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6日 星期日

胡適《許怡蓀傳》(1919)《嘗試集 許怡蓀》《胡許通信集》2016/《胡适许怡荪通信集》2017



宋廣波,《胡許通信集》序言, 2016.6

 http://jds.cass.cn/Item/32124.aspx
宋廣波,<研究胡適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介紹新發現的《胡許通信集》>

许怡荪(1889-1919,名棣常,原号绍南,绩溪人)是胡适的一位重要知己,对胡适的成长、早年志业均产生过深刻影响。1919年许氏过世后,胡适曾将胡、许通信整理成册,[1]并以此为基础,撰成《许怡荪传》。稍后,胡适又打算将胡、许通信合刊。至晚在1924年8月,他们共同的朋友、时服务于亚东图书馆的章希吕,已将这些信标点完毕,并就有关内容的处理、署名等问题与胡适商酌。[2]1933年,章氏受亚东图书馆委托,再度为此事与胡适商洽。[3]但不知何故,出版事终未果,甚至原件亦下落不明。2013年,有胡适亲笔批注的《胡许通信集》手抄件被收藏家梁勤峰先生购得。承杨永平先生不弃,将该集之影印本提供给笔者研究。
JDS.CAS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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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作者:胡适著梁勤峰杨永平整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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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怡蓀  ( 1889-1919)

《嘗試集》含二篇與許怡蓀相關的詩:

朋友篇(寄怡蓀、經農)1917.6.1


許怡蓀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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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怡蓀傳  1919  收入胡適文存一》

胡適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那是謠言,一日裏寫了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35)。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的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35第二信)。這就是怡蓀最末一次的信。到了317,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竟不曾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知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症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後,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才開了四味藥,藥還沒煎好,恰蓀的氣已絕了!
  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不幸死的這樣早!. .這樣可慘!我同怡蓀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為人,很知道他一生學問思想的變遷進步。我覺得他的一生,處處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給我們做—個模範,因此我把他給朋友的許多書倍作材料,寫成這篇傳。



  怡蓀名棣常,從前號紹南,後來才改做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磡頭的人。先進績溪仁裏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干?豐、胡祖烈、程敷模、程幹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復旦公學,只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復旦公學,不久他的父親死了(庚戌),他是長子,擔負很重,不能不往來照應家事店事,所以他決計暫時不進學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來往。決計之後,他搬出復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蓀回浙江孝豐,一一他家有店在孝豐,一一- ·我也去北京應賠款留學官費的考試。我們兩人從此一別,七個足年不曾相見。我到美國以後,怡蓀和我的朋友鄭仲誠同到西湖住白雲庵,關門讀國學舊書,帶著自修一點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明年辛亥,我們的朋友程幹?豐(樂亭)病死。怡蓀和他最好,心裏非常悲痛,來信有“日來居則如有所失,出則不知所之,念之心輒憤然而淚下,蓋六載恩情,其反動力自應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年五月怡蓀考進浙江法官養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於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立身,皆須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 日信)但是那學堂辦得很不滿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後,他就不進去了。他來信說,“讀律之攀,去歲曾實行之,今年又複舍去,蓋因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人品甚雜,篷僚戚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能側身其間以重違吾之本心也”(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蓀仍舊在西湖讀書。民國二年他決意到日本留學,四月到東京進明治大學的法科,五月來信說:“......君既去國,樂亭云亡=。此時孤旅之跡,若迷若惘,蓬轉東西,而終無所棲泊。本擬屏跡幽遐,稍事根底學問,然非性之所近.......恐于將來為己為人,一無所可。....... 去歲以來,思之重思之,意擬負笈東瀛,一習拯物之學。然因經濟困難,尚未自決。嗣得足下第二手書,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沉沒,複起為人,吾何幸而得此於足下!......遂於陰曆正月間馳赴苕上,料理一切,期於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他到日本後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匯款不通,他決計回國,臨走時他寫長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說:“自古泯棼之會,滄海橫流,定危扶傾,宜有所托。寄斯任者,必在修學立志之士,今既氣運已成,亂象日著,雖有賢者不能為力。于此之時,若舉國之士盡入漩渦,隨波出沒,則不但國亡無日,亦且萬劫不復矣。在昔東漢之末,黃巾盜起,中原鼎沸,諸葛武侯高臥隆中,心不為動。豈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而能忘情國家者乎?誠以亂茲方寸於事無益耳。丁此亂離,敢唯足下致意焉。”

  這封信寄後,因道路不平靜,他竟不能回國那時東京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孔教分會,怡蓀也在內。他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那時眼見國中大亂,心裏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他認定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班孔教會的人都是愛國的志士,故加入他們的團體。他那時對於那班反對孔教會的人,很不滿意,來信有“無奈東京留學界中,大半趨奉異說,習氣已深,難與適道”的話(同上)。這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他來信有論孔教會議決“群經並重”一段,說“以余之意,須側重三禮。蓋吾國三代之時,以禮治國,故經國之要盡在三禮。近日東西各國每以法律完備自多,豈知吾國數千年前已有戚儀三百,禮儀三千,以禮治國,精審完美,必不讓於今日所謂法治國也。且一般人多主張以孔子為宗教家。既認為宗教,則於方式亦不可不講。冠婚喪祭等事,宜複于古,方為有當耳”(同上)。我回信對於這主張,很不贊成。明年(民國三年)恰蓀寫了一封楷書六千字的長信同我辯論,到了這時候,怡蓀已經看破孔教會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來信有云:“近日之孔教會不脫政黨窠臼,所謂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夢見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會,其猶孔子所謂死不若速朽之為愈也!”(三年四月一日信)怡蓀本來已經搬進孔教會事務所裏,替他們籌成立會和辦“大成節”的慶祝會的事,很熱心的。後來因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來,住辰實館(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這時候仍舊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國,不過他的孔教觀念已經不是陳煥章一流人的孔教觀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長信裏,說他提倡孔教有三條旨趣:“(一)洗發孔子之真精神,為革新之學說,以正人心;(二)保存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必須昌明孔孟學說,以為保障;(三)吾國古代學說如老、苟、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皆可並行不背;頌言孔教,正猶振衣者之必提其領耳。”(三年四月十日信)

  這時候怡蓀所說“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所以他那信裏說:“至於近世,人心陷溺已至於極,泯棼之禍,未知所屆。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後若有竊國者興,亦知所戒,則猶可以免於大亂也。"後來袁世凱用了種種卑污手段,想做皇帝。東京的孔教會和籌安會私造了許多假圖章,捏名發電“勸進”。恰蓀的希望從此一齊打破。所以後來來信說:“時局至此,欲涕無從。大力之人,負之狂走,其于正義民意,不稍顧恤。所謂‘道德'者,已被輕薄無餘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條所說“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他的意思是專指家族制度。原信說:“挽近世衰道微,泰酉個人功利等學說盛行,外力膨脹,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則東亞社會制度中堅之家族制,必為所沖決。此中關係甚巨,國性滅失,終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頌言孔教,夫豈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怡蓀這種觀念,後來也漸漸改變。最後的兩年,他已從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後來不但不滿意於舊式的家族制,並且對於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多不滿意。去年來信竟說“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而又無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靜念,神智常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復古的怡蓀,此時已變成了社會革新家的怡蓀。

  至於第三條所說“老、苟、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的話,我當時極力同他辯論,後來他稍稍研究諸子學,主張也漸漸改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用俞樾的《讀公孫龍子),遂寫信請怡蓀替我尋一部《俞樓雜纂》。他因為買不到單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圖書館去替我抄了一部《讀公孫龍子》。我那時正在研究諸子學,作為博士論文。怡蓀屢次來信勸勉我;有一次信上說,“世言東西文明之糅合,將生第三種新文明。足下此舉將為之導線,不特增重祖國,將使世界發現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這種地方不但可以見得怡蓀鼓舞朋友的熱心,並且可以見得他對於儒家與非儒家學說的態度變遷了。

