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嚴耕望先生誕辰100週年;《治史三書》增《錢穆傳》




嚴耕望: 我們彼此都感到很投契1957/ 1959/ 1961.余英時:敬悼嚴耕望學長、與錢穆及余英...

治史三書





严耕望:钱穆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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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的《治史三書》包括《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部分,該書被認為是“金針度人的治學入門書”(虞云國語),“所論處處針對學子所需,實在而具體”(羅志田語),自初版即受到學界重視。今年是嚴耕望先生誕辰100週年,《治史三書》增訂再版,其中新增了2萬字《錢穆傳》,(澎湃新聞摘)



穆到江南任教,唐君毅亦在校。為兩人論交之始。三十八年春皆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聘,旋隨校遷香港。穆在廣州,曾訪陳寅恪、楊樹達等,寅恪外出,僅晤其夫人,又從君毅訪熊十力,諸人皆不欲離國境。蓋八年抗戰之後,多數知識分子憚於流離,而於共黨政權咸抱憧憬心態。一日街頭偶遇張其昀,雲擬於香港創辦學校,堅邀與謝幼偉、崔書琴等共襄其事。及到港,其昀先應總統蔣中正召赴台北,幼偉等續籌辦校事,定名亞洲文商書院,內定穆為院長。穆自度不能英粵兩語,甚感為難,但已向教育司立案,只得勉承。而幼偉突因事赴南洋,書琴亦去台北,乃邀君毅與新知張丕介共同效力。
亞洲書院以三十八年十月開學,夜間上課。明年秋別創日校,擇址九龍深水埗桂林街,曰新亞書院。其宗旨在上溯宋明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導師制度,揭櫫人文主義,溝通東西文化。故其課程首重通識,再求專長。其教學,除堂授基本課程外,採導師制度,以導師之整體學養為學生作親切指導。始創期僅文史、哲教、經濟、商學四系,稍後擴充,分文理商三學院,文院轄中文、歷史、哲學社會、英國語文、藝術五系,理院轄數學、生物、物理、化學四系,商院轄經濟、商學、工商管理三系。初期教授僅穆與君毅、丕介等數人,稍後有趙冰、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梅等陸續來校,或純盡義務,成為當時國內學人來港者之一薈萃地,故亦特為香港教育司所重視。學生多為流亡青年,多得免費。學校課程之外,週末舉行公開學術講座,校外來聽者常七八十人。
學校初期經費僅恃新交滬商王岳峰支持,但王非富商,事不能久。其時香港有創第三黨之醞釀,聞由美國支持,屢邀穆參加,皆堅拒不應。一日,創黨活動中之某君來談,願獨力支持新亞經費,穆亦緩卻之。惟學校經費實已瀕絕境,同人乃促穆赴台北,冀獲支援,遂有一九五〇年冬台北之行。承各方宴詢校政,總統蔣中正邀晤餐聚,囑總統府月撥三千港元供臨時之用。事定,應邀至台灣中南部各學校與陸海軍校講演;北歸又在師範學院講文化學大義,在“國防部”總政治部講中國歷史精神,後皆增補出版。而《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整理而成。一九五一年秋撰《中國思想史》。其冬復到台北。明年春應“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邀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後出書,甚為海內外學人所重。蓋此書雖不甚精,但別具慧眼,以淺顯語辭,闡發中國傳統政治內蘊之幽光,殊多勝處,為前此政書與時賢講論者所不逮。是年四月十六日,應朱家驊之邀,為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作例行講演,講壇設淡江學院新建驚聲堂。講詞方畢,屋頂水泥塌落,聽講者立法委員柴春霖重傷不治,穆亦頭破昏迷,幸能康復,時年五十八。
穆在台講學受傷,而學校亦面臨兩大困難。其一,新亞校歌云“手空空,無一物”,“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此為穆領導一群流亡學人辦學之真實精神,創校以來,奔走乞援,時有山窮水盡之懼。其二,是年香港政府頒布條例,私立學校皆須向工商署登記為商業營利企業,此絕違新亞教育之崇高理想,穆謂,新亞同仁枵腹從公,為教育理想而奮鬥,若自承商業營利,乃中國文化之污點,故寧可停辦,不能苟全。經大律師趙冰向高等法院奮力爭取經年,至明年夏,終獲法院與港督特案批准為不牟利學校,乃香港私校之一創格。同時經費亦漸有轉機。蓋新亞學人艱毅奮鬥之精神,漸引起香港社會與美國文教人士之欽敬,一九五二、五三年間先有亞洲協會代表艾維(James Ivy)主動協助經費,繼有耶魯大學教授盧定(Harry Rudin)代表雅禮協會與新亞協議,作全面支持。時稍後於不牟利登記事。兩項困難獲得解決,新亞前途始漸穩定。
一九五四年夏,穆應蔣經國邀至台北,在救國團講演,題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明年秋,又應“教育部”之邀,率團至日本報聘訪問,歷訪東京、京都、奈良諸地,在兩京大學作公開講演,深感日本上下對於侵華戰爭殊無悔意,而日本社會則在大變化中,左傾趨向,大堪警惕。其後定居台北,复兩度往日韓訪問,獲讀韓國多家理學書,歸來有所述作。
是年秋,新亞在嘉林邊道增租新舍,兩處上課。旋復由盧定洽得福特基金會捐款建校舍,擇址農圃道,由港府撥地興工,一九五六年落成。新亞自一九五〇年創校,至此六年,始有自建校舍。

