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6日 星期日

胡適《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

余英時先生在《論天人之際》中,提到他高中
最後一年讀 胡適的《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一文2013,覺得深感興趣,然後,他就跳到他的"軸心時代的革命"之論述。


胡適 1926年的想法: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增訂版):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sbn=9570843861 - Translate this page
余英時 - 2014 - ‎Scholars
根據一般的看法,梁漱溟(1893-1988)是文化「守舊派」的一位典型代表。但是,他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否也當看作1920年新文化的一部分呢?令人訝異的是,胡適 ...


 胡適《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 (《胡適文存》)全文似乎沒在網路上:


胡適.梁漱溟.錢穆



東西方文化之爭:胡適和梁漱溟之間的一次誤會


2012年02月23日21:35
來源:人民政協報作者:楊建民

1923年4月初,梁漱溟有一封短函致 胡適 :“往者此書出版,曾奉一冊請正,未見誨答。茲承批評,敢不拜嘉!”函中“此書”,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這幾句話看去,表達態度是正常的。但是,接下來梁漱溟語鋒一轉:“至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願复省之。”這些話,是很直率嚴厲的。“語近刻薄,頗失雅度”云云,甚至扯到“嫌怨”上,不知胡適何事何文,竟惹得梁漱溟這般惱怒不滿。

要較清楚了解其中由來,時間就不得不往前推延。兩年前的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到濟南去講學。此時的梁漱溟雖然還年輕,只有28歲,但已在著名的北京大學任教數年。在東西文化、哲學研究方面,已取得相當成績。這次講學,他傾其全力,將自己這些年對此類問題的理解和思考,一古腦地端了出來。講課時間因之也拖得很長,竟有四十余天。他的講課內容,由後來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的羅常培記錄下來,經過整理,隨即就在山東鉛印出版成書。這,就是梁漱溟的成名之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很快,北京也重印了這部書。由於當時對東、西方文化應如何發展演進,世人都十分關注,所以這部書的出版,自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不長時間,此書就一版再版。雖然此前梁漱溟已出版過《印度哲學概論》一類著述,但要說包含有自己深切體會思考,同時在社會層面上產生大影響,《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不能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作為著者,梁漱溟當然希望此書發生大影響;獲得同行學人的評述認定,當然更是梁漱溟所希望的。他將此書贈送一冊給胡適,正是他這種心情的表達。

應當說,胡適確實是評說此書的稱職人選。從知識背景看,胡適有較深的中國舊學根底,又留學美國,對東西方文化的演變有自己的獨立看法;對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也是一個大力的鼓吹推動者。此前,他還出版有重大開拓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表現了他寬博而深入的學養及識見。以此幾點看,由胡適來評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真是再合適沒有的了。但是,雖然收到梁漱溟的贈書,胡適卻很久沒有回應。從後面的情形看,一方面是因為忙,另一方面,他的確是想認真、全面,並深入地對此書作一番批評。這樣,一直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一年多後的1923年,胡適才在他創辦的《讀書雜誌》上,發表出《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此文洋洋灑灑,竟寫了一萬兩千多字。一篇書評,寫這麼長,在今天看真是令人驚異,但是,胡適對此事的重視程度,由此也能看得很清楚。

可是,梁漱溟讀到此文後,為何會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這樣的看法,並表示很大不滿呢?




細讀胡適文章,我們雖不好論斷何處“刻薄”,但他對梁漱溟著作的嚴厲批評態度,卻可以讀得很清楚。譬如,胡適引了梁漱溟這樣一段話:“凡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當然不能限於一國,而須成為世界文化。”對於這樣籠統的論述,胡適首先表示:“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接下來分析:“這樣多方面的文化,在這個大而復雜的世界上,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的個性的區別。在一個國裡,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異,何況偌大的世界?”接下來順著梁漱溟的思路延伸:“若否認了這種種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無論何種劣下的文化都可成為世界文化。我們也許可以勸全世界人都點'極黑暗的油燈',都用'很笨拙的騾車',都奉喇嘛教,都行君主獨裁政治;甚至於鴉片、細腰、穿鼻、纏足。如果走運行時,何嘗都沒有世界文化的資格呢?”

梁漱溟顯然將“文化”與“世界文化”混同看待,意在宣傳他儒學(梁當時心目中東方文化重要代表)將會在新世紀光復的觀念。胡適此處的剖分,是相對科學和準確的。當然,他將“鴉片、細腰、穿鼻、纏足”這類陋習拎出來,當作仍存在的文化代表之一種加以描述,作為並非任一種文化就可以成為“世界文化”的例子,反諷的意味和口吻十分顯明。這些,在梁漱溟看來,自然是“語近刻薄”。

梁漱溟在著述中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慾思想。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從胡適前後期的大量文章可以知道,他最不喜歡籠而統之,不加分析地對一個整體下結論。所以見到梁漱溟這樣說,他幾乎有些惱怒:“梁先生難道不睜眼看看古往今來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萬的提倡醉酒的詩,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金瓶梅》與《品花寶鑑》,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這種東西是不是代表一個知足安分寡欲攝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而不看見無數的西門慶與奚十一;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詩裡的樂天安命,而不看見他們詩裡提倡酒為聖物而醉為樂境……這是我們不能不責備梁先生的。”

