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購物，沃爾瑪公司（英語：Walmart Inc），山姆遊(王璞)

山姆購物，沃爾瑪公司（英語：Walmart Inc），山姆遊(王璞)

貼錯地方。1962年創立時，胡適過世。

Walmart Inc. ( /ˈwɔːlmɑːrt/ ^ⓘ; formerly Wal-Mart Stores, Inc.) is an American multinational retail corporation that operates a chain of hypermarkets (also called supercenters), discount department stores, and grocery sto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23 other countries. It is headquartered in Bentonville, Arkansas.^[7]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62 by brothers Sam Walton and James "Bud" Walton in nearby Rogers, Arkansas.^[8] It also owns and operates Sam's Club retail warehouses.^[9][10]

Owner	Walton family (46%) (mainly via Walton Enterprises)[3]

沃爾瑪公司（英語：Walmart Inc）是美國的跨國零售企業，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和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公司，沃爾瑪的總部設在阿肯色州本頓維，其僱傭員工數量超過兩百萬。沃爾瑪是一個家族企業，其控股人為沃爾頓家族，擁有沃爾瑪48％的股權^[9]。1962年，山姆·沃爾頓創立沃爾瑪，1969年10月31日註冊成立。1972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公開交易。沃爾瑪也是在美國最大的食品零售商。2009年淨利潤為258億美元。

沃爾瑪已在美洲，歐洲，亞洲等大洲的27個國家共經營超過10700家購物廣場或會員商店、社區店等。

王璞

山姆遊

這日，去深圳看朋友，她說要去山姆購物，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我說「好呀。」香港人一度把山姆擠爆，搞到山姆要派專車來香港接客，我很好奇：山姆那麼好嗎？

山姆的確很大，貨架之間走道寬敞。不過我逛遍全場，認真比對了我熟知的數十種商品的山姆價和香港價，絕大部分商品香港價平過山姆價，或者價格不相上下，就連蔬菜肉類都如此。若是考慮到香港的商品更加安全可靠，山長水遠地跑來山姆購物就更奇怪了。香港商品的產地標哪兒就真的是哪兒，很多還是直送；不象山姆貨，就連蘇格蘭威士忌瓶子上也印有中文字，我想起大陸朋友托我在港購物，往往叮囑「上面不要有中文字」，不禁莞爾：也許香港人正相反，喜歡包裝上有中文字吧？

逛了一兩小時，我只買了一隻燒雞。這燒雞的確比香港便宜，斤多重，只要39·80人民幣。聞上去很香。不過當日已來不及吃，放到第二天吃，這優勢已蕩然無存，還好味道尚可。

朋友卻買了滿滿一大車，生鮮蔬果日用品面面俱到。我把它們檢視一遍，跟她說這些東西都比香港貴，幹嘛大老遠開車跑這兒買呀，她道：「因為我是住深圳不是住香港，這邊只有山姆的東西最靠得住。」又反問我一句：「那香港人怎麼愛上這邊購物呢？」

還真把我問住了。

  沃爾瑪現正經營的國家  沃爾瑪不再經營的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3%E5%B0%94%E7%8E%9B#/media/File:WalMart_international_locations.svg

想像的共同體 12：胡適之先生的《中國文學史選例 十五：論語 46～48》(《論語今注今譯》《孔子》)；《胡適譯短篇小說集1919/1933 契訶夫3篇》 (康國維譯《契訶夫短篇小說選》部分)：20250526

 想像的共同體 12：胡適之先生的《中國文學史選例　十五：論語　46～48》(《論語今注今譯》《孔子》)；《胡適譯短篇小說集1919/1933 契訶夫3篇》 (康國維譯《契訶夫短篇小說選》部分)：20250526

【晚年胡適所回憶的五四（上）（下）】胡適紀念館 Hu Shih Memorial Hall

 

胡適紀念館 Hu Shih Memorial Hall

【晚年胡適所回憶的五四（上）】

　　1960年5月3日下午4時，中央廣播電台來到南港請胡適錄音介紹五四運動，預備於5月4日向大陸地區播送。胡適在廣播裡完整的介紹五四運動，以及繼而開展的文學革命乃至新文化運動。他認為新文化運動起於青年的愛國心，終將連結到中國文藝復興。由於篇幅過長，是故我們將文字稿分成兩部分分享。上半部胡適介紹屬於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下半部則是暢談從五四運動到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乃至中國文藝復興。

