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上山》一首懺悔的詩；原載 《新潮》，卷2號2（1919年12月1日）收入《嘗試集》。「上山」是由胡適作詞，趙元任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混聲合唱的部分是由李抱枕博士後來改編的。

 

胡適《上山》一首懺悔的詩；原載 《新潮》，卷2號2（1919年12月1日）收入《嘗試集》。「上山」是由胡適作詞，趙元任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混聲合唱的部分是由李抱枕博士後來改編的。

「上山」是由胡適作詞，這首是趙元任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曲，混聲合唱的部分是由李抱枕博士後來改編的。歌詞寓意深遠，在人生路途坎坷或國家遭逢國難時，很能引起共鳴、鼓舞

胡適《上山》一首懺悔的詩,.

《上山》——胡適

「努力！努力！努力望上跑！”

我頭也不回，汗也不揩，拼命的爬上山去。

「半山了！努力！努力望上跑！”

上面已沒有路，我手攀爬石上的青藤，

腳尖抵住岩石縫裡的小樹，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

「小心點！努力！努力望上跑！”

樹樁扯破了我的衫袖，荊棘刺傷了我的雙手，

我好容易打開了一線爬上山去。

上面果然是平坦的路，有好看的野花，

有遮陰的老樹。但我可倦了，

衣服都被汗濕遍了，兩條腿都軟了。

我在樹下睡倒，聞著那撲鼻的草香，

便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睡醒來時，天已黑了，

路已行不得了，「努力」的喊聲也滅了…

猛省，猛省！我且坐到天明，

明天絕早跑上最高峰，去看那日出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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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20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自由体诗《上山》作于1919年。

談 "季羨慕林說，胡適留給他的總印像是「異常聰明的糊塗人」。" 大家望文生義，可能誤解，還要更深入了解才能懂胡適之先生。 參考 季羡林原文中的脈絡：「我为胡适说几句话」；「 糊塗蟲」 (作者：王璞：季羨林到老了竟還嘲胡適是「聰明的糊塗人」。他們那一代作家學者，死都不知誰才是糊塗蟲者，大有人在。)；「胡適的言行之妙(作者：王開林)

 

談  "季羨慕林說，胡適留給他的總印像是「異常聰明的糊塗人」。"  大家望文生義，可能誤解，還要更深入了解才能懂胡適之先生。 參考 季羡林原文中的脈絡：「我为胡适说几句话」；「 糊塗蟲」  (作者：王璞：季羨林到老了竟還嘲胡適是「聰明的糊塗人」。他們那一代作家學者，死都不知誰才是糊塗蟲者，大有人在。)；「胡適的言行之妙(作者：王開林)

季羡林：我为胡适说几句话

//季羨林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胡適是個扮演重要角色但爭議又非常多的人物。

過去，在極「左」思想的支配下，我們曾經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說得一文不值，反動透頂。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看問題比較實事求是了。因此對胡適的評價也有了一些改變。

但是，最近我在一份報紙上一篇文章中讀到（胡適）“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好像他是一個鐵桿國民黨員、蔣介石的崇拜者。

根據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這個樣子，因此禁不住要說幾句話。

胡適不贊成共產主義，這是事實，是誰也否認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呢？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他從來就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並非一味地順從。他服膺的是美國的實驗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所謂的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這兩個尺度，他就挑點小毛病，鬧著獨立性。對國民黨也不例外。

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發表的文章：《知難行亦不易》，是針對孫中山先生的著名學說「知難行易」的。

我在這裡不想討論「知難行易」的哲學奧義，也不想涉及孫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這樣主張的政治目的。我只想說，胡適敢於對國民黨的「國父」的重要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

蔣介石從來也沒聽過「國父」的話，他打出孫中山先生的牌子，目的只在於欺騙群眾。但是，有誰膽敢碰這塊牌子，那是斷斷不能容許的。

於是，文章一出，國民黨蔣介石的御用黨棍一下子炸開了鍋，認為胡適簡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這群走狗一擁而上。

但是，胡適卻一笑置之，這場風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一個例子是胡適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度宣揚“好人政府”，他們大聲疾呼，一時甚囂塵上。

這立刻又引起了一場喧鬧。有人說，他們這種主張等於不說，還有什麼人主張壞人政府嗎？

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國民黨統治下面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隱含著國民黨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國民黨之所以暴跳如雷，原因就在這裡。

這樣的小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是，這兩個也就夠了。它充分說明，胡適有時候會同國民黨鬧一點小彆扭的。

個別「誅心」的君子義正辭嚴地昭告天下說，胡適這樣做是為了向國民黨討價還價。我沒有研究過「特種」心理學，對此不敢讚一辭，這裡也不不去說它。

至於這種小彆扭究竟能起什麼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範圍之內，也不去說它了。我個人覺得，這起碼顯示胡適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奴才。

但是，解放以後，我們隊伍中的一些人創造了一個新術語，叫做「小罵大幫忙」。胡適同國民黨鬧點小彆就歸入這個範疇。

什麼叫「小罵大幫忙」呢？理論家說，胡適同國民黨蔣介石鬧點小彆，對他們說點比較難聽的話，這就叫做「小罵」。透過這樣的“小罵”，給自己塗上一層保護色，這種保護色是有欺騙性的，是用來迷惑人民的。到了關鍵時刻，他又出來為國民黨講話。於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話，天下翕然從之，國民黨就「萬壽無疆」了。

