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年讀 胡適的《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一文2013，覺得深感興趣，然後，他就跳到他的"軸心時代的革命"之論述。
胡適 1926年的想法：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增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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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 2014 - Scholars
根據一般的看法,梁漱溟(1893-1988)是文化「守舊派」的一位典型代表。但是,他的名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否也當看作1920年新文化的一部分呢?令人訝異的是,胡適《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 (《胡適文存》)全文似乎沒在網路上：
| 胡適．梁漱溟．錢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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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方文化之爭：胡適和梁漱溟之間的一次誤會
2012年02月23日21:35
來源：人民政協報作者：楊建民
1923年4月初，梁漱溟有一封短函致 胡適 ：“往者此書出版，曾奉一冊請正，未見誨答。茲承批評，敢不拜嘉！”函中“此書”，指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這幾句話看去，表達態度是正常的。但是，接下來梁漱溟語鋒一轉：“至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願复省之。”這些話，是很直率嚴厲的。“語近刻薄，頗失雅度”云云，甚至扯到“嫌怨”上，不知胡適何事何文，竟惹得梁漱溟這般惱怒不滿。
要較清楚了解其中由來，時間就不得不往前推延。兩年前的1921年暑假，梁漱溟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到濟南去講學。此時的梁漱溟雖然還年輕，只有28歲，但已在著名的北京大學任教數年。在東西文化、哲學研究方面，已取得相當成績。這次講學，他傾其全力，將自己這些年對此類問題的理解和思考，一古腦地端了出來。講課時間因之也拖得很長，竟有四十余天。他的講課內容，由後來成為著名語言學家的羅常培記錄下來，經過整理，隨即就在山東鉛印出版成書。這，就是梁漱溟的成名之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很快，北京也重印了這部書。由於當時對東、西方文化應如何發展演進，世人都十分關注，所以這部書的出版，自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不長時間，此書就一版再版。雖然此前梁漱溟已出版過《印度哲學概論》一類著述，但要說包含有自己深切體會思考，同時在社會層面上產生大影響，《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就不能不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作為著者，梁漱溟當然希望此書發生大影響；獲得同行學人的評述認定，當然更是梁漱溟所希望的。他將此書贈送一冊給胡適，正是他這種心情的表達。
應當說，胡適確實是評說此書的稱職人選。從知識背景看，胡適有較深的中國舊學根底，又留學美國，對東西方文化的演變有自己的獨立看法；對西方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也是一個大力的鼓吹推動者。此前，他還出版有重大開拓意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表現了他寬博而深入的學養及識見。以此幾點看，由胡適來評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真是再合適沒有的了。但是，雖然收到梁漱溟的贈書，胡適卻很久沒有回應。從後面的情形看，一方面是因為忙，另一方面，他的確是想認真、全面，並深入地對此書作一番批評。這樣，一直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一年多後的1923年，胡適才在他創辦的《讀書雜誌》上，發表出《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此文洋洋灑灑，竟寫了一萬兩千多字。一篇書評，寫這麼長，在今天看真是令人驚異，但是，胡適對此事的重視程度，由此也能看得很清楚。
可是，梁漱溟讀到此文後，為何會有“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這樣的看法，並表示很大不滿呢？
細讀胡適文章，我們雖不好論斷何處“刻薄”，但他對梁漱溟著作的嚴厲批評態度，卻可以讀得很清楚。譬如，胡適引了梁漱溟這樣一段話：“凡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則根本不能存在；若仍可存在，當然不能限於一國，而須成為世界文化。”對於這樣籠統的論述，胡適首先表示：“這種邏輯是很可驚異的。”接下來分析：“這樣多方面的文化，在這個大而復雜的世界上，不能沒有時間上和空間的個性的區別。在一個國裡，尚且有南北之分，古今之異，何況偌大的世界？”接下來順著梁漱溟的思路延伸：“若否認了這種種時間和空間的區別，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無論何種劣下的文化都可成為世界文化。我們也許可以勸全世界人都點'極黑暗的油燈'，都用'很笨拙的騾車'，都奉喇嘛教，都行君主獨裁政治；甚至於鴉片、細腰、穿鼻、纏足。如果走運行時，何嘗都沒有世界文化的資格呢？”
