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老舍的成為文化資產
請接受我們的鼓掌與感謝
這是燦爛的倫敦假期的第十天。http://mylightning.blogspot.com/2012/04/2011_20.html
《文牛：老舍生活自述》老舍約在1958年談"五四"時說 因它 他恭逢盛會 才成作家
老舍和胡適等人寫其母親的文章 現在是名文
這是第一篇
《老舍文集》《文牛：老舍生活自述》《老舍幽默詩文集》
| 老舍致胡适的一封佚信 | |||
| 2007-06-22 周红 中华读书报 点击: 15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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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老張的哲學》
1926年7月號的《小說月報》開始連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作者是個陌生的名字“舒慶春”，從8月號起，改署筆名“老舍”，此後不久，遠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中文教員舒慶春開始以“老舍”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至1930年回國，老舍已完成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這三部長篇小說都在《小說月報》連載，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風行一時，老舍由一位成功的教員轉型為一個成功的“寫家”，開始了他的悲欣交加的創作歷程。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作者自己曾經後悔將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寄給《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後悔這部稿子未經修改而與世人見面。耿雲志先生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中，收有1926年9月30日老舍在倫敦寫給胡適的一封信，此信透露了老舍早期創作中的一些真實心跡，然而卻一直為研究老舍的學者所忽略，不僅《老舍全集》失收，張桂興先生的《〈老舍全集〉補正》和《老舍年譜》（修訂本）也沒有提及這封重要的信，近幾年出版的一些老舍研究專著和老舍傳記也均未採用這件重要的新材料。
適之先生：先介紹我自己：舒舍予，北京人。現在東方學院（SchoolofOri鄄entalStudies）教京話和中國文學。我讀過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國語講習會聽過先生的講演，可是先生不認識我。我打算看你去，不知何時得暇？我剛寫成一部小說，想求先生給看一看。原因：1、我前者作了一個小說，寄給上海鄭振鐸。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後悔了！因為，我匆匆寫好，並沒加修正，可是鄭說，已經付印，無法退回。所以這次我想非請個人給我看一看不可。2、我的小說寫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於“討厭”，我自己不知道。這又是一個要請教的地方。我的小說約有三百頁，三四天便可看完，如先生不十分忙，我真希望能代我看一看！如先生太忙，我就不敢去了。敬祝平安！舒舍予拜
我的通信處：C. C. Shu31. St． James's SquareHolland park 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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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已經披露的材料來看，這是老舍最早的關於自己創作的書信，對於了解和研究老舍的早期創作無疑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此時《小說月報》剛開始連載《老張的哲學》，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也剛剛脫稿，老舍想請胡適看的應該就是這部《趙子曰》。而胡適這段時間正好在英國倫敦參加中英庚款會議，緊張的公務之餘，忙於查訪倫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經卷，並且有了重要發現，特別是大英博物館的材料對他日後研究神會和尚和禪宗史大有裨益。幾十年後胡適在做口述自傳時對此依然津津樂道：“我在倫敦看了一百卷；在巴黎看了五十卷。使我且驚且喜的則是我居然發現了有許多有關中國禪宗史的重要資料；尤其是有關八世紀中國北派禪宗和其同時的其他禪宗各支的資料。”