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7日 星期二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引言/《傳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與《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Stalin started the Cold War.



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讀《無奈的結局——司徒雷登與中國》與《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兩書後-----------------------------夏自強(249),燕京學報.新十五期,249-71

燕京學報. 新十五期
作者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年: 2003-

傳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與中美關係


內容簡介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為美國南方長老教會傳教士,在華近五十年(1904-1949),曾領導燕京大學近三十年(1919-1946),將一所小型教會學院建設成中國大學中之翹楚。美國《時代》雜誌曾譽其為「在華最受敬重的美國人」。
  一九四六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任內折衝於國府、中共與美國三方之間,希望能將戰後中國帶向和平建設之方向,但其努力並未能得到國共之支持,又不為美國政府所信任,最後國府內戰失利遷台,司徒亦奉召黯然返美。當時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指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
  中美關係共約二百餘年,可分為四個層面:文化,宗教,政治及經濟,司徒一人橫跨前三個層面,在中美關係史上無人出其右。美國一向視中國為其必須拓展的最後疆域(frontier),過去如此,今後亦然,而司徒是此一努力中最具代表性人物。他一生在宗教、尤其在教育工作上,為上帝、也為中國人民服務,聲望崇隆,載譽史冊;但在外交工作上,他試為美國、也為中國利益獻身,但當美國與中國利益在某一特殊時空環境下發生衝突時,他則成為一個時代悲劇性人物。
●本書曾由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學會出版英文本,且獲哈佛大學內部評審委員指其為——「令人震撼之作:它非常透徹地闡釋了美國與東亞間互動關係歷史中一個深具影響力的人物」。
《作者簡介》
  邵玉銘,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嫩江省人。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曾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在美國曾任教於聖母(Notre Dame)大學、馬里蘭大學、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等機構;在國內任教政治大學,並擔任該校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等職。校外公職包括行政院新聞局長,處理解嚴後開於報禁,發展廣電、出版、電影等事業工作,獲頒行政院「一等功績獎章」。
  中英文著作數十種。英文方面,除本書外,尚在著名刊物Foreign Affairs, The China Quarterly 等發表論文。中文方面,有文學、政治、知識分子、中美關係研究論文集,國史與國事、國際局勢與中國前途、留學之路等書。名列美國研究學者、國際亞洲研究學者等名人錄。現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政治大學、淡江大學兼任教授。

*****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戰以後擔任過中國內戰國共衝突調停人,並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和中國的學界祭酒胡適先生分 別為該書作序。次日,台灣《大華晚報》即開始邊請人翻譯,邊予以連載,並於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譯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閻人峻翻 譯的司徒雷登回憶錄。......"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一)馬歇爾序,胡適引言,作者前言及第1,2章(家世 ...


《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
喬治 · C · 馬歇爾:序言
胡適:引言
前言
第一章:家世和早年
第二章:大學和神學院
第三章:回到中國
第四章:燕京大學——實現一個理想
第五章:在燕京大學時個人的感受
第六章:中國形形色色的人物
第七章:日本的佔領和自由的孤島
第八章:監禁和釋放
第九章:召入外交界
第十章:未能實現的夢想
第十一章:更加困惑
第十二章:處在竹幕裏面
第十三章:去華盛頓,在華盛頓
第十四章:退休中的深思
第十五章:美國和中國:“現在採取什麼策略?”