梁漱溟顯然將“文化”與“世界文化”混同看待，意在宣傳他儒學（梁當時心目中東方文化重要代表）將會在新世紀光復的觀念。胡適此處的剖分，是相對科學和準確的。當然，他將“鴉片、細腰、穿鼻、纏足”這類陋習拎出來，當作仍存在的文化代表之一種加以描述，作為並非任一種文化就可以成為“世界文化”的例子，反諷的意味和口吻十分顯明。這些，在梁漱溟看來，自然是“語近刻薄”。
梁漱溟在著述中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慾思想。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從胡適前後期的大量文章可以知道，他最不喜歡籠而統之，不加分析地對一個整體下結論。所以見到梁漱溟這樣說，他幾乎有些惱怒：“梁先生難道不睜眼看看古往今來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萬的提倡醉酒的詩，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金瓶梅》與《品花寶鑑》，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這種東西是不是代表一個知足安分寡欲攝生的民族的文化？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而不看見無數的西門慶與奚十一；只看見了陶潛、白居易詩裡的樂天安命，而不看見他們詩裡提倡酒為聖物而醉為樂境……這是我們不能不責備梁先生的。”
將梁漱溟對中國人“安分知足，寡欲攝生”的總體認識，用“整千整萬恭維婊子的詩，《金瓶梅》與《品花寶鑑》，壯陽酒與春宮秘戲圖”這類極端的事實來反駁，在梁漱溟心裡，這當然是“語近刻薄”。
胡適的文中，還常常直截了當，說梁漱溟“這更是荒謬不通了。”“只是閉眼的籠統話。全無'真知灼見'。”“而梁漱溟先生忍心害理的說……”這樣的言辭，作為書作者，感受當然是“語近刻薄”。文章結束時，胡適還以這樣的話來掃尾：“他（梁漱溟）既不能不拿環境的變遷來說明將來的文化，他何不老實用同樣的原因來說明現在的文化的偶然不同呢。”
由粗略的引述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的評述是較為嚴謹，科學，也相對有力度的。但對於著作人梁漱溟說來，這顯然不是他的初衷所求。梁漱溟送一冊書給胡適，顯然有獲得同行好評的慾念。胡適可倒好，文章倒是夠重視努力的，一下子就寫了萬餘字，可通篇，基本沒有給梁漱溟好臉色。一方面，用梁漱溟自己的觀點反駁他自己，有點以自己手打自己耳光的味道；一方面，專作駁論，從論述到邏輯，從基點到例證，——指其不足，讀來給人一無是處之感。這些，對於抱有熱忱希冀的梁漱溟，無異當頭悶棍，以至生出“原無嫌怨，曷為如此？”的大發問。
情勢至此，對於雙方當事人，似乎都有些不易處理。從胡適的本心，並非有意“刻薄”，當然就談不上什麼“嫌怨”，但是，他仍按梁漱溟函中的指示，“願复省之”。1923年4月2日，胡適將“复省”的結果，寫成一信，告知梁漱溟。首先：“'嫌怨'一語，未免言重，使人當不起。”對於梁漱溟認為的“刻薄”，胡適則坦然承認：“至於刻薄之教，則深中適作文之病。”但是，胡適對此有自己的看法：“然亦非有意為刻薄也。適每謂吾國散文中最缺乏詼諧風味，而最多板板面孔說規矩話。因此，適作文往往喜歡在極莊重的題目上說兩句滑稽話，有時不覺流為輕薄，有時流為刻薄。”當然，胡適也意識到這種方式容易引起的後果：“在辯論之文中，雖有時亦因此而增加效力，然亦往往因此挑起反感。如此文自信對先生毫無惡意，而筆鋒所至，竟蹈刻薄之習，至惹起先生'嫌怨'之疑，敢不自省乎？”但是，胡適並不認為這就是自己為文刻薄，而分析造成此結果，還有其他原由：“此等處皆摭拾大著中語，隨手用來為反駁之具，誠近於刻薄，然此等處實亦關於吾二人性情上之不同。”胡適認為，如此行筆為文，與人的性情有所關聯。接下便對比自己與樑的性情差異：“適頗近於玩世，而先生則屢自言凡事'認真'。以凡事'認真'之人，讀玩世滑稽之言，宜其扦格不入者多矣。”
在這裡，胡適又表現出行文的力圖諧趣一面，例如自貶說自己“近於玩世”。並以為：“此在我不過是隨手拈來的一個pun（雙關語。筆者註），未嘗不可涉筆成趣，而在'認真'如先生者，或竟以為有意刻薄矣。”
但畢竟，胡適對梁漱溟為事為人過分較真，是有自己看法的：“輕薄與刻薄故非雅度，然凡事太認真亦非汪汪雅度也。”胡適隨手舉出梁漱溟生活裡事情兩例，認為“玩世的態度固可以流入刻薄；而認真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胡適這段話，表現了自己的認識，點到了問題的另一面。這樣看來，胡適的有意諧趣不恭，倒是想藉此略略銷解梁漱溟行文議事過分的剛直僵硬，因為：“先生《東西文化》書中，此種因自信太過，或武斷太過，而不覺流為刻薄的論調，亦復不少。”
信末，胡適相當誠懇地表示：“承先生不棄，懇切相規，故敢以此為報，亦他山之錯，朋友之誼應爾耳。先生想不以為罪乎？”胡適此信，並不長，隻數百字，但是，卻能收發自在，寓說理於辨析之間，又能溫和入情，說服力是相當強的。梁漱溟讀到信後，亦不僅接受，還對個人性情，自作反思。他即刻回复胡適一函：“承教甚愧！早在涵容，猶未自知也。溟邇來复膺陽明，往時態度，深悔之矣。复謝。順候起居。”
觀梁漱溟文章、作為，一生之中，這般“甚愧”，“深悔之”的情形，十分希見。這除去由於胡適說理分明，態度率真外，對於切實事理的服膺，也是學人的梁漱溟具有的基本素養。這是他能寫出第二封信的根本所在。
胡適與梁漱溟，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頗有影響的人物。這首先得益於他們涉獵廣博，能感興時代風潮而動的精神；但是，對於切實事理的服膺態度，也是他們能夠自省進取的一大緣由。這一點，僅從此次文章引發誤會及後來銷怨過程，就可清晰見出。這或許能夠給今天學人許多啟示。當然，梁漱溟最後，仍然以在隆重大會與領袖索求“雅量”而終於閉門思過。雖非因語近“刻薄”，但還是應了胡適關乎性情的認知。這是根性所致，非修為所可全然更植。不過對於本文，這卻應該是另一個話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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