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0日 星期三

嚴耕望先生誕辰100週年；《治史三書》增《錢穆傳》；嚴耕望的罰詩楊(聯陞家嘉賓簿).....





嚴耕望： 我們彼此都感到很投契1957/ 1959/ 1961.余英時：敬悼嚴耕望學長、與錢穆及余英...

治史三書





严耕望：钱穆的后半生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严耕望：钱穆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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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的《治史三書》包括《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部分，該書被認為是“金針度人的治學入門書”（虞云國語），“所論處處針對學子所需，實在而具體”（羅志田語），自初版即受到學界重視。今年是嚴耕望先生誕辰100週年，《治史三書》增訂再版，其中新增了2萬字《錢穆傳》，(澎湃新聞摘)

穆到江南任教，唐君毅亦在校。為兩人論交之始。三十八年春皆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旋隨校遷香港。穆在廣州，曾訪陳寅恪、楊樹達等，寅恪外出，僅晤其夫人，又從君毅訪熊十力，諸人皆不欲離國境。蓋八年抗戰之後，多數知識分子憚於流離，而於共黨政權咸抱憧憬心態。一日街頭偶遇張其昀，雲擬於香港創辦學校，堅邀與謝幼偉、崔書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其昀先應總統蔣中正召赴台北，幼偉等續籌辦校事，定名亞洲文商書院，內定穆為院長。穆自度不能英粵兩語，甚感為難，但已向教育司立案，只得勉承。而幼偉突因事赴南洋，書琴亦去台北，乃邀君毅與新知張丕介共同效力。
亞洲書院以三十八年十月開學，夜間上課。明年秋別創日校，擇址九龍深水埗桂林街，曰新亞書院。其宗旨在上溯宋明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導師制度，揭櫫人文主義，溝通東西文化。故其課程首重通識，再求專長。其教學，除堂授基本課程外，採導師制度，以導師之整體學養為學生作親切指導。始創期僅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系，稍後擴充，分文理商三學院，文院轄中文、歷史、哲學社會、英國語文、藝術五系，理院轄數學、生物、物理、化學四系，商院轄經濟、商學、工商管理三系。初期教授僅穆與君毅、丕介等數人，稍後有趙冰、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陸續來校，或純盡義務，成為當時國內學人來港者之一薈萃地，故亦特為香港教育司所重視。學生多為流亡青年，多得免費。學校課程之外，週末舉行公開學術講座，校外來聽者常七八十人。
學校初期經費僅恃新交滬商王岳峰支持，但王非富商，事不能久。其時香港有創第三黨之醞釀，聞由美國支持，屢邀穆參加，皆堅拒不應。一日，創黨活動中之某君來談，願獨力支持新亞經費，穆亦緩卻之。惟學校經費實已瀕絕境，同人乃促穆赴台北，冀獲支援，遂有一九五〇年冬台北之行。承各方宴詢校政，總統蔣中正邀晤餐聚，囑總統府月撥三千港元供臨時之用。事定，應邀至台灣中南部各學校與陸海軍校講演；北歸又在師範學院講文化學大義，在“國防部”總政治部講中國歷史精神，後皆增補出版。而《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整理而成。一九五一年秋撰《中國思想史》。其冬復到台北。明年春應“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邀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後出書，甚為海內外學人所重。蓋此書雖不甚精，但別具慧眼，以淺顯語辭，闡發中國傳統政治內蘊之幽光，殊多勝處，為前此政書與時賢講論者所不逮。是年四月十六日，應朱家驊之邀，為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作例行講演，講壇設淡江學院新建驚聲堂。講詞方畢，屋頂水泥塌落，聽講者立法委員柴春霖重傷不治，穆亦頭破昏迷，幸能康復，時年五十八。
穆在台講學受傷，而學校亦面臨兩大困難。其一，新亞校歌云“手空空，無一物”，“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此為穆領導一群流亡學人辦學之真實精神，創校以來，奔走乞援，時有山窮水盡之懼。其二，是年香港政府頒布條例，私立學校皆須向工商署登記為商業營利企業，此絕違新亞教育之崇高理想，穆謂，新亞同仁枵腹從公，為教育理想而奮鬥，若自承商業營利，乃中國文化之污點，故寧可停辦，不能苟全。經大律師趙冰向高等法院奮力爭取經年，至明年夏，終獲法院與港督特案批准為不牟利學校，乃香港私校之一創格。同時經費亦漸有轉機。蓋新亞學人艱毅奮鬥之精神，漸引起香港社會與美國文教人士之欽敬，一九五二、五三年間先有亞洲協會代表艾維(James Ivy)主動協助經費，繼有耶魯大學教授盧定(Harry Rudin)代表雅禮協會與新亞協議，作全面支持。時稍後於不牟利登記事。兩項困難獲得解決，新亞前途始漸穩定。
一九五四年夏，穆應蔣經國邀至台北，在救國團講演，題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明年秋，又應“教育部”之邀，率團至日本報聘訪問，歷訪東京、京都、奈良諸地，在兩京大學作公開講演，深感日本上下對於侵華戰爭殊無悔意，而日本社會則在大變化中，左傾趨向，大堪警惕。其後定居台北，复兩度往日韓訪問，獲讀韓國多家理學書，歸來有所述作。
是年秋，新亞在嘉林邊道增租新舍，兩處上課。旋復由盧定洽得福特基金會捐款建校舍，擇址農圃道，由港府撥地興工，一九五六年落成。新亞自一九五〇年創校，至此六年，始有自建校舍。