引言

胡適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在中國杭州出生長大的。他的父母都是那裏的傳教士。他告訴我們,他年少的時候,總是“對傳教生活感到厭煩”。即使在他從漢普登 (Hampden)-希尼(Sydney)學院畢業之後,他仍然承認自己“缺少對傳教工作的興致”。

怎麼描述我產生的反對到中國做傳教士 的厭惡也不會誇大其詞。……在那裏要大聲疾呼地對閒散的人群講說;在廟會和街上小禮拜堂裏,面對挑挑剔剔、古古怪怪的人們;幾乎是白白奉送小冊子;忍受當 地的人們輕蔑、鄙視、惱火、或逗趣地看你;物質生活的不舒適和艱苦,等等;也沒有學識上和努力用心方面的興趣;一種活死人、或相當於近代的退休出世的感 覺。(原書【28】)

但是經過了長期內心的爭戰,司徒雷登博士最後決定了“將我的宗教信念置於當時是我的最終考驗中。”他來到了中國,做一位傳道人,在中國傳道和生活了幾乎半個世紀!

他 很幸運,只做了兩年多傳福音講道人,就被召喚去南京新成立的神學院任教,很快成了一位出色的聖經新約和新約希臘文的教師。在南京住了十一年後,他被請到北 京,去從事一項巨大的工作,去將幾個“小的教會學院”組建成一個大的聯合大學;那些小學院是匯文大學、華北協和學院以及後來的華北協和女子學院。

此後,在幾近四十年期間,他成功地作為一位“教育傳教士”工作著。他對我們坦誠地說:“我如果以一個典型的福音傳道人度過一生,我不知道我是否會感到愉快,是否會有成就,我多次對此有過反覆怪誕的疑惑。”

在 這些回憶中,他衷心地讚揚“作為一個階層的傳教士們的……熱心、高尚的目標、不知疲倦的努力和毫無自私的奉獻。”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讀者,我很希望,未 來的基督教教會和傳教團體的領袖們有時再次思考去到國外傳道這個問題的時候,不要掉以輕心地忽略了司徒雷登博士的這些坦率記錄。這些坦誠的記錄是他對福音 傳道人的早期印象,是他對傳福音傳道人在追求(無論是多麼下意識地追求)皈依信教人和教會人員數量的增加所做的成熟的判斷。

從歷史上看, 無論是和哪個教會教派的福音傳教士的影響相比較,教育傳教人的影響一向總是大得多,無論那些教育傳教人是十六和十七世紀從耶穌會來的機械工程學家、或是天 文學家,還是十九世紀從新教團體來的科學家、學者或醫生。據說,第一個到中國來的新教傳教士羅伯特·馬利森(Robert Morrison),他在東方的二十七年間,只為十個皈依基督教的人施過洗。但是他的學術工作,他那聖經的中譯本,他的中文字典,他那第一個用近代金屬活 動字模的印刷廠,則在整個東方的新教傳教世界裏,留下了持續的影響!的確,羅伯特·馬利森(Robert Morrison)在中國,開創了一個新教傳教士教育家的偉大世紀;在這些教育家中,有亞歷山大·威廉姆森(Alexander Williamson), 外爾斯·威廉姆斯(S. Wells Williams), 楊·艾倫(Young J. Allen),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馬丁(W. A. P. Martin), 約翰·富萊爾(John Fryer),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及許多其他同樣值得紀念的人物。是那些剋復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光彩奪目的學者傳教士群體【xiii】,將當代西方科學、技術、法律、 國際法,現代世界地理和歷史,以及基督信仰的宗教文獻等最佳著作譯成了中文;還是他們,說服人們反對那些原始的陋習、纏足和不顧婦女的教育,並且鼓吹社 會、教育甚至政治的變革,開辦新學堂和學院,為使中國逐漸覺醒,他們做了如此眾多的工作。

司徒雷登博士無疑會被作為在中國的教育傳教士歷史行列中重要的一位代表而留名於世。

他 在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國;那是一八九八年變法運動後的六年,是中華民國建國之前的八年。中國終於從中古的夢境裏被喚起了。當他一九一九年應召去北京時,那已 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復興和國民革命的前夕。按照司徒雷登博士的說法,國立北京大學變成了“國家知識分子的發動機”。未來的燕京大學的鄰居清華大學,不久就 建成為最佳的和最有影響力的國立大學之一。洛克菲勒基金會已經在計劃建立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不久就在古老的京城裏升起,成為整個東方最為現代、設備最佳的 醫學院和醫院。