“在1926年之前我們所知有關神會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個字，這個短篇對這位禪宗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了解實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約有兩萬字上下的資料。”（《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對老舍這封謙遜而又略顯唐突的信，胡適有沒有作復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在那樣忙碌的時候讓胡適專門抽出三四天時間去看一部長篇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從胡適一直堅守的寫實的文學觀來看，估計此時的他也不會欣賞老舍的這部長篇小說。據老舍的好友梁實秋回憶：“胡適先生對於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同時，這封佚信對於我們辨正一些在老舍早期創作上的誤識也很有幫助。如舒乙在其最近出版的《我的父親老舍》一書中曾經這樣描述《老張的哲學》完稿之後的情形：
恰好這時《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在倫敦住了幾個月。他對父親說：“既然寫好一部，就拿給我看看嘛。”父親讓他看了原稿，鄭振鐸的評價是：“這不是很好嗎！” 父親這才把稿子一卷，往郵筒裡一扔，寄給了北京的白滌洲。白看完之後，按父親的意思，給了羅常培，羅看完了又轉呈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看法是“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商量的地方”。 （見羅常培：《我與老舍》，1944年4月19日昆明《掃蕩報》副刊）
這段表述其實是不准確的。
《老張的哲學》1926年完稿，這一年鄭振鐸尚在國內主編《小說月報》，1927年5月，鄭振鐸才因“四一二”後白色恐怖加劇，在眾多親友催促下遠赴法國，由葉聖陶代其主編《小說月報》。到歐洲以後，鄭振鐸曾先後幾次與老舍通信、聚餐。顯然，1926年連載的《老張的哲學》、1927年連載的《趙子曰》這兩部長篇小說的原稿都是老舍從倫敦郵寄給上海的鄭振鐸的，而不是在歐洲當面交給他的。
魯迅對《老張的哲學》的評價來源於老舍的好友羅常培的說法，這一說法長期以來為研究老舍的學者們所接受。然而，從老舍寫給胡適的這封信以及魯迅與羅常培的交往情況來看，老舍的《老張的哲學》似乎並沒有給魯迅看過。一、老舍此信中說：“我前者作了一個小說，寄給上海鄭振鐸。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後悔了！因為，我匆匆寫好，並沒加修正，可是鄭說，已經付印，無法退回。所以這次我想非請個人給我看一看不可。”有了這第一次的教訓，所以寫作《趙子曰》和《二馬》的時候他才格外認真謹慎。除了在結構上更用心之外，還請其他人幫忙看稿、提意見。反過來也可以看出，老舍創作《老張的哲學》的時候，“玩票”的意味似乎更多一些，除了許地山，並未讓其他人看過，這一點老舍自己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中說起過，小說寫完後，“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只顧了笑。後來，他說寄到國內去吧。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於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諦兄——並沒掛號，就那麼捲了一卷扔在郵局。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為犒賞三軍”。第二部小說《趙子曰》寫完後，老舍說曾“交給寧恩承兄先讀一遍，看看有什麼錯兒；他笑得把鹽當作了糖，放到茶裡，在吃早飯的時候”。 （《我怎樣寫〈趙子曰〉》）在1935年的這篇創作談中，已是名作家的老舍描述了好友寧恩承當年替他看《趙子曰》的情形，卻並未指出他還曾致信胡適或請其他人請求看稿的事。這封致胡適的佚信讓我們看到，老舍對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更加嚴謹的態度，他不僅請好友把關，還想請已經聲名卓著的胡適幫忙“鑑定”。二、從魯迅日記來看，羅常培與魯迅之間的私人交往應始於1926年9月他們共同應林語堂之邀就聘廈門大學。魯迅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的日記中曾7次提到他們之間的過從。在這種情況下，羅常培當然有可能將老舍的小說稿交與魯迅，希望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意見。如果這件事情成立的話，那麼從時間上看，魯迅看到的只能是老舍想給胡適看的這部《趙子曰》。三、羅常培寫《我與老舍》的時間是在1944年，距離老舍寫作第一部小說已經18年了，且《趙子曰》與《老張的哲學》的寫作相隔時間並不遠，因此也極有可能是羅常培誤將《趙子曰》記作《老張的哲學》了。
至於書面評價，魯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臺靜農的信中指摘當時的文壇小品之風流行時曾經捎帶批評到老舍：
