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此講座 胡適在提問時才提到.....
此次論文或演講有一致命的問題
從拓樸學看. 所以衣服的時尚變化都是同構的 不只是日本要想將台灣婦女穿的旗袍改為洋式衣服....
2013.5月6日(一)下午14時至15時50分，於文學院會議室舉辦「胡適講座」，邀請101胡適講座邀請張小虹教授專題演講「時尚的歷史摺學」
學年度胡適講座得主外文系張小虹教授專題演講「時尚的歷史摺學」。
胡適紀念講座演講者皆為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獎或七年內曾獲得國科會甲種研究獎五次(含)以上的優秀教授，講座內容領域包含中文、歷史領域以及人文研究。胡適講座
踵武昔賢‧斐然著述─
近三年「胡適講座」文學院得獎人訪談錄
採訪整理／彭美玲（中文系助理教授）
胡適講座沿革為紀念胡適之先生對中國近代文化的貢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委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在台灣大學設置「胡適紀念講座」，每年遴選中國文學紀 念講座教授乙席，聘期一學年。往年獲選者有本校中文系林文月教授（79、80、81學年度）、羅聯添教授（82學年度）、何佑森教授（83、85學年 度）、周富美教授（84學年度）、曾永義教授（86學年度）。而自88學年度起，文學院講座審議小組成立，負責相關審議事宜，並向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推薦 講座教授候選人，於是將胡適講座候選人研究範圍由原來的中文領域推及歷史領域，九十學年度起更擴大為人文研究，同時訂立了講座教授的資格規定─候選人須曾 獲得國科會傑出獎，或七年內曾獲國科會甲種研究獎五次（含）以上；候選人得由個人自行申請、系所推薦及由文學院審議小組主動推薦；獲獎者應於當年對全院或 全校開授講座課程，或擔任講座演講人若干次；獲獎者三年內不得再度接受推薦。近三年改制以來得獎者分別是中文系王國瓔教授、外文系張漢良教授、歷史系梁庚 堯教授。
近三年得獎人小檔案
88年度得獎人：
王國瓔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民國83年起任教本校中國文學系。研究專長為中國文學史、陶淵明、李白。
89年度得獎人：
張漢良教授，台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民國66年起任教本校外國文學系，近幾年亦曾兼為系主任。研究專長為文學理論、書寫系統、符號學。
90年度得獎人：
梁庚堯教授，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民國66年起任教本校歷史學系。研究專長為宋史、中國社會經濟史。
王國瓔教授訪談錄
問：先生自台大中文系畢業後，即出國留學、執教多年，是什麼機緣回到國內？感覺如何？
王：我大學一畢業就出國，而且「一去三十年」─在美國待過十年，在新加坡更長達二十年。我和外子（編按：即蕭啟慶教授）之所以回國，一方面是為了可 以就近照顧年邁的父親（編按：即王叔岷教授），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以自己所學，教教國內的子弟。在台大中文系任教，有機會和過去熟悉的學長、學弟妹共處，感 覺分外親切。況且學生的反應也還算不錯，先後被學生評選為優良、傑出教師，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事。
問：聽說您已將「胡適講座」的獎金捐贈給台大中文系？
王：我得到「胡適講座」的榮譽，是經台大中文系推薦，因此把原來的四十多萬獎金湊足到一百萬，捐贈本系成立「王叔岷教授學術交流基金」，以利邀請海外或其他院校的學者來中文系做學術演講或學術交流。
問：請問您怎樣走上研究之路？
王：該說是自己的興趣和家庭環境造成的吧！從小父親常教我讀古詩、唸古文，又常聽父親談做學問的種種樂趣。其實我年輕時，曾一度憧憬文藝創作，也曾 嘗試寫一些少女情懷之類的小說，到後來自知生活經驗不足，閱歷有限，至多只能成為「閨秀派」作家罷了。於是改變主意，決定專心研究別人寫的作品。在我看來 寫作比較難，不只靠一個「勤」字，還得配合先天的才情、後天的閱歷等等；而做學術研究不同，只要不怕辛苦，有恆心毅力，總會有些成就。