因此,在這麼晚的時期,在中國知識分子的中心北京,基督教傳教團體想完全依靠他們國內教會機構有限的財力建立一個真正的大學,那是很不容易的事。

司 徒雷登博士做為燕京大學開創者和建設者,他那巨大的成就必須以那個背景來衡量。像他所說的:“理想需要花費金錢。”他和亨利·文特斯·盧斯(Henry Winters Luce)博士許多年來在美國全國籌募基金,他對籌募基金中的成功和失敗做了生動的描述。【xiv】這個描述不僅是很有價值的記錄,而且也是這個自傳中讀 來最有興趣、最使人激動的部分。

燕京大學的夢想最後成了現實。作為燕京大學的鄰人,也是經心有興趣觀察著它成長的友人,我想說司徒雷登博 士作為一個大學的建設者的巨大成績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真是從無到有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大學,有世界上最為漂亮的校園之一,在中國十三所教會 學校中,它的規模最大。第二,他夢想的這所大學,逐漸越來越變成了一所中國的大學。她靠著哈佛燕京學社的幫助,在所有的教會學校裏建立了一個卓越的中國研 究部門。

司徒雷登博士說:“在燕京的許多其他受益中,哈佛燕京學社使得我們(並通過我們使得其他幾個在中國的教會學校)建立了和任何全然是中國的機構有同樣最高水準的中國研究。”

我要對燕京的一些中國學者致以敬意;特別是洪業博士(William Hung,洪煨蓮)有特殊的功績,在燕京建立了一個非常優異的中國圖書館;他們編輯出版了優等的《燕京中國研究雜誌》,和那個非常有用的系列——《哈佛燕京中國學索引系列》。

司 徒雷登博士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慶賀了他的七十歲生日。十天后,美國杜魯門總統駐華的特別代表馬歇爾將軍慫恿他擔任美國駐中華民國的大使,並協助他為 馬歇爾計劃服務。在七月十日,杜魯門總統把他的名字提交給美國參議院,參議院一致通過了。司徒雷登博士【xv】擔任了六年半的大使(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 五二年十二月)。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落入共產黨手中後的三個月,他返回了美國。十二月,他發生了一次嚴重的中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杜魯門總統接受了他 的辭呈。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回憶錄中,這些年月佔了近半部篇幅,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第九章到第十二章)記錄了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 政治和軍事事件,和他對這些事件的個人印象和評論;第二部分(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包含了一些他的意念和反思,如關於美國國務院美國對華關係的“白皮 書”,關於中國大陸落入世界共產主義的悲劇,關於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以及最後關於“對於中國,美國應該遵循什麼政策”。

我不得不說,我發現第一部分的幾個章節(九到十二章)相當簡略,作為一個扼要的報道,常常難以弄明白從馬歇爾將軍去中國使命的早期,到南京上海地區落入共產黨手中那段時間裏,發生的那些錯綜複雜的大量事件。譬如,這是他對馬歇爾使命最初歲月的談論:

讓 我根據馬歇爾將軍在一月初來到後、中國政府號召了政治協商會議,此後的一些事件的情況來試圖推論當時在重慶所發生的事情。馬歇爾將軍的人格和威望以及他那 崇高、高傲、自以為是但是也還算合理的理想,使那些代表團集合到一起,產生了一種良好情緒的氣氛和高度的努力,【161】這才使得五項協議(見附件)成為 可能。如果五項協議獲得了批准,生了效,就會結束爭議,在民主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並且導致在美國的建議下重新組建、訓練雙方的軍隊。……

那麼,什麼是馬歇爾使命?什麼是政治協商會議?什麼是【xvi】五項議案?什麼是這些議案如果得以實施,就能夠解決的“分歧”?什麼是提出的“在民主基礎上的聯合政府”的形式?什麼是“在美國的建議下,重組並訓練雙方的軍隊?”

