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質平著 《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 胡適的反共產思想 》；國界與是非：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情懷

周質平教授談胡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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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焰不熄——胡适思想】 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主讲

國界與是非：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情懷
刊登於《復旦 文史研究院 學術通訊》2016 No. 2， pp.14-16
《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2016年第4期（总第40期）

http://www.iahs.fudan.edu.cn/uploadfiles/File/%E7%BB%88%E7%A8%BF%E5%AE%8C%E6%95%B4%E7%89%8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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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焰不熄：胡適思想與現代中國》/周質平著/九州出版社2012-6
 《光焰不息———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是周质平先生十年前出版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的增订本。

周質平1947 年生於上海，1970 年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1974 年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 1982 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晚明文學與思想。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School，《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胡適的情緣與晚境》、《胡適叢論》、《現代人物與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編《國史浮海開新錄: 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胡適早年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胡適英文文存》等。《胡適早年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胡適英文文存》等。

目錄

增訂版自序：光焰不熄
2002年版原序
胡適與魯迅
序論：捧魯與批胡
交誼：由合作到分歧
從白話文到新詩
結語
胡適與馮友蘭
前言
中國哲學史
歷史·傳統·西化
結語
胡適與林語堂
前言
從白話文到整理國故
信仰，宗教與科學
政治：熱腸與冷眼
海外的聲望及影響
結語：還其本來面目
胡適與吳敬恆
胡適筆下的吳敬恆
評價的改變和提高
吳敬恆是個過渡性的人物
吳敬恆筆下的胡適
胡適何所取於吳敬恆
同中有異
最後的敬禮
胡適與趙元任
胡適筆下的趙元任
白話文
政治·社會·文化
婚姻·家庭
結語
胡適與梁漱溟
學術與事功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 
異中有同
結語
胡適與錢玄同
序論
個性的異同
白話文運動
文字改革
古史考辨
胡適論辛亥革命與孫中山
前言
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對孫中山的評價
胡適的反共產思想
前言
胡適反共產思想的哲學基礎
對共產勢力的錯估與低估
從思想史上反共產
對現實的直接批評
結語
“以文為史”與“文史兼容”：胡適與林語堂的傳記文學
前言
胡適筆下的傳記文學
比較胡適與林語堂的傳記文學
胡適文學理論探源
讀胡適的《嘗試集》——新詩的回顧與展望
胡適的遊記
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
胡適所說的科學
科學方法與整理國故
科學與自然
為科學尋中國的根
結語
胡適對民主的闡釋
前言
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民主在中國的歷史基礎
民主政治是幼稚政治
結語
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
前言
從邏輯到科學
民主與自由
婦女問題
中國在進步
結論
冷眼與熱腸——胡適對政治的兩種態度
國界與是非——胡適早期思想中的“愛國” 
前言
《競業旬報》時期(1906—1910) 
留學時期(1910--1917) 
結語
超越不了“國界”的“是非”——胡適對中國婚俗的態度
胡適筆下的日本
在鄙夷和敬畏之間
中、日現代化的比較
日本的民族性
不念舊惡
胡適的暗淡歲月
前言
葛思德圖書館
維持學術紀律
結語

胡適的反共產思想

前言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各階層發動了一個歷時數年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此後近三十年，只有胡適批判而沒有胡適研究。這個情形，最近二十年來，有了相當的改變。不但胡適著作在大陸重新出版，而且有關的傳記和研究也隨著政策的開放，而日見其多。胡適研究在中國大陸居然很有成為“顯學”的趨勢。但這並不表示胡適的著作和研究全無禁區。在現有大陸出版的胡適著作中，胡適晚年所寫重要的反共文字多未收入，而所有大陸所出有關胡適的研究著作，對胡適思想中的這部分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痛下批判。因此，胡適的這方面思想在大陸始終沒有得到全面的展現和受到認真的對待。

這個情形也相當程度的反映在台灣和海外的胡適研究上。形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政治上的忌諱，而是胡適重要的反共言論大多是1949年以後以英文發表的。這些英文發表的演講和文章翻譯成中文的只是少數，而有些講稿並未正式出版，搜求就更為困難了。