將梁漱溟對中國人“安分知足,寡欲攝生”的總體認識,用“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金瓶梅》與《品花寶鑑》,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這類極端的事實來反駁,在梁漱溟心裡,這當然是“語近刻薄”。

胡適的文中,還常常直截了當,說梁漱溟“這更是荒謬不通了。”“只是閉眼的籠統話。全無'真知灼見'。”“而梁漱溟先生忍心害理的說……”這樣的言辭,作為書作者,感受當然是“語近刻薄”。文章結束時,胡適還以這樣的話來掃尾:“他(梁漱溟)既不能不拿環境的變遷來說明將來的文化,他何不老實用同樣的原因來說明現在的文化的偶然不同呢。”

由粗略的引述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的評述是較為嚴謹,科學,也相對有力度的。但對於著作人梁漱溟說來,這顯然不是他的初衷所求。梁漱溟送一冊書給胡適,顯然有獲得同行好評的慾念。胡適可倒好,文章倒是夠重視努力的,一下子就寫了萬餘字,可通篇,基本沒有給梁漱溟好臉色。一方面,用梁漱溟自己的觀點反駁他自己,有點以自己手打自己耳光的味道;一方面,專作駁論,從論述到邏輯,從基點到例證,——指其不足,讀來給人一無是處之感。這些,對於抱有熱忱希冀的梁漱溟,無異當頭悶棍,以至生出“原無嫌怨,曷為如此?”的大發問。

情勢至此,對於雙方當事人,似乎都有些不易處理。從胡適的本心,並非有意“刻薄”,當然就談不上什麼“嫌怨”,但是,他仍按梁漱溟函中的指示,“願复省之”。1923年4月2日,胡適將“复省”的結果,寫成一信,告知梁漱溟。首先:“'嫌怨'一語,未免言重,使人當不起。”對於梁漱溟認為的“刻薄”,胡適則坦然承認:“至於刻薄之教,則深中適作文之病。”但是,胡適對此有自己的看法:“然亦非有意為刻薄也。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為輕薄,有時流為刻薄。”當然,胡適也意識到這種方式容易引起的後果:“在辯論之文中,雖有時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對先生毫無惡意,而筆鋒所至,竟蹈刻薄之習,至惹起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但是,胡適並不認為這就是自己為文刻薄,而分析造成此結果,還有其他原由:“此等處皆摭拾大著中語,隨手用來為反駁之具,誠近於刻薄,然此等處實亦關於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胡適認為,如此行筆為文,與人的性情有所關聯。接下便對比自己與樑的性情差異:“適頗近於玩世,而先生則屢自言凡事'認真'。以凡事'認真'之人,讀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扦格不入者多矣。”

在這裡,胡適又表現出行文的力圖諧趣一面,例如自貶說自己“近於玩世”。並以為:“此在我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個pun(雙關語。筆者註),未嘗不可涉筆成趣,而在'認真'如先生者,或竟以為有意刻薄矣。”

但畢竟,胡適對梁漱溟為事為人過分較真,是有自己看法的:“輕薄與刻薄故非雅度,然凡事太認真亦非汪汪雅度也。”胡適隨手舉出梁漱溟生活裡事情兩例,認為“玩世的態度固可以流入刻薄;而認真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胡適這段話,表現了自己的認識,點到了問題的另一面。這樣看來,胡適的有意諧趣不恭,倒是想藉此略略銷解梁漱溟行文議事過分的剛直僵硬,因為:“先生《東西文化》書中,此種因自信太過,或武斷太過,而不覺流為刻薄的論調,亦復不少。”

信末,胡適相當誠懇地表示:“承先生不棄,懇切相規,故敢以此為報,亦他山之錯,朋友之誼應爾耳。先生想不以為罪乎?”胡適此信,並不長,隻數百字,但是,卻能收發自在,寓說理於辨析之間,又能溫和入情,說服力是相當強的。梁漱溟讀到信後,亦不僅接受,還對個人性情,自作反思。他即刻回复胡適一函:“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猶未自知也。溟邇來复膺陽明,往時態度,深悔之矣。复謝。順候起居。”

觀梁漱溟文章、作為,一生之中,這般“甚愧”,“深悔之”的情形,十分希見。這除去由於胡適說理分明,態度率真外,對於切實事理的服膺,也是學人的梁漱溟具有的基本素養。這是他能寫出第二封信的根本所在。



胡適與梁漱溟,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這首先得益於他們涉獵廣博,能感興時代風潮而動的精神;但是,對於切實事理的服膺態度,也是他們能夠自省進取的一大緣由。這一點,僅從此次文章引發誤會及後來銷怨過程,就可清晰見出。這或許能夠給今天學人許多啟示。當然,梁漱溟最後,仍然以在隆重大會與領袖索求“雅量”而終於閉門思過。雖非因語近“刻薄”,但還是應了胡適關乎性情的認知。這是根性所致,非修為所可全然更植。不過對於本文,這卻應該是另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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