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自由之路——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隨感之三。台灣行 五 雨中掃墓 (王璞 202504)

 

王璞

昨天說起我寫過談胡適先生和傅斯年先生的小文，現在擇二再貼一次，先貼談胡適先生的。

到自由之路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隨感之三

這題目本是羅素一本書的書名。一九二零年羅素到中國訪問，曾經把他對自由之路的思考引伸到一場演講中，題為<中國的到自由之路>，試圖回答五四運動後擺在國人面前的迫切問題：中國往何處去？

那時羅素剛從蘇聯參觀回來，雖說他不象羅曼·羅蘭那樣對看到的一切照單全收，但仍認為蘇式社會主義也不失為一條通往自由之路，竟給中國也開出了這個藥方。說是：要實行民主須假定一般人民能讀能寫，并對政治具備一定程度的認知能力。中國現在沒有這樣的條件，因此蘇式社會主義也適用於中國。

胡適聽了十分反感，作了一首詩<一個哲學家>表示氣憤：

「他看中了一條到自由之路，/但他另給我們找了一條路；/這條路他自己并不贊成，/但他說我們還不配到他的路上去。」

余英時在《重尋胡適歷程》中引用了這詩，并評論道：「可是五年之後他（指胡適）重聞此論，雖仍感『奇怪得很』，卻肯定『此言也有道理，未可認為全然不忠恕』了。」

這是指《胡適日記》中1926年10月17日的一段記述，他也去過了莫斯科，之後到倫敦見到羅素。與羅素有一席談。在日記中他寫道：

「羅素仍指蘇俄的Dictatorship（專政）辦法是最適用於俄國和中國的。他說，這樣的農業國家之中，若採用民治，必鬧得稀糟，遠不如用Dictatorship 的法子。我說，我們愛自由的人有點受不了。他說，那只好我們自己犧牲一點了。」

當然，他二位後來都在殘酷現實面前作深入思考之後，明白那條通往自由之路會要變成「通往奴役之路」，一如海耶克那本同名著作所論述的。然而，他們那時一定都沒有料到，那種論調後來為多種極權政府的獨裁者利用，而引致的後果遠非「我們自己」，亦即知識分子「犧牲一點」那麼輕鬆簡單，那是無數知識精英人頭落地的慘劇。

我讀蘇聯人憶述斯大林暴政和中國人憶述歷次政治運動的書，往往讀不下去，比如《曼德爾施塔姆夫人回錄錄》、《古拉格群島》、《夾邊溝紀事》、《墓碑》，太慘了！非親歷者不能體會這種不忍卒讀的感覺，就象我一位朋友最聽不得革命樣板戲，因為當年紅衛兵就是一邊放着那種音樂一邊將她父親活活打死的。

胡適畢竟民主自由思想根基深厚，用不着象千百萬俄國和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非得自己遭受慘烈犧牲才幡然覺悟，甚至死都未曾覺悟。從《重㝷胡適歷程》我們看到，他回國一看國內的現實，便立即發現蘇聯道路走不得。「因為，」余英時寫道：「他1927年5月回到上海時，中國已成為『一黨專政』的天下了。」去蘇聯的興奮平靜之後，這個念頭便自然而然隨之而逝。」

那時還只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多少還顧全一點面子，法律上還有其他政黨存在的空間，只要他們不公然武裝暴動。然而，便是這樣的政府也讓胡適看出了自己先前接受蘇式專政的錯誤。到了1941年，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他已經把蘇聯社會主義專政和德國的納粹、意大利的法西斯，視為一丘之貉，與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絕對不能并存的。」

到了1947年，他在北平的一次題為<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的廣播講話中，更加言詞懇切地重申這一觀點，并斷言：

「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來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來看，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

對此，余英時評論道：「在1947年向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宣揚西方的民主政治，把它說成是文化的大潮流，同時又把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看作是一個「小小的逆流』，那是最犯眾怒的事。」「因為自由民主思想在1947年的中國是處於最低潮的階段。不但追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已轉而響往『新民主』或『無產階級的民主』，以民主同盟為代表的中年知識分子也都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了。」

胡適的演講於是引起一片叫罵，他那被中共及其同路人着意塑造的「美帝文化買辦」、「蔣介石御用文人」形象已然成形。就連同儕好友也苦笑着嘲他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可是到了1958年，在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空前強大之時，胡適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在美國給友人的信中說：「我觀察了這十年（1947-1958）的世界形勢，我還不悲觀，我還是樂觀的。」

三十一年後的1989年，他這一預言終於初步實現，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崩潰。而看似鐵板一塊的中國也發生了大規模民運。

在「九一一」事件二十週年的今天，重溫余英時對胡適追尋自由民主之路的探討，我感慨尤深。遠處是塔利班重新上台的槍聲，近處是「二次文革」進逼的喧囂，胡適1927年講的下面這段話簡直就象是針對我們眼前的現實，他說：

「今天人類的現狀是我們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後人怎樣來評判我們，那就要看我們盡了自己的本分之後，人類將會變成甚麼樣子。」

余英時先生評說道：「胡適毫無疑問地已盡了他的本分。無論我們怎樣評判他，今天中國學術與思想的現狀是和他一生工作分不開的。但是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學術與思想變成甚麼樣子，那就要看我們究竟怎樣盡自己的本分了。」

胡適先生和余英時先生都已為中國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後面的路將怎樣走下去，就要看後人怎樣盡自己的本份了。

台灣行

五 雨中掃墓

到台北的第三日完成了我一個夙願：到中研院參觀。一是去後山憑弔胡適先生墓，二是參觀傅斯年圖書館。他們二位都是我最景仰的學者，在我心目中是風雨飄搖的現代中國最最「有所守」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

「有所守」是徐訏先生追思張君勱先生的文章用語，他評價君勱先生一生最大的「完成」是他的人格，「足為我們所謂知識份子表率的是他『有所守』的態度。」我深以為然。

契訶夫說「一個民族最大的財富是其知識份子。」我覺得，這是就知識份子最優秀的層面而言。有的時候，知識份子會因種種原因：利欲、偏激、幼稚、膚淺而喪失了其精英價值，一如余英時先生在<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一文中所言：中國知識份子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由士大夫過渡到邊緣人，他們不再有「吾曹不出蒼生何」精神貴族式的士大夫精神，而開始撤出中國文化的中心地帶，到一九四九年更已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

只有極少數知識份子在時代的大風大浪中，始終堅守住了民主自由追求的底線。胡適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兩位。我曾有幾篇小文談及他們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乃至民主自由中國之意義，這裏就不赘述。

或可在此附記者有二。一是載我從酒店往中研院的約車司機一上車就問我：「是去那邊參拜胡適墓嗎？」我驚問：「你怎麼知道的？」他下面的話令我更是驚喜：「看你的樣子就知道。」他附加一句，「我載過很多人去那裏。」

「去的人很多嗎？」

「不少。」他又附加一句，「可見台灣還是有希望的。」

二是本來只想到傅斯年圖書館轉一圈，卻意外地參觀到了傅斯年紀念室。話說我正往圖書館裏長驅直入，此行之導遊——正在中研院史語所訪學的吾兒張曉宇——指着旁邊一張小門道：「不如先到傅先生紀念室看看吧。」

又是一個驚喜！紀念室很小，展出的卻都是珍品真跡。以前都是在書裏看到的文字和影印圖片，現在都可以站在跟前一一仔細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