  以上述怡蓀對於孔教的態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論孔教問題,下半論政治問題。怡蓀的政治思想前後共經過幾種根本的變遷。那封信裏所說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觀念是“政治中心”的觀念。他說:“以余觀于吾國近數十年來之政局,政治之重點,亦常有所寄。蓋自湘鄉柄政以後,移於合肥。合肥將死,.......疏薦項城以代。項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勢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歷? 曆世而愈大。...辛亥之際,失其重點,故常震撼不寧,其在民質未良之國,政治中心宜常寄於一部分之人,否則馴至於亂。再以今日時勢推之,其繼項城而起者,其必為段氏棋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這時代的怡蓀所主張的是一種變相的“獨頭政治”。他說“一國改進之事,不宜以頓,尤須自上發之”。(同上)他那時推測中國的將來,不出三條路子:“若天能挺生俊傑,如華盛頓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國之重,與以悠久歲月,別開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時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趨(適按此指政黨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終至以武力解決,......此則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蓀一生真能誠心愛國,處處把“救國”作前提,故凡他認為可以救國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當時的惡辣政策,怡蓀也不根本否認。他說:“吾人之於政府,固常望其發奮有為,自脫于險,苟有利於吾國吾民者,犯眾難以為之,可也;能如諸葛武侯、克林威爾之公忱自矢,其心跡終可大白於天下,而吾人亦將謳歌之不暇,豈忍議其後乎?若計不出此,徒攬天下之威福以為一姓之尊榮,是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載。錄他寄胡紹庭的信)可見怡蓀當時不滿意于袁政府,不過是為他的目的不在救國而在謀一姓的尊榮。至於嚴厲的政策和手段,他並不根本反對。他說,“總之,政治之事無絕對至善之標準,惟視其時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過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實行,雲南、貴州的革命接著起來,民國五年帝制取消,不久袁世凱也死了。那時怡蓀對於國事稍有樂觀,來信說:“國事頃因陳(其美)斃于前,袁(世凱)殂於後,氣運已轉,國有生望。蓋陳死則南方暴烈惡徒無所依附,而孫中山之名譽可複。袁滅則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時怡蓀前兩年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蓀來信說:“聞段之為人,悃幅無華,而節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風。倘國人悔禍,能始終信賴其為人,則戡亂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見那時怡蓀還是主張他的“政治中心”論。

  怡蓀在明治大學於民國五年夏間畢業。七月中他和高一涵看同行回國。那時段內閣已成立,閣員中很有幾個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裏還是黨爭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蓀回國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樂觀很受了一番打擊,於是他的政治思想遂從第一時代的“政洽中心”論變為第二時代的“領袖人才”論。他說,“國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尚未厭亂,而有心君子真能愛國者,甚鮮其人。如今日現狀雖有良法美制,有用無體,何以自行?欲圖根本救濟,莫如結合國中優秀分子,樹為政治社會之中堅。如人正氣日旺,然後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集同志,組一學會,專于社會方面樹立基礎,或建言論,或辦學校,務為國家樹人之計”(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說:“今日第一大患在於人才太少。然人才本隨時而生,惜無領袖人物能組織團體,鍛煉濯磨,俾其如量發揮;徒令情勢渙散,雖有賢能亦不能轉移風氣。志行薄弱者,又常為風氣所轉移。. .是知吾國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領袖人才也審矣。”(六年舊七月十日信)當第三次革命成功時,我在美洲寄信給怡蓀說,“這一次國民進步兩党的穩健派互相攜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勢看來,新政府裏面大概是進步黨的人居多數。我很盼望國民黨不要上臺,專力組織一個開明強健的在野黨,做政府的監督,使今日的‘穩健’不致流為明日的腐敗。"我這種推測完全錯了。倒袁以後,國民黨在內閣裏競居大多數,進步黨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臺。後來黨見越鬧越激烈,鬧得後來督軍團干預政治,國會解散,黎元洪退職。張勳復辟的戲唱完之後,段祺瑞又上臺。這一次民黨勢力完全失敗。怡蓀回想我前一年的話,很希望民黨能組織一個有力的在野黨,監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與高一涵信)。那時怡蓀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變,從前的“政治中心”論,已漸漸取消,故主張有一種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抵衡其間,以期同入正軌”(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

  但是那時因為國會的問題,南北更決裂,時局更木可收拾。怡蓀所抱的兩種希望,——領袖人才和強硬的在野黨,一 一都不能實現。民國六年秋天他屢次寫信給朋友,說天下的事“當大處著眼,小處下手”(六年舊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與我信)。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後來又有什麼“公益維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願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的表示,所以勸恰蓀出來競爭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怡蓀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強答應了。他答應的信上說,“民國二年選舉的時候,足下寄手書,謂‘中國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頗痛。與其畏難退縮,徒於事後歎息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鬥,反覺得為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二十日信)。這一次的選舉競爭,自然是公益維持會得勝,怡蓀幾乎弄到“拿辦”的罪名,還有他兩個同鄉因為反對公益維持會的手段,被縣知事詳辦在案。但是怡蓀因此也添了許多閱歷。他寫信給我說:“年來大多數的人,無一人不吞聲飲恨,只是有些要顧面子,有些沒有膽子,只得低頭忍耐,不敢鬧翻,卻總希望有人出來反對,......由此看來,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說:“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同上)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怡蓀的政治思想第三個時代。這時候,他完全承認政治的改良須從“社會事業”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說“一國改良之事,尤須自上發之”的主張,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個月還有一封長信給我,同我論辦雜誌的事。他說:“辦雜誌本要覷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那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雖是為二三十年後國民思想的前趨,須要放開眼界,偏重急進的一方面。. .政治可以暫避不談,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不可不提出討論。”(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這個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社會革命家。可惜他的志願絲毫未能實現,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蓀政治思想的變遷。

  怡蓀於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肇南在美國臨歸國的時候,問我知道國內有什麼人才,我對他說:“有兩個許少南。"一個就是肇南自己,一個就是怡蓀(怡蓀本名紹南)。後來兩個許少南競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過南京,同他談了兩天,心裏很滿意。誰知這一次的談話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聚會呢?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 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處。己酉、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祓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為習俗所靡,允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裏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我偶然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一定寫信來稱讚我,鼓勵我。我這十年的日記劄記,他都替我保存起來。我沒有回國的時候,他曉得我預備博士論文,沒有時間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暉室劄記》節抄一部,送給《新青年》發表我回國以後看見他的小楷抄本,心裏慚愧這種隨手亂寫的劄記如何當得我的朋友費這許多精力來替我抄寫。但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我回國以後,他時時有信給栽,警告我“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舊七月初十日信),勸我“打定主意,認定路走,毋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愛謀生( Emerson)說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變成神聖。”怡蓀待朋友,真能這樣做,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裏,思想裏,精神裏......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蓀是不會死的!
  
民國八年六月
  (原載1 9 1 981 5日《新中國》第1卷第4號)

2017年3月25日 星期六

胡適之先生的‘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哲學:林語堂、彭明敏、陳之藩......

 這篇忘了記胡先生對彭明敏(1923年8月15日-)的資助、提拔。我們四年前謁墓,彭先生的獻花已在。


2012.3.1胡適資助過林語堂、彭明敏、陳之藩、魯迅的三弟周建人等
林語堂去美國哈佛大學留學時,每月能得到40美圓的“半額獎學金”,他以為這是因為曾在清華教過書,是庚款的捐助。林語堂曾兩次得到以北京大學名義匯款的保證金,各1000銀圓;他回國之後,才從校長那裏知道——這原是胡適個人對他的資助!林語堂在《八十自敘》中寫道:

當然啦,我曾有胡適博士作保,和北京大學接觸過。……我曾兩度由他作保匯支一千大洋。不過胡適沒有向北京大學提款,而是自掏腰包資助我。我回國才知道這個秘密。我去找校長蔣夢麟,感謝他借支兩千大洋。蔣博士詫異地說:“什麽兩千大洋? 是胡適自掏腰包。”我才知道胡適真夠朋友!遂在年底前還清了
這類似的說法,可參考林語堂在【讀者文摘】寫"我最難忘的人物 胡適博士"  (1963年10月號)。
".....但是我門永遠記得胡先生對朋友的這份"無聲援助""



林語堂故居林語堂故居
[故居活動│胡適X林語堂🤝]
語堂曾說:沒有第二個中外名人可與胡適媲美
有人因趣味相投而結為摯友
也有人因性格互補而成為朋友
適之和語堂的友情可謂是兩者並存
從去偽飾、存忠誠的相處中,
他們透過真誠道出彼此間最真摯的友誼,
延續至五十五年後的今天
胡適X林語堂的友情故事
不只在胡適紀念館 Hu Shih Memorial Hall 看的到喔













此外,1921年魯迅的三弟、尚未成名的周建人,也是由胡適推薦去商務印書館,月薪60銀圓(合今人民幣2400元)。
再如,胡適曾借給青年學子陳之藩一張400美金的支票,資助他去美國留學。後來陳之藩匯款還給胡適並寫信致謝。胡適在1957年10月15日 回信說:

之藩兄,
謝謝你的Oct. 11的來信和支票。
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你報告我的學校情形,我聽了非常興奮。我二十歲時初讀新約,到"耶穌在山上看見大眾前來,他大感動,說' 收成是豐盛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 "---我不覺掉下淚來。那時我想起論語裏,'士不可不弘毅,重而道遠。"那一段話馬太福音此段相似。
你所謂"第一次嘗到教書之樂"其實也是這樣的心理。是不是?......