穆辦學，意在宏揚中國文化，初期雖經費無著，僅創辦系院，但無時不思積極籌辦研究所，期能培育專才，步入研究之路。至一九五三年，獲亞洲協會支持，開始籌辦，設址太子道。一九五五年春，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賴謝夫（Edwin O. Reischauer）來港，始全力支持在嘉林邊道正式開辦招生，並專款購置圖書，出版《新亞學報》。新亞創辦初期，無力購書，至此始設圖書館；新舍落成，圖書館面積七千餘平方呎，為全校各部門之最，迄穆離任，圖書存藏除雜誌期刊外，逾十萬冊，內有明版、手稿、初刊等珍籍。蓋穆以為一校之靈魂在圖書，故建校以圖書館為中心，極力搜求備用也。研究所即設圖書館上層。學生畢業，擇優留所任助理研究員，為期五年，俾能潛心建立基礎；今分佈海外大學任教者數十人。而《學報》為當時香港唯一大型學術性期刊，選刊師生重要論著。學生有成，《學報》享譽，遂漸奠定新亞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永久性校舍落成，國際地位提升，自此新亞前途始步上康莊大道。
穆辦新亞，雖獲美國多方協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為宗旨，故校內懸掛孔子畫像。雅禮代表建議，並掛耶穌基督像，穆以新亞非教會學校，斷然否決。
其時，香港私立書院七八所，惟穆所辦新亞獲美國多方面作財力支持，深為港府所注意，遂於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學畢業禮中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尊重。
穆原配早逝，民國十八年，續姻張氏，與諸子女皆留大陸。穆戰時避地滇川，大陸易幟，流寓香港，皆獨居無侶，生活維艱。至一九五六年春與胡美琦締婚，生活始上軌道。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就讀廈門大學，隨家避地香港，就學新亞，旋至台灣，任職台中師範圖書館。穆在台講演受傷，赴台中休養，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漸萌感情，後畢業於台北師範大學，復來香港，得日常相見，終結連理。
香港居民以華人為主，而無華語大學，教育輿論各界早有呼籲。其時新亞既獲美國多方面協助，美國各教會旋又支持創辦崇基書院，亞洲協會亦資助其他五所私立書院，合併為聯合書院，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鑑於此種情勢，遂有集合三校創辦公立大學之議。惟新亞同人多持異見，穆以為新亞建校，本供流亡青年就學機會，今時局已定，為諸生前途計，應交港府負責；且自感精力日衰，宜當擺脫行政。參加大學之議遂定。

一九五九年，崇基、新亞、聯合三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六〇年正月，穆應耶魯大學之邀在其東方學系講學半年，由李田意翻譯，故能暢所欲言。課外多暇，續撰《論語新解》。學期結束，耶魯特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並請李田意在典禮中以華語作介紹，為耶魯典禮中未嘗有之先例。
穆旅美期間，曾遊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芝加哥，在哈佛東方研究所、哥倫比亞丁龍講座、中美文化協會、芝加哥大學講演，由芝加哥經大峽谷，到舊金山、西雅圖，折返芝加哥至水牛城，遊尼加拉大瀑布，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復返美東紐約，中途作千島遊，再由紐約至英國，踐離港前之約，與富爾敦爵士(Lord John Fulton)商創辦大學事，為校長用人，數度爭持，定議聘任華人。後乃遍遊倫敦諸勝，深感民情保守，而社會閒逸，與美迥異。及轉巴黎，乃感民風閒逸，又勝於英。會學校函促速歸，乃急轉羅馬回港；擇居沙田西林寺後和風颱，面臨海澨如平湖，風光儼如江南。其時富爾敦又來港，議校名，穆謂不如迳名中文大學，眾無異議。大學以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新亞為基本成員學院。
穆自中年以後本已無意行政，其辦新亞，實出一時之計，故早欲引退。但念“儒家處世，必求有一本末終始之道”，“既已作始，必有一終。”此時新亞不但創校之艱難階段已過，且三院十二系及研究所、圖書館皆具規摸，根基既固，前途發展亦可穩定無虞，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明年夏，再度請辭，董事會知不可留，遂定議休假一年，明年卸任。穆自辦亞洲文商書院，至新亞辭職，十六年間，為其平生最忙碌時期，學術研究，較前顯有遜色。至此始復能杜門研作，再創新猷。
穆幼年就讀果育小學，從顧紫翔受《大學章句序》，自後於朱學體悟日深，常思作透實研討。一九六四年休假之始，即暫移居青山灣鄉村小樓，幽靜尤勝沙田，擬定退休生活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案》。一九六五年夏，南洋大學商聘出任校長，馬來亞大學亦邀講學，穆不欲再涉行政，遂應馬來亞之聘；惟不勝南國濕氣，胃病復發，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舊址。至一九六七年十月遷寓台北。承“總統”蔣中正禮遇，於士林外雙溪，築庭園小樓，背山臨溪，署榜素書樓。蓋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最高票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徵中國文史學界不同學派之結合，尤具重大意義。
鄉居多暇，獲哈佛專案研究費，悉心撰寫《朱子新學案》，前後七年成書，自謂不卸新亞校政，絕不能成此專著。穆治學本擅考證，中年以後，為矯時弊，強調通識。此書為其晚年大著作，以考證之功夫成其通識之意境，書成複挈要匯通為《提綱》一篇，更見精卓。楊聯陞讀之，讚歎不置，謂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聯陞為國際漢學批評名家，態度向極嚴肅，定非虛美。凡能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略有認識者亦當不河漢斯言！近有所謂新儒家學派者，或列穆名。實則穆為傳統正宗儒家，故特重歷史傳統文化，而於前代學人最重朱子，故專題研究，成此巨著。其傳統儒家之本質於此兩事，尤可顯見。若新儒家者，倡言道學，以道統自居，跡近宗教，已遠離傳統儒家之務實精神；穆立身治學，絕非其類也。