問：請問平常您怎樣讀書？怎樣選擇研究的範圍或方向？
王：我讀書向來純任性情，全憑興趣，無所謂規畫，也談不上方法，只求樂在其中。我研究的範圍和方向，則頗受教書授課的牽引。比方我教六朝文學的課， 於是引起研究山水詩、陶淵明的興趣；又因曾開授「中國文學史」課程，必須仔細閱讀不同時代的各類作品，興趣也就擴展蔓延開來，發現許多有趣的題目都亟待深 入探討。最近剛完成一篇〈柳永詞的世俗情味〉，顯然已跨出我過去的研究範疇。又正在構思一篇〈娘子救我─中國古典愛情小說中男主角性格析論〉，我覺得很有 意思的是，中國愛情小說裡幾乎看不到「男子漢」，男主角普遍缺乏西方式的騎士精神，遇到挫折，往往不及女方來得堅強果敢、有擔當。從〈李娃傳〉的鄭生、 〈白蛇傳〉的許仙，再到《紅樓夢》的賈寶玉，都是如此。再說傳統文論者曾談到的，元人散曲的「蒜酪味」和「蛤蠣味」，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這些我都有興趣 研究，只不曉得是否有足夠的時間。
問：未來您將如何繼續開展研究？
王：新年度我正逢休假，打算好好把握一年時間，整理這幾年的教學講義與研究心得，編寫一部《中國文學史講稿》。這是由於我對目前通用的各本《中國文 學史》不盡滿意。像早年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經典之作，可謂各具特色。而近年來海峽兩岸分 別出版的文學史，體式格局則大同小異，往往採取以朝代、作家為主的單元格式，彷彿是論述歷代作家之史；而我想要以作品本身的源流演變為筆墨重點，用核心主 題的方式貫串所謂的「文學」之「史」。譬如論述文言小說的發展演變，就以唐傳奇為核心，回溯其始源，下探其流變，揭示文言小說作品本身在前後年代的發展軌 跡，處理其他文類亦然。我想從這樣的角度切入，或許能為文學史提供另種風貌。
問：對於後學，您有什麼樣的期許和建議？
王：就中國文學研究而言，在台灣地區的年輕學者，表現不錯，尤其令人欣悅的是，出現不少借用西方文學理論分析中國文學的嘗試。這是一個值得繼續努力 的方向。其實身處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學術研究已經沒有國界，能夠多參閱歐美和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著作，必然有助於拓展視野，引發思考的途徑。
張漢良教授訪談錄
問：請談談先生多年來的研究創獲。
張：早自個人的博士論文研究唐人小說的敘事學開始，我的研究興趣始終不離文學理論的範圍，並以符號學及詮釋學為兩條主要進路；就方法來說，側重歷史 性的理論研究；就材料來說，近年來則涵蓋西方古典、中世紀，以及中國古典文獻，期望借用西方文學甚至哲學的理論工具，重新建構與解讀古代文本。比如先秦名 家公孫龍倡言的〈白馬論〉、〈指物論〉，《莊子‧齊物論》所謂的「夫言非吹也」，在在可看出中國早期思想家於邏輯與修辭之間的精采角力。
在西方，符號學、詮釋學固然晚至二十世紀始臻成熟，然而尋根探源，兩者皆始於古典時代到中世紀間，它們本是極為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站在比較文學的 觀點，我認為致力建構中國符號學與詮釋學乃是當務之急。不論在本所任教，或到捷克查爾斯大學擔任客座，我都開授過「中國符號學」課程，修課學生亦曾獲致具 體的研究成果，以Chinese Semiotics「中國符號學專號」之名刊載於英文Tamkang Review《淡江評論》。
問：以您外文系出身的學術背景，卻能回頭來關注中國古典文獻，是否有何特殊因緣？
張：首先是因為家庭背景。至於求學階段，從台大外文系到外文研究所，我一方面逐步獲得比較文學的素養與訓練，一方面更受惠於當年博士班學生必須兼修 中文系24個專業學分的規定，像鄭騫、王夢鷗、馮承基、廖蔚卿等先生的課我都修過，可謂深受良師的啟發教益。可惜後來課程改動，本所博士班轉而從事英美文 學研究，連帶地專攻比較文學的研究生卻失去了接觸國學的機會。究其實，國內中文系與外文系之間理應有相當的合作空間，比方說課程資源互通，合辦座談會、研 討會、專題講演等，若能彼此借鏡，取長補短，其成效絕對優於目前各自為政、不相聞問的閉鎖型態。