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於“小品”。此為林公語堂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為寶，而其作品，則已遠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歸於一丘，其實，則其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回顧現代文學史上有關小品文的爭論，我們不難理解魯迅對老舍的評價之低。一方面魯迅認為“'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一方面魯迅也確實捕捉到了老舍早期小說創作及《論語》時期的隨筆小品中某些失之油滑的缺點。
從老舍致胡適的這封佚信，我們可以看出，初登文壇的老舍對自己的這種創作方法是比較矛盾的：“我的小說寫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於'討厭'，我自己不知道。這又是一個要請教的地方。”而當時的文壇，對老舍的這種寫法也各持己見。作為發現老舍的伯樂，《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一直對老舍的創作持稱讚態度，1926年6月號的《小說月報》的“最後一頁”中，鄭振鐸曾為《老張的哲學》的發表做預告，他指出“《老張的哲學》是一部長篇小說，那樣的諷刺的情調，是我們的作家們所尚未彈奏過的”。 1927年1月號的《小說月報》的“最後一頁”中，他又預告：“從第三號起，將登一部長篇小說《趙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長的作品，也許至年底才能完全結局。《趙子曰》的作者，為寫了《老張的哲學》的老舍君，而這部《趙子曰》較之《老張的哲學》更為進步，寫的不是那一班教員閒民，寫的乃是一班學生，是我們所常遇見，所常交往的學生。老舍君以輕鬆微妙的文筆，寫北京學生生活，寫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動人的。把趙子曰幾個人的個性尤能浮現於我們讀者的面前。後半部的趙子曰卻入於嚴肅的敘述，不復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筆是同樣的活躍。且其以一個偉大的犧牲者的故事作結，是很可以使我們有無窮的感喟的。這部書使我們始而發笑，繼而感動，終而悲憤了。”浦江清曾以“微言”的筆名在1928年3月19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評〈小說月報〉第十卷》，在談及老舍的《趙子曰》時，他稱讚“老舍君於人格描寫頗努力。其觀察頗能深進一步”，同時也指出其欠缺在“第一其材料少剪裁，如寫公寓生活，貪多而散漫。第二其書中主要人物缺乏深刻之心理分析。第三其寫校長風潮女權發展會神易大學諸處太誇誕過火”。而朱自清也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一文中，指出這兩部小說“都有一個嚴肅的悲慘的收場，但上文卻都有不少的遊戲的調子”，因此，“'發笑'與'悲憤'這兩種情調，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同時他認為老舍那“輕鬆的文筆”“只可惜雖'輕鬆'，卻不甚雋妙” 。
確實，老舍最早的這兩部長篇小說都有筆頭酣暢但缺乏節制的通病。老舍後來曾自謙地說，他最初是抱著“寫著玩玩”的想法寫起小說來的，那時，他還“不懂何為技巧，哪叫控制”，往往“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此後的小說創作中，他對這種寫法作了很大的改進。灣
對於老舍小說中的幽默，趙園曾經有過一段很辯證的論述：“老舍小說藝術風格最突出之點是幽默，而最能敗壞人們胃口的也恰恰是幽默。”“當幽默不是從對性格的發掘中產生，不為情節所需要，而是一種外加的'佐料'，'為招笑而招笑'時，他的幽默就顯得膚淺。這種情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最為常見。”（《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顯然，認識到這一點，絲毫不會貶損老舍早期創作的重要價值，反而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更歷史地理解老舍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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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登山︰老舍在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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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一月寒冬，我們首次來到倫敦，雖然沒有霧，但陰冷灰暗的天氣，一如老舍的描寫。尤其在薄暮時分，雖然五點鐘還不到，但層層暮靄飄了過來，吞沒了