司徒雷登博士在書中對這些問題都沒有做充分的說明。但是,為了讓讀者能夠對記錄更明白一些,在附錄裏面有這些內容:

· 馬歇爾使命的指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 政治協商會議五項議案(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 美國總統杜魯門對美國政策的聲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 馬歇爾將軍的個人聲明(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

依 靠這些文件,我們可以希望能夠了解(至少部分了解)馬歇爾使命的、以及司徒雷登博士在大使任上的目標。從後來發生的情況看,我們也可以了解那些目標是有多 麼困難、是多麼從根子上就是毫無可能達到的。必須對那些有了解,才能夠對司徒雷登博士個人對說明馬歇爾使命的和他自己大使工作的努力和失敗抱以同情。

在這些指令中,馬歇爾使命的目標被歸納為“儘快……以和平、民主的方法使中國統一”。具體說,有兩方面:

第一,“美國認識到中國的國民政府是個“一黨政府”,並且相信如果這個政府的基礎能夠擴大,包容該國其他政治成分,就會促進中國的和平、聯合統一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國強烈倡議,該國重要政治成分的全國代表會議,同意在中國國民政府中為這些成分安排合適、有效的代表。”

第二,“存在自主的軍隊,例如共產黨的軍隊,不符合、也使得中國無法有政治的團結。有了一個廣泛代表的政府,就必需取消這種自主的軍隊,中國所有的軍隊都要有效地整編為中國國民軍。”

第一個目標是要使中國建立一個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要能夠有合適、有效的代表;第二個目標是要“取消”中國共產黨的自主軍隊,並把他們“改編到”國民軍中。

作為國務卿,貝爾納斯(Byrnes)在一個指令中寫到:

這 不是個容易的問題。……中國人自己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影響還有用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成功就取決於我們施展這個影響的能力,鼓勵中央政府、所謂的共 產黨、和其他黨派都作讓步。美國總統讓馬歇爾將軍去中國作為他的特別代表,目的是以適當和可行的方式帶去美國的影響,以完成上述的目標(隸書是我所做 的)。

這是馬歇爾使命從根本上(先天上)就不可能完成的兩項任務。中國共產黨想加入聯合政府:這是史達林在雅爾答會議上為波蘭和其他整個 “解放了的”歐洲狡黠設計的方案;這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公開的要求,寫在他在延安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五千字報告裏,題目是“論 聯合政府”。但是他們完完全全沒有將自己獨立的軍隊“取消”或“整編入”國民軍的打算;相反,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號聲稱共產黨有正規軍九十一 萬,“民兵”二百二十萬,【xviii】在馬歇爾將軍到中國後的頭六個月,他們的正規軍就擴大到了一百二十萬人。

馬歇爾使命是以什麼方式和辦法“施加美國的影響,以完成上面所說的目標”呢?杜魯門總統指示馬歇爾:

授權給你用最坦率的語言對蔣介石和中國其他領袖談話。特別是有關中國希望在經濟方面得到貸款、技術援助和軍事援助時……一個因內鬥而分裂的中國,實際上,不能被認為是可以得到美國援助的適當地點。

換成直率的語言,那就是:使用的武器不是軍事壓力,不是軍事干預,而是撤消美國對中國的援助。

但是,這個武器只能限制、挫敗中國的政府,而對中國共產黨則毫無作用。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陸上和海上迅速開入滿洲(東北),在那裏,他們可以從蘇聯佔領軍和 蘇聯取得無限的援助(蘇聯和滿洲毗鄰,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革命基地)。因此,在馬歇爾使命的全部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使團不斷地、而且成功地對馬歇爾 施加壓力,要美國停止或延緩援助中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強烈的抗議,馬歇爾將軍和美國政府的確多次停止了和延緩了美國對中國所有的援助。