問：您的治學理念為何？對於後學有何建議？
張：一言以蔽之，我認為所謂大學必以學術研究為鵠的，而學術研究必不能離開方法論。有幸成為「胡適講座」得獎人，我對胡氏本人的學術方法論向來深感 興趣，最近發表有”Hu Shih and John Dewey: ‘Scientific Method’ in the May Fourth Era”〈胡適與杜威：五四運動時代的科學方法論〉(Comparative Criticism 22[Cambridge, 2000])這篇文章，胡先生在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自有定評，他不僅發揚光大了乾嘉考據方法；推展了白話文運動，以《嘗試集》等開啟新詩創作風氣；還曾在1916年擔任過北大外文系系主任。從各方面來說，他都是我所景仰的學者。
對於年輕學子的未來，我深具信心。顯而易見地，由於環境優渥、資訊發達，時下學生擁有充分的學習機會，他們的外語應用能力也因此普遍提昇──這點我 和外界若干人士的看法不同。希望他們一旦進入大學外文系，能及早發展出更高層次的思辨與學術能力來。為學貴在有恆，我的治學法要其實很簡單，就是細水長 流，因為只有長期耕耘的人，才能在急功好利的世風流俗外安恬自處，不任由喧囂媒體稀釋學術；也唯有這般堅持，才能捍衛文學應有的專業尊嚴。
梁庚堯教授訪談錄
問：先生從事宋代社會經濟研究有年，請問您如何走向個人專精的研究領域？
梁：我們知道中國史上存在一種由北而南逐步開發的演變過程，這個概念觸發了我甫進研究所時的研究動機，碩士論文於是著手探討南宋的農地利用政策，博 士論文延伸到南宋的農村經濟，由此大致確立了長期的治學方向。當時承蒙林瑞翰老師指導，囑咐我從閱讀《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會 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重要史籍著手，紮下治史的基礎，這些書裡有不少政府詔令、朝臣奏議，可以從中了解時政問題及其對策；此外如宋人文集、筆記小 說、方志等，亦足以披沙揀金，篩選出有價值的相關史料。二十餘年時光荏苒，回顧我所經營的宋史課題，大致涉及西北邊糧與宋夏戰爭，食鹽的生產與運銷，財政 對政策與朝議的影響，地區發展與城鎮社會，乃至官戶、士人的家境與活動等。
問：關於宋代土地利用及社會經濟等議題，何以值得注意？
梁：大約自唐中葉以後，國家已無法維持舊有的均田制，大量土地轉為民間私有。隨著土地開發，百姓滋殖，宋朝政府頗注重農業問題，比方說官府積極刊刻 農書，地方官員往往撰有〈勸農文〉，政府不僅鼓勵農民眾提高生產量，同時也注意到區域間的運輸調節。有一種「莊宅牙人」的行業，約等於我們今天的不動產仲 介商，唐已有之，入宋更顯活躍。當時土地與房屋交易愈來愈頻繁，這些人就負責引介買賣雙方進行交易；而政府處理有關土地買賣、丈量田畝面積、勘定田界畫分 等問題時，也會尋求他們的協助。由此可知宋代土地交易的活絡，這是當時商業發展的反映。
從另方面來說，隋唐科舉取士名額猶少，入宋崇尚文教，錄取的員額增多，但這些人未必能長期在職，泰半居家待缺，而讀書人既掌握了知識的力量，由於身 在鄉里，自然日益關切地方事務，從而形成了宋代以來地方上的新興中堅階層，他們擘畫經營，出錢出力，設義田、興義學、辦社倉等。這種情況到了南宋已頗顯 著，至明、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蔚為士紳者流，對於中國地方社會每每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未來，我將繼續致力於宋代商業和商人等問題的研究。
問：您在學術研究方面有何心得感想與建言？
梁：我的治學習慣是從點滴細微處日積月累，比較安於專注而投入的個人工作方式，以期水到渠成。從學生時代直到今天，我十分感念台大本身所提供的良好 的讀書環境，並深以台大歷史系的優秀傳統為榮；此外，台灣宋史學界相與為善、切磋琢磨的風氣，也是值得珍惜的。我感覺目前的年輕學子更為聰敏靈活、善用資 訊，很希望有更多人才加入宋史研究的行列，探討新的議題，進而開拓出新的局面。