穆辦學,意在宏揚中國文化,初期雖經費無著,僅創辦系院,但無時不思積極籌辦研究所,期能培育專才,步入研究之路。至一九五三年,獲亞洲協會支持,開始籌辦,設址太子道。一九五五年春,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賴謝夫(Edwin O. Reischauer)來港,始全力支持在嘉林邊道正式開辦招生,並專款購置圖書,出版《新亞學報》。新亞創辦初期,無力購書,至此始設圖書館;新舍落成,圖書館面積七千餘平方呎,為全校各部門之最,迄穆離任,圖書存藏除雜誌期刊外,逾十萬冊,內有明版、手稿、初刊等珍籍。蓋穆以為一校之靈魂在圖書,故建校以圖書館為中心,極力搜求備用也。研究所即設圖書館上層。學生畢業,擇優留所任助理研究員,為期五年,俾能潛心建立基礎;今分佈海外大學任教者數十人。而《學報》為當時香港唯一大型學術性期刊,選刊師生重要論著。學生有成,《學報》享譽,遂漸奠定新亞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永久性校舍落成,國際地位提升,自此新亞前途始步上康莊大道。
穆辦新亞,雖獲美國多方協助,但以儒家教育理想為宗旨,故校內懸掛孔子畫像。雅禮代表建議,並掛耶穌基督像,穆以新亞非教會學校,斷然否決。
其時,香港私立書院七八所,惟穆所辦新亞獲美國多方面作財力支持,深為港府所注意,遂於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學畢業禮中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尊重。
穆原配早逝,民國十八年,續姻張氏,與諸子女皆留大陸。穆戰時避地滇川,大陸易幟,流寓香港,皆獨居無侶,生活維艱。至一九五六年春與胡美琦締婚,生活始上軌道。胡氏出江西南昌大家,先就讀廈門大學,隨家避地香港,就學新亞,旋至台灣,任職台中師範圖書館。穆在台講演受傷,赴台中休養,胡氏每日抽暇伴侍,遂漸萌感情,後畢業於台北師範大學,復來香港,得日常相見,終結連理。
香港居民以華人為主,而無華語大學,教育輿論各界早有呼籲。其時新亞既獲美國多方面協助,美國各教會旋又支持創辦崇基書院,亞洲協會亦資助其他五所私立書院,合併為聯合書院,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鑑於此種情勢,遂有集合三校創辦公立大學之議。惟新亞同人多持異見,穆以為新亞建校,本供流亡青年就學機會,今時局已定,為諸生前途計,應交港府負責;且自感精力日衰,宜當擺脫行政。參加大學之議遂定。