 楊聯陞在新亞書院。
學案既成，遂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課，台灣大專師生多人旁聽，成《中國史學名著》與《雙溪獨語》等書。复應蔣复璁之約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每日到院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家諸集，續有撰述，成《孔子傳》與《理學六家詩鈔》等書。穆不常作詩，但好讀古人詩集。以為“吟前人詩，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趣”。其於前代詩家，特重淵明，自謂“性偏剛進，陶詩閒適，高明柔克，實於自己偏處求補”。而此《詩鈔》，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懷灑落之作，示學者以“進窺理學一新門徑”。其時又自編平生有關中國思想論著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分時代為八冊；唯《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國學術通義》等仍各獨立為書。
一九七七年，穆年八十三，胃痛劇作，幾不治。明年春漸愈，但兩目失明。會新亞創設錢穆講座，懇邀為首次主講人，情不能卻，題為“從中國歷史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又明年，新亞創校三十年紀念，復到香港，前時熱心協助新亞之盧定，亦來港與會，把晤言歡，回念前塵，感慨不已！
一九八〇、八一年，复兩度到港，獲與留居大陸三子拙、行、遜，兩女易、輝，及長姪偉長先後相見。三十餘年海天違隔，幸能一晤。一九八四年秋，穆復到港，在港門人為慶祝九十壽辰，大陸子女與孫松、孫女婉約亦得來會，其時精神仍甚健旺。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為新亞創校四十週年，穆以九十五高齡，仍能應邀到港與會，於個人，於新亞，皆大可欣喜事，但健康已大不如前！
一九八六年，穆九十二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吿別杏壇，“總統”蔣經國念穆學林泰斗，民之碩望，特禮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表尊學崇德之忱。一九九〇年五月遷寓台北市區內杭州南路新居，勞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穆年七十時，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終至失明。但一向下筆千言，字甚工整，極少改訂，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親改，必賴夫人誦讀，口授訂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輟，最後出書曰《晚學盲言》，雖云自謙，亦屬紀實。
穆壯年時代，雖體魄強健，但為傳統書生，不能自理生活。抗戰期間，輾轉後方，無家人照料，常致胃病肆發，苦受折磨；及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軌道。夫人篤愛情深，又心向學術，以為維護夫君健康，即為學術盡一分神聖責任，故於起居飮食，精心照顧；意趣情懷，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舊新友生，同聲歸美。及穆年近期頤，腦力衰耗，時失記憶，且乏食慾，夫人千慮百計，尋醫進藥，期能延年於萬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終以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許，安詳中一瞑不視，享年九十六。魁斗星沉，國府褒揚，士林震悼！明年一月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一九七四年，穆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梨山、武陵農場等地，撰《八十憶雙親》，後又撰《師友雜憶》。此兩《憶》，不僅為穆之自傳；其前半且為清末民初江南社會教育文化風貌之珍貴實錄，穆一生行誼思想意識亦正由此一環境誘育而成。而觀穆行誼，終其一生雖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管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亦可謂學林一異人！惟其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學研究。

綜觀穆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古文，後漸趨向學術研究。壯年以後，偏向史學發展，故史學根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再就其治學途徑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會與經濟，惟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直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湧，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像之說。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啟示，當別開蹊徑，不能執著，拘守成規，此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為難能！
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於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標識同輩史壇之落幕。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別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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