這 樣,馬歇爾使命的目標,從開始就是無法達到的,所以它失敗了。有關這些,無論是國務卿貝爾納斯 (James F. Byrnes),還是總統杜魯門,還是馬歇爾將軍,還是約翰·卡特·文森 (John Carter Vincent)先生(他是主要負責起草對馬歇爾的指示的人),他們從來對此就沒有完全明白過。

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任務也失敗了,【xix】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是由於他是“一個外交界的新手”,另一個原因,還是看他自己的話:

我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一個自由主義的美國朋友,【原書220】對任何一方和任何一種思想都沒有特殊的同情,因此,馬歇爾將軍最初才要我幫助他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在我的朋友中有共產黨,我對幾個共產黨的領導還比較熟悉。

所 有我所說的這些看來似乎尖刻的話,毫無奚落在那個理想主義時代的這些理想主義的政治人物的天真爛漫的意圖。實際上,在那個理想主義膨脹的時代,我在國內和 國際政治上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新手。我的確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勝利後不久,我給重慶發去了一篇長長的無線電報,請人交給我過去的學生毛澤 東,嚴肅、急切地懇求他,說,現在日本投降了,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有理由繼續擁有龐大的私家軍隊,他的黨現在應該傚法英國工黨的良好榜樣。自己沒有一兵一 卒的英國工黨,在最近的大選中,剛剛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下一個五年中,他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政治權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另一個外交上的 新手、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 Hurley)將軍的陪同下,來到了重慶。我在重慶的朋友發來無線電報,說我的那個信件已經及時交給了毛先生本人。當然,直到今天,我從來也沒有收到過任 何回音。

最後,我願意真誠地說出我由衷同意對我的老朋友司徒博士對中國“白皮書”、和他那偉大的國家應該遵循哪種對華政策的深思意見。由 於這是一個引言,是一個舊腦筋、不信上帝的中國人為一位偉大的基督教領袖的回憶錄寫的引言,我願意用他所喜愛的聖經新約的一段來做個結束。【xx】一九四 九年,當我讀到國務卿艾奇遜的轉發函“白皮書”,我看到了這些字句:“……中國內戰不祥的結局超出了我國(美國)政府控制的能力,在我國能力所及的合理的 範圍之內,我們所作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無法改變這種結局;它並不是由於美國少作了什麼而造成的。”當我讀到這些時,我在頁邊上寫到:“馬太福音二 十七章二十四節。”下面就是那段經文:

比拉多見說也無濟於事,反要生亂,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擔吧。”

Matthew 27:24King James Version (KJV)

24 When Pilate saw that he could prevail nothing, but that rather a tumult was made, he took water, and washed his hands before the multitude, saying, I am innocent of the blood of this just person: see ye to it.

27;23~25
  1. 總督問說:「他究竟做了什麼惡事?」他們越發喊說:「該釘他在十字架上。」
  2. 比拉多見事毫無進展,反而更為混亂,就拿水,當著民眾洗手說:「對這義人的血,我是無罪的,你們自己負責吧?」
  3. 全體百姓回答說:「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由於美國在雅爾答對中國的背叛,由於在關鍵時刻,美國停止了對中國有效的援助,更重要的是,由於美國的巨大威力並且有勿庸置疑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對於中國的陷落,並不是“這血,罪不在我”。

我 同意司徒博士所說,美國如繼續拒絕承認共產黨的政府,並且繼續反對中國的那個政府取代聯合國中國的位置,這樣,美國至少可以為自己挽回一些。這至少和由亨 利·司提姆森(Henry L. Stimson),胡佛(Herbert Hoover)所堅持的,並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寫入大西洋憲章中的歷史偉大、傳統的不承認主義,是相一致的。

[胡適:一九一七年至 一九三七年,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哲學及後來中國文學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任該校文學院院長;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三九年任該校校長;一九三八年至一 九四二年任中國駐美大使。一般都認為胡適是中國文學復興的奠基人;該文學復興導致在文學和教育中,採用了生活談話的語言(白話),替代了僵死的傳統中文 (古文)。]



Wrong But Not Forgotten

Archives opened in the 1990s prove that Stalin started the Cold War.