一九五九年,崇基、新亞、聯合三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六〇年正月,穆應耶魯大學之邀在其東方學系講學半年,由李田意翻譯,故能暢所欲言。課外多暇,續撰《論語新解》。學期結束,耶魯特頒贈名譽博士學位,並請李田意在典禮中以華語作介紹,為耶魯典禮中未嘗有之先例。
穆旅美期間,曾遊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芝加哥,在哈佛東方研究所、哥倫比亞丁龍講座、中美文化協會、芝加哥大學講演,由芝加哥經大峽谷,到舊金山、西雅圖,折返芝加哥至水牛城,遊尼加拉大瀑布,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復返美東紐約,中途作千島遊,再由紐約至英國,踐離港前之約,與富爾敦爵士(Lord John Fulton)商創辦大學事,為校長用人,數度爭持,定議聘任華人。後乃遍遊倫敦諸勝,深感民情保守,而社會閒逸,與美迥異。及轉巴黎,乃感民風閒逸,又勝於英。會學校函促速歸,乃急轉羅馬回港;擇居沙田西林寺後和風颱,面臨海澨如平湖,風光儼如江南。其時富爾敦又來港,議校名,穆謂不如迳名中文大學,眾無異議。大學以一九六三年十月成立,新亞為基本成員學院。
穆自中年以後本已無意行政,其辦新亞,實出一時之計,故早欲引退。但念“儒家處世,必求有一本末終始之道”,“既已作始,必有一終。”此時新亞不但創校之艱難階段已過,且三院十二系及研究所、圖書館皆具規摸,根基既固,前途發展亦可穩定無虞,乃向董事會提出辭呈,未獲通過;明年夏,再度請辭,董事會知不可留,遂定議休假一年,明年卸任。穆自辦亞洲文商書院,至新亞辭職,十六年間,為其平生最忙碌時期,學術研究,較前顯有遜色。至此始復能杜門研作,再創新猷。
穆幼年就讀果育小學,從顧紫翔受《大學章句序》,自後於朱學體悟日深,常思作透實研討。一九六四年休假之始,即暫移居青山灣鄉村小樓,幽靜尤勝沙田,擬定退休生活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案》。一九六五年夏,南洋大學商聘出任校長,馬來亞大學亦邀講學,穆不欲再涉行政,遂應馬來亞之聘;惟不勝南國濕氣,胃病復發,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舊址。至一九六七年十月遷寓台北。承“總統”蔣中正禮遇,於士林外雙溪,築庭園小樓,背山臨溪,署榜素書樓。蓋幼居五世同堂大宅之素書堂側,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最高票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徵中國文史學界不同學派之結合,尤具重大意義。
鄉居多暇,獲哈佛專案研究費,悉心撰寫《朱子新學案》,前後七年成書,自謂不卸新亞校政,絕不能成此專著。穆治學本擅考證,中年以後,為矯時弊,強調通識。此書為其晚年大著作,以考證之功夫成其通識之意境,書成複挈要匯通為《提綱》一篇,更見精卓。楊聯陞讀之,讚歎不置,謂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聯陞為國際漢學批評名家,態度向極嚴肅,定非虛美。凡能於中國學術思想史略有認識者亦當不河漢斯言!近有所謂新儒家學派者,或列穆名。實則穆為傳統正宗儒家,故特重歷史傳統文化,而於前代學人最重朱子,故專題研究,成此巨著。其傳統儒家之本質於此兩事,尤可顯見。若新儒家者,倡言道學,以道統自居,跡近宗教,已遠離傳統儒家之務實精神;穆立身治學,絕非其類也。



