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裡的禪宗假史料 (胡適 1960)

《全唐文》裡的禪宗假史料 (1960)

《全唐文》與《全唐詩》都是官書，都不註明每一卷的來歷。這是最糊塗又最不負責任的編纂方法，這個方法就使這兩大部史料總集大大的減輕了他們的史料價值，就使我們感覺每一首唐詩或每一件唐代詔令或一篇唐代文字必須先考定其來歷才敢引用！

近年有些學術界的朋友(以上8字原作“日本的大學教授還”)有時還引用《全唐文》裡的假文件來做“史料”用的！所以我要指出，這些文件都是從不可信賴假文件裡轉抄出來的。

我指出的幾個假文件，只是幾個最明顯的例子，也許將來還可以多舉一些例子。

(一)所謂“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全唐文》十七葉十一)

　　 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

此詔不見於《唐大詔令集》，也不見於現存二個最古本的《六祖壇經》(

敦煌寫本，收在《大正藏》四十八冊，頁337-344；(2)日本興聖寺藏紹興二十三年(1153)刻北宋晁迴點續的乾德五年丁卯(967) 惠昕分十一門本；(3)日本僧道元鈔北宋刻本 ，hc按 ，參考所謂《六祖呈心偈》演變壇經 (胡適 1960)) ，只見於很晚出的德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序)宗寶(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版)本《壇經》的“宣詔第九”。

我在《壇經考之一》《壇經》考之一: 跋《曹溪大師別傳》(胡適 1930)裡，曾指出《壇經》的元、明刻本的祖本是北宋契嵩和尚的改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契嵩採自《曹溪大師別傳》的。 (《曹溪大師別傳》，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請”了一本到日本，今收在《續藏經》的二編乙，第五冊。)如“宜詔”一章裡的“神龍元年(703)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也是出於《別傳》的“神龍元年高宗大帝敕”。 《別傳》的作者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和尚，他竟不知道高宗死在弘道元年(638)，到神龍元年他已死了22年了！此敕文字也經過了大改削。 《別傳》的敕文原本更幼稚的可笑，大致說：

……安、秀二德……再推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記傳，傳達摩衣缽，以為法信頓悟上乘，明見佛性。 ……朕聞如來以心傳心，囑咐迦葉，迦葉輾轉相傳，至於達摩，教被東土，代代相傳，至今不絕。師既秉承有依，可往京城施化。 ……

　　此詔的兩個本子當然全是假的。我在30年前說：“如果此敕是真的，則是傳衣付法的公案早已載在朝廷詔敕之中了，更何用後來的爭端，更何用神會兩度定其宗旨，四次遭貶謫的奮鬥呢?”

編纂《全唐文》的官兒們收採這樣的假詔敕，真可說是荒謬。日本的現代學人，如宇井伯壽教授，還引此假文件作史料，那更是不可寬恕的荒謬了。

德異宗寶本《壇經》“宣詔第十”還有“其年九月三日”獎諭惠能的詔旨，當然也是假造的。 《全唐文》不曾收此詔，是由於謹慎嗎？還是偶然遺漏了呢？

(二)所謂，“代宗遣送六祖衣缽，諭刺史楊瑊敕”(《全唐文》四十八，葉五)

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卻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

此敕僅見於德異宗寶本《壇經》末尾附錄的《宋塔沙門令韜錄》。此錄也是個無知妄人寫的，其開端說開元十年(713)令韜和刺史柳無忝對話，而末尾記憲宗賜諡，柳宗元、劉禹錫撰碑文的事，都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之間(815—816)，這中間隔了94年，都還是令韜記錄！

這篇假敕也是從《曹溪大師別傳》那部荒謬偽書出來的。 《別傳》中記

上元二年(761)……敕曹溪山六祖傳法袈裟及僧行滔……赴上都。

乾元二年(759，──此年在上元二年之前三年！)正月一日滔和上有表辭老疾，遣上足僧惠象……送袈裟留京七年。永泰元年送回。

《壇經》附錄裡記此敕是永泰元年(765)五月五日下的。 《別傳》記此敕是下給刺史楊鑑的，開頭還有“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一句。 《壇經》附錄裡，刺史作楊緘(《大正藏》48冊，頁364)。 《全唐文》作楊瑊，大概是根據另一個明、清刻本的《壇經》。

此詔的來歷與中宗召惠能敕是同樣的不可靠的妄人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