(陳之藩回顧:“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李敖年青時生胡適也曾資助過他。( 2004? 待查 )李敖來北京大學的時候,捐錢想給胡適立個銅像。李敖說:“你別看他總在笑,我想,胡適之是寂寞的。”

使美的時候 劉楷幫胡先生匯錢給某些文人
胡先生特別提醒要不傷對方知自尊



胡適
愛謀生 (EMERSON):" 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 要使他的朋友和她自己都變成神聖"

2017年3月19日 星期日

協和 、李宗恩(1894—1962)、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胡適。章詒和專文:貌似一樣憐才曲,句句都是斷腸聲


http://www.storm.mg/article/234809

章詒和專文:貌似一樣憐才曲,句句都是斷腸聲


章詒和 2017年03月19日 06:30 風傳媒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李宗恩(右中背面站立者)聽取照顧孫中山最後時日的護士何芬(左四,正面中)講述中山先生在這間病房醫治的情況。





2012年9月22日,我應私人邀請參加李宗恩先生(1894—1962)誕辰120周年座談會。走進北京東單三條「協和」老樓會議室,我很吃驚:牆上無條幅,桌上無鮮花,室內沒有服務員,室外沒有簽到簿。靜悄悄的,乃至冷清。咋啦?座談會的規格低到無規格。唯一吸引人的地方是與會者,清一色銀髮老人,人人衣冠整潔,個個舉止得體。我掃了一眼,只認得蔣彥永先生。





他見我,即問:「『協和』請你了嗎?」


答:「我是受李家親屬之邀。」


又問:「你認識李宗恩?」





又答:「 我不認識,父母認識。李宗恩劃為『右派』,是因為父母的緣故。所以一定要來。」


會議開始,先播放視頻,內容是一位元記者的隨機採訪——把當下「協和」的頭頭腦腦,上上下下,都採訪到了。問的問題只有一個:「你知道李宗恩嗎?」


回答也只有一個:「不知道。」


我看過一本寫「協和」往事的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涉及李宗恩的文字寥寥數語。顯然,這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人,也是被「協和」忽略的人。為什麼「忽略」、「遺忘」?因為他是舊社會協和醫學院第一個握有實權的華人院長[1],更因為他是1957年醫藥界最大的右派分子。


會議的主持人是現任美國洛克菲勒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ese Medical Board)主席,瑪麗・布朗・布拉克女士(Mary Brown Bullock),她從大洋彼岸飛抵北京,就是專程來主持這個紀念會,並做演講。盡人皆知,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中國的一個創舉,就是建立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1916年協和醫學院選址動工,1921年落成並正式命名。醫學界人士很清楚:在那個時代,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代表著國際醫學最高水準,協和醫學院正是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藍本」,教學、臨床、科研三位一體,從總體架構到具體標準,一切向它看齊,模擬仿照過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是洛氏基金在20世紀上半葉對華(單項)援助出資最大、時間最長的項目。令人欣慰的是所有的援助與付出,都沒有白費。幾十年間,「協和」(即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之簡稱)在中國開創了八年制臨床醫學教育、高等護理學教育之先河,在培養醫生,建設醫院以及醫學研究等方面成績斐然,很快成為亞洲醫學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標準,對日本、印度的高等醫學院也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協和」被日軍佔領,受到嚴重破壞。戰爭剛結束,中國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立即致函洛氏基金會,要求儘快恢復「協和」的一切工作和專案。當時的基金會董事長小約翰•洛克菲勒在回函中說:「協和醫學院的工作是我們皇冠上最明亮的鑽石,我們有最強烈的義務繼續支持中國的現代醫學。」





1921年9月北京協和醫院落成典禮後全體人員合影。(取自協和醫院官網)


在1946年基金會再派考察團赴華,根據需要由中華醫學基金會再撥款1000萬美元。由當時的「協和」董事長胡適任命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院長。
家世


光緒二十年(1894)中秋(9月10日),一個男嬰降生在江蘇武進縣青果巷內一個士大夫家庭。祖父給剛剛出世的長子長孫起名「宗恩」。嬰兒的父親叫李祖年,恩科中進士二甲八名。高中後,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1902年,李祖年在益都(清州)做知縣,開辦了當地第一所新式小學。為了號召當地士紳把孩子送進新式小學,帶頭把李宗恩放在那裡受業。


1909年,李宗恩入上海震旦大學學法語,那年他16歲。


1911年,李祖年出任山西財政廳廳長。喪偶不久的他,決定讓18歲的兒子赴英國留學。李宗恩剪了辮子,上了海輪。對於留洋,他沒有一般年輕人的遠大抱負和熱烈憧憬,只是說:「十八歲時,我偶然地出了國。當時並未想到我為何出洋。到了英國,因為官費是指定給學醫的人,我就學了醫。及至學了醫也就安心讀書,安心做事;等到後來想到該回家的時候已經近三十歲了。」


1913年,李宗恩進入英國著名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七年間的學習課程依次為:植物學, 動物學,物理,化學,解剖學,生理學,藥物治療,病理學,法醫,公共衛生學,外科,臨床外科,內科,內科實習,產科。保存至今的格拉斯哥大學檔案裡,注明李宗恩就讀期間獲臨床內科二等獎、年級第十三名。之後,他赴倫敦熱帶病學院,在Dr. Leiper的指導下工作,很快獲得熱帶病/公共衛生證書,還幸運地參加了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的熱帶病考察。


1923年,李宗恩在格拉斯哥格西部醫院(the Western Infirmary)做住院醫生,工作出色。一位醫生(Dr. Cathcart)談及對李宗恩的印象,說:「他非常有人格魅力,所有的人都很喜歡他。他工作上能吃苦而有責任心。」在英國,李宗恩興趣廣泛,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創建了留英同學會。


30歲的時候,李宗恩覺得自己該回家了。去接他的兩個弟弟覺得大哥果真與眾不同,尤其是那副眼鏡,既無「腳」,也無「框」,鏡片是靠一個金屬夾子夾在鼻樑上的。在其攜帶書箱裡,除醫學方面的典籍文獻,還有英國文學作品以及探討社會問題的著作。李宗恩此番回國,還與感情問題相關。出國時他與表妹何晉訂婚,留學期間與一個英國女同學相愛。在父親家書「歸國完婚」的催促下,他考慮再三,向異國女子陳述了自己的家庭狀況與尷尬處境,終獲諒解。此後的數十年間,遠隔重洋的情誼並未中斷,始終隨身保留著英國女友的信件。


李宗恩先到達上海,而他要去的地方是北京,因為北京有個「協和」。他這樣說:「我不願依附家庭,希望脫離家庭而獨立。北京的『協和』是當時全國設備最充實的一個醫學校,我認為它適合我個人的志願和興趣……」


1927年初夏,李祖年突然去世,丟下續弦和三個孩子。李宗恩從北方趕回老家。辦完喪事,他建議繼母帶著年幼三個弟妹去北京與他同住。毅然決然地承擔起長子的責任,這給了新寡的繼母極大的安慰。


在「協和」從醫從教,李宗恩各方面表現非凡,專業出眾,且具備良好的管理能力。 當時的副院長狄瑞德醫生在備忘錄裡,這樣寫道:「我認為李醫生是內科中國醫生中最有前途的一位。他在臨床和研究方面表現出不同凡響的能力,我相信,他是那種不但在自己的專業上出類拔萃,而且可以影響而帶動其他人。我深知,在『協和』的年輕中國人裡,他是最值得鼓勵和支持的一位。」李宗恩從助教、講師、副教授擢升至襄教授。他以深廣的內科學識、豐富的臨床經驗和誨人不倦的責任感,贏得了學生們的敬佩。1937年,李宗恩由於「在臨床、教學、和研究方面出色的能力」,被中國醫學基金會任命為講師。