五四運動是青年的愛國運動（上）

　　問：今日是「五四」運動紀念日，我想請問胡先生，「五四」的起因是什麼？

　　答：安先生，你年紀太輕啦，連「五四」運動的起因都不知道嗎？「五四」運動，其實不是個運動，是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當初並沒有什麼運動，也沒有什麼計劃。在「五四」的前幾個月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民國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停戰啦，叫雙十一節。停戰之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啦，於是參戰的國家，籌備和會，在巴黎開和會，講和的條件。那時候，就是民國八年春天，在巴黎的維賽亞皇宮開和會，中國的代表團也到啦。美國的代表團是威爾遜總統出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的時候，美國的威爾遜大總統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他有所謂改造世界的十四點主義，就是威爾遜的理想震動了全世界。大家都希望在這一次的世界大戰在和會裡邊，總可以使新的世界來臨。從前所謂不公道的，現在都可以變成公道的啦，從前所謂不合理的，現在都合理啦。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還記得在北京的中央公園，有一個牌坊叫「公理戰勝」。那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夢想，人人都想，世界經過這麼大的犧牲，經過幾年的苦戰。世界大戰是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就是從民國三年到民國七年，四年多的血戰，所以大家有一個理想，以為這一次世界大戰完了，威爾遜的理想，可以滿足那些受壓迫的民族，新世界將來臨。殊不知，我們到了三月、四月才慢慢的感覺到，我們的理想不容易滿足。威爾遜大總統到了和會裡邊，才曉得從前打仗的這些國家，都是東一個祕密的條約，西一個祕密的條約，都把那些弱小民族的、那些弱國一些的權利，在那些祕密條約裡都答應人家，都出賣掉啦。等到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參戰，是民國六年。等到威爾遜的一股理想加入戰爭，殊不知道，許多國家都是有祕密的條約。比如影響我們中國的，就是日本在中國有許多權利，日本參戰，她沒有到歐洲去，她就是出兵在山東這邊，把青島、山東膠濟鐵路這個區域，尤其是青島，德國人在中國的權利拿過去啦，比如是德國人搶去的權利，現在要給日本人，在中國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收回山東省內德國人當初以強迫中國拿去的權利，中國人要收回，廢除這些不平等的權利。現在日本出兵從德國人手裡拿回去啦。這個山東問題，就是「五四」那一天的最重要的問題。到了四月底，消息慢慢的就不好啦，就是那時候，我們還希望山東問題，德國人的所有權利，現在我們參戰啦，德國人打敗啦，投降啦，德國人在山東的權利，應該還給中國。而日本人說我們出兵打來的，這個權利應該是我們的，在和會裡討論時應該交給日本人，讓日本同中國來交涉。這是山東問題最重要的一個焦點。

　　到了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消息慢慢的傳出來啦，說是連美國的威爾遜總統，美國的代表團都不能幫我們的忙。所以我們在山東的權利，恐怕要吃虧啦。要由和會交給日本，由日本來同中國辦交涉，我們這個弱國在日本人手裡怎會能得到權利呢，怎能收回呢。我們不相信日本，不放心日本。結果這個消息在政府裡邊有人傳出來，傳到幾位教育界的領袖，我們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知道後，然後這個消息傳出去給學生，學生就開會要求中國不承認日本取得山東的權利，我們還要繼續要求山東失掉了的權利，如果做不到呢，我們的代表在巴黎的和約不應該簽字。

　　「五四」運動，當時並不是運動，就是剛剛碰得巧在五月初，這消息才傳出來，報上還沒登出來，不過這祕密很可靠的，就是我們的代表團在巴黎的和會要失敗啦，我們在山東的權利，從前德國人拿去的，現在日本人要搶去，已經搶去啦，，而日本人不肯還給中國。和會交給日本，讓中國自己想法子向日本交涉，這個中國人不承認，為了這個原故，那天開會，實在是抗議巴黎和會對於我們不公道的這種決定，這種祕密的消息傳出來，北京的學生在天安門外開會，各學校的學生，北京大學的學生領頭，從開會我有詳細的記錄。北京有十幾個學堂，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的下午，有十幾個學堂的學生，幾千學生在天安門開會，人人手裡拿著一面白旗寫著「還我青島」，真的問題是「青島」，德國人佔去啦，給日本人用兵力佔去啦，現在日本人佔據不還給中國，「還我青島」是個大問題。其實不但青島一處，整個山東，尤其膠濟鐵路這個區域，在山東省內德國人的權利，德國人用強力取得的權利，日本人拿去啦，所以那個時候，人人手裡拿著白旗寫著「還我青島」，還要殺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曹汝霖是那個時候的外交總長，陸宗輿是那個時候最親日的，尤其同日本借債很有關係，章宗祥是那個時候駐日本的代表，所謂「曹陸章」三個代表都是親日派的，還有旗上寫的「日本人的孝子賢孫」四大金剛這些人都要打倒。

