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人丁在君先生一角 (羅家倫)

現代學人丁在君先生一角 (羅家倫)
1925年5月，英日鎮壓在上海遊行工人引發的530慘案。


現代學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一位學人對於他所學的科學像丁在君（文江）先生這樣的盡忠，真是很少；而且對於朋友能實踐其在學術上幫忙的諾言，像他所採取的這般作風，更是少見。

我和在君以前並不相識。 1922年—1923年間國內發生科學與玄學的論戰，我在美國才看到好幾篇他的文章。雖然他的論點大體是根據德國的馬赫（Ernest Mach）和英國的皮爾生（Karl　Pearson）的學說，可是他思想的清晰，筆鋒的犀利，字句的謹嚴，頗有所向無敵之概。後來我在英國的時候，正遇著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由於華工在日本內外紗廠被殺釀成風潮，而英國派大軍在上海登陸，演變為更大規模的慘劇。當時我激於義憤，和英國國會里工黨議員聯絡要他們糾正上海英國軍警的暴行。他們在國會會場不斷地提出嚴厲的質詢。可是國內來的文電，都是充滿了感情發洩的詞句，而缺少對於事件真像平靜的敘述和法理的判斷，所以極少可用的材料。此時恰巧有一個三千多字的英文長電轉到我手裡。這電報是由胡適、羅文幹、丁文江和顏任光四位先生署名的，以很
爽朗鋒利的英文，敘說該案的內容，暴露英方軍警的罪行，如老吏斷獄，不但深刻，而
且說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國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寫不出來的。於是我集
款把它先印了五千份，加一題目為《中國的理由》（“China's　Case”）分送英國朝
野。我由友人代約親訪工黨後台最有實力的英國職工聯合總會（Trade　Union　Congress）秘書長席屈林（Citrine）和他詳談，並將此電原件給他看，結果爭取到他的同情。他並且要我添印若干份，由他分發給他工聯中的小單位。因此工黨議員​​加入為中國說話的更多，在英國國會裡發生了更大的影響。事後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在君起草的，他真是懂得英國人心理的人。

我初回國時，舊同學盧晉侯在上海請我吃飯，我於席上才初次和在君見面。那時候他是淞滬商埠的總辦，督辦是孫傳芳。我是反孫傳芳的人，所以不便多談。 1928年我到北平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那時候在君一手經營的地質調查所，有半年以上不曾領到經費，所裡為地質學工作的人員，幾乎無以為生，所長翁文灝也不在例外。其中最困難的是一位著名的美國地質學權威葛利普（Grabau）教授。他本來是哥倫比亞地質系主任，負國際間重望，抱了移植地質學到中國來的熱忱，來到北平教學和研究。他本職是北京大學教授，同時負指導研究的責任，而不兼薪。那時候北大也和地質調查所一樣，薪水欠得一塌糊塗。他早把美國的生活水準，降得和中國教授一樣，但是半年以上的欠薪，使他真活不下去了。我平素對於科學的地理學，頗為熱心；初長清華時，即添辦一個地理學系，聘翁文灝任該系主任。為了我素來尊重葛利普教授的學問和人格，於是致送月薪六百元的聘書請他在清華地理系擔任教授。果然葛利普真值得我尊重，他答應到清華來教課，但是他拒絕接受六百元一月的專任教授全薪。他的理由是北京大學雖然若干個月不送薪水給他，他都不能因北大窮了，就丟了北大，而來清華做專任教授。經再三解說，他僅接受二百八十元一月的車馬費。這種外國學者的高風亮節，及其所持道義的標準，不但值得我們佩服，而且應該為中國學術界所效法。以上這些措施，都出乎我的自動，因此在旁邊看冷眼的在君，頗為欣賞。他繼續看見我對於清華一連串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對於學術事業的見解，在背後也常有好評。大概他最初以為我是一個具有暴徒性的革命人物、缺少英國式紳士的修養，估計很低，後來偶然發現我有比他所估計的較為不同一點的成分，所以又特別高估一點罷。果然我有一次使他幾乎又回復對我的舊觀念上去。我長清華半年之內，不曾和他會過面。有一天晚上我到北海靜心齋歷史語言研究所去看老友傅孟真，我一講他的臥室，看見他頓覺高興，乃以手杖向他彌陀佛典型的肚子上扣了一杖，這是我們老同學相見常鬧的玩意兒。想不到在君正在房里和孟真談天，我不曾看見，於是在君大驚失色，瞠目而起。後經孟真解釋，知道是我們少年時期的故態復萌，於是彼此大笑。這一件趣事，是孟真以後常對人講的。略記於此，以紀念兩位亡友。