1937年7月,日軍炮轟宛平城。也就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國民政府教育部王世傑部長邀請協和醫院的李宗恩、北平護士學校的楊崇瑞校長(協和醫院婦產科專家),武漢大學的湯佩松教授和在南京工作的朱章賡(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公共衛生專家)四人,一起討論,決定在武漢大學成立一個醫學院,並指派他們為籌備人。但因華北形勢動盪,會議草草結束,各自回原校分頭籌備。


「八一三」以後,抗戰全面展開。經淞滬血戰,上海淪陷,戰線隨之西移,抗戰形勢趨緊。李宗恩接到通知:教育部決定將正在籌備的武漢大學醫學院改建到更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國立貴陽醫學院,以接納從華北及其他敵佔區退下的醫學院學生。該院的籌建仍由李、湯、楊、朱負責。11月19日,李宗恩離開北京。12月31日,教育部下達聘書,聘請這四位醫學專家為貴陽醫學院籌備委員,李宗恩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經過緊張籌備,1938年3月1日, 國立貴陽醫學院宣告成立,教育部正式聘任李宗恩為院長。校方順利地租賃了別墅、會館以及寺院,經過修繕,6月1日貴陽醫學院正式上課。自籌備委員會成立以來,在漢口、重慶、長沙、西安、貴陽五處設立招生處,共收容戰區退出的失學醫學生及護士助產士學生計三百餘人,他們來自三十餘所院校。學生們年級不同,學業參差不齊,故採取分班教學,實行類似協和的導師制。導師及受導學生的分配,在每學年開始後二周內由訓導處公佈,導師負責受導學生學習、生活之責。這種導師制十分有效,一直延續到1949年。一個學生曾這樣形容在貴醫的讀書生涯:「開辦之初,設備簡陋,沒有甚多的教室,而致解剖學在院子裡上課,把人體骨骼掛在樹枝上講演。一些教室也是臨時搭成的茅屋。下大雨的時候,教室寢室往往變成澤國,沒有自修室,在飯廳裡自修,每人發凳子一張,上實習,上自修,背著凳子到處跑。天晴的時候,還好,一逢下雨,泥濘三尺,真有『行不得也』之苦。一年級宿舍是在山上,離教室有半公里左右。晚間自修完了回去,不但要摸黑路,而且還怕土匪和野獸(山上常鬧豺狼和土匪)。解剖實習的骨骼不夠分配,學生常常跑到山上,挖取野墳的骨骼。在物質條件如此低劣之下,師長們誨人不倦,同學們埋頭苦學。當時幾乎全國知名的教授,均薈集在此,貴陽醫學院聲譽鵲起,遂有『小協和』之稱。」[4]


兩年後,「貴醫」的學生畢業了!1940年2月2日 首屆畢業典禮晚在敬思樓舉行,醫科第一屆畢業生二十六人,醫士職業科畢業生第一屆護士十六人、助產士十一人。典禮上,男著中山裝,女著旗袍。畢業生也是穿著整齊,或黑色中山裝,或白色制服。會場佈置莊嚴隆重,校門有松柏彩牌聳立,兩側書有楹聯:「畢業即始業,祝諸君鵬程萬里;新生繼舊生,看吾校異彩常留。」與會者有省主席、教育部代表、教育廳長、大夏大學校長、湘雅醫學院院長等。典禮在樂曲中開始,李宗恩致辭。他說——


「我熱誠的向諸位道賀。但是從我的職務上,以及對於諸位的私誼上,都感覺彼此相處的日子太短了。我對於諸位有無限的希望,在諸位畢業離校的時候,願意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提出一些重要的心得來貢獻給諸位。


「我們無論求學、辦事,都必須有科學的態度。我對於科學態度的解釋,認為應該是避免主觀,注重客觀。主觀太強,理智容易給感情蒙蔽,會不知不覺的走入錯路。注重客觀就必須有冷靜的頭腦,才可以充分運用他的智慧來求學來辦事,才會有良好的成就,才會有不斷的進步。就是處世方面,也要有科學的態度,才能夠檢討自己,體諒他人。這種心平氣和認真做事生活的風格,實在是受過高等教育者應有的修養。


「求學辦事僅有科學的態度還是不夠,如果沒有一種動力,所謂成就與進步還是沒有把握的。這種動力必須有健全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的人才有。在西洋社會宗教信仰是人們健全精神的基礎。有人說,主義信仰也可以成為人們健全精神的基礎。我以為一個人能夠有一種固定的事業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達到健全而有意義的境地,因為有固定的事業欲的人必然是意志堅定的,必然能夠不惜犧牲為他的事業向前作艱苦的奮鬥,像有宗教信仰或者主義信仰的人一樣。這樣的人,他一定能夠從他的事業中得到滿足,得到他特有的樂趣,他活一天覺得有一天的意義,他的心境永遠是樂觀而且積極的……」


我反復閱讀這篇致辭,感慨良多。與其說他是在勉勵學子,不如講是在歸納自己——「無論求學,無論辦事,都必須有科學的態度」——李宗恩不正是這樣辦學的嗎?「心平氣和認真做事的生活風格」——李宗恩不正是這樣生活的嗎?「一個人能夠有一種固定的事業欲,也可以使他的精神生活達到健全而有意義的境地」——李宗恩不正是達到了這樣的境地嗎?最令我欽佩的是他的這種人生態度貫穿於生命之始終,即使在「反右」之後,「山巔秀木,摧杌為薪」。對一個不懂政治的人來說,當時內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他依舊恢恢然君子形貌。我覺得李宗恩的幾十年的醫學教育實踐,有如廣袤高原上的冬雪,綿長細密,無聲無息又盡心盡力。 

李宗恩令人欽佩的是他的人生態度貫穿於生命之始終,即使在「反右」之後,「山巔秀木,摧杌為薪」。對一個不懂政治的人來說,當時內心渺茫惶惑可想而知,但他依舊恢恢然君子形貌。(取自百度百科)


臨床是醫學院教學的重要組成。1941年,為了讓貴醫有臨床教育,李宗恩和楊濟時籌集了部分資金,在貴陽市陽明路兩廣會館,因陋就簡,設置十張病床,成立了貴陽醫學院附屬醫院,由楊濟時任院主任。而在此以前,學生的教學實習和臨床實習都有賴於省立醫院。醫學從來都是嚴謹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為消解學生日常生活裡的冗繁,乾枯與瑣碎,李宗恩居然組建了一支口琴隊!用節省下來的院長辦公的經費,在香港訂購了各型口琴。經過訓練,沒過多久,什麼《比翼鳥》、《雙鷲進行曲》、《漢宮秋月》等樂曲,都不在話下,還定期在貴陽市內公演和電臺播出,且成為貴陽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隊。繼而他又建立了話劇隊、國劇隊。前者,為貴陽市捐獻慰勞籌款公演,自己還參與《叔叔的成功》等劇碼的演出。後者,為勞軍、賑災、募捐等義務也演出多次,劇碼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風流盡顯,舊時代一個受教育充分的知識份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個性之飽滿充盈,令人感佩。幾年下來,在西南邊陲,於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養出合格的醫科學生,由是激發出人們在戰爭中拯救生命的熱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輟。這所原本不為人知的貴陽醫學院,在硝煙中越發顯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學司徒雷登等人也來貴陽參觀。有如一條緩慢的水流因高壓而成為壯觀的噴泉,在戰爭陰暗縫隙中迸射出的一線奪目的光亮!