周遭的一切。我們頂着寒風細雨尋找老舍小說《二馬》中的倫敦景物，在書中出現近四十個地名，其中有街道、大院、車站、碼頭、展覽館、教堂、公園、河流等，
大部份都是經得起核對的。「玉石牌樓」依然矗立在歲月中，溫太太的古玩舖被安置在聖保羅教堂的左斜巷裏。但在匆忙中找錯了老舍居住了三年的聖詹姆斯廣場
（St. James's Square）三十一號，卻一直是我們此行的遺憾。
一九九五年仲夏七月，對於倫敦，我們真個兒成了「似曾相識燕歸來」 的候鳥，為的是再度找尋七十年前主人留下的舊巢。不同於中國人對房屋的易於拆建，英國人對於舊建築似乎更寵愛有加，因此老舍的聖詹姆斯廣場三十一號，當然 是景物依舊，只是因為在南部格林公園和聖詹姆斯公園附近亦有聖詹姆斯廣場，所以在二十年前左右就改名為聖詹姆斯園（St. James's Garden）了。這次我們按圖索驥，在大院北側正對小教堂的地方，很容易就找到三十一號，此地整排房子均是地下一層、地上三層的樓房，我們無法得知老舍 當年是住哪一層。聖詹姆斯廣場三十一號雖不是老舍在倫敦的唯一住處，但卻是他創作生涯的重要地點，《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都是在這裏完成的，第三部小 說《二馬》也是在此動筆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老舍（當時應叫舒慶春）風塵僕僕到達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華語教員，每周有二十小時的課，而年薪卻只有 兩百五十鎊（後三年經老舍要求，增加為三百鎊）。清苦的生活，卻締造他輝煌的成就；誠如作家本人所說的，如果沒有五年的倫敦生活，或許就沒有作家老舍。他 以一年的時間寫了《老張的哲學》，許地山來到倫敦，建議他寄到國內發表，於是他寄給了編輯鄭振鐸，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的《小說月報》第十七卷七號開始連 載，署名舒慶春，（自第八號起，首次使用筆名「老舍」）至十七卷十二號續完。之後又陸續發表《趙子曰》和《二馬》，奠定了老舍成為新文學開拓者之一的地 位。
老舍在英國期間受到英、法近代小說的影響頗大，他說：「英國的威爾斯、康拉德、美瑞狄茨和法國的福祿貝爾（即福樓拜）與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 多時間。」儘管如此，但老舍的作品中卻絕少「歐化」的痕迹，歸結原因，是由於他直接由活在民間生機蓬勃的藝術中吸取養份。北京的城牆、胡同、四合院，還有 京味十足的市井聲等等，已然深植其內心，成為他創作的泉源了。他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用他諷刺和批判的筆觸和幽默調侃的語氣，向人們講述北京城裏發生的故 事。
據《人民日報》駐英記者施曉慧的報道：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國文物委員會為聖詹姆斯園老舍故居正式鑲嵌了藍牌，乳白色牆上，藍底白字 中文拼音和漢字分別寫着「老舍，1899－1966，中國作家，1925－1928生活於此」。在故居上鑲嵌藍牌，是英國紀念已故名人的一種方式。審核設 立藍牌的條件十分嚴格，必須是公眾所熟知的傑出人物，必須為人類的福利和幸福做出過重要貢獻，必須去世二十年以上，如果是外國人，他在英國居住的時期必須 是人生或事業中重要的階段。老舍成為第一位獲得故居藍牌的中國文化名人。
確實老舍在聖詹姆斯園時還協助室友英國友人克萊門埃傑頓（Clement Egerton）繙譯《金瓶梅》。雖然老舍在生前從未提及此事，但當《金瓶梅》英譯本（The Golden Lotus）出版時，埃傑頓特別在扉頁寫上：「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並在〈譯者說明〉中表明：「在我開始繙譯時，舒慶春先生是東方學院的華語講師，沒有 他不懈而慷慨的幫助，我永遠也不敢進行這項工作。我將永遠感謝他。」埃傑頓的譯本在西方是最早最全的譯本，雖然在這之前有德文譯本，但只是節譯，埃傑頓以 他優美的譯筆在歐美文壇廣受矚目。曾經以《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教會》（The Mission）等片聞名的英國名導演羅蘭約菲（Roland Joffé）在一九九二年首次來台灣訪問時，就曾盛讚《金瓶梅》一書的偉大，當然他是透過埃傑頓的譯本，但如同許多西方人士一樣，他們並不知當年的舒慶 春，後來卻成為中國偉大的作家老舍！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後來成為掌故大家的高伯雨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在倫敦遇到在丹麥街（Denmark Street）開有飯館「南京樓」的中國人馮受，馮受說：「它的價錢還便宜，留學生也多在南京樓吃飯的。小說家老舍一天兩頓都在那兒吃──你讀過他的小說 嗎？我帶你去，六點多鐘他就會來的。」據高伯雨形容，南京樓在一所舊房子的地底層，地方並不很大。廳上擺了十幾張小桌，後面還有一個房間，房間有一側門通 入廚房。飯廳前面有一個小小露天的地方，有一道小鐵梯可以通上丹麥街。高伯雨說那一晚老舍並沒有來。六十多年後，我們找不到「南京樓」了，因為高伯雨後來 問過一九三六年去倫敦的詩人辛笛，他已經找不到了，可能在那時已經改建了。