Who started the Cold War? For the first two decades after it began, the answer seemed obvious: Stalin's Soviet Union was responsible for dismantling the wartime alliance against Hitler as soon as World War II was over and deliberately launching a costly struggle for global supremacy between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Then, in the late 1960s, a revisionism set in among Western academics and intellectuals who attempted to absolve the Russians and—in the spirit of time—place the blame on Presidents Truman and Eisenhower, NATO, the CIA and America'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Fortunately, with the Cold War finally won in 1992, the opening of the Russian archives provided chapter and verse for the truth: that the Cold War had indeed been started by Stalin. True, there are still leftists holding out for the revisionist theory. They are reminiscent, appropriately enough, of Romania's Securitate secret police, who carried on sniping from upper windows in Bucharest after the regime of Nicolae Ceauşescu had fallen. Now fondly held theories of American guilt receive a devastating blow from an impeccably researched and cogently argued book proving that, in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Moscow made all the first moves and that if anything the West was woefully complacent until 1947 or 1948, when the die was already cast."

Stalin's Curse

By Robert Gellately
Knopf, 477 pages, $32.50
Bridgeman Art Gallery
fellow-marchers A 1951 Soviet propaganda painting, titled 'The Youth of the World is for Peace,' depicts an international crowd carrying portraits of Stalin and Mao.
In "Stalin's Curse," Robert Gellately, a historian at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shows how Stalin "exercised a profound influence, far more hands-on than often supposed" in the postwar takeover of Eastern Europe by "national front" coalition governments. Stalin's philosophy was explained to a group of Yugoslavians in 1948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You strike when you can, and avoid the battle when you cannot. We will join the fight when conditions favor us and not when they favor the enemy."
So when the revisionists point to those areas where Stalin pulled back from confrontation—most notably, in Iran, Greece, Berlin, Korea and China—and attempt to portray him as a victim of Western aggression, it becomes apparent that he had merely grasped that some strategic withdrawals were necessary, especially at a time when the West had the nuclear bomb (which Russia would not have until 1949). Mr. Gellately has already written three scholarly books on Nazi Germany and so understands glowering totalitarian malice in its worst forms, as well as the effect that dictators' decisions can have on the lives of millions of ordinary people.
For all that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killed around 25 million Russians, Mr. Gellately estimates that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 cost a comparable figure. In other words, the campaigns that Lenin and Stalin launched against their fellow Russians resulted in roughly the same number of deaths as the largest and most vicious invasion ever unleashed by one country upon another.
Part of Stalin's disastrous mismanagement of foreign policy, which allowed him to miss completely the buildup to Operation Barbarossa, Germany's invasion of Russia, lay in his fanatical commitment to Marxism-Leninism. He thus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little or nothing to choose betwee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of Germany, Italy, America, France and Britain even in the 1930s, when fascism infected the first two but not the last three. Because capitalism, under Marxist thought, leads inevitably to fascism, Stalin was unable or unwilling intellectually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action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bourgeois" West, leaving him wide open to be duped by 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of August 1939. Because the same theories declared war between the capitalist powers to be endemic, he assumed that the pact would allow the Soviet Union to become "the laughing third man in a fight," while the other two destroyed each other. It was a woeful way to run a foreign policy, and within two years it had left the U.S.S.R. wide open to Hitler's invasion.
Stalin probably killed his first victim in 1902, but it wasn't really until July 1918 that the commissar started ordering large-scale executions, when stationed in Tsaritsyn (later Stalingrad, now Volgograd) during the Russian Civil War. Although historians such as Jörg Baberowski have argued that Stalin simply enjoyed killing people, Mr. Gellately argues that the killing was always done for true Marxist-Leninist motives, however warped. "Stalin's Curse" is therefore thoroughly opposed to George Kennan's theory of Stalinism, which underplayed ideology in explaining Stalin's actions and instead emphasized traditional Russian foreign-policy objectives. "Marxist-Leninist teachings informed everything in Stalin's life," Mr. Gellately concludes, convincingly, "from his politics and his military strategy to his personal values."