轉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日軍節節西進,由廣西逼近黔省,貴陽一夕數驚。省政府命令各機構和市民疏散,「貴醫」決定遷往重慶歌樂山。沒有汽車等運載工具,長途跋涉只有徒步而行。李宗恩把自己僅有的黃包車,卸下兩隻輪盤,給同學們用來拖運行李。「在動身的那一天早晨(12月7日),師生齊集附屬醫院門前空地。天氣陰沉,寒峻的北風吹得房屋在戰慄,也吹去心頭的溫暖,大家有說不出來的悲涼與淒清。(李)院長在一個簡單的演說以後,哽咽著喉嚨,流著眼淚,顫抖著聲音說道:『我們來唱——唱一個校歌。』在場的人已是泣不成聲。」 [5] 師生們並不恐懼日本人的兇暴,也不考慮個人的安危全,之所以痛哭是惟恐這剛長成的貴醫因經不住狂風暴雨,而枯零凋萎。


在戰火中在遭遇苦難,在苦難中堅持不懈,國立貴陽醫學院以「永遠獨立」的風姿完整地保存下來。李宗恩儘管承受許多周折乃至誤解,但他懂得作為一個院長的第一意義,就是負擔起自己的責任。出色的業績,使他榮獲了中華民國政府頒發的「抗戰勝利勳章」。獲此勳章的,有國民黨高級數十位將領:何應欽,程潛,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有八路軍三位將軍:朱德,彭德懷,葉劍英。


在此期間,朱家驊、王世傑二人以介紹人身份為李宗恩辦理了國民黨黨員手續。按照當時的規定,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及訓導主任應是國民黨員。為了千辛萬苦辦起來的貴醫,李宗恩接受了這個事實。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後二十年,在反復的政治歷史審查中,卻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這個「事實」。


抗戰結束,恢復協和的事宜立即提到日程上來。經費方面由美國資助;董事會是中美成員的組合;管理方面則明確要求一個全職中國院長,一個美國副院長,皆由協和董事會選出。中國院長候選人有四、五位。包括劉瑞恒,林可勝,張孝騫,李宗恩。1947年3月12日協和董事會在上海召開會議,選舉李宗恩為協和醫學院第一任中國院長,Dr. Alan Gregg 為副院長。


3月23日, 李宗恩電告胡適:「I feel unequal to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PUMC Trustees did me the honor to entrust to me. I beg you to give me one week to enable me to think 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Kweiyang Medical College affairs before I can make any final decision.」 (譯文:協和董事會的任命以及給予我的榮譽和信任使我感到力所不及。請允許我要求一個星期的時間給你最後答覆,讓我認真考慮如何安排貴陽醫學院的工作。)


3月31日,李宗恩給胡適電報,表示接受任命。時任擔任董事會主席的胡適對李宗恩的人品、學識和才幹,深信不疑。他在信中這樣寫道:「在你的領導下,我們相信,新協和將會像過去一樣,對中國的醫學教育做成重要貢獻。對此,你將有我們的信任和支持。」



編按:


李宗恩,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及醫學教育家。1923年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1937年秋開始,南渡籌辦貴陽醫學院,並於1938年6月成立後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北歸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


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曾在華北、華中地區設立血吸蟲病及其他多發性熱帶病的病情觀察站,是為中國熱帶病學研究的創始人。1948年獲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共建政後,他留任原職。1949年9月受中國科協推舉,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隨後被「放逐」到昆明,任職於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逝於昆明。(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胡適和殷海光的三次辯論 (金恆煒);【胡適和殷海光】






2017.3.19

今天有幸參加陳文華學長的宴客。隔座是金恆煒先生,他提到昨天寫稿到清晨4點,完成【胡適和殷海光】一書。書內提問諸多待解的謎團,譬如說 胡適之先生以何種身分住在美國9年多等等。
我們期盼此書早日問世。











2014.1.23

雖然才剛出新書《我的法庭正義》,但金恆煒表示,他已著手另寫一本書,已經有三萬字,約三分之一,主要是談胡適和殷海光的三次辯論,包括吳國禎事件、反攻大陸,以及自由和容忍的爭論。金恆煒說,他引用了許多別人沒用過的資料,因此結論和所有人寫過的都不一樣。




金恆煒說,所謂人怎樣選擇,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有的人喜歡作一個四處討好的人,像胡適,每個人都喜歡他,但這種人比較鄉愿;也可以選擇馬英九這種人,身邊只有囉囉,民調只剩9.2%,所有人都討厭他。

2017年3月15日 星期三

胡鐵花之台鹽治績 (周維亮)


江燦騰新增了 4 張相片

從明鄭時期,開始引進曬鹽技術的台南地區露天鹽場,現在不敵機械化的大量製鹽產品,於是就沒落成為學童的遊樂場所。

國家文化資料庫

也從「台灣紀錄兩種」中,對鐵花先生改革鹽務的宏識與毅力,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之後撰寫了「胡鐵花之台鹽治績」,列為「海述林」第十五篇。本件共7頁,實際掃瞄7頁,



(96年度)現有典藏之珍貴鹽業史料數位典藏前期計畫

國家文化資料庫 系統識別號: 0006757236
作品類型: 古文書
原件與否: 原件
藏品層次: 合集
媒體類型: 數位檔案
數量單位: 1張
尺寸大小: 21.0*15.2
色彩模式: RGB
圖片大小: 300*383pixels,874*1116pixels
每點位元素: 彩色-每像素 24-bits
數位化類別: 影像(圖片)
檔案類型: jpg
檔案名稱: cca200119-od_c022_0018-001-t.jpg,cca200119-od_c022_0018-001-i.jpg
檔案描述: 網路預覽,網路下載
檔案大小: 74kb,984kb
作品名稱: 胡函小記
內容主題: 胡函小記
關鍵詞: 胡適,胡鐵花,台鹽史料,台灣紀錄兩種,周維亮
摘要: 民國43年周維亮的手稿,其從「台鹽史料」得知胡適博士的尊人—鐵花先 生在遜清末季曾任台南鹽務總局提調,對於那時期的鹽政,有過卓越的改進。也從「台灣紀錄兩種」中,對鐵花先生改革鹽務的宏識與毅力,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之 後撰寫了「胡鐵花之台鹽治績」,列為「鹺海述林」第十五篇。本件共7頁,實際掃瞄7頁,此為首頁。
保存狀況: 褪色
收藏取得方式: 捐贈
姓名: 胡適
身分/職稱: 內文提到對象
文書形式類別: 手札(散文)
版本:
修復記錄:
作者:周維亮
其他貢獻者: 資料詮釋者柯百珊
出版者:
入藏日期:200712
成文日期:195410
作品語文: 中文
創作地點:台灣
時間類別: 民國
著作財產權人: 鹽光文教基金會
著作權授權狀態: 20080101,
使用限制: 非營利、教育及研究使用
典藏單位國家: 中華民國
典藏單位: 鹽光文教基金會







其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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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5)_胡适口述自传_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_文化读书频道 ...

- [ 轉為繁體網頁 ]2006年7月28日 ... 据我所知,李敖所引的各种[书刊],无一是与铁花先生所治理台盐的资料有关。适之先生原意,恐系指拙(周維亮)著《胡铁花之台盐治绩》,文载四十二年[1953] ...1960/6/20 胡適寫信致謝

2017年3月13日 星期一

Clarence Darrow for the Defense;勸他讀讀 Clarence Darrow "The story of my life " 第42-44章;中共統治如黑社會化;

Chase after the truth like all hell and you'll free yourself, even though you never touch its coat tails. 
Clarence Darrow
Read more at: https://www.brainyquote.com/quotes/quotes/c/clarenceda154034.html






中國的維權律師——被“失踪”、逮捕、請喝茶: 黑社會化的公權力必將自我膨脹,禍及全球---長平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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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我的光榮與信仰』"The story of my life " ,以及歐文斯通的巨著『舌辯大師丹諾辯護實錄』Irving Stone, Clarence Darrow for the Defense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41),

1939年5月12日 Bishop Roots 來吃飯。 此老真可厭, 我勸他讀讀 Clarence Darrow "The story of my life " 第42-44章
第42章: 新的習慣
43 沒有答案的問題
44 來生? 靈魂不朽?

Clarence Darrow-- The story of my life

The story of my life - Google 圖書結果

Clarence Darrow - 1996 - History - 495 頁
In The Story of My Life he recounts, and reflects on, his more than fifty years as a corporate, labor, and criminal lawyer, including the most celebrated and ...