這樣的「理論」未免低估了中國老百姓的覺悟水準。難道我們的老百姓真正這樣糊塗、這樣低能嗎？

國民黨反動派最後垮台的歷史，也從反面證明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把胡適說得似乎比國民黨的中統、軍統以及其他助紂為虐的忠實走狗還要危險，還要可惡，也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後，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學習了辯證法，對於這一件事無論怎樣評價也不會過高的。

但是，正如西方一句俗語所說的：一切閃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辯證法弄成了詭辯術，老百姓稱之為「變戲法」。辯證法稍一過頭，就成了形上學、唯心主義、教條主義，就成了真正的變戲法。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時代贓物比清官好。清官能延長封建統治的壽命，而贓物官則能促其衰亡。週興、來俊臣一變而為座上賓，包訣、海瑞則成了階下囚。

當年我自己也曾大聲疾呼宣揚這種荒謬絕倫的謬論，以為這才是真正的辯證法，為了自己這種進步，這種“頓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想到這一點，我臉上就不禁發燒。

我覺得，持「小罵大幫忙」論者的荒謬程度，與此不相上下。

上面講的對胡適的看法，都比較抽象。我現在從回憶中舉出兩個具體的例子。

我於1946年回國後來北大工作，胡適是校長，我是系主任，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是非常多的。

我們兩個都是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什麼委員，也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更增加了見面的機會。

同時，印度尼赫魯政府派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這群印度客人，常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還請他們吃飯。他把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了我。這一切都給了我更多的機會，來觀察、了解胡適這樣一個當時在學術界和政界都紅得發紫的大人物。

我寫的一些文章也拿給他看，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這個人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一點盛氣凌人的架子。這一點就是拿到今天來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今天我們個別領導幹部那種目中無人、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氣勢我們見到的還少嗎？

根據我幾年的觀察，胡適是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學術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

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輩子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其實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於這一點似乎不太清醒。

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道道的騙局。

可胡適似乎不這麼想。當時他在北平的時候不多，常常搭飛機來往於北平南京之間，僕僕風塵，極為勞累，他卻似乎樂此不疲。我看他是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這是他留給我的總印象。

我現在談兩個小例子。首先談胡適對學生的態度。我到北大以後，正是解放戰爭激烈展開，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的時刻。北大學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風氣之先的，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方面，也是如此。

北大的民主廣場號稱北京城內的「解放區」。學生常從這裡列隊出發，到街上遊行示威，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鎮壓、逮捕學生。

從小罵大幫忙的理論來看，現在應當是胡適挺身出來給國民黨幫忙的時候了，是他協助國民黨反動派壓制學生的時候了。但是，據我所知道的，胡適並沒有這樣幹，而是張羅著保釋學生，好像有一次他還親自找李宗仁，想利用李的勢力讓學生獲得自由。有的情景是我親眼目睹的，有的是聽到的。恐怕與事實不會相距太遠。

還有一件小事，是我親身經歷的。

大約在1948年的秋天，解放軍已經對北平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蔣介石集團的末日快要來臨了。有一天我到校長室去見胡適，商談什麼問題。忽然走進來一個人——我現在忘記是誰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天夜裡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

我們在座的人聽了這個消息，都很感興趣，都想看胡適怎樣反應。

只見他聽了以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一句：“他們要我嗎？”

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看來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逃跑。

但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絕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的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

我這種推理是不是實事求是呢？我認為是的。

總之，我認為胡適是個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濕了衣服。他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度過的。

他晚年決心回國定居，說明他還是熱愛我們祖國的大地。因此，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說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和蔣介石”，都不符合實際情況。

解放後，我們有過一段極「左」的歷史，對胡適的批判不見得都正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撥亂反正，知人論世，真正的辯證法多了，形上學、教條主義、似是而非的偽辯證法少了。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起的轉變。在這種精神的鼓舞下，我為胡適說了上面這一些話，供同志們探討時參考。

1987年11月25日  //

糊塗蟲

中國現代文學大家，有魯、郭、巴、老、茅、曹之說，其中除了魯迅，其他五位都活到了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但從文學創作上看，他們的藝術生命也就從此完結，因其傳世之作都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寫出來的。也許，其中老舍是個例外，五十年代還寫了話劇《茶館》。至今還算能看。不過《茶館》也是以它的老北京語言和民俗取勝的。它的敗筆，正是它那極力往政治上靠的所謂主題。

老舍也是上述大家中爭議最大的一位。死得也最慘，文革一開始他遭到第一場批鬥就跳湖身亡。但指他是咎由自取者不乏其人：誰讓他先前跟領導跟得那麼緊呢？

之前，老舍聽說海外有人指他是共產黨的應聲蟲，曾高調回應道：「假若我是應聲蟲，我看哪，他們大概是糊塗蟲。應聲嗎？應黨之聲，應人民之聲，應革命之聲，有甚麼不好呢？」

最後乾脆宣稱：我就是一名歌頌共產黨功德的「歌德派」。

徐訏聽聞他的死訊時寫了篇文章，表示了與海外同人差不多意思的責難，說老舍「在這個政權下已是用盡其聰敏和能力來效勞了。我總以為像他那樣一定可以有榮歸壽終之喜了，不意仍難免於『身敗名裂』，可見政治之難以侍候。」