　　五月四日那天是禮拜天，那個時候學生好，他們要開會的時候，不在上課的時候開會，都要在禮拜天開會。他們從天安門開會，整隊出中華門，沿路發傳單，後來走到東交民巷，那個時候，外國公使館都在東交民巷，他們想到美國大使館和其他國家的使館去請願，要求他們的政府主持公道。走過東交民巷再往東，這班人是示威遊行，到了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趙家樓，趙家樓的曹汝霖的家裡，預備去見曹汝霖，要求他主張不要簽字。結果曹家的大門都關上啦，大家都喊叫啦，學生們都生氣啦，外面有幾百名警察，把守曹汝霖的家。這些學生有的爬到牆上去，有的一個站下面，一個站在他的肩頭上，再爬上去就跑到曹汝霖的家裡，北方的房子很容易爬進去，牆都是低的，沒有樓房的。有人進去開了門，學生都衝進去啦，曹汝霖也找不到，後來找到一個在曹家吃中飯的客人，就是駐日本公使的章宗祥，就把他打了一頓，他受傷啦，在這個時候，恐怕是曹家的人一把火把房子燒啦，結果火起來啦，學生就跑啦。在路上不是排隊，大家散啦，結果就抓了幾十個學生，各學校的校長就保學生，把學生保出來。這樣子，一方面學生罷課，還是繼續反對巴黎和會，繼續反對日本，到外面講演。

　　「五四」本來就是為巴黎和會不公道的決定，與中國不利的決定，要抗議，這樣子開始的，這麼一鬧下去，抓學生啦，因為學生還繼續在外面開會講演，就是抵制日貨，中國沒有力量打日本，有力量制日本經濟的方面死命，就是我們中國人不買日貨，抵制日貨。後來中國政府的警察就干涉，結果學生越弄越多，一直鬧下去，鬧到六月，到了後來學生更多啦，差不多每條街上都有在那裡講演，就是不買日貨，抵制日貨，我們用經濟力量打日本，繼續收回我們的權利。要求我們的代表不接受巴黎和會的決定，不許簽字。這樣鬧到六月，然後我們中國政府大規模的抓學生，有的時候一千兩千的抓，關到北京大學的法科裡面，就是法學院。這樣一弄，幾千學生被抓，消息傳出去，到了上海、南京、安慶這些地方，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商店都關門啦，結果政府也屈服啦，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人免職，這就是國內政治上的勝利。國外政治勝利呢？那個時候全國都響應，各公共團體，愛國的團體，各地方的商會、學會、教育會、同學會都打電報，無數的電報都打到巴黎和會去，不許中國代表簽字，同時在歐洲中國留學生組織起來，組織監察隊，監視中國代表團的行動，不許他們到巴黎和會去簽字，結果中國代表團沒有敢出席巴黎和會，因而在和約上沒有簽字。到第二年，第三年才在美國總統哈丁召集所謂華盛頓會議，再重新提出中國的山東問題出來，然後我們收回了山東，收回了青島的權利。這都是「五四」運動學生出來抗議，不接受巴黎和會關於山東的決定，中國代表團沒有接受巴黎的議和的條約，是可以說我們留下來這一條路，把山東問題，經過華盛頓會議，中國同日本交涉才把青島、山東收回。這是所謂「五四」運動。當天的情形就是這麼一回事。你問「五四」的起因要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要走到前一年，前幾個月十一月十一，就是民國七年停戰，從停戰才產生巴黎的和會，在美國參戰以前有許多祕密條約。要打仗，要有力量，要找朋友，找同盟國家，結果是不妨把我們這個弱國的權利拿來賣掉了之後，才能抓住朋友，所以他們這些國家等於應許了日本某種某種的權利，是我們吃虧。幸而這時候青年學生在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四十一年前的今天，這是「五四」運動本身是如此。

文章出處：《胡適時論集》8

圖片描述：1919年5月4日來自北京13所大學，約3000名學生聚集於天安門，抗議《凡爾賽條約》將德國在膠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圖片出處：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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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

＃1960年5月4日中央廣播電台

＃五四運動是青年的愛國運動

＃近史所70週年特展

＃是回顧也是前瞻 ＃胡適的願景與近代史研究

＃開放時間為每週二至週六上午0930至1200下午1330至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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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適所回憶的五四（下）】

　　1960年5月3日下午4時，中央廣播電台來到南港請胡適錄音介紹五四運動，預備於5月4日向大陸地區播送。胡適在廣播裡完整的介紹五四運動，以及繼而開展的文學革命乃至新文化運動。他認為新文化運動起於青年的愛國心，終將連結到中國文藝復興。由於篇幅過長，是故我們將文字稿分成兩部分分享。上半部胡適介紹屬於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下半部則是暢談從五四運動到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乃至中國文藝復興。

　　問：謝謝您這樣詳細告訴我們。

　　答：四十多年啦，大家都不記得啦，所以我講得詳細一點，很對不起。

　　問：謝謝您告訴我們這個偉大的節日當時的情形和結果。那麼中共常常說，「五四運動」是他們搞出來的，您對這一點有什麼意見呢？

　　答：這種話（笑）真是不值得撬的，這句話，可以說是笑話。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候是1919年，在民國八年就沒有共產黨這個東西，也沒有共產黨這個組織，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是在民國九年，民國十年是1921年才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所以在民國八年那裡有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在湖南的湘潭作學生，那個時候共產黨在中國那裡有地位。「五四」發生（笑）中國共產黨成為黨，還在兩年之後。這個真是大笑話，這是不要臉的『吹』。