http://speech.ntu.edu.tw/user/vod_film.php?film_series=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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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紀念講座專題演講
講題:「The language of space : a semantic of typology」
黃宣範 主講講題:「The language of space : a semantic of typology」
2003年12月 初版
臺大胡適紀念講座於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下午，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語言研究所教授兼所長─黃宣範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The language of space : a semantic typology」。
黃教授演講內容首先介紹「空間」概念與認知科學的關係，接續介紹拓譜關係、指涉框架，以及運動事件，前述三項議題均與空間概念有關，最後提出結論。
黃教授研究南島語言如何表達「空間」概念，希望得到語言型態學上有意義的分類結果，他發現，除了先前學者所提出的二種motion表達方式外，尚有第三種存在於南島語中。
胡適紀念講座專題演講─
東亞世界與東亞文化圈的形成
高明士教授 主講
2004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2004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 臺大胡適紀念講座於民國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明士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東亞世界與東亞文化圈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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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對臺灣大學特別垂青
最重要的演講在臺灣大學發表
請趙元任等回來講學
身後的遺囑將書籍等全捐給臺灣大學.....
《有人要我寫一首關於臺大的詩：校園、生活、社團以及其他》臺大校史館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54-55：胡適第一次到臺大演講 194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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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請響應「百元美金，臺大躍進；三千細水，臺大長流」捐款母校
請響應「百元美金，臺大躍進；三千細水，臺大長流」捐款母校杜新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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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瞰臺大，仰望天下，臺大於2009年進入全球百大。（攝影／張柏仲2004） |
3年前回母校演講，從校門進入椰林大道，映入眼簾的是雄偉的新建圖書館、適於人行的步道、富有詩意的道路，優雅的校園景觀足堪媲美美國長春藤名校。
在創校80年校慶大會上，李嗣涔校長一一頒授榮譽博士、傑出校友獎，設獎之用心、頒獎之慎重，顯示母校對社會、學界有特殊貢獻的傑出人士與校友的敬重，而這也是美國長春藤名校最重視的活動之一。