這評說也許有點苛刻，大概跟徐生當年在重慶找老舍為朋友幫忙遭到了冷遇有關。老舍因其自身的經歷和性格，的確有其淺薄庸俗的一面。才會廿心情願聽從當政者「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一套，寫了那些奉命文字。不過人都是複雜的，好得冒煙的人和壞得流油的人都同樣少見。一些回憶也提到老舍的厚道，比如老舍在吴祖光打成右派流放北大荒時，把新鳳霞因生活困難變賣的齊白石畫買回來送還給她。還鼓勵新鳳霞多給丈夫寫信，讓他得以在厄境中堅持下去。

我想，老舍在臨終時是覺得冤屈還是痛悔呢？會否發覺自己才是糊塗蟲呢？大概也未必。我發現本世紀出版的《季羡林傳》中，季羨林這位蹲過「牛棚」九死一生的學者，到老了竟還嘲笑胡適是「聰明的糊塗人」。他們那一代作家學者，死都不知誰才是糊塗蟲者，大有人在。

不過另一位大師曹禺臨終時是明確表示了痛悔的，他說自己五十年代以後的劇作無一站得住腳，嘆息「我就是太聽話了。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甚麼，我馬上去辦，有時候還得揣摸領導的意圖⋯⋯」

我看了這一類回憶錄，真是為所有在那種環境中生活的人痛心。你想想，那麼了不起的大作家都成了那樣的奴才，我們草民的精神狀況，自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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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言行之妙

2011-07-25 07:41:12 來源：解放日報 作者：王開林

摘要：

 胡適一生做過許多事，幫過許多人，著作等身，毀譽參半。我留心的卻是他的一些小處，而且是常人不太注意的細節，言行之妙，令我折服。 

當年，北大流行這樣一句話：「正式生不如旁聽生，旁聽生不如偷聽生」——胡適承認偷聽生的合法性，使之光明正大。與「偷」字結合，字義通常不妙，這「偷聽生」卻有著神秘感。可惜，北大沒有偷聽生太多年了。 

胡適認為，做學問要有兔子的捷才和烏龜的靜氣。其實，成大事者莫不如此。人生太短暫，緩緩，拖一拖，就黃了，就完了。歲月太匆忙，靜一靜，定一定，才能把握先機，抓住要領。這其中也有辯證法。 

從細節最能看到一個人的真實品行。胡適居處，無論在家在外，洗澡後必自己動手刷淨澡盆，有一次考古學家李濟與他到武漢大學講演，同住一室，他有時不洗澡，李濟教授問他何故不沖個澡解除疲乏，他說他太累了，若洗澡，就沒力氣刷淨澡盆了。這種事原本由工友做，他卻一直親力親為，生怕麻煩了別人。現在的某些名人，頤指氣使，百般挑剔，視他人如僕役，豈止是缺乏人文情懷，而且短少個人素質。 

抗戰期間，胡適任中國駐美大使。一位在美留學的研究生不識時務，向胡適求教北宋首位宰相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正史出處。當時，胡適為國家命運折衝樽俎，席不暇暖，仍派人去國會圖書館查資料，並且抽空回信，告訴那位學子，這個傳說是靠不住的，宋代的正史和野史上都沒有明確記載。 “能閒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清人張潮《幽夢影》中的這句話，用在胡適身上，太恰當了。 

胡適生活簡樸，飲食隨意，毫無怪癖和名士氣。他一生走遍世界各地，喜歡出去吃小館，飯後攜帶火柴一盒，作為紀念。外國記者想當然，在報紙上發出花邊新聞，說胡適有收藏火柴的雅癖，遂有一火柴公司寄贈兩箱火柴給他。胡適啼笑皆非，將它們悉數送給好友趙元任，花了好幾年也沒用完。由此可見，名人的一言一行都容易被他人誤讀和誤解。一條草繩，只要經由名人之手把弄，十里地外就會傳為大蛇，百里地外就會傳為巨龍。在現實社會裡，訊息愈發達，誤傳則愈多，真相則愈遭屏蔽。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胡適在美國做寓公，仍為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圖書館​​尋求經費，請友人（很可能是外交家顧維鈞）捐贈兩千美元。當時，美國人普遍排華，各大學全然不把胡適當回事，也許是那些「李鬼」漢學家害怕這位「李逵」吧。想想看，擁有三十六個榮譽博士頭銜的胡適尚且不能在美國教授漢學，豈不悲哉！ 

胡適對八股、小腳、鴉片深惡痛絕，很好理解，但他對律詩、平劇殊無好感，則令人驚詬莫名。他算是包容心很大的學者了，仍有其邊際。魯迅和傅斯年鄙視中醫，大抵也屬於此類。 

胡適一講《水經注》則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諸事皆忘。他是個典型的書呆子。季羨慕林說，胡適留給他的總印像是「異常聰明的糊塗人」。這個評價比“異常糊塗的聰明人”要好得多，因為中國從來就不缺“異常糊塗的聰明人”，缺的倒是“異常聰明的糊塗人”，缺的是硬氣的傻子。 

胡適一生誨不倦，是一位真正的導師、一位夫子，經他開導，“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曾不知凡幾。這個時代有太多的假“大師”，相比胡適，學行相差當以光年計。 

(解放日報 王開林)

談胡適的南港書房

 談胡適的南港書房

這篇文章有許多問題值得討論。

1. 胡適的書房讓他不滿意，但是生產力和品質似乎受到傷害(見出版的手稿等。 )

2. 胡適無法/無能改變書房的舒適/滿意？
3. 在外國(美國和日本人，有書面)眼光，胡適這等級的人物，胡適紀念館限於時代限制，很寒酸.....