The story of my life -丹諾自傳 Clarence Darrow 說明
這本書在1980/84在台灣有增訂版。
現在2010 ,令有商周文化的譯本。




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彭明敏《寫給台灣的備忘錄》;胡適、彭明敏與我(李筱峰)




寫給台灣的背忘錄 (彭明敏教授新書發表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jrixqKxGk



















彭先生1996年總統選舉期間,到東海演講,我恰巧在校園。

幾年前,帶好友到胡適之先生墓致敬。先前,彭先生很早就去獻花。
李筱峰
彭明敏教授《寫給台灣的備忘錄》新書發表會


墓前,彭明敏先生敬獻的花圈。2011年12月17日。胡適先生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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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版本有美國日本名家*賴世和教授的讚詞
可能還有許多新內容
唯一缺點是缺索引

勞先生的一篇書評 並沒有收入他80歲的紀念論文中:
《清華學報》(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第1卷 第 2 期 民國四十六年四月:
雷夏: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英譯本〉

雷夏,圓仁入唐事蹟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台北:玉山2009,頁97
1960年參加西雅圖中美文化會議的四十多名學者中, 彭明敏彭先生最年輕。
行前, 蔣介石召見。
有人質疑彭的資格等,胡適百般護他。
1961年9月9日胡適日記: 彭明敏等多人來訪。
胡先生在日記中2長段介紹彭明敏約於1951-52,取得中基會的fellowship,要到普林斯頓大學跟Prof. John C. Cooper 學空中國際法,那時Cooper 正要去加拿大的McGill 大學創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Air。胡適幫彭明敏可以隨師去McGill 並多留一年。彭以優異成績取得碩士,論文以法文寫成。彭明敏很快到法國取得博士學位。(現為NCSD (待查)研究講座)
胡先生說,不到10年, 彭明敏已有機會回McGill 大學的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ir and Space Law的第3任所長。




中研院近史所學術討論會
時 間 : 99年4月15日 (四) 下午3:00
講 題 :我與胡適的一段緣─ 兼談戰後台大的學術環境
主講人 : 彭明敏教授
地 點 : 近史所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公共電視台世紀旋風

到了台灣以後,他也資助過異議分子彭明敏和桀傲奇才李敖等人。胡適一生身體力行了他對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主張,體現他的人道關懷,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標竿。 ...

一九六四年彭明敏被捕,之前他和一名美國人一起吃過飯,黃彰輝認識這名後來被驅逐出境的美國人。我當時想,彭明敏怎麼會做那種事?他各種條件都很好,是台 灣知識份子中升官最快的學者。彭明敏當官和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有關,不知是不是住得近的關係,彭明敏和中研院總幹事全漢昇很好,他把彭明敏介紹給胡適,胡 適再向蔣介石推薦彭。一九六一年我還在台大當講師,彭明敏已經是聯合國顧問。誰知他忽然轉變,寫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被捕。當時我根本沒管這些事情, 我連自己會不會在黑名單裡、哪時候會被抓走都不知道,所以盡量避開這種事。」

一代台灣精英的傳奇——讀彭明敏回憶錄《自由的滋味》 - [HI-ON]鯨魚網站




 中共的資料

 
彭明敏——“台獨教父” 
劉佳雁




彭明敏于1923年8月15日生於台中縣大甲鎮,祖籍台灣省高雄縣。彭氏家族是五代以前從福建遷到台灣的。從其祖父開始,彭氏家族就是台灣基督教 長老教會的成員。彭明敏的父親最初在台中縣大甲鎮行醫達18年,並擁有了大量的田産(以當時計量約合40甲以上),此後才回到高雄。

由於家境富有的緣故,彭明敏從小學到中學上的都是日式學校,這在當時是僅有少數台灣上層子弟才能享受的教育。1939年高雄中學肄業後,彭赴日本 求學,先後就讀于關西學院中學部和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42年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彭明敏在日本讀書期間,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 盟軍反攻階段。1945年,因戰爭關係被迫肄業,當年為逃避日本的強制徵兵,彭明敏前往長崎投靠在那裏行醫的長兄,途中遇上美軍空襲,被炸斷了左臂。戰 後,彭明敏于1946年返回台灣,進入台灣大學政治係學習,1948年夏畢業後留校任助教。1951年,彭獲得“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赴加拿大麥 吉爾(McGill)大學學習國際航空法,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53年7月,彭明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一年後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1954年夏,彭明敏返回台灣,隨即被聘為台灣大學政治係副教授。1956年,彭又赴美國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進行訪問研究,回臺後晉陞為教 授,時年34歲,成為台灣戰後最年輕的教授。1961年8月,彭出任台灣大學政治系主任、公法研究所主任,彭也因此一躍而成國民黨當局刻意栽培的少數“臺 籍精英”之一。作為島內的國際法學權威,彭備受國民黨當局重用,曾代表當局出席了分別於東京和美國西雅圖舉行的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會與“中(臺)美文化 合作會議”等國際性學術會議。1961年至1962年間,彭不僅獲聘為“行政院國家發展科學委員會”講座,而且還獲國民黨當局“遴選”,參加了專門討論台 灣教育、科學發展問題的第二次“陽明山會談”,成為當時島內年輕有為的“社會名流”。1961年,彭還以法律顧問身份成為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團”中唯 一的臺籍人士,備受矚目。1960年和1962年,彭明敏先後獲蔣介石兩度接見。1963年,在國民黨當局控制的“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主導下,彭當 選為台灣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成為臺當局的“明日之星”。

然而,由於從小受日式教育的熏陶和長老教會家庭的深刻影響,同時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彭明敏並沒有如外界所揣測的那樣,成為國民黨當局刻意培養的“學術精英”、“明日政壇之星”,相反卻變成了“台獨”勢力的同路人。

1964年中秋節,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了“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未及散發即被台灣當局逮捕,次年4月彭與魏廷朝各被判刑8 年,謝聰敏則以撰稿人被判刑10年。由於彭的主張符合美國政府的“一中一台”政策,為尋求國民黨之外新的代言人,彭明敏事件發生後,美國以所謂人權為藉口 進行干涉,在彭做了口頭與書面“悔過”的前提下,國民黨當局被迫於1965年11月給予彭特赦,免刑出獄,但臺當局仍對其進行了日夜監視。1970年1 月,在美國的精心策劃下,彭明敏化粧逃出台灣,在瑞典尋求“政治庇護”,並曾擔任瑞典斯德哥爾摩人類博物館亞洲部門資深研究員。隨後,台灣當局以涉嫌“內 亂罪”為由,對其下達了“通緝令”。1970年9月,彭又以所謂“無國籍政治難民”身份進入美國,先後受聘于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資深學術研究員兼法學 院訪問教授、俄亥俄州賴特(Wright)大學客座教授。

在美國期間,彭明敏徹底走上了與“台獨”分子合流的道路。彭一到美國,就著手創立了“福摩薩研究所”。1972年,彭出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世界 本部”(簡稱“台獨聯盟”)主席,但不久便因其想法、做法與其他成員格格不入而分道揚鑣。但是,彭並未因此放棄其“台獨”理念,隨後他又參與發起成立了 “臺美協會”,出任董事。1975年間,彭還巡迴美國芝加哥、洛杉磯、休斯敦、華盛頓等城市,參加所謂“台灣人民眾大會”,並擔任主講人。1979年,他 又參與創立了“台灣建國聯合陣線”,並率團遊説美國國會及在美國眾議院作證,要求美國政府制定“與台灣關係法”。但受當時整個中美關係大氣候的影響,總體 而言“台獨”勢力在海外華人圈中的影響有限。

1982年,彭明敏參與發起成立了“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即FAPA),出任名譽會長,1986年當選會長。在其主持下,該組織積極從事遊説美國 國會的活動,企求國際勢力壓迫臺當局解除“戒嚴”,實現民主化。但由於彭缺乏組織能力,加上財務困難,1988年被迫辭職。1989年3月,他另起爐灶宣 佈成立了“亞太民主協會”並自任理事長,宣稱要“促進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正確認識,協助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島內外政治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隨著李登輝的上臺,台灣當局採取縱容、放任“台獨”勢力的政策,海外“台獨”勢力紛紛返臺,島 內“台獨”勢力也快速發展,“台獨”思潮在島內氾濫蔓延。1990年5月,台灣當局籌備召開“國是會議”,李登輝擬議邀請彭明敏出席,但因當時國民黨內非 主流派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但在島內外造成了一定的聲勢。1991年6月,臺“最高檢察署”正式宣佈撤銷了對彭的“通緝令”,從而為其返臺從事“台獨” 活動掃清了障礙。1992年底台灣舉行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前夕,彭覺得返臺的時機已經成熟,遂于同年11月1日由美國經香港返回了台灣。當時,民進黨 視其為台灣的所謂“政治先知”,並組織了2000群眾和200部宣傳車前往機場接機。