Readers might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re was a famin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in 1946-47 that left more than a million people dead. It was only one of a series of postwar acts of genocide, as deliberate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as the Ukrainian famines of the 1930s. Massive population transfers of Balts, Poles, Ukrainians and others led to ethnic cleansing on a vast scale across the Soviet Union. Fortunately, Mr. Gellately allows himself some amusing asides to relieve the otherwise unremitting gloom, such as when he describes the Romanian premier Petru Groza as "a peculiar character who in his dapper clothes and top hat did not look like the leader of a political party calling itself the Ploughmen's Front."
Mr. Gellately takes the West to task —and in particular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for "emboldening" Stalin during World War II, not least at the Tehran conference of November 1943, when FDR ostentatiously sided with the Russian leader against Winston Churchill ov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war, pressing for an early attack on Normandy, but also making personal and political jokes with Stalin at Churchill's expense. The author quotes Britain's chief of staff, Gen. Sir Alan Brooke, saying that "Stalin has got the President in his pocket."
This was not true at Tehran any more than it was later at Yalta—no one had FDR in his pocket. But the president had made a diplomatic demarche to draw Stalin out—hoping that his charm and good nature might persuade Stalin to be less intractable over the thorny issu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date that the U.S.S.R. would declare war against Japan—but it only very partially succeeded. Nor is Churchill guiltless in all this. Throughout the Yalta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5 he clung to the notion that Stalin could be trusted—for instance, to honor his pledge to allow Poland its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after the war. For a man so clear-sighted about the Bolshevism earlier in his career, Churchill seems to have indulged in some absurd wishful thinking in the last months of his wartime premiership.
Of a later period, when Roosevelt was dead and President Truman was trying to divine Stalin's intentions, Mr. Gellately observes that Stalin "did not care what the Americans theorized about his motives, so long as they did not stop him getting what he wanted." All too often it was impossible to stop Stalin getting what he wanted, especially in Eastern Europe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re were nine million Red Army boots on the ground in regions that the Americans and British could not enter. Short of threatening to use the nuclear bomb against Russia—which was unthinkable, given the many lives los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Nazism and the U.S.S.R.'s popularity in the West as a result—there was simply no way that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ould be protected from ever-growing infringements on their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In that sense, "Stalin's Curse" should be read in conjunction with Anne Applebaum's recent "Iron Curtain," which chronicles what was taking place in Eastern Europe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decisions that Mr. Gellately describes Stalin making in the Kremlin. It is terrifying to think what might have happened if the Western traitors that gave Stalin the know-how to make the bomb by 1949 had managed to get it to him even earlier, in 1946, say, or even 1945.
Mr. Gellately's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sources across Eastern European and of Russian archives compels us to accept his conclusions. When the U.S.—dubbed "a reluctant warrior" of the Cold War—offered Russia some of the Marshall Aid with which it was trying to rebuild a war-stricken Europe, Stalin derisively refused it. "Stalin took pride in deliberately misleading the White House," records the author, but the Marshall Aid response was unmistakable and condemned the world to more than four decades of rivalry and confrontation. The West did not overreact, but it did take careful note of Stalin's provocations, and his ever-clearer hostility, and started to act accordingly. The blame for the barren cul-de-sac down which global history stray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has never been better diagnosed: It was Stalin's curse.
—Mr. Roberts's latest book is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A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appeared March 2, 2013, on page C7 in the U.S. edition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ith the headline: Wrong But Not 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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