4.「這書房是我的監獄！」是比喻，世界通用，更不用說，各類書，含許多佛經等等.....

胡適紀念館//【胡適的書房：「這書房是我的監獄！」】

走進胡適的書房，雙眼一望最使人印象深刻者，除了滿櫃的藏書以外，便是那潔白色的格子窗。在當時這種格子狀的外牆設計是流行，同時兼具採光、通風與隱私功能。然而何以胡適有時會對客人脫口而出「這書房是我的監獄」呢？

原來胡適並不喜歡書房的設計，連帶使他不喜歡待在書房。胡適晚年喜歡在書房外的餐桌讀書、寫作，因為他認為書房的空間昏暗，並且具有壓迫感，尤其是那格子狀的外牆設計，總使其覺得坐在裡面彷彿在坐牢似的！胡適對於書房的不滿意曾向趙元任抱怨：這座房子有三點不滿意：第一，書房裏的格子窗，像監獄一樣；第二，地方的潮濕，東西都發霉了；第三，枱燈不合用。趙元任聽聞以後，特地拜訪這間為胡適所不滿意的書房。

現今，胡適的書房大體上仍保持當時原有的風貌。無論是櫥櫃的擺設、藏書的配置、格子狀的外牆設計，依舊維持當初的模樣。誠摯邀請讀者跟隨趙元任的腳步，親臨現場，體驗胡適的書房。

參考資料：《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8冊1982年2月6日條、2月18日條下。

照片描述：胡適故居書房照//

胡適為何在日記中大罵李石曾？--作者蔡登山。hc: 李石曾 vs 胡適，多少也是李石曾自認為是留法派的，不喜歡留美學人。有人說，李石曾等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在當時很平常，如巴金等都是。

 

 李石曾 vs 胡適，多少也是李石曾自認為是留法派的，不喜歡留美學人。有人說，李石曾等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在當時很平常，如巴金等都是。

蔡登山的大文，很可以參考。

胡適為何在日記中大罵李石曾？--作者蔡登山

李石曾是民國時期著名教育家，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早年曾發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與蔡元培、張靜江、吳稚暉並稱國民黨四大元老。胡適在1930年2月9日的日記中說：「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開第四次常會，在禮查飯店。到者蔡（元培）、蔣（夢麟）、李（石曾）、趙（元任）、孫（科）、任（鴻雋）、翁（文灝）、Greene（顧臨）、Baker（貝克）與我，共十人，有三分之二，可算盛會。此次無甚重要議案。有一案爲『聯合各文化基金團體保存北平古物』，李石曾提議，要合籌四百萬元，一半保存北平古物，一半用在南京創造文化機關！此人毫無常識，毫無思想，而居然有人尊信，豈非一大怪事！我第一次見石曾，便不喜他；第二次見他，便同他作對（為里昂大學、北大海外部事）。十年以來，無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蔡先生費大力引他入北大，終使北大壞在他手裡，真是引狼入室。」

胡適所說的蔡元培「引狼入室」，是指1928年大學院區制之事，李石曾早年留法，深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對法國學制情有獨鍾。1928年，國民政府在北平推行大學區制，仿效法國模式，整合區域內各國立高校。將原有的北京大學（文、理、法）、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等合併，在北平成立國立北平大學。蔡元培在國民政府第七十次會議上提議：「北京大學歷史悠久，上年北京教育部併入師範等大學，改名為京師大學。現在國府定都南京，北方京師之名不能沿用，擬請改名北京大學，並選任一校長，以責專成。」對於合併後的新大學校長，蔡元培、李石曾兩人皆有意為之，當時蔡元培的班底是英美系，即蔣夢麟、楊杏佛、胡適、王世杰、高一涵等，而李石曾的班底是法日派，有易培基、褚民誼、沈尹默、李書華等。1928年6月15日，兩派在大學委員會會議上正式交鋒，差點對罵起來。據《胡適日記》記載，胡適說：「石曾先生的派別觀念太深，不很適宜（當校長），最好仍請蔡先生自兼。」李石曾一派的張乃燕馬上反駁：「蔡先生的兼收並蓄，故有敷衍的結果。李先生派別觀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適宜。」原本支持蔡元培的吳稚暉臨陣反水，「站起來說了半點鐘」，轉向支持李石曾，斥責胡適是「反革命」。吳事後找到胡適，解釋自己也是不得已，他不希望「四大元老」因此分裂。最終李石曾大獲全勝，大學院遂任命李石曾為校長，以李書華副之。然而，11月29日，百餘名北京大學學生衝入李石曾辦公處，搗毀了室內辦公用品，還劈碎門前「北平大學委員會」等牌匾，並砸壞李石曾住宅門窗。最後經吳稚暉、蔡元培等出面調停，教育部做出讓步，同意北大原有三院組織並不拆散，名稱改為「國立北平大學北大學院」，經費以北大時期最高預算為標準。這樣，在被迫停課九個多月後，1929年3月11日北大重新開學。