（從五四運動談文學革命）

　　問：「五四運動」有人比作「文藝復興運動」，關於這一點，胡先生您一定有很深刻的見解，是不是可以請您談一談？

　　答：安先生，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深刻不敢說。歷史是很複雜的，這是很複雜的問題，我們那個時候一般人都年輕，二十多歲。遠在「五四」以前，我們一般人還在外國留學的時候，一般年輕人注意中國文藝的問題、文學的問題、中國的文字問題、中國的教育問題、中國的思想問題、中國的社會問題，特別是中國的文學問題、文藝的問題。中國的文字很難，很難教、很難學，中國的文字是死的文字，死了兩千年啦，語文是不一致。現在你們不覺得啦，在我們那個時候，小孩子念書，教科書都是古文寫的，每一句話要翻譯的，客氣一點，叫講書，講書就是翻譯，就是用現在的白話，翻譯死了的古文，每一句話都是要翻譯的。所以那個時候，是教育上的問題，教科書上的文字應該用什麼文字，拿死的文字來教呢？還是用活的文字來教？文學用死的文字作文學呢？還是用活的文字作文學？要人人都聽得懂，人人都看得懂。這些問題，遠在那個時候大家在國內，也就是中國文藝復興問題，不是一天，遠在幾十年，在民國以前，在革命以前，像梁啟超先生他們，那就是一種革新文字。那個時候提倡小說，也就是新文字改革的起點，不過我們一般人，在美國作學生的時代，就在我們的宿舍裡面彼此討論。宿舍與宿舍之間，大學與大學之間討論，所以就討論到文字的問題，中國文字的改革問題，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應該怎麼樣經過一種改革。所以遠在民國八年以前，在民國四年、五年我們在國外已經討論很久很久啦，有好幾個人，在國外反對我的就是梅光迪先生，在哈佛大學。同我參加討論的有任叔永先生，有朱經農先生，我們都是在國外做學生的時代。我們那個時候就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後來有許多結論，其中的一個結論，就是中國的文字是死了的文字，這死文字不能夠產生活的文學，這是我們的結論。要替中國造一個新文學，只能用活的文字，活的文字在那兒呢？就是我們一般老百姓嘴裡說的，嘴裡說的出來，耳朵聽得懂，人人可以聽得懂，人人可以看得懂，這是活的語言，就是白話，拿白話我們舉出許多證據出來，從古代慢慢的變下來，不知不覺的，有這個需要，儘管白話不能拿來考秀才，不能拿來考舉人，也不能拿來考進士，也不能得翰林，不能求功名，不能做官，然而老百姓的要求，愛好真正文藝的人，有這個要求，已經走上一條用活的語言作文學的，比方《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遊記》這一類的小說都是用活的語言著的。所以我們說這就是證據，我們有活的文字，可以有資格作中國文學的語言。不過我們這般朋友們，總是有些人守舊，你們這白話也好，也許有用處，白話只寫那些人家看不起的小說，白話不夠作上等的文學，特別是不能作詩，不能拿來作高等的文藝；高等的文藝，好的散文，尤其是詩要用古文作的。詩、詞都是最高等的東西，絕不能用老百姓粗的土話拿來寫，必須要經過一種訓練，一種磨練的上等人的文字。這樣我們討論，沒有別的法子，我們主張從民國六年、民國五年在國外就開始。好啦，我們沒有別的法子，我們來試試看，你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可以產生偉大的小說，但是，不能作詩，好啦，我們拿白話來試試看。從前的確沒有多少人用白話來作詩，有是有，不過沒有一個人專門用白話來作詩的，也沒有人提倡不許用古的死的文字來作詩的，用活的文字來作詩的，我們現在何妨試試看。所以我就在民國五年的八月，我就向我的一班朋友宣告，我們從今天起，不作古文的詩，一定用白話來作詩。後來，中國的第一部詩集，叫《嘗試集》拿白話嘗試來作詩，中國詩。我們那個時候遠在民國五年的八月，我們在國外就有這種運動，同學們討論啦，作試驗，作白話詩啦。到了民國六年正月一號我的一篇文章叫作〈文學改良芻議〉，這是頭一篇文章，我們在外國作留學生，第一次到國內來發表要提倡、要改革中國文字。我們那個時候，在民國四年、民國五年、民國六年，我是民國六年七月才回國的，我們在國外已經很激烈的討論，討論了多少年，有許多問題，其中討論最激烈的就是文學問題。我們在民國五年就已經決定啦，至少我個人決定啦，我們大家都已經得到結論啦，大家承認，就是最守舊的已經承認啦，白話夠得上作小說，可以產生《水滸傳》、《紅樓夢》、《西遊記》、《儒林外史》這一類的小說啦。這是已經讓步啦，但是還有許多不承認的哪，就是守舊這班同學不承認，就是中國的俗語、土話、白話沒有經過文人學者的訓練、磨練，所以不配產生高等的文學，不能作詩，不能作詩詞，不能作高等的散文，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打定主意，就是我個人在民國四年、民國五年八月就向朋友宣告，從這個時候起不用古文，不用死的文字作詩，以後要用白話，用活的語言，老百姓的話，用活的語言來作詩，作散文，作一切的文學。簡單一句話，就是死的文字不能產生活的文學，而我們要替中華民國造一種新的文學，就得用活的語言來作。這個運動，我們在國外一般學生討論，討論了兩年，到了民國五年年底，我才寫了一篇文章，把我們這一年半兩年來，討論的結果，這些結論寫出來，寫兩個本子，同時發表。一個是《留美學生季報》，一年出四本，一個副本送給陳獨秀先生主持一個雜誌叫《新青年》雜誌，在上海出版的。那個時候陳獨秀先生作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現在我們叫文學院長。他一方面作文科學長，一方面主持這個雜誌。我這篇文章的一個本子寄給他，很和平的一篇文章，叫〈文學改良芻議〉，芻議就是一個草案，很謙虛的一篇文章。不過，陳獨秀先生是同盟會老革命黨出身，他看了我這篇文章，他很贊成。他接下去，就在民國六年二月《新青年》的第二期就發表〈文學革命論〉，在國內第一次提出文學革命這個字，是陳獨秀先生在民國六年二月《新青年》提出來的。其實我們在國外那幾年討論，我常常談到文學革命的問題，文學必須革命的，已經早就有啦。

