傳集》。弟之文路，多看《鮚奇亭集》為近，自全祖望上參黃宗羲《明儒學案》各家之序，此是絕大文字，以黃全為宗，再參以清代各家碑傳，於弟此後治學術思想史行文，必有絕大幫助。治學當就自己性近，又須識得學術門路，穆前舉葉水心、王船山兩家乃參考其意見，至於行文，弟似不宜學此兩家耳。弟之行文，似是近於清深喜往覆之一路。弟近洪，不近龔(？)，此兩家亦多妙文，未有深於學而不長於文者，盼弟能勿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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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陳寅恪很推崇鄭思肖[8]，在《柳如是別傳》中曾寫「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舊本[9]。」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 陈寅恪从1953年9月开始撰写《论再生缘》，同年同月，他在《广州赠别蒋秉南》七绝二首之二中写道：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所谓“所南心 ...

關於孫盛陽秋
1994-07-15 05:30:04讀書訂閱 1994年11期

朱新華

余英時《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論及陳先生作於一九五三年九月的“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一詩，認為從中“可見他自始即以《論再生緣》為他個人的'心史，並有意使其稿流傳海外”。此說似誤解了用典的含義。據《晉書·孫盛傳》，孫氏所撰“《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其中如實記載了桓溫枋頭之戰失利事，桓溫要求刪改，並威脅“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孫盛諸子要父親為全家百口計改動原作，孫盛不從，但“諸子遂爾改之”，孫盛就寫了兩定本寄往遼東以存其真。陳詩中的“海外”就古典而言即指遼東(陳詩中又稱“遼海”)，就今典而言則指蔣天樞工作所在地上海。《陳寅恪詩集》附“唐詩存”中也有一九五三年九月作的《廣州贈蔣秉南先生》：“不遠關山作此遊，知非嶺外賞新秋。孫書鄭史今傳付，一掃乾坤萬古愁。”可見“孫盛陽秋”、“所南心史”是已經託付而不是等將來寫成後再託付。蔣氏《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九五三年)九月，開始撰寫《論再生緣》。”“(一九五四年)二月，《論再生緣》初稿完成。”因此詩中的“陽秋”、“心史”只能指別的著作而不是才著手的《論再生緣》。餘還聯繫《(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也用孫盛陽秋事，斷定兩用此典說明“陳先生《論再生緣》初稿完成之後必曾直接受到政治壓力，要他'刪改原文”。實際上，《後序》中的“孫盛陽秋”才真正指《論再生緣》。贈蔣氏詩既作於《論再生緣》尚未寫成時，就談不上有外力要他刪改。而《後序》中陳先生說，“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正說明據大陸傳出的油印本印行的香港友聯版與大陸本同是未作“刪改”的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