胡適為何大罵李石曾？除二人有過糾紛外，李石曾個人操守確有引人非議之處。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平政變，11月5日，將溥儀轟出故宮。馮玉祥驅逐溥儀的背後，其始作俑者就是李石曾。正是他說服了馮玉祥，讓馮玉祥派鹿鐘麟帶兵驅逐溥儀的，驅逐溥儀時李石曾也是在場的。當時忠於清朝的紹英看到李石曾時還質問他說：「你不是故相李鴻藻的公子嗎？何忍出此？」清帝遜位時，曾與民國政府簽訂《清室優待條件》，明確故宮歸清室所有，馮玉祥的行為引起了胡適不滿，胡適撰文說：「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面對胡適的批評，李石曾從宮中搜出胡適留給溥儀的一張名片，上面寫「臣胡適，今天有事，不能請安」等字，立刻「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裡作為展覽品」。這是早在1922年，溥儀曾約胡適入宮，閒聊過一番白話詩、出國留學之類問題，不過20分鐘，後來溥儀再約，胡適沒時間，才回了這張名片，而此時被李石曾拿來批判之用。

在二０一五年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補編》出版後，我們終於看到一些真相（這些原有的文字，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出版時，因為當時當事人還健在而被刪去）1961年12月23日，胡適與他的秘書胡頌平談起：「李宗侗是河北高陽李鴻藻的孫子。李石曾是鴻藻庶出的兒子。李宗侗是易培基的姑爺。……馮玉祥逼宮之後，易培基他們組織『故宮博物院』。他們一班人都是反對我的，要在故宮裡找尋我的劣跡，說我私通宣統。他們搜查的結果，發現我給宣統的一張片子，上面寫了『我今天有課，不能進宮，乞恕』幾個字，他們配起一個鏡框，掛在故宮裡作為展覽品。我曾到故宮博物院去看過。我問可以照相嗎？他們說不可以；因此就沒有這張片子的照相。……」1962年元旦，胡適在《清史稿》上看見金梁的序文，又對胡頌平說：「金梁是清室的內務府大臣，他密謀復辟的文件中有舉賢才的奏摺。在這個奏摺中勸溥儀應該羅致人才的，其中有我的名字。這些奏摺，溥儀存在養心齋裡，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故宮委員會發現。這是李石曾們要找尋我的劣跡，還有我的一個名片。」對李石曾的作法，幾十年過去了，到晚年胡適還是耿耿於懷的。

胡適之先生論詩(梁實秋)；梁文薔：我的父親梁實秋 梁實秋《文學因緣 》(文星1964；時報文化1986 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與元九書。)、《看雲集》、《雅舍憶舊》《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罵人的藝術》、《偏見集》、《文藝批評論》、《雅舍小品》、《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讀徐志摩》...《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梁實秋《文學因緣 》(文星1964；時報文化1986   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與元九書。)、《看雲集》、《雅舍憶舊》《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罵人的藝術》、《偏見集》、《文藝批評論》、《雅舍小品》、《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讀徐志摩》...《阿伯拉與哀綠綺思的情書》 Paul Celan's "Letters to Gisè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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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元九書-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 Wikisource
Nov 1, 2020 — ... 自敘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並自述爲文之意，總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 ...Rea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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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先生論詩 收入 梁實秋的文學因緣 (台北:文星 1964 頁282-90)

文學因緣. Author, 梁實秋. Publisher, 愛眉文藝出版社, 1970.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8 頁數149 頁
此書內容豐富 可惜各篇多無發表日期等資料

 末3篇篇名
 胡適之先生論詩  283
 憶新月 291

 重印西瀅閒話序

這篇有些小誤，譬如說梁實秋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是沒錢的。起碼前幾?本是胡適之先生主持中英基金會給稿費的.....

梁文薔：我的父親梁實秋

2014-06-14 梁文薔 李菁 悅讀館

“梁實秋”是20世紀華語世界裏一個沉甸甸的名字，他用40年的時間，以一己之力，翻譯了四百多萬字的莎士比亞全部劇作和三卷詩歌，又著成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主編《遠東英漢大辭典》及三十多種英文詞典和教科書，堪稱翻譯史上的一個輝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致的的散文作品，確立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子承父業”，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一個場景：1982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裏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心情有些煩躁。

“我發誓，我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我有些發洩性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我有些吃驚地抬頭看他，父親並沒有回應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什麼題目？”我有些納悶地問。

“梁實秋。”父親把目光從很遠的地方移過來，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我一時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默默地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他並沒有告訴我為什麼要我寫，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爸爸”。我雖不是文學家，但在父親故去的這些年來，我努力地用各種方式瞭解父親，零零散散寫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憶起來，感覺又回到了溫暖的父愛中。

1903年父親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1912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流氓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裏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

父親14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像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

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校”，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那些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來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的8年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應該是梁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學生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父親他們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臺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裏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啟超的激情和文采給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以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裏之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先見之明”，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或許由於太緊張，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1923年8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地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週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麼？”“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文革”中，父親在臺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他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見報後，女作家淩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但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正在醫院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但仍能感覺得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一本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冰心很開心地笑了，然後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父親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裏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裏卻往小碗炸醬里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拼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畫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裏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對於戲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選，一時竟然競爭頗為激烈，爭來爭去之下，顧一樵乾脆讓父親自己來演。冰心在裏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女演員站在那裏微笑，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歎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須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著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趙五娘”唱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趙五娘”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動盪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著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裏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就趕緊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以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戰爭”，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父母那裏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了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他們都是“新月派”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大哥”。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論戰”。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臺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父親回答得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親又帶著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1歲多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時，一看石碑上刻著的“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7年之久。

1944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三個孩子11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裏，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著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著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裏，父親也許是個“洋派”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裏，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裏，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裏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並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臺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