　　所以，討論中國革新的問題，用白話來作中國文學，一切的文學，詩、詞、散文、小說、戲曲等等一概都得用活的文字來寫，早就討論了。民國六年才在國內開始成了公開討論的大問題。很有趣的就是，我們一般留學生在國外大學宿舍裡通信討論一些問題，可是在國內有許多老輩那些北京大學很有學問的國文先生，他們覺得不錯，他們贊成，比如錢玄同先生啦，陳獨秀先生他們出來贊成，這樣一來，在國內我們得到支持的人，得到贊成的人。在國外一般留學生在宿舍討論的問題，在國內變成公開討論的問題。所以就成了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時候開始，遠在公開發表的時候，民國六年的正月初一出版的《新青年》雜誌，我還沒有回國的時候在國內已經討論啦。等到我民國六年回國加入這個討論，《新青年》第一個雜誌改用白話，登白話的文章，以後就成了全國的運動。

　　這個運動與「五四」運動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那個時候討論等於全國都有，那個時候的刊物很少。北京大學一般學生，傅斯年先生、羅家倫先生這一般人，都是北京大學的最優秀的學生，國學的程度，中國文學的訓練，都是很高的，他們倒是看見他們的先生們的提倡是對的，他們加入，他們在民國七年出版一個雜誌叫《新潮》，中文名字叫《新潮》，英文名字叫The Renaissance，這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這一般人辦的。Renaissance就是再生。歐洲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中國所謂文藝復興運動，遠在民國八年以前。不過「五四」運動有什麼關係呢？「五四」運動這麼一來之後，北京大學的學生成了學生的領袖，北京大學的教授從前提倡所謂文藝復興運動，就是用白話作文學這種主張，思想改革。文學革命這個話，從北京大學提倡，北京大學的地位提高啦。公認北京大學是對的，那時候各地學堂都有學生會，學生會他們要辦刊物，都是小的刊物，或者用排印的，或者用油印的，或者手寫壁報，學生要出刊物，學生要出壁報，大家自然而然都用白話作。結果民國八年、民國九年之中，我收到的各地方出的這種青年人出的刊物總在三十多種都用白話。所以，「五四」運動幫助文藝復興，從前是限於《新青年》、《新潮》幾個刊物，以後就變成一個全國的運動。但是，「五四」運動也可以說害了我們的文藝復興。什麼原故呢？「五四」運動剛才我講的跟我們沒有關係的，那是個沒有計劃的運動，「五四」是大家愛國心爆發，是北京大學學生領導，那個時候北京大學地位高，清華在那個時候叫清華學堂，師範大學叫高等師範，在北京的國立大學只有北京大學一個，所以大家說北京大學領頭。結果，好像北京大學是領袖，同時呢？因為北京大學的先生們，學生們在前幾年提倡思想解放，文學革命這種觀念，結果慢慢藉這個機會就推廣出去啦，其實，與我們並不是一件事，並沒有關係的。那是一個愛國運動，事先沒有計劃，沒有一種有意的運動。比如孫中山先生有一封信，他寫給海外的國民黨的同志，那個時候是革命黨的同志，在民國九年正月廿九日他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的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2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其原故，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錄自孫中山先生〈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

