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源寧《不夠知己》(英文)有篇胡適博士。
約1948年，胡適與溫源寧在上海見過面，日記上說他不真誠 (憑記憶)。
溫源寧當中華民國駐希臘大使時，請楊宗翰 (時在香港)去幫忙。
一時，將兩位翻譯者：楊宗翰和楊周翰搞混，有點亂套。楊宗翰 1920年清華學校畢業後留美,在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1924年畢業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1930年 ..
Dec 12, 2017 - 閔福德曾與柳存仁合編《中國中產階級小說：清代至民初言情 ... of the great powers · Porta Pia； The Renaissance By John R. Hale 楊宗翰譯，時代.
柳存仁是楊宗翰地摯友，在楊過世時有篇長文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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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源寧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是學生錢鍾書「最敬愛的老師」之一，溫源寧也很喜歡錢鍾書， ... 了一篇書評，書評中將該書中文名譯為《不夠知己》，並對書中內容進行品評。
胡適在學術界很有人緣，即使是在“國粹派”一度集中的清華，他也有發言權。王國維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實際上是胡適推薦。胡適鼓吹白話文，反對舊詩，這是吳宓最為反對的，但是，胡適同時還提倡“整理國故”，在這方面他的成績也是明顯的（胡適自己承認他的“整理國故”是為了“捉妖”“打鬼”）。吳宓辦《學衡》，經濟上幾乎全靠自己掏腰包，在發行量很少的情況下，倒是胡適自費買了一整套。當然他還是為了“捉妖”“打鬼”，卻用的是對手也無可非議的文明手段。胡適當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時，溫源寧一度是外文系主任，吳宓想在北京大學兼課，就沒有碰到什麼麻煩。可見，胡適待人，確實有君子之量。 1929年1月27日晚，溫源寧在東安門外大街東興樓請客，在座者有胡適、周作人、張鳳舉、楊丙辰、楊宗翰、徐祖正、童德禧等人，還有陳逵和吳宓，以北京大學教授為多。在這次宴聚時，胡適請吳宓參加他正在籌劃的英國文學名著的刊譯工作，態度友好。
艾克敦： 胡同裡 的最後貴族
英國貴族文人哈羅得艾克敦爵士(Sir Harold Acton) 是一次大戰後牛津大學青年文人中“最有希望的人物”。
一九三二年艾克敦離歐到日本。日本不對他的口味，軍國主義氣焰囂張。他雖是遠離政治的人，但不能在這種氣氛中欣賞日本文物。因此他立即轉到中國，發現中國的一切都很熟悉，因為他早就熟讀韋利譯的白居易，翟理斯譯的莊子，理雅各譯的儒典。
北京大學的溫源寧和張歆海立即把他帶入了北大的知識份子的圈子，過從者梁宗岱、袁家驊、朱光潛等人皆為一時之選。一九三三年起他受聘於北大，教英國文學， 立即與學生中的一批青年詩人教上朋友。當時二十歲左右的陳世驤、馮廢名、林庚、李廣田、何其芳、陳夢家都在北大。其中十八歲的卞之琳給艾克敦的印像最深， 卞體弱、□腆、矜持，只有談詩論文時才激動得滿臉通紅，但艾克敦認為卞的詩最有氣質。
艾克敦教英國文學，在北京的英國人中也引出很多非議，他教的是“有修養”的教授們認為是走火入魔的艾略特的長詩《荒原》和勞倫斯的小說《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並鼓勵學生寫論艾略特的論文，這是第一次有人在中國認真地宣講歐美現代派文學。
艾克敦聲稱他不愛古人愛今人，在Cathay 與China 中他選擇後者。從試譯卞之琳的詩開始，艾克敦與陳世驤合作翻譯了中國現代詩的第一本英譯。這個選本的確獨具慧眼，尤其詩人們還都那麼年輕，剛開始寫作生涯，這是往往使編者受到歷史的嘲笑最難的事。
但是從今天回顧，艾克敦的批評眼光極準。而且據一些評者看來，艾克敦基於自己丰厚的文學修養，"譯出"了一些中國詩人的風格淵源，徐志摩的《雪花的快樂》譯文讀來酷似濟慈，而邵洵美的詩譯文幾乎可以出自道森手筆。
英語系主任溫源寧與文學院院長胡適不合，溫辭職。據慣例，全體教授應辭職以示“共進退”。但艾克敦太熱愛這工作，未提辭呈。胡適給艾克敦留了點面子，把他的任課壓到了一星期一堂。但不久胡適親自訪問了艾克敦，請他將英國詩。
艾克敦在京時據說同時進行六項翻譯，他與美國的中國戲劇專家阿靈頓(L.C.Arlington)合作，把流行京劇三十三折譯成英文，集成《中國名劇》一 書，1937年出版，收有《長□坡》、《汾河灣》、《法門寺》、《群英會》、《奇雙會》、《金鎖記》、《捉放曹》等。這工程很困難，但艾克敦是京戲迷，與 程硯秋、李少春等人交往。美國女詩人、《詩刊》主編哈麗特．蒙羅二度訪華時，艾請她看京戲，鑼鈸齊鳴，胡琴尖細，蒙羅無法忍受，手捂著耳朵倉皇逃走，艾克 敦對此有一解：西方人肉食者鄙，因此需要安靜，中國人素食品多，因此愛熱鬧。“我吃了幾年中國飯菜後，響鑼緊鼓對我的神經是甜蜜的安慰。在陰暗的日子裡 只有這種音樂才能恢復心靈的安寧。西方音樂在我聽來已像葬禮曲。”
一九三六年左右，艾克敦開始寫長篇小說《牡丹與馬駒》（Peonies and Ponies), 在京英美人的生活，寫得入木三分。小說中的美國婦人“不遠萬里住到中國來，卻整天泡在西人的雞尾酒會裡，似乎唯一的目的是等待又一次拳亂，過過性虐待 癮”。小說中說：“真應當再來一次拳亂，清清氣氛。”
不可否認此書有洩憤情緒，正如艾克敦自己承認，他後來寫《一個愛美者的回憶錄》，也是為了回答英人圈子對他“生活放蕩不規”的指責，這種指責使英政府在二次大戰中不敢派他回重慶擔任外交職務，艾對此十分氣憤。
一九三九年回到英國。七年的中國生活使他的親友發現他“談話像中國人，走路像中國人，眼角也開始向上飄”。
離開中國使艾克敦結束了“一生最美好的歲月”。二次大戰後艾克敦移居意大利，潛心做那不勒斯波爾旁王族的歷史研究。他傷心的看到“這一番輪回中已回不到北京”去國之思，黍離之悲，使他找到陳世驤共同翻譯《桃花扇》以排遣懷鄉病。他們的翻譯直到七十年代陳世驤作古之後才由漢學家白之整理出版*。
“愛美者”(Aesthete)是旁人調侃艾克敦的稱呼，自王爾德之後，這個詞在英國尤其是在文化人中已有同性戀的暗示。艾克敦自號不諱，並認為北京是愛美者的最後的樂園。的確，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化人的圈子沒有西方那種道德上的矯飾和苛刻，而中國文化的確會令他心醉。
*The Peach Blossom Fan (with Ch'en Shih-Hsia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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