彭明敏返臺前後,雖一再聲稱將“無意問鼎公職”,不涉足政治活動,但實際上自其返臺之日始,便投入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的助選活動。1994年3 月,彭明敏糾集一幫跟隨者成立了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積極擴充實力,並以此為陣地組織“台灣國際論壇”,宣揚“台灣主體意識”和“台灣命運共同體”觀念。臺 當局確定“總統直接民選”後,彭明敏便開始籌劃參選“總統”。為此,1995年2月彭突擊加入民進黨,以爭取民進黨支援其參選。同年3月20日,彭正式宣 佈參選,歷經半年的黨內初選,在基本教義派“台獨”勢力的聲援與支援下,彭最終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然而,由於彭參選後堅持強烈的“台獨”訴求,在 次年3月的選舉中彭只獲得21%的得票數,創下民進黨成立以來歷次重大選舉中的最低得票記錄。選後,民進黨內對選舉結果進行了深刻檢討,激進的“台獨”主 張被認為是此次選舉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民進黨隨後開始了“轉型”。出於對民進黨“放棄台獨理想”的不滿,1996年4月9日,彭明敏從民進黨出走成立了 “建國會”,並自任會長。此後,以彭明敏為首的“建國會”與民進黨內的基本教義派相互呼應,成為民進黨“台獨轉型”的牽制力量。2000年“總統”選舉中 彭公開出面為彭明敏助選。同年5月,民進黨上臺後,彭明敏被聘為“總統府資政”,2001年再獲續聘。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彭明敏因為在國民黨一黨統治時代,公開鼓吹“台獨”而成為“台獨”分子眼中的“英雄”。30多年來,彭一直堅持“台獨”立場,並提出的一整套的“台獨”謬論,因而被“台獨”勢力奉為“台獨教父”,也被民進黨內基本教義派尊為偶像。

彭明敏的“台獨”思想及其主張的核心是“一中一台”。這種主張集中反映在“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和《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等著作中。彭宣稱:“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完全跟中國斷絕了”、“台灣就是台灣,中國就是中國。台灣非中國的一部 分。”

彭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鼓吹者,他認為,“自從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 新劃歸給中國。1943年開羅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宣言……並無法律約束力”;“1951年日本與盟軍所訂和約和1952年日本與國民黨所訂和約,都僅 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主權及其他一切權利,但這些條約並未曾指明日本放棄台灣以後,誰取得台灣主權”,“台灣及其台灣人民的國際地位必須重新確定”、“台灣 地位不是中國內政問題”。

“住民自決論”也是彭明敏“台獨”的主要主張。彭宣稱:“讓我們台灣人決定我們自己的前途,台灣屬於台灣人民”。為“住民自決論”尋找依據,彭還 處心積慮地將兩岸的中國人作一區隔,捏造出“命運共同體”觀念,聲稱台灣人“同大陸中國人從來沒有共同的歷史”,“台灣住民幾世紀來所經歷的,是與中國人 完全不同的體認,結果便發展出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和認同”,台灣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台灣命運共同體”。

為因應島內形勢的變化,彭對其“台獨”主張一度做出過某些修正,特別是1995年參選“總統”後,彭開始回避“住民自決”口號,轉而聲稱“台灣事 實上自1949年以後就沒有受過其他國家的統治,台灣早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甚至説“維持現狀,其實就是等於支援台獨”等等。然而,這些所謂調整只是一 種虛應故事的表演,其內心裏的“台獨”理念始終沒有改變過。

彭明敏與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台灣一些政壇重要人物有著朋友或師生關係。據彭自誇:“被捕的前一天還與李登輝在一起”,“在大學的時候,我和李登輝就 是很熟的朋友,郭婉容(前政務委員)是我的親戚,連戰的結婚證書上介紹人是我,錢復(監察院長)的大學畢業論文,指導教授也是我”。而且,彭在民進黨陣營 也有許多學生如姚嘉文、張俊雄、李鴻禧等,其中李更成為陳水扁當政後的“國師”。彭與李登輝的關係超常密切也已是公開的秘密。彭在美國期間,李就曾派其親 信好友與彭聯繫,李登輝非常重視彭的建議,多年來,彭一直是李的“超級幕僚”,李登輝有關台灣是“獨立主權國家”、“兩岸分裂分治”、“總統直選”等主張 大多來源於彭明敏的思想。由於長期以來堅定的“台獨”信念,彭也一直是“台獨”勢力爭取與支援的重要人物。彭明敏因與李鴻禧的特殊關係,而與陳水扁淵源較 深,頗獲陳的倚重。陳入主“總統府”後,立即聘彭為“資政”,彭也成為少數幾個在府內專設有辦公室的人。可以預見,彭的“台獨”思想對民進黨當局的決策特 別是有關兩岸關係政策將産生一定影響。

(本文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中國網200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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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彭明敏與我

胡適、彭明敏與我
簡介:
胡適惜才,得知彭明敏要攻讀博士的學費發生困難,於是寫信告訴彭說,他已經找到一位善心人士可資助學費了。從此這位善心人每年都寄學費給彭明敏,讓其安心完成博士學位,並返台任教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彭明敏一直想知道這位「為善不欲人知」的恩人到底是誰,但胡適絕口不透露。直到胡適過世,錢思亮才告訴彭明敏,這位資助他的恩人,就是胡適本人。讓彭教授至今仍感念不已......。

圖說:李筱峰教授說,2011年12月胡適120歲冥誕前,彭教授邀他到墓前獻花,李老師說當時彭教授深深行三鞠躬禮,然後佇立沈思,喃喃默念。雖未出聲,但李筱峰則說已完全聽到他真摯感恩的心語。(圖:李筱峰教授)
提倡民主自由的中國學者胡適,是影響我極深的一位人物。直到今天,我常常不經意地回想起我年少時代讀到他這句話時心中的興奮,胡適說:「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為自己爭人格,就是為國家爭人格。民主自由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來的!」這是自由主義者的經典句型,這種自由主義精神,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面是嚴重缺乏的。有時候我在想,如果中國的政治人物與學者,都有像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精神、中國人都能普遍認識胡適所提倡的民主自由,我不一定要主張台灣獨立。
說起台灣獨立,彭明敏教授是如假包換的台獨前輩。這位台獨前輩對於老師輩的胡適先生,也是充滿着尊敬與感恩,不只是因為他認同胡適的民主自由理念,而是感恩胡適對他在留學期間的栽培與資助。胡適對彭明敏的恩惠,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彭明敏留學時發表在國際學術雜誌上的論文被胡適看到了,胡適寫信給作者彭明敏,兩人因此建立起魚雁之交。胡適於書信中得知彭要攻讀博士的學費發生困難,於是寫信告訴彭說,他(胡適)已經幫他(彭)找到一位善心人士可以資助他的學費。從此這位善心人士每年都寄學費給彭明敏,讓彭明敏安心完成博士學位,並返台任教台大政治系,成為台大最年輕的教授。彭明敏一直想知道這位「為善不欲人知」的恩人到底是誰,但胡適絕口不透露。直到胡適過世,錢思亮才告訴彭明敏,這位資助他的恩人,就是胡適本人。讓彭教授至今仍感念不已。這段感人的往事,彭明敏在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中,有動人的敘述,我初次讀到這段故事,熱淚盈眶!
1961年彭明敏任台大政治系系主任﹐同年被聘擔任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據云,是胡適向蔣介石推薦的),並於1963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份子的本分。他以一介國際法權威﹐有感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上若不改弦更張,有朝一日將無法立足。就在彭明敏當選十大傑出青年的隔年(1964年),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起草〈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他們在宣言中指出蔣政權利用「反攻大陸」神話蒙蔽人民﹑實施軍事戒嚴統治。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與「極左的共產黨」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宣言中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  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彭教授師生三人計畫將這份宣言印發給全島各界精英人士。但宣言尚未發出,三人即被特務人員查知﹐而遭逮捕,判處重刑。
彭明敏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所幸因其國際聲望﹐獲蔣介石特赦,但行動仍遭監視,處境隨即危險,於是在多方暗助下於1970年1月偷渡到瑞典﹐轉赴美國。除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擔任法學客座教授外,彭明敏並從事台灣獨立運動。1972年出任台灣獨立聯盟總本部主席,後來又與台灣海外同鄉學者創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擔任會長(1982)。1990年擔任亞太民主協會理事長。
在海外流亡了廿三年後﹐台灣的政治也有了相當的開放。1992年彭明敏返回台灣。1996年被民進黨推舉參選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屆民選總統,與他在台大時的同事李登輝競選。在體制外為台灣的民主與獨立奮鬥的彭明敏﹐雖然輸給了在體制內隱忍攀爬的李登輝,但彭仍獲得21%(227萬多張)選票。
彭明敏雖然沒有當選總統,但是他對台灣的民主化與獨立運動有其無法磨滅的貢獻。而這個貢獻的上源,我們不能不追溯到胡適先生。
儘管來自中國的胡適,沒有主張台灣獨立,其國家認同當然是大中國,但是受胡適恩惠的彭明敏,以及受胡適啓蒙的我,我們所追求的台灣獨立的根本立場,與胡適的自由主義立場則毫無二致。
2011年彭教授決定回台定居。是年12月17日恰逢胡適120歲的冥誕,彭教授邀我於冥誕前一天一同前往南港胡適墓園追思。彭教授在胡適墓前獻上鮮花,深深行三鞠躬禮,然後佇立低頭沈思,嘴中喃喃默念,良久不已。他雖未出聲,但站在身旁的我已完全聽到他真摯感恩的心語。我也向胡適墳前默禱:適之先生,年少時代讀您的著作,受您民主思想的啓蒙,得以擺脫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窠臼,走上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歸路….您是我重要的啓蒙師。
台灣獨立的路線很多,有以「台灣民族主義」為論述者,有以社會主義為論述者,我和彭明敏教授對台灣獨立的主張,則以自由主義、國民主權為基礎。這也是彭教授對我這位後生晚輩百般照顧關切,而能建立起忘年之交的契合之處。我們期待台灣能建立永保民主自由的獨立國家,我們當然也期待中國有朝一日能夠民主化。希望胡適的民主自由的精神,能夠成為台海雙邊的契合之處,到那一天,統獨已不再是爭議的問題。