這封信是孫中山先生寫在「五四」以後七個多月寫的，他的看法到現在我認為是很公允的。這件事本身就是「五四」與新文化運動，所謂「新思潮運動」所謂文藝復興運動不是一件事，不過這件事的本身呢？至少孫中山先生說，因為思想運動，文學運動在前，所以引起「五四」運動。至少他承認歸功於思想革新，同時思想革新在兵法上說攻心，心理作戰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結論說：我黨（革命黨）要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這樣說起來，可以算是「五四」也可以說幫助，同時也可以說摧殘，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從前作的思想運動，文學革命的運動，思想革新的運動，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後，大家看看，學生是一個力量，是個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從此以後，不但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先生，後來國民黨改組，充分的吸收青年份子。在兩年之後，組織共產黨，拼命拉中國的青年人。同時老的政黨，梁啟超先生他們那個時候叫「研究系」，他們吸收青年。所以從此以後，我們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文藝復興運動，有的時候叫新思想運動、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文藝復興運動就變了質啦，就走上政治一條路上，所以現在那些小的政黨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和共產黨都是那個時候以後出來的。因此我們純粹作文藝復興運動就這幾年功夫，我們從留學生時代算起，民國四年、五年、六年、七年第二年的八年共四年半。要是從民國六年正月一號算起吧，有兩年的功夫，這兩年功夫就變了質啦，變成一個政治力量啦，糟糕啦！我們一來，以後的局面也變啦。所以我們現在回到「五四」這一天，只能說「五四」本身絕不是文藝復興運動，而「五四」本身是愛國運動，完全是青年人愛國思想暴露啦，事先沒有一點計劃，不是一種運動，在這一天當中，對付中國國家的民族危險的問題，就是我們眼看見山東、青島發生大問題，權利要掉啦，這是愛國問題。不過同時他一方面幫助我們的文藝復興思想的運動，同時也可以算是害了我們這純粹思想運動變成政治化啦，可以說變了質啦，在我個人看起來誰功誰罪，很難定，很難定，這是我的結論。

文章出處：《胡適時論集》8

圖片描述：1960年5月3日下午4時，中央廣播電台來到南港請胡適錄音介紹五四運動，預備於5月4日向大陸地區播送

館藏編號：HS-02-03-03-233

＃胡適

＃五四運動

＃文學革命

＃新文化運動

＃1960年5月4日中央廣播電台

＃五四運動是青年的愛國運動

＃近史所70週年特展

＃是回顧也是前瞻 ＃胡適的願景與近代史研究

＃開放時間為每週二至週六上午0930至1200下午1330至1630

＃趕快揪團來預約導覽吧

憲訴法修正案的是非對錯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正統的哲學博士（PhD），而是公共行政博士（DPA）。哲學博士才是學術學位，而公共行政博士只是專業學位，和醫學博士（MD）、法學博士（JD）、教育博士（EdD)、與社工博士（DSW）等學位類似。

憲訴法修正案的是非對錯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正統的哲學博士（PhD），而是公共行政博士（DPA）。哲學博士才是學術學位，而公共行政博士只是專業學位，和醫學博士（MD）、法學博士（JD）、教育博士（EdD)、與社工博士（DSW）等學位類似。

翁達瑞

點評「1%」的菁英博士論文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基隆選出的立委林沛祥自稱「1%」的菁英，原因之一就是他擁有美國大學的博士學位。這幾天，很多朋友在敲碗，要我檢查他的博士論文。

臉友的盛情難卻，我恭敬不如從命。附圖一是林沛祥的論文封面，我先點評他的學位與大學，然後才是他的論文。

#學位

首先，我要說明林沛祥的博士學位並非正統的哲學博士（PhD），而是公共行政博士（DPA）。哲學博士才是學術學位，而公共行政博士只是專業學位，和醫學博士（MD）、法學博士（JD）、教育博士（EdD)、與社工博士（DSW）等學位類似。

哲學博士不分領域，都叫PhD，表示學術訓練通達，可跨入不同領域。專業博士有領域區分，無跨行可能。此外，哲學博士是教授的基本資格，專業博士通常不能進入學界，但醫學院例外，特別是教學醫院規模大的醫學院。

#學校

翁達瑞

憲訴法修正案的是非對錯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立法院通過的憲訴法修正條文已經公佈，接著就是釋憲攻防。修正案的推手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翁曉玲。儘管朝野激辯多時，多數民眾對這個修正案所知不多，無從判斷雙方的是非對錯。

本文將比較原始與修正條文的差異，也會比較翁曉玲嘴巴說的與心裏想的理由，再用美國最高法院的運作制度突顯翁曉玲的無知。

#原始與修正條文的比較

憲訴法修正案包括三個條文（4、30、95）。第95條的修正有關生效日期，我暫且忽略，本文只比較第4與第30條的修正內容。

憲訴法第4條規定釋憲案的審理規則，由全體大法官議決，但未明定全體大法官有幾位。修正案則將憲法增修條文的十五位大法官明定在憲訴法。全體大法官就是十五位。

憲訴法第30條規定釋憲案的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判決要有現有總額過半同意。修正案捨棄總額比例（評議三分之二，同意半數），改用具體數字（評議至少十位，同意至少九位）。

