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館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選舉四十九年度及五十年度院士。
上午八點二十分，先生從福州街動身，車子接了潘貫，一直開到蔡元培館。十八位出席會議的院士全到齊了。
九時，先生宣佈開會後，就開始選舉。共選了三次，選出院士七人：
生物組：李景均。
人文組：陳槃、何廉。
選舉完成之後，會議決定五十一、五十二年度院士在五十三年舉行選舉。仍照向例兩年舉行一次。評議員任期至五十二年四月二日屆滿，授權院長決定投票方式。
先生報告今天下午五時的酒會，希望全體院士都能參加。同時報告二十六日中午總統宴會，同日晚上副總統宴會。又做了廣播錄音兩分鐘。宣佈散會，讓大家自由參觀。
下午一時，與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飯後回到住宅時，已是兩點半鐘。這時看見劉鍇託朱撫松帶來的一把放大鏡，放在臥房的書桌上，說：「這給老年人是很有用的。」先生自己把了脈搏，八十多跳，一切都正常。說罷就上床休息了。
四點十分，先生起床了，說：「我剛睡下去，沒有睡着，起來小便之後，就睡着了，睡得很好。今天我是主人，我們應該早點上山去。」胡頌平看錶還只有四點十幾分，說：「客人還未到。新聞記者到的很多。他們看見先生到了會場，一定要來問些問題，加上酒會的時間，不是太累了嗎？」因又問：「吳健雄是中國公學的同學，送她一本《中國公學校史》嗎？」先生說：「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飯時，我和他們談起《師門五年記》；他們從外國回來的四位院士，也送他們每人一本。」胡頌平又說：「剛才先生休息時，我在化學所裡遇見袁家騮，問他有沒有收到去年四月八日我復寗思承的信的副本。他說收到了，但發現寗藏的不是他先人的墨蹟，而且只有幾件，沒有結果。」胡頌平又問：「袁家騮是袁寒雲的兒子，聽說袁項城喜歡袁寒雲，好像曹孟德喜歡曹植一樣？」先生說：「寒雲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才子，但沒有政治的才具。項城喜歡的是袁克定；克定也頗有一些文學的天才。」
先生想起上午當選的七位院士，有五位都在國外，於是到書房去擬一個賀電，就在院裡的便條紙上寫了：
任、程、柏、何、李景均：
I have the honor to inform you of vote election to membership of Academia Sinica to today's meeting. Hu Shih
寫好了，放在長袍的口袋中，預備帶到會場去交給主任秘書萬紹章分別拍發的。這時已是四點三刻了。先生說：「我作主人，我們還是上山吧。」到了山上蔡元培館，院士、評議員及應邀參加的來賓已經到了一百多人。陳槃是今天上午當選的新院士，也是新院士唯一參加酒會的一人。先生看見他，熱切向他握手道賀。先生還答應同幾位記者合攝一影。
五時酒會開始。先生高高興興的走到麥克風前致詞，大意是：
各位朋友：今天是中央研究院遷臺十二年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院士會議。令人高興的是海外四位院士也回國參加這次會議。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是在大陸上選出的，當時被提名的一五○人，選出了八十一位；現在一部分是過去了，有的淪陷在大陸，只有廿多位在自由地區。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復時，只有十九位活着在臺灣。
現在我們在這座山上看見中研院的許多建設，都是最近六年來造的房子。最初遷臺時，連書籍也都無處放，只有在楊梅車站的堆棧裡棲身。那時政府在作戰，我們也不好向政府多所要求。現在得了政府的幫助，及海外團體學會的幫助，始有今日的規模。設了七個研究所，召開了四次院士會議，選過了三屆院士。
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會議，經過了三次投票，結果選出七位院士：二位在臺灣，五位在海外。在臺灣的是梅貽琦、陳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實義、程毓淮、李景均、何廉。
十幾年來，我們在這個孤島上，可算是離羣索居，在知識的困難、物質的困難情形之下，總算做出點東西。這次有四位遠道來的院士出席，他們的回來，使我們感到這些工作，也許還有一點點價值，還值得海外朋友肯光臨，實在是給我們一種很大的 inspiration，希望他們不但這次來，下次還來，下次來時還多請幾個人一同回來。
我今天還可以講一個故事。我常向人說，我是一個對物理學一竅不通的人，但我卻有兩個學生是物理學家：一個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一個是曾與李政道、楊振寧合作證驗「對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吳健雄女士。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時，吳健雄還對吳大猷說：「我高一輩，你該叫我『師叔』呢，」這一件事，我認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今天因為太太沒有來，我多說了幾句話。現在要將這個會交給李濟等幾位先生，請他們說說話。接着先請凌鴻勛講話。凌說，中央研究院遷臺以後的新環境，內部要求恢復以前的規模，外部是在這個非常時期，既要鞏固臺灣，加速經濟發展，又要準備反攻復國。今後中研院的工作，恐怕脫離不了這兩個範圍。希望院士不開會時，也想想這些問題。
再請李濟說話，他先說中央研究院的任務是擬訂國家學術方針和研究政府交議事件。為國家擬訂學術方針是件任重道遠的事，我們如何交代？接着提起十一月間，一些外國人邀請胡先生演講，題目是〈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意思是科學在中國生根，應該如何改革。胡先生做了一個簡單的答覆，其中一些小地方，與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樣。誰知引出了一些不同的反應，使我們關心科學發展的人，想到科學研究，今天究竟在這裡佔了一個什麼地位？是否沒有地位？社會中有若干人應該有機會去想想，交換一下意見，分析一下，科學的分析一下。我感到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不成，是最大的問題。經過五十年提倡，今天我們的成績如何？一切科學設備是向外國買來的，學生最後必須出洋去，我們有什麼中文的科學大著作？還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樂觀，科學不能在這裡生根，就總覺得它是舶來品。我提出這個問題，並沒有答案，只是我四十年來一直有興趣去想的問題，現在提供給大家想想。