幸運的是，我們找到老舍在東方學院講授華語時，灌錄的語文教學唱片，保 留了七十年前老舍的原音，其中有段說：「滿天都是黑雲彩，是要下雨的樣子，滿屋子都是煙…」，那不正是說着倫敦的濃霧！老舍在《二馬》對倫敦苦霧有段精采 的描寫，除了氣候上的霧霾，當然對於當時英國社會的觀察，老舍還有他揮之不去的心中迷霧！
一九九五年仲夏七月，對於倫敦，我們真個兒成了「似曾相識燕歸來」 的候鳥，為的是再度找尋七十年前主人留下的舊巢。不同於中國人對房屋的易於拆建，英國人對於舊建築似乎更寵愛有加，因此老舍的聖詹姆斯廣場三十一號，當然 是景物依舊，只是因為在南部格林公園和聖詹姆斯公園附近亦有聖詹姆斯廣場，所以在二十年前左右就改名為聖詹姆斯園（St. James's Garden）了。這次我們按圖索驥，在大院北側正對小教堂的地方，很容易就找到三十一號，此地整排房子均是地下一層、地上三層的樓房，我們無法得知老舍 當年是住哪一層。聖詹姆斯廣場三十一號雖不是老舍在倫敦的唯一住處，但卻是他創作生涯的重要地點，《老張的哲學》、《趙子曰》都是在這裏完成的，第三部小 說《二馬》也是在此動筆的。
一九二四年九月老舍（當時應叫舒慶春）風塵僕僕到達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華語教員，每周有二十小時的課，而年薪卻只有 兩百五十鎊（後三年經老舍要求，增加為三百鎊）。清苦的生活，卻締造他輝煌的成就；誠如作家本人所說的，如果沒有五年的倫敦生活，或許就沒有作家老舍。他 以一年的時間寫了《老張的哲學》，許地山來到倫敦，建議他寄到國內發表，於是他寄給了編輯鄭振鐸，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的《小說月報》第十七卷七號開始連 載，署名舒慶春，（自第八號起，首次使用筆名「老舍」）至十七卷十二號續完。之後又陸續發表《趙子曰》和《二馬》，奠定了老舍成為新文學開拓者之一的地 位。
老舍在英國期間受到英、法近代小說的影響頗大，他說：「英國的威爾斯、康拉德、美瑞狄茨和法國的福祿貝爾（即福樓拜）與莫泊桑，都拿去了我很 多時間。」儘管如此，但老舍的作品中卻絕少「歐化」的痕迹，歸結原因，是由於他直接由活在民間生機蓬勃的藝術中吸取養份。北京的城牆、胡同、四合院，還有 京味十足的市井聲等等，已然深植其內心，成為他創作的泉源了。他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用他諷刺和批判的筆觸和幽默調侃的語氣，向人們講述北京城裏發生的故 事。
據《人民日報》駐英記者施曉慧的報道：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英國文物委員會為聖詹姆斯園老舍故居正式鑲嵌了藍牌，乳白色牆上，藍底白字 中文拼音和漢字分別寫着「老舍，1899－1966，中國作家，1925－1928生活於此」。在故居上鑲嵌藍牌，是英國紀念已故名人的一種方式。審核設 立藍牌的條件十分嚴格，必須是公眾所熟知的傑出人物，必須為人類的福利和幸福做出過重要貢獻，必須去世二十年以上，如果是外國人，他在英國居住的時期必須 是人生或事業中重要的階段。老舍成為第一位獲得故居藍牌的中國文化名人。
確實老舍在聖詹姆斯園時還協助室友英國友人克萊門埃傑頓（Clement Egerton）繙譯《金瓶梅》。雖然老舍在生前從未提及此事，但當《金瓶梅》英譯本（The Golden Lotus）出版時，埃傑頓特別在扉頁寫上：「獻給我的朋友舒慶春！」並在〈譯者說明〉中表明：「在我開始繙譯時，舒慶春先生是東方學院的華語講師，沒有 他不懈而慷慨的幫助，我永遠也不敢進行這項工作。我將永遠感謝他。」埃傑頓的譯本在西方是最早最全的譯本，雖然在這之前有德文譯本，但只是節譯，埃傑頓以 他優美的譯筆在歐美文壇廣受矚目。曾經以《殺戮戰場》（The Killing Fields）、《教會》（The Mission）等片聞名的英國名導演羅蘭約菲（Roland Joffé）在一九九二年首次來台灣訪問時，就曾盛讚《金瓶梅》一書的偉大，當然他是透過埃傑頓的譯本，但如同許多西方人士一樣，他們並不知當年的舒慶 春，後來卻成為中國偉大的作家老舍！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後來成為掌故大家的高伯雨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在倫敦遇到在丹麥街（Denmark Street）開有飯館「南京樓」的中國人馮受，馮受說：「它的價錢還便宜，留學生也多在南京樓吃飯的。小說家老舍一天兩頓都在那兒吃──你讀過他的小說 嗎？我帶你去，六點多鐘他就會來的。」據高伯雨形容，南京樓在一所舊房子的地底層，地方並不很大。廳上擺了十幾張小桌，後面還有一個房間，房間有一側門通 入廚房。飯廳前面有一個小小露天的地方，有一道小鐵梯可以通上丹麥街。高伯雨說那一晚老舍並沒有來。六十多年後，我們找不到「南京樓」了，因為高伯雨後來 問過一九三六年去倫敦的詩人辛笛，他已經找不到了，可能在那時已經改建了。
幸運的是，我們找到老舍在東方學院講授華語時，灌錄的語文教學唱片，保 留了七十年前老舍的原音，其中有段說：「滿天都是黑雲彩，是要下雨的樣子，滿屋子都是煙…」，那不正是說着倫敦的濃霧！老舍在《二馬》對倫敦苦霧有段精采 的描寫，除了氣候上的霧霾，當然對於當時英國社會的觀察，老舍還有他揮之不去的心中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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