國民黨的修正案會造成什麼後果，我可以用憲法法庭的現狀解釋：去年十月，有七位大法官任滿。賴總統提名七位新任人選，但全被國民黨掌控的立法院否決。現有的大法官人數只剩八位。

就算大法官只剩下八位，依照原來的憲訴法，釋憲案的審理不受影響，但參與評議的大法官只要六人即可（八位的三分之二以上），只要五位同意就可判決（八位的半數以上）。

依照國民黨的修正條文，釋憲案的審理會全部停擺，因為現有的大法官只剩八位，不到開庭所需的十位。就算能湊足十位，只要有兩位杯葛，就無法達到同意判決人數的九位。

#嘴巴說與心裏想的理由

翁曉玲推動這個修正案時，嘴巴說的理由是憲政大事不能由少數人決定。我就來檢驗這個說法。

假如大法官名額沒有出缺，按照原條文，參與評議的人數是十五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十位，和翁曉玲的修正案一樣，人數並沒有增加。

再就判決的最低同意人數而論，原條文規定半數以上。只要大法官維持十五人，判決同意人數就是八位。翁曉玲的修正案則規定要九位，確實增加了一位。

違憲判決的同意票增加一人很重要嗎？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同意違憲判決的大法官是八位或九位，根本就沒有差，都是由少數人決定。

翁曉玲嘴巴說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而且荒唐。我可以用個類比說明：翁曉玲抱怨日月潭的水位太低，堅持要增加一湯匙。

既然嘴巴說的理由不算數，翁曉玲心裡想的理由是什麼呢？以下是我的推論：

憲訴法的原條文用比例規範評議與通過的人數，就算大法官出缺，憲法法庭的原作不受影響。翁曉玲的修正條文用絕對的人數規範，只要大法官有出缺，開庭與判決的相對門檻就提高了。

明顯的，翁曉玲提出的修正案，輕易就可癱瘓憲法法庭的運載。這才是翁曉玲心裡想的修正理由：濫用民主程序破壞我們的憲政體制。

#美國最高法院的運作制度

美國人口三億三千五百萬，最高法院只有九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參與釋憲案審理的大法官至少要有六位，只要過半數同意即可判決。

簡單講，美國的憲政大事只要四個人說了算，但未聞有少數壟斷的批評。台灣的人口遠低於美國，但大法官的人數、參與審理的人數，以及判決的同意人數皆高於美國。既然如此，為何翁曉玲會擔心少數壟斷呢？

答案很清楚：翁曉玲對釋憲案的審理所知不多，以為只是正反兩邊的大法官比票數，才會有少數壟斷的疑慮。

美國的釋憲案審理不只是比票數，還要比法理見解。釋憲案的判決書叫「多數意見」，由一位大法官主筆。根據個人的法理見解，其他大法官還要再提出「贊同意見」與「反對意見」。

簡單講，美國最高法院的釋憲案審理，最多可有八個不同的法理見解。扣除撰寫多數意見的那位，其他八位大法官都可提出個人的法理見解。不論案情多麼複雜，八個不同的見解絕對足夠解釋所有判決的法理。

以美國最高法院為例，多數釋憲案只有一、兩位大法官提出贊同意見，有時還掛零。多數案件也只有一位大法官提出反對意見，就算案情複雜也不會超過三位。

加總起來，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釋憲案，需要參與審理的大法官最多就是六位，因為法理見解不會超過六個。只要我們的大法官沒有名額出缺，釋憲案的審理絕無少數壟斷的疑慮。現有的憲訴法條文並無修正的必要。

#草包論法的荒唐與無理

翁曉玲擁有德國的法學博士，扛著憲法學者的頭銜，卻完全誤解釋憲案的本質。釋憲案的審理不在比大法官的票數，而在比不同的法理見解。

釋憲案的審理重質不重量，大法官的人數不用多，但提出的法理見解必需周全。多數釋憲案的法理見解低於參與審理的大法官人數；未能提出法理見解的大法官也只能投票。

翁曉玲以少數壟斷為由推動憲訴法的修正，明訂參與審理與同意判決的大法官人數下限。這樣的修法對審理品質並無幫助，反會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因為我們的制度會出現多位大法官同時出缺的情況。