李濟說了話，先生又請海外回來的院士吳健雄講話。吳說：「老師，我們已經推定了吳大猷代表，您也許還沒有知道。」
吳大猷說話的大意：一般社會對於學術的認識、了解，以及學術精神、方針等，綜合起來稱為「標準」。在沒有標準的環境下，是很困難的。如果我們嚴格的看看自己，我們的基礎實在很薄弱。如果我們不自欺，仔細看看、想想，真覺得很不舒服。一般人士往往不承認自己的薄弱，看到世界上一些驚人的發展，只想找個捷徑去達到那個地步。要知道發展國家的學術，必須從根本做起；不知那位先生首先提出「迎頭趕上」。——這句話是有語病的。我們要趕上人家，只有當中一條長長的路，沒有其他的捷徑；不經過這條路，又如何去趕？怎麼能超越別人的前面？而且發展科學，其他各方面的配合也是重要的推動力，必須有研究的環境，政府的支持。
他又說：我們有了留學制度四十年，為什麼科學不在國內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環境。留學得了博士的，只是找到研究學問的入門，並沒有受完足够的訓練，如果立刻回國，就很難自行繼續研究下去。我們要把基礎栽培起來，絕對沒有捷徑。像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訓練才能成熟。一個國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時候，要廿年才能有個標準。我覺得李濟先生不必太悲觀。留學生出國，讓他們慢慢的去成熟，十個人裡有一個回來也很好了。
先生又請劉大中說話。劉又客氣不說，只謝謝中研院寄贈給他的書刊。於是先生說：
「我贊成吳大猷先生的話，李濟先生太悲觀了。我們中央研究院從來沒說過什麼太空、迎頭趕上的話。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及評議員都分為數理、生物、人文三組，目的是在建立三個大中心，就是數理研究中心、生物科學中心、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不幸的是幾十年的政治變動，八年抗戰，十年戡亂，使我們的好多夢想未能實現。
中央研究院幸的把歷史語言研究所全部搬來。初來時同人沒有房子住，吃的是稀飯，苦了一些時候，好容易在國外捐到錢，又得到政府的資助，使有今日的規模。
我們現在不要談太空理論，是達不到的，今天連一個完全的物理學系都沒有，還談什麼太空？
清華大學花了二百萬美金，添購設備，可是依舊沒法聘到中年的物理人才來領導。科學的發展，要從頭做起，從最基本的做起，決不敢憑空的想迎頭趕上。譬如學步，我們要先學爬，再扶着走，最後闊步走，這樣也許慢慢的自己可以做輪船，做飛機，那時候也許可以飛上天去。
我去年說了廿五分鐘的話，引起了『圍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體，小事體。我挨了四十年的駡，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先生講到這裡，聲調有點激動，接着說：「海外回國的各位：自由中國，的確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參觀立法院、監察院、省議會。立法院新建了一座會場，在那兒，委員們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充分的表現了自由中國的言論自由。監察院在那個破房子裡，一羣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討論批評，非常自由。還有省議會，還有臺灣二百多種雜誌，大家也可以看看。從這些雜誌上表示了我們言論的自由。」
先生正在大聲疾呼的時候，突然把話煞住，也許感到不適了。急忙接着說：「好了，好了，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裡，大家再喝點酒，再吃點點心吧，謝謝大家。」這時正是六點半，客人開始回去了。先生還站着剛剛講話的地方，含着笑容和一些告辭的人握手，正要轉身和誰說話，忽然面色蒼白，幌了一幌仰身向後倒下，後腦先碰到桌沿，再摔到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鴻勛、錢思亮等連忙伸出手來扶他，已來不及了。
六時三十五分，先生暈倒在地上，從此沒有再醒過。 一代哲人，就這樣在環繞他周圍的許多學人無限悲痛之中與世長辭了。
檔案描述：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由出席的院士投票選舉四十九年度及五十年度的院士。圖為吳大猷投票情形，由左至右：吳健雄、李濟、吳大猷、楊樹人、胡適
檔案編號：HS-02-03-02-049
翻拍地點：胡適紀念館陳列室
1962年2月24日胡適抱病主持第五屆院士會議，晚上6點半在蔡元培館歡迎酒會送客時因疲勞過度、心肌梗塞猝世。胡適過世的消息震驚自由世界，許多人都以年輕人失去導師為題發文悼念，但在當時真正代表年輕人群體的《文星》雜誌所反應出的氛圍卻是任重道遠和進取展望，與大多數人因痛失棟梁而一味哀傷有著南轅北轍的差異。
以蔣中正總統為對照，在胡適與蔣中正兩人的終極關懷裡，固然都構築出一幅「理想中國」的圖象，也各自思考不懈，奮力以進。只是，胡適和蔣中正從來就不是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而且，雙方思想世界的交集，實在不大。蔣中正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表示了他對胡適的蓋棺論定。意欲繼承胡適志業的青年世代，也就是《文星》雜誌所代表的群體，則與蔣中正的評價有巨大的落差。當時《文星》雜誌所題輓聯為：「科學民主是復興國家不二法門，願後死能實現此一理想；言論自由為促成進步必須手段，望大家莫忘記這句名言。」從這副輓聯中我們可以確認胡適對當時年輕人的影響，不只正面，而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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