初到臺灣時，我們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它物。

我們初到臺灣時，對“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陸人與臺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臺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臺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紹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絕對不涉及個人閒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臺灣最初的艱難時期。

臺灣那時也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臺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

在臺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員警保護。結果員警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員警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情，但也無濟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臺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臺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臺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父親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其餘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在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信達雅”地翻譯出來，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而在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了臺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嘗了後，總是搖頭歎氣：“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臺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裏，喝茶閒聊，話題多半是“吃”。從當天的菜肴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歎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裏發現，他們手拉著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托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雖然父親後來與韓菁清女士又結了婚，但我沒有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詳細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瞭解。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給我寫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壞，他仍然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裏不能自拔，幾乎每年在母親的祭日那天他都會寫一首詩紀念，而且幾乎在每一封信裏，他都會寫“汝母”，他都會很沉痛地懷念母親。

父母在世時，他們儘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裏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臺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臺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彙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裏，珍存著。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時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著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計程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親因突發心臟病住院。當時，小量的輸氧已經不夠。父親窒息，最後，父親扯開小氧氣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這樣死了！”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七手八腳忙亂了5分鐘。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分鐘裏，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臟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絕筆之一是：“我還需更多的氧。”父親的手一生中寫了不知幾萬萬字，沒想到，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思及此，肝腸寸斷。

文章來源：李菁《往事不寂寞》

胡適之先生論詩 收入 梁實秋的文學因緣 (台北:文星 1964 頁282-90)

文學因緣. Author, 梁實秋. Publisher, 愛眉文藝出版社, 1970.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8 頁數149 頁
此書內容豐富 可惜各篇多無發表日期等資料

 末3篇篇名
 胡適之先生論詩  283
 憶新月 291

 重印西瀅閒話序




這篇多根據嘗試集相關的論作
其實 胡適之先生談詩的文很多應該全錄一番
豈只是贊揚"具體".......: 包括提倡"達"之外更重要的"真" (他有特定的意思)....
文末 提出"美未易賞" 說法



梁實秋的文學因緣 (台北:文星 1964 定價12元)可能是第3手 後有20元/150元標價 -文星叢刊31
307+2頁
文學因緣. Author, 梁實秋. Publisher, 愛眉文藝出版社, 1970.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1988 頁數149 頁
此書內容豐富  26篇   可惜各篇多無發表日期等資料

書名取自白居易與元九書一句:"自敘為文因緣 與年月之遠近也" (可惜此書類似章學誠力主: 立言者文章應附年月 自己的文章卻多缺年月)

 末3篇篇名
 胡適之先生論詩  283
這篇多根據嘗試集相關的論作
其實 胡適之先生談詩的文很多應該全錄一番
豈只是贊揚"具體".......: 包括提倡"達"之外更重要的"真" (他有特定的意思)....
文末 提出"美未易賞" 說法 
也講到西方學術中關鍵語
  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 There is no disputing about tastes.講到品味那是無法爭辯的
De Gustibus: Loving Coffee Without Being a Drip