以上是憲訴法修正案的是非對錯，希望能讓民眾了解釋憲案的審理本質，也更能認清草包論法的翁曉玲，不只荒唐，而且無理。

所有心情：

1,148沈哥、廖為民和其他1,148人

翁達瑞

 憲訴法修正案的是非對錯 翁達瑞 / 美國大學教授 立法院通過的憲訴法修正條文已經公佈，接著就是釋憲攻防。修正案的推手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翁曉玲。儘管朝野激辯多時，多數民眾對這個修正案所知不多，無從判斷雙方的是非對錯。 本文將比較原始與修正條文的差異，也會比較翁曉玲嘴巴說的與心裏想的理由，再用美國最高法院的運作制度突顯翁曉玲的無知。 #原始與修正條文的比較 憲訴法修正案包括三個條文（4、30、95）。第95條的修正有關生效日期，我暫且忽略，本文只比較第4與第30條的修正內容。 憲訴法第4條規定釋憲案的審理規則，由全體大法官議決，但未明定全體大法官有幾位。修正案則將憲法增修條文的十五位大法官明定在憲訴法。全體大法官就是十五位。 憲訴法第30條規定釋憲案的判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判決要有現有總額過半同意。修正案捨棄總額比例（評議三分之二，同意半數），改用具體數字（評議至少十位，同意至少九位）。 國民黨的修正案會造成什麼後果，我可以用憲法法庭的現狀解釋：去年十月，有七位大法官任滿。賴總統提名七位新任人選，但全被國民黨掌控的立法院否決。現有的大法官人數只剩八位。 就算大法官只剩下八位，依照原來的憲訴法，釋憲案的審理不受影響，但參與評議的大法官只要六人即可（八位的三分之二以上），只要五位同意就可判決（八位的半數以上）。 依照國民黨的修正條文，釋憲案的審理會全部停擺，因為現有的大法官只剩八位，不到開庭所需的十位。就算能湊足十位，只要有兩位杯葛，就無法達到同意判決人數的九位。 #嘴巴說與心裏想的理由 翁曉玲推動這個修正案時，嘴巴說的理由是憲政大事不能由少數人決定。我就來檢驗這個說法。 假如大法官名額沒有出缺，按照原條文，參與評議的人數是十五席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十位，和翁曉玲的修正案一樣，人數並沒有增加。 再就判決的最低同意人數而論，原條文規定半數以上。只要大法官維持十五人，判決同意人數就是八位。翁曉玲的修正案則規定要九位，確實增加了一位。 違憲判決的同意票增加一人很重要嗎？台灣有兩千三百萬人，同意違憲判決的大法官是八位或九位，根本就沒有差，都是由少數人決定。 翁曉玲嘴巴說的理由根本不成立，而且荒唐。我可以用個類比說明：翁曉玲抱怨日月潭的水位太低，堅持要增加一湯匙。 既然嘴巴說的理由不算數，翁曉玲心裡想的理由是什麼呢？以下是我的推論： 憲訴法的原條文用比例規範評議與通過的人數，就算大法官出缺，憲法法庭的原作不受影響。翁曉玲的修正條文用絕對的人數規範，只要大法官有出缺，開庭與判決的相對門檻就提高了。 明顯的，翁曉玲提出的修正案，輕易就可癱瘓憲法法庭的運載。這才是翁曉玲心裡想的修正理由：濫用民主程序破壞我們的憲政體制。 #美國最高法院的運作制度 美國人口三億三千五百萬，最高法院只有九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參與釋憲案審理的大法官至少要有六位，只要過半數同意即可判決。 簡單講，美國的憲政大事只要四個人說了算，但未聞有少數壟斷的批評。台灣的人口遠低於美國，但大法官的人數、參與審理的人數，以及判決的同意人數皆高於美國。既然如此，為何翁曉玲會擔心少數壟斷呢？ 答案很清楚：翁曉玲對釋憲案的審理所知不多，以為只是正反兩邊的大法官比票數，才會有少數壟斷的疑慮。 美國的釋憲案審理不只是比票數，還要比法理見解。釋憲案的判決書叫「多數意見」，由一位大法官主筆。根據個人的法理見解，其他大法官還要再提出「贊同意見」與「反對意見」。 簡單講，美國最高法院的釋憲案審理，最多可有八個不同的法理見解。扣除撰寫多數意見的那位，其他八位大法官都可提出個人的法理見解。不論案情多麼複雜，八個不同的見解絕對足夠解釋所有判決的法理。 以美國最高法院為例，多數釋憲案只有一、兩位大法官提出贊同意見，有時還掛零。多數案件也只有一位大法官提出反對意見，就算案情複雜也不會超過三位。 加總起來，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釋憲案，需要參與審理的大法官最多就是六位，因為法理見解不會超過六個。只要我們的大法官沒有名額出缺，釋憲案的審理絕無少數壟斷的疑慮。現有的憲訴法條文並無修正的必要。 #草包論法的荒唐與無理 翁曉玲擁有德國的法學博士，扛著憲法學者的頭銜，卻完全誤解釋憲案的本質。釋憲案的審理不在比大法官的票數，而在比不同的法理見解。 釋憲案的審理重質不重量，大法官的人數不用多，但提出的法理見解必需周全。多數釋憲案的法理見解低於參與審理的大法官人數；未能提出法理見解的大法官也只能投票。 翁曉玲以少數壟斷為由推動憲訴法的修正，明訂參與審理與同意判決的大法官人數下限。這樣的修法對審理品質並無幫助，反會癱瘓憲法法庭的運作，因為我們的制度會出現多位大法官同時出缺的情況。 以上是憲訴法修正案的是非對錯，希望能讓民眾了解釋憲案的審理本質，也更能認清草包論法的翁曉玲，不只荒唐，而且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