美國長春藤名校之所以能名列前茅，其共同的特點不外是入學競爭率、高名望師資、學術研究成果與校友的捐款。其豐沛的「錢財資源」從哪裡來？很 值得臺灣的大學探討。哈佛大學擁有300多億美元基金，即是仰賴校友們不斷的捐款以及產業界捐贈累積的，有此龐大基金的支持，才能站穩世界頂尖名校之林。
臺大為國立大學，係由政府編列教育經費支持。60年代，筆者讀書時，每學期學費只有400多元，以當時匯率一美元兌40美元臺幣計算，4年學 雜費合計不到100美元，現在看來真是不可思議。但話說回來，這100美元的背後是人民納稅的錢，才讓我們能有今日富裕又有尊嚴的美好生活，所以臺大人勿 忘回饋臺灣人民與母校臺大。
數年前，前校長陳維昭教授來紐約拜訪校友時，提起臺灣因國立大學數目遽增，政府補助的經費被稀釋化，導致母校的基礎建設、師資的延攬等屢屢受 限。當時筆者建言仿效美國常春藤大學設置榮譽博士學位，授予對社會有彪炳貢獻的政商學界傑出人士，期藉此鼓勵其捐款臺大，造就人才，同時發起校友捐款運 動，回饋母校。
大學生涯可說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也是重要的轉捩點。臺大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學術與人品陶冶的校園。以筆者個人的經驗，終生難忘在母校4年的磨 練，令我深具自信、奮發的精神。胡適之先生兩次在母校演講，分享美國社會開放、自由、民主的理念；旁聽徐道鄰教授的語意學、殷海光教授的邏輯學、楊樹人教 授的國際金融與財政學、蘇在山教授的現代管理學與朱國璋教授的高等會計等，迄今仍令人印象深刻。這些珍貴的智識、學問，在我的生涯中助我發揮了連自己都預 料不到的潛力。
大學畢業後，恩師蘇在山教授要筆者回母校擔任助教，惟不久即被成功大學借調到該校新成立的商學院協助劉鼎新院長，第三年替代因病入院的副教授 講授成本會計。講課2小時完全不看教科書，滔滔不絕，讓學生驚訝不已，故戲稱：「這位年輕的老師腦袋裡裝有三把刷子，真不可小覷」。後來開授「工商管理」 採“實例法（case method）”也獲學生青睞，院長還因此應學生請求將2小時的課延長為4小時，但加班不加薪。
1964年膺獲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公派赴美進修時，晚上在NYU修課，白天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擔任企劃顧問（planning consultant），成功的用先進的數理程式解析，為該所解決管理體系多年來的窒難，洗刷其「無能的證券交易所」的惡評，個人因此榮獲「華爾街的英 雄」的頭銜。
1975年，大同公司林挺生董事長來紐約尋找高科技技術，筆者與之餐敘後召集數名財經、科技精英，承李國鼎財政部長推薦，由辜振甫先生經臺灣 水泥公司資助創立了「臺灣經濟研究所」，即今之「臺灣經濟研究院」，現已擁有3、400名研究員。該所為政商學界提供不少先進、創新研發情資，對臺灣經濟 的繁榮挹注了相當可觀的動力。
九一一事件把紐約最耀眼的世貿兩棟大樓炸燬，美國政府痛覺國內安全防衛系統之脆弱，筆者當時建議使用英國劍橋大學道格曼教授（Prof. John Daugman）所研發的電腦程式「眼球虹彩識別技術（Iris Identification Device）」於邊境防衛，受到白宮的重視，而獲布希總統嘉勉。
上述回憶，只是強調當筆者遇到各種難題挑戰時，在母校臺大所接受的教育於冥冥之中賦予思考能力；這些想像力與創意發生，都是在臺大的優質教育環境中學習與潛移默化得來的，令筆者對母校的培育之恩感念終生。
母校臺大已晉身世界百大行列，令人振奮，但為維持此一榮耀，甚至進一步邁向「亞洲頂尖、世界一流」，還需要每位校友支持，請響應校友會所發動 的「百元美金，臺大躍進；三千細水，臺大長流」的捐款活動，為母校留住優秀的教授，積極延攬世界級名師如諾貝爾獎得主來臺大授課，啟發學生創新研究，大幅 提升母校在世界的學術地位。這些工程都需人力、物力的整合，哈佛大學2009年的捐贈基金就高達369億美元，臺大肯定也需要龐大基金，在此呼籲校友們同 心合意支持臺大，回饋母校，一年只要100美元，齊力將臺大推向「世界頂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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