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歌甲集》序我在七年前,曾說:並且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盡可以有“方言的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雖漸漸普及世界,但它那三島之內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如蘇格蘭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學與它爭長,並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它的新材料,新血脈。 (《胡適文存》卷一)當時我不願驚駭一班提倡國語文學的人,所以我說這段話時,很小心地加上幾句限制的話,如“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後有了標準”等話,在現在看來,都用不著了。老實說吧,國語不過是最優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學,敢用方言作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著這一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裡去尋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著想,我們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學要能表現個性的差異:乞婆、娼女人人都說司馬遷、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張三、李四人人都說《紅樓夢》、《儒林外史》的白話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魯智深、李逵都打著不少的土話,《金瓶梅》裡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話見長。平話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都有意夾用土話。南方文學中自晚明以來,崑曲與小說中常常用蘇州土話,其中很有精彩的描寫。試舉《海上花列傳》中的一段作個例:……雙玉近前,與淑人並坐床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著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著雙玉頭項,把左手按著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裡來里'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慨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閒話,耐阿記得?”……(六十三回)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裡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多多了。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魯迅先生的《阿Q 正傳》是用紹興土話做的,那篇小說要增添多少生氣呵!可惜近年來的作者都還不敢向這條大路上走,連蘇州的文人如葉聖陶先生也只肯學歐化的白話而不肯用他本鄉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詩集裡有一篇《一條金色的光痕》是用硤石的土白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學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嘗試。其中最精彩的幾行: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裡,真是罪過!老阿太已經去哩,冷冰冰歐滾在稻草里,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嘸不人曉得!我野嘸不法子,只好去喊攏幾個人來,有人話是餓煞歐,有人話是冰煞歐,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興有點歐。這是吳語的一個分支;凡懂得吳語的,都可以領略這詩裡的神氣。這是真正白話,這是真正活的語言。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粵語的文學以“粵謳”為中心;粵謳起於民間,而百年以來,自從招子庸以後,仿作的已不少,在韻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績了。但如今海內和海外能說廣東話的人雖然不少,粵語的文學究竟離普通話太遠,它的影響究竟還很少。介於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的南蠻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係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吳語文學向來很少完全獨立的。崑曲中的吳語說的往往限於打諢的部分,彈詞中也只有偶然插入的蘇白,直到近幾十年寫娼妓生活的小說也只有一部分的談話用蘇白,記敘的部分仍舊用官話。要尋完全獨立的吳語文學,我們須向蘇州的歌謠裡尋去。顧頡剛先生編的這部《吳歌甲集》是獨立的吳語文學的第一部。甲集分為二卷:第一卷裡全是兒歌,是最純粹的吳語文學。我們讀這一卷的時候,口口聲聲都彷彿看見蘇州小孩子的伶俐、活潑、柔軟、俏皮的神氣。這是“道地”的方言文學(“道地”起於古代分全國為諸道。宋嚴羽答吳景仙書云:“世之技藝猶各有家教,市縑帛者必分道地。”今日藥店招牌還寫著“川廣道地藥材”。這兩字用來形容方言的文學最適宜)。第二卷為成人唱的歌,其中頗有粗通文事的人編制的長歌,已不純粹是蘇白的民歌了。其中雖然也有幾首絕好的民歌——如《快鞋》、《摘菜心》、《麻骨門閂》——然而大部分的長歌都顯出彈詞唱本的惡影響:浮泛的濫調與爛熟的套語侵入到民歌之中,便減少了民歌的樸素的風味了。頡剛在他的自序里分吳歌為五類:一、兒歌;二、鄉村婦女的歌;三、閨閣婦女的歌;四、農工流氓的歌;五、雜歌。我讀第二卷的感想是嫌他蒐集的閨閣婦女的歌——彈詞式的長歌——太多,而第二和第四類的真正民歌太少。這也難怪。頡剛生長蘇州城裡,那幾位幫他收集的朋友也都是城里人,他們都不太接近鄉村的婦女和農工流氓,所以這一集裡就不免有偏重閨閣歌詞的缺點。這些閨閣歌詞雖然也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習慣,卻因為沿襲的部分太多,創造的部分太少,剪裁不嚴,言語不新鮮,他們的文學價值是不很高的。我們很熱誠地歡迎這第一部吳語文學的專集出世。頡剛收集之功,校注之勤,我們都很敬服。他的《寫歌雜記》裡有許多很有趣味又很有價值的討論(如論“起興”等章),可以使我們增添不少關於《詩經》的見識。但我們希望頡剛編輯乙集時,多多采集鄉村婦女和農工流氓的歌。如果《吳歌甲集》的出版,能引起蘇州各地的人士的興趣,能使他們幫助採集各鄉村的“道地”民歌,使乙集以下都成為純粹吳語的平民文學的專集。那麼,這部書的出世真可說是給中國文學史開一新紀元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夜於北京《胡適文存三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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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歌 (胡適)
(民國三十年 (1941) 10月31日)
小"姊姊"實在有點子"促狹"*
伊要寫信偏偏隔子幾何日子弗肯發
愛得人眼睛也快要望瞎哉
故末接著伊個信阿是著實快活煞
*○ 促狹
「促狹」為北方方言,是捉弄、戲弄的意思,「促」形近於「捉」;「捉」音
ㄓㄨㄛ,是握、抓的意思。所以「促狹」當用「促」而非「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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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文字風格對台灣的啟示 幽默和抗爭:林語堂的人格與風格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教授 http://www.scu.edu.tw/alumni/mgz8/t5.htm
在語言上,林語堂主張白話應該吸收中國文言的傳統,將「中國文字傳統中鍛鍊出來之成語」融入白話,這不但可以提高文字的「潔淨」,也可以增進「達意」的功能。許多人對白話文都有誤解,以為越口語越清楚,其實不然,口語到了一定的程度反而不清楚。傳統文言文的問題,是書面和口語的距離過大,使書面文字失掉口語的滋養,但企圖用方塊字來反應方言的地方報紙,或在台灣到處可見「俗俗賣」之類的廣告用語,卻又是無視方塊字為表義文字的事實。
試著用方言作文絕不是今天的台灣才開始,胡適曾經說到:「如果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用紹興土話作的,那篇小說要增添多少生氣呵!」這或是胡適一時的失言,試想如果魯迅真以紹興土話寫阿Q,他絕成不了日後的「文學宗匠」;徐志摩當年也曾試著用硤西土話寫過幾首新詩,而今還有幾人記得?因此,用北方官話書寫,這無關民族情懷或是道德問題,同樣的,台灣的台語漢字化只會使台灣孤立,我們要有的認知是,在語言文字方面,向多數靠攏並不是屈服,而是給別人方便,也給自己方便,林語堂的見解對台灣的確有很深刻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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