當我做中央大學校長的時候，他正做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有一天他特地來看我，他很鄭重地和我說，他認為中國大學里至少應有三個很好的地質學系：一個在北方，一個在長江流域，一個在珠江流域，分別造就各地的地質人才，並且就地發展地質考察工作。他說：“北方已經有了北京大學的地質學系，而且成績很好，不必擔心了。廣東的中山大學當時的主持者恐怕無此興趣。現在你主持中央大學，我希望你能夠把中央大學的地質系辦成第一流的地質學系。我想你一定有這魄力能夠做到的。 ”我當時明白地告訴他，我非常願意，並且立刻對他說：“若是你能到中央大學來做地質學系主任，我正是求之不得，現在可否請你答應下來。 ”他告訴我他接受蔡先生的聘書擔任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不但不能辭，也不能兼；他情願從旁幫忙。我於是說道：“中國人開口就說從旁幫忙，實際上這四個字就是推託的話。試問你自己不參加，如何可以從旁幫忙？ ”他說：“我答應你從旁幫忙，一定可以做到實際幫忙的地步，決不推諉。”我說：“那也總得有個方式，才能使你與聞系務。 ”經討論後，我聘他為中大地質學系名譽教授，出席系務會議，關於該系應興應革的事宜，隨時和我直接商量，因為當時中大地質系主任李學清是他的學生，所以我們考慮的結果，認為這樣安排，也可以行得通。這個辦法，他接受了。

我最初以為他在中央研究院是個統贊全局的忙人，恐怕不見得能分多少心力到中大地質學系上面來。想不到該系每次系務會議，他一定參加；而且凡是他有所見所聞足以改善地質學系的，無不隨時告訴我。那時候國際聯盟送給中央大學有三位客座教授，一位是瑞士人叫巴理加斯（Parijas）是地質學家，一位是德國人叫韋思曼（Wissmann）是地理學家，另一位是教英文學的。聘任期間均將屆滿，他不但勸我把前兩位留下來，並且為我寫信給他所認識的外國朋友，在國際聯盟中任職的，請他們設法幫忙。這些通信都是他自動為我寫了，事後才告訴我的。結果巴理加斯因為他本人的原因不曾留住，韋思曼則由中大自己出薪水留下來了。有一次我到中央研究院去看在君，想不到他打了赤腳正在為我寫信給一位德國地質學教授斯提來（Stille），問他是否有好的中國學生，經他指導研究而學有成就，可以回國教書的。在君對我說，斯提萊是德國構造地質學的權威，以嚴格著名的，在他手下訓練出來的學生，水準一定不會差。所以他先寫信去探詢一下，如果有此項人才，他再告訴我。這件事很值得稱許，因為這表示在君對於在國外留學的青年人才是何等的注意。他對於國際間地質科學這一門的人事情形很熟悉，對於其研究的動態當然也很明了。在君的這種舉動，有過好幾次，其目的總是要吸收新的血液，來加強這個學系。

更有一件事為我所忘記不了的，就是他對於原在該系一位教授的忠告。中大地質學係有一位鄭原懷教授，曾在哈佛大學研究經濟地質學，得有博士學位。自從南京改為首都以後，房地產的價格大漲，鄭先生和他的太太對於房地產的經營發生興趣，因此對於地質研究工作鬆懈下來了。在君為此親自去看鄭先生，開門見山地對他說：“我知道你在哈佛學得很好，經濟地質這學問，是中大也是中國所需要的。可是你為什麼兩年以來毫無研究的成績表現出來？你知道一個學科學的人，若是不務本行，分心在其他工作上，便很快的就會落伍。我為你，並且為中央大學的地質學系，很誠懇的勸你不能再是如此。若是你不趕快改弦更張，我便要請羅校長下學年不再聘你。 ”他這番爽朗而誠懇的話，把鄭先生感動了，欣然接受了他的忠告，教學從此認真，在下學年內便有二篇論文發表，而且是相當實在的。可惜一年多以後，他因為犯傷寒症過世了。鄭先生能受善言，勇於自反，使我佩服。他不幸早逝，也是學術界一個損失。至於像在君這種的作風，則絕對不是中國士大夫傳統的鄉愿習慣裡可以產生的。這決不是霸道，因為王道也不該養成鄉願；這是西洋科學家接照原理原則來處事的方式。這種爽朗忠誠的格調，實在足以挽救中國政治社會乃至學術界的頹風，最應該為大家效法的。在君在這個角度上的表現，特別值得佩服，應當盡力提倡。

在君作古了！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