楊聯陞在新亞書院。

學案既成,遂應張其昀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課,台灣大專師生多人旁聽,成《中國史學名著》與《雙溪獨語》等書。复應蔣复璁之約任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每日到院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家諸集,續有撰述,成《孔子傳》與《理學六家詩鈔》等書。穆不常作詩,但好讀古人詩集。以為“吟前人詩,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趣”。其於前代詩家,特重淵明,自謂“性偏剛進,陶詩閒適,高明柔克,實於自己偏處求補”。而此《詩鈔》,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懷灑落之作,示學者以“進窺理學一新門徑”。其時又自編平生有關中國思想論著為《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分時代為八冊;唯《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國學術通義》等仍各獨立為書。
一九七七年,穆年八十三,胃痛劇作,幾不治。明年春漸愈,但兩目失明。會新亞創設錢穆講座,懇邀為首次主講人,情不能卻,題為“從中國歷史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又明年,新亞創校三十年紀念,復到香港,前時熱心協助新亞之盧定,亦來港與會,把晤言歡,回念前塵,感慨不已!
一九八〇、八一年,复兩度到港,獲與留居大陸三子拙、行、遜,兩女易、輝,及長姪偉長先後相見。三十餘年海天違隔,幸能一晤。一九八四年秋,穆復到港,在港門人為慶祝九十壽辰,大陸子女與孫松、孫女婉約亦得來會,其時精神仍甚健旺。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為新亞創校四十週年,穆以九十五高齡,仍能應邀到港與會,於個人,於新亞,皆大可欣喜事,但健康已大不如前!
一九八六年,穆九十二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吿別杏壇,“總統”蔣經國念穆學林泰斗,民之碩望,特禮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表尊學崇德之忱。一九九〇年五月遷寓台北市區內杭州南路新居,勞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穆年七十時,已患青光眼,目力日衰,終至失明。但一向下筆千言,字甚工整,極少改訂,晚年目盲,展紙落筆,亦僅偶有疊字,故仍能撰述,惟不能親改,必賴夫人誦讀,口授訂正,是以仍能著述不輟,最後出書曰《晚學盲言》,雖云自謙,亦屬紀實。
穆壯年時代,雖體魄強健,但為傳統書生,不能自理生活。抗戰期間,輾轉後方,無家人照料,常致胃病肆發,苦受折磨;及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軌道。夫人篤愛情深,又心向學術,以為維護夫君健康,即為學術盡一分神聖責任,故於起居飮食,精心照顧;意趣情懷,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舊新友生,同聲歸美。及穆年近期頤,腦力衰耗,時失記憶,且乏食慾,夫人千慮百計,尋醫進藥,期能延年於萬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終以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許,安詳中一瞑不視,享年九十六。魁斗星沉,國府褒揚,士林震悼!明年一月歸葬於太湖西山之俞家渡石皮山。
一九七四年,穆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梨山、武陵農場等地,撰《八十憶雙親》,後又撰《師友雜憶》。此兩《憶》,不僅為穆之自傳;其前半且為清末民初江南社會教育文化風貌之珍貴實錄,穆一生行誼思想意識亦正由此一環境誘育而成。而觀穆行誼,終其一生雖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管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亦可謂學林一異人!惟其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學研究。

綜觀穆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古文,後漸趨向學術研究。壯年以後,偏向史學發展,故史學根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再就其治學途徑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社會與經濟,惟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學統超越政統。
近七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僅穆一人;但其才氣磅礴,識力深透,文章勁悍,幾無比倫。直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其問學,仍常感其思如泉湧,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據​​,非恣意想像之說。縱或感其論點如天馬行空,難可捉摸,但仍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聽其言,讀其書,不論能否領受,皆可獲啟示,當別開蹊徑,不能執著,拘守成規,此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論點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貢獻,殊為難能!
穆自民國二十年代,驟躍居史壇前列,聲譽日隆,於同輩中年齒最少,而年壽最永,其謝世亦標識同輩史壇之落幕。民國以來,史家述作甚豐,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國文史哲藝,諸多別識,今後學人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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