羅時瑋 上回到中研院，經過胡適故居，入內瞻仰，肅然起敬。在「新月」上發表一連串的文章，後來輯爲小册，曰「人權論集」。當時有人譏爲十八世紀思想。如今「人權」「人權」之說叫得震天價響了。 我遍讀先生書，覺得有一句一以貫之的名言：「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胡適紀念館 Hu Shih Memorial Hall──在師大梁實秋故居。 2025年1月6日 · 【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2025年1月6日是胡適的好朋友梁實秋誕辰122週年紀念日。早在1929年，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就被胡適針對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以黨治國」而作的《人權論集》收入，其後更接受胡適的邀請，加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團隊。其後時局動盪，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團隊只有梁實秋持續翻譯，直到1967年梁實秋以一人之力首次完成整部《莎士比亞全集》的中譯。 1987年2月是胡適逝世後的第25個年頭，85歲的梁實秋提筆回憶老友，這篇文章以「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為題，刊登於1987年2月24日《中國時報》第8版： 二十五年前的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幾位客人在舍下作方城戲。我不在局內，電話鈴響，我去接聽，是一位朋友報告胡適之先生突然逝世的消息。牌局立即停止，大家聚在客廳，凄然無語，不歡而散。 《文星》要我寫篇文章悼念胡先生，我一時寫不出來，我初步的感想是：胡先生的逝世是我們國家無可彌補的損失。於是我寫了以「但恨不見替人」爲題的約一千字的短文。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仍然覺得沒有人能代替他。難道眞如趙甌北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數百年」，要等幾百年麼？ 胡先生之不可及處在於他的品學俱隆。他與人爲善，有敎無類的精神是盡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國公學敎書的時候，親見他在校長辦公室不時的被學生包圍，大部分是托著墨海（硯池）拿著宣紙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是來者不拒，談笑風 生，顧而樂之，但是也常累得滿頭大汗。一口氣寫二三十副對聯是常事。先生自知並不以書法見長，他就是不肯拂青年之意。在北京大學的時候，他的賓客太多，無法應付，乃訂於每星期六上午公開接見來賓。親朋故舊，以及慕名來訪的，還有青年學子來執經問難的，把米糧庫四號先生的寓所擠得爆滿。先生周旋其間，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樂於與青年學子和一般人士接觸的學者，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擬，然尙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先生胸襟開廓，而又愛才若渴，凡是未能親炙而寫信請敎者，只要信有內容而又親切通順，先生必定作答，因此由書信交往而蒙先生獎掖者頗不乏人。 先生任駐美大使期間，各處奔走演講從事宣傳，收效甚宏，原有一筆特支費不需報銷，但是先生於普通出差費用之外未曾動用特支分文，掃數歸繳國庫。外交圈内，以我所知，僅從前之羅文榦部長有此高風亮節。蓋先生平素自奉甚儉，辦事認眞，而利祿不足以動其心。猶憶在上海辦「新月」時，先生常邀儕輩到家餐聚，桌上的食物是夫人親製的一個大鍋菜，一層鷄、一層肉、一層蛋餃、一層蘿蔔白菜，名爲徽州的「一品鍋」。熱氣騰騰，主客盡歡。胡先生始終不離其對鄉土的愛好。在美國旅居時，有人從台灣到美國，胡先生煩他携帶的東西是一套柳條編的大蒸籠。先生讀美西洋文明，但他自己過的是樸實簡單的生活。儉以養廉，自然不失儒家風範。 中國公學有一年因辦事人員措置乖方，致使全體人員薪給未能按時發放，羣情憤激。胡先生時在北平，聞訊遄返，問明原委，明辨是非，絕不偏袒部屬。處事公道而不瞻顧私情的精神使得大家由衷翕服。像這一類的事蹟，一定還多，和先生較多接觸的人一定知道得比我多。 許多偉大人物常於瑣事中顯露出其不凡。胡先生曾對我們幾個朋友說，他讓陶淵明傳，讀到他給兒子的信「汝旦夕之費，自資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大爲感動，從此先生對於僕役人等無不禮遇，待如友朋，從無疾言厲色。有一次我在北大下課，値先生於校門口，承囑搭他的車送我回家。那一天正值雨後，一路上他頻頻注視前方，囑咐司機：「小心，慢行，前面路上有個水坑，不要濺水到行人身上……」忙著作這樣的叮嚀，竟沒得工夫 和我說幾句話。坐汽車的人居然顧到行人。據李濟先生告訴我，有一回他和先生出遊，倦歸旅舍，先生未浴即睡，李先生問其故，先生說：「今日過倦，浴罷刷洗澡盆，力有末勝。」李先生大驚，因爲他從未聽說過旅客要自刷澡盆。但是先 生處處顧到別人，已成習慣，有如此者。 學貫中西，實非易事，而胡先生當之無愧。試看他在青年時期所寫的「留學日記」，有幾人能有他那樣的好學深思？我個人在他那年齢，縱非醉生夢死，也是孤陋寡聞。先生嘗自期許，「但開風氣不爲師」。白話文運動便數他貢獻最大， 除了極少數的若干人之外，全國早已風靡，無人不受其影響。 在學術思想方面，先生竭力提倡自由批評的風氣。他曾說：「上帝都可以批評，還有什麼不可以批評的？」他有考證癖，凡事都要尋根問柢。他介紹西方的某些哲學思想，但是「全盤西化」卻不是他的主張。他反對某些所謂的禮敎，但是他認識「儒」的意義，「打倒孔家店」的話不是他說的。有一年他到廬山看見一座和尙的塔，歸來寫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作考據。常燕生先生譏諷他爲玩物喪志，先生意頗不平，他說他是要敎人一個尋證求眞的方法。後來先生對「水經注」 發生了興趣，積年累月的作了深入而龐大的研究，我曾當面問他這是不是玩物喪志，先生依然正色的說：「這是提示一個研究的方法。」現在他的「水經注」的研究已發表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學人從中學習到他的一套方法，不過我相信他對 於研究學問的方法之熱心倡導是不可及的。 先生自承沒有從政的能力，也沒有政治的野心，但對政治理論與實際民生饒有興趣。他有批評的勇氣，也有容忍的雅量。他在「新月」上發表一連串的文章，後來輯爲小册，曰「人權論集」。當時有人譏爲十八世紀思想。如今「人權」「人權」之說叫得震天價響了。 我遍讀先生書，覺得有一句一以貫之的名言：「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檔案描述：1959年5月24日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校長杜元載於寓所宴請胡適，並請梁實秋等人作陪。圖為胡適與梁實秋合影。

胡適紀念館 Hu Shih Memorial Hall──在師大梁實秋故居。

2025年1月6日 ·

【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2025年1月6日是胡適的好朋友梁實秋誕辰122週年紀念日。早在1929年，梁實秋的〈論思想統一〉就被胡適針對訓政時期中國國民黨「以黨治國」而作的《人權論集》收入，其後更接受胡適的邀請，加入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團隊。其後時局動盪，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團隊只有梁實秋持續翻譯，直到1967年梁實秋以一人之力首次完成整部《莎士比亞全集》的中譯。

　　1987年2月是胡適逝世後的第25個年頭，85歲的梁實秋提筆回憶老友，這篇文章以「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為題，刊登於1987年2月24日《中國時報》第8版：

　　二十五年前的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幾位客人在舍下作方城戲。我不在局內，電話鈴響，我去接聽，是一位朋友報告胡適之先生突然逝世的消息。牌局立即停止，大家聚在客廳，凄然無語，不歡而散。

　　《文星》要我寫篇文章悼念胡先生，我一時寫不出來，我初步的感想是：胡先生的逝世是我們國家無可彌補的損失。於是我寫了以「但恨不見替人」爲題的約一千字的短文。二十五年過去了，我仍然覺得沒有人能代替他。難道眞如趙甌北所說「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數百年」，要等幾百年麼？