1915.3.8 胡適留學日記4則:紐約公共藏書樓; 2..理想中之藏書樓;3.夢想與理想 Locksley Hall;4.貝爾博士軼事


1915.3.8 胡適留學日記4則:紐約公共藏書樓; 2..理想中之藏書樓;3.夢想與理想 Locksley Hall;4.貝爾博士軼事

1. 紐約公共藏書樓
2.理想中之藏書樓
3.夢想與理想


(胡適引文有些差異和省略)
When I dipt into the future far as human eye could see;
Saw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all the wonder that would be.—

In the Spring a fuller crimson comes upon the robin's breast;
In the Spring the wanton lapwing gets himself another crest;

In the Spring a livelier iris changes on the burnish'd dove;
In the Spring a young man's fancy lightly turns to thoughts of love.

Then her cheek was pale and thinner than should be for one so young,
And her eyes on all my motions with a mute observance hung.

And I said, "My cousin Amy, speak, and speak the truth to me,
Trust me, cousin, all the current of my being sets to thee."

On her pallid cheek and forehead came a colour and a light,
As I have seen the rosy red flushing in the northern night.

And she turn'd—her bosom shaken with a sudden storm of sighs—
All the spirit deeply dawning in the dark of hazel eyes—

Saying, "I have hid my feelings, fearing they should do me wrong";
Saying, "Dost thou love me, cousin?" weeping, "I have loved thee long."

Love took up the glass of Time, and turn'd it in his glowing hands;
Every moment, lightly shaken, ran itself in golden sands.

Love took up the harp of Life, and smote on all the chords with might;
Smote the chord of Self, that, trembling, pass'd in music out of sight.

Many a morning on the moorland did we hear the copses ring,
And her whisper throng'd my pulses with the fulness of the Spring.

Many an evening by the waters did we watch the stately ships,
And our spirits rush'd together at the touching of the lips.

O my cousin, shallow-hearted! O my Amy, mine no more!
O the dreary, dreary moorland! O the barren, barren shore!

Falser than all fancy fathoms, falser than all songs have sung,
Puppet to a father's threat, and servile to a shrewish tongue!

Is it well to wish thee happy?—having known me—to decline
On a range of lower feelings and a narrower heart than mine!

Yet it shall be; thou shalt lower to his level day by day,
What is fine within thee growing coarse to sympathize with clay.

As the husband is, the wife is: thou art mated with a clown,
And the grossness of his nature will have weight to drag thee down.

He will hold thee, when his passion shall have spent its novel force,
Something better than his dog, a little dearer than his horse.

What is this? his eyes are heavy; think not they are glazed with wine.
Go to him, it is thy duty, kiss him, take his hand in thine.

It may be my lord is weary, that his brain is overwrought:
Soothe him with thy finer fancies, touch him with thy lighter thought.

He will answer to the purpose, easy things to understand—
Better thou wert dead before me, tho' I slew thee with my hand!

Better thou and I were lying, hidden from the heart's disgrace,
Roll'd in one another's arms, and silent in a last embrace.

Cursed be the social wants that sin against the strength of youth!
Cursed be the social lies that warp us from the living truth!

Cursed be the sickly forms that err from honest Nature's rule!
Cursed be the gold that gilds the straiten'd forehead of the fool!

Well—'t is well that I should bluster!—Hadst thou less unworthy proved—
Would to God—for I had loved thee more than ever wife was loved.

Am I mad, that I should cherish that which bears but bitter fruit?
I will pluck it from my bosom, tho' my heart be at the root.

Never, tho' my mortal summers to such length of years should come
As the many-winter'd crow that leads the clanging rookery home.

Where is comfort? in division of the records of the mind?
Can I part her from herself, and love her, as I knew her, kind?

I remember one that perish'd; sweetly did she speak and move;
Such a one do I remember, whom to look at was to love.

Can I think of her as dead, and love her for the love she bore?
No—she never loved me truly; love is love for evermore.

Comfort? comfort scorn'd of devils! this is truth the poet sings,
That a sorrow's crown of sorrow is remembering happier things.

Drug thy memories, lest thou learn it, lest thy heart be put to proof,
In the dead unhappy night, and when the rain is on the roof.

Like a dog, he hunts in dreams, and thou art staring at the wall,
Where the dying night-lamp flickers, and the shadows rise and fall.

Then a hand shall pass before thee, pointing to his drunken sleep,
To thy widow'd marriage-pillows, to the tears that thou wilt weep.

Thou shalt hear the "Never, never," whisper'd by the phantom years,
And a song from out the distance in the ringing of thine ears;

And an eye shall vex thee, looking ancient kindness on thy pain.
Turn thee, turn thee on thy pillow; get thee to thy rest again.

Nay, but Nature brings thee solace; for a tender voice will cry.
'T is a purer life than thine, a lip to drain thy trouble dry.

Baby lips will laugh me down; my latest rival brings thee rest.
Baby fingers, waxen touches, press me from the mother's breast.

O, the child too clothes the father with a dearness not his due.
Half is thine and half is his: it will be worthy of the two.

O, I see thee old and formal, fitted to thy petty part,
With a little hoard of maxims preaching down a daughter's heart.

"They were dangerous guides the feelings—she herself was not exempt—
Truly, she herself had suffer'd"—Perish in thy self-contempt!

Overlive it—lower yet—be happy! wherefore should I care?
I myself must mix with action, lest I wither by despair.

What is that which I should turn to, lighting upon days like these?
Every door is barr'd with gold, and opens but to golden keys.

Every gate is throng'd with suitors, all the markets overflow.
I have but an angry fancy; what is that which I should do?

I had been content to perish, falling on the foeman's ground,
When the ranks are roll'd in vapour, and the winds are laid with sound.

But the jingling of the guinea helps the hurt that Honour feels,
And the nations do but murmur, snarling at each other's heels.

Can I but relive in sadness? I will turn that earlier page.
Hide me from my deep emotion, O thou wondrous Mother-Age!

Make me feel the wild pulsation that I felt before the strife,
When I heard my days before me, and the tumult of my life;

Yearning for the large excitement that the coming years would yield,
Eager-hearted as a boy when first he leaves his father's field,

And at night along the dusky highway near and nearer drawn,
Sees in heaven the light of London flaring like a dreary dawn;

And his spirit leaps within him to be gone before him then,
Underneath the light he looks at, in among the throngs of men:

Men, my brothers, men the workers, ever reaping something new:
That which they have done but earnest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shall do:

For I dipt into the future, far as human eye could see,
Saw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all the wonder that would be;

Saw the heavens fill with commerce, argosies of magic sails,
Pilots of the purple twilight dropping down with costly bales;

Heard the heavens fill with shouting, and there rain'd a ghastly dew
From the nations' airy navies grappling in the central blue;

Far along the world-wide whisper of the south-wind rushing warm,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peoples plunging thro' the thunder-storm;

Till the war-drum throbb'd no longer, and the battle-flags were furl'd
In 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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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sley Hall
Poem by Alfred Tennyson, 1st Baron Tennyson
"Locksley Hall" is a poem written by Alfred Tennyson in 1835 and published in his 1842 collection of Poems. It narrates the emotions of a rejected suitor come to his childhood home, the fictional Locksley Hall.Wikipedia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ms-and-poets/poems/detail/45362

4.貝爾博士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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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Woman Suffrage Parade in New York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