　　胡先生之不可及處在於他的品學俱隆。他與人爲善，有敎無類的精神是盡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國公學敎書的時候，親見他在校長辦公室不時的被學生包圍，大部分是托著墨海（硯池）拿著宣紙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是來者不拒，談笑風 生，顧而樂之，但是也常累得滿頭大汗。一口氣寫二三十副對聯是常事。先生自知並不以書法見長，他就是不肯拂青年之意。在北京大學的時候，他的賓客太多，無法應付，乃訂於每星期六上午公開接見來賓。親朋故舊，以及慕名來訪的，還有青年學子來執經問難的，把米糧庫四號先生的寓所擠得爆滿。先生周旋其間，手揮五絃，目送飛鴻。樂於與青年學子和一般人士接觸的學者，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擬，然尙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先生胸襟開廓，而又愛才若渴，凡是未能親炙而寫信請敎者，只要信有內容而又親切通順，先生必定作答，因此由書信交往而蒙先生獎掖者頗不乏人。

　　先生任駐美大使期間，各處奔走演講從事宣傳，收效甚宏，原有一筆特支費不需報銷，但是先生於普通出差費用之外未曾動用特支分文，掃數歸繳國庫。外交圈内，以我所知，僅從前之羅文榦部長有此高風亮節。蓋先生平素自奉甚儉，辦事認眞，而利祿不足以動其心。猶憶在上海辦「新月」時，先生常邀儕輩到家餐聚，桌上的食物是夫人親製的一個大鍋菜，一層鷄、一層肉、一層蛋餃、一層蘿蔔白菜，名爲徽州的「一品鍋」。熱氣騰騰，主客盡歡。胡先生始終不離其對鄉土的愛好。在美國旅居時，有人從台灣到美國，胡先生煩他携帶的東西是一套柳條編的大蒸籠。先生讀美西洋文明，但他自己過的是樸實簡單的生活。儉以養廉，自然不失儒家風範。

　　中國公學有一年因辦事人員措置乖方，致使全體人員薪給未能按時發放，羣情憤激。胡先生時在北平，聞訊遄返，問明原委，明辨是非，絕不偏袒部屬。處事公道而不瞻顧私情的精神使得大家由衷翕服。像這一類的事蹟，一定還多，和先生較多接觸的人一定知道得比我多。

　　許多偉大人物常於瑣事中顯露出其不凡。胡先生曾對我們幾個朋友說，他讓陶淵明傳，讀到他給兒子的信「汝旦夕之費，自資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大爲感動，從此先生對於僕役人等無不禮遇，待如友朋，從無疾言厲色。有一次我在北大下課，値先生於校門口，承囑搭他的車送我回家。那一天正值雨後，一路上他頻頻注視前方，囑咐司機：「小心，慢行，前面路上有個水坑，不要濺水到行人身上……」忙著作這樣的叮嚀，竟沒得工夫 和我說幾句話。坐汽車的人居然顧到行人。據李濟先生告訴我，有一回他和先生出遊，倦歸旅舍，先生未浴即睡，李先生問其故，先生說：「今日過倦，浴罷刷洗澡盆，力有末勝。」李先生大驚，因爲他從未聽說過旅客要自刷澡盆。但是先 生處處顧到別人，已成習慣，有如此者。

　　學貫中西，實非易事，而胡先生當之無愧。試看他在青年時期所寫的「留學日記」，有幾人能有他那樣的好學深思？我個人在他那年齢，縱非醉生夢死，也是孤陋寡聞。先生嘗自期許，「但開風氣不爲師」。白話文運動便數他貢獻最大， 除了極少數的若干人之外，全國早已風靡，無人不受其影響。

　　在學術思想方面，先生竭力提倡自由批評的風氣。他曾說：「上帝都可以批評，還有什麼不可以批評的？」他有考證癖，凡事都要尋根問柢。他介紹西方的某些哲學思想，但是「全盤西化」卻不是他的主張。他反對某些所謂的禮敎，但是他認識「儒」的意義，「打倒孔家店」的話不是他說的。有一年他到廬山看見一座和尙的塔，歸來寫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作考據。常燕生先生譏諷他爲玩物喪志，先生意頗不平，他說他是要敎人一個尋證求眞的方法。後來先生對「水經注」 發生了興趣，積年累月的作了深入而龐大的研究，我曾當面問他這是不是玩物喪志，先生依然正色的說：「這是提示一個研究的方法。」現在他的「水經注」的研究已發表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學人從中學習到他的一套方法，不過我相信他對 於研究學問的方法之熱心倡導是不可及的。

　　先生自承沒有從政的能力，也沒有政治的野心，但對政治理論與實際民生饒有興趣。他有批評的勇氣，也有容忍的雅量。他在「新月」上發表一連串的文章，後來輯爲小册，曰「人權論集」。當時有人譏爲十八世紀思想。如今「人權」「人權」之說叫得震天價響了。

　　我遍讀先生書，覺得有一句一以貫之的名言：「不要被人牽著鼻子走！」

檔案描述：1959年5月24日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校長杜元載於寓所宴請胡適，並請梁實秋等人作陪。圖為胡適與梁實秋合影。

館藏編號：HS-02-03-05-010

羅時瑋

上回到中研院，經過胡適故居，入內瞻仰，肅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