胡適著作在中國重新出版的重要意義正在於他的思想至今仍有違礙的地方，而這點違礙也正是“胡適幽靈”精神之所在。胡適晚年所寫文字有不少是早年作品的摘要或複述，他的反共言論卻是他晚年的“新作”。

中國大陸的學者，談到胡適的反共，則不假思索地用些“反動”等不堪的字眼加諸其身。其實，胡適的“反動”，正是他的進步；胡適的“反動”，正是他的鬥爭，他的不妥協；胡適的“反動”，也正是他的思想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依舊光焰萬丈之所在。

胡適反共產思想的哲學基礎

就胡適思想整體而言，反共並不是它的“體”，而只是它的“用”。換句話說，一種反對意見的提出，必然是在一個人的基本信仰受到威脅或挑戰以後，被動的，甚至於是不得已的一種舉措。所以要了解胡適的反共思想，必須先審視他思想體系中有哪些基本信念或價值取向是和共產主義不兩立的。在有了這樣的理解之後，我們才能知道胡適的反共，絕不僅僅是他個人政治立場的表示，更重要的是在反共中體現了他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他對廣大眾生的悲憫。這種悲憫是來自“抗爭”，而不是“容忍”。

胡適一生服膺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實驗主義，在社會改造上，反對徹底通盤“畢其功於一役”的革命，不相信有“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而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這個基本信念，早在1919年“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中即已明白的表示出來。胡適經常引用杜威的一句話是：“進步不是全盤的，而是零星的，是由局部來進行的。”(Progress is not a wholesale matter, but a retail job, to be contracted for and executed in section. ) 這種溫和的改良態度是胡適和李大釗、陳獨秀等左派知識分子最大不同之所在，也是《新青年》團體在“問題與主義”論爭之後，分化成左右兩個營壘的根本原因。共產黨的革命主張用暴力的手段，做翻天覆地式的徹底改變，這恰是胡適主張的反面。這點基本態度的不同是胡適日後反共的哲學基礎。

1930年3月10日，胡適寫《漫遊的感想》，他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為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 同年4月13日，寫《我們走那條路》，進一步地表示了他反對暴力的革命：

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

胡適早在康乃爾大學留學時期，就反對急於求成的革命，在他看來，任何急進和暴力的革命，都不免是表面的、短暫的，是只有破壞而沒有建設的，因此也就成了一種浪費。他畢生所鼓吹的是：社會改革是沒有捷徑的，是必須從基礎做起的。

1941年7月8日，胡適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講《意識形態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他明確地指出“激進的革命與點滴的改良”(radical revolution versus piecemeal reform)是獨裁與民主的根本不同之所在：“獨裁政權的首要特徵是他們都支持激進並帶有災難性的革命，而他們對特定的改革則譏之為膚淺而無用。”(The first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is that they all stand for radical catastrophic revolution and that they all scorn and spurn specific reforms as superficial and useless.) 1954年3月5日，胡適在《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講《從〈到奴役之路〉說起》，又提到了他在十三年前所寫的這篇文章，並引了其中的一句話：“一切的所謂社會徹底改革的主張，必然的會導向政治的獨裁。”(All social radicalism must inevitably lead to political dictatorship.)並引了一句列寧的話“革命毫無疑問的是最獨裁的東西”(Revolu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authoritarian thing in the world)。可見直到晚年，胡​​適沒有改變過他在《問題與主義》中的基本信念。

胡適思想中反共的另一個基本成分是他的個人主義。在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中，他一方面強調個體需為群體服務，個體的生命必須透過群體才能達到不朽； 但另一方面，他絕不抹煞個體的獨立性和特殊性。換言之，群體絕不允許假任何名義，對個體的獨立性和特殊性進行壓迫。“多樣並存，各自發展”是胡適思想中的一個重要信念。任何違背這一信念的主義和教條都在他反對之列。他在《意識形態的衝突》一文中，指出獨裁集權與自由民主的另一個思想上的衝突是“一致與多樣。”(uniformity versus diversity)的不同。他說：“民主方式的生活基本上是個人主義的。”(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 is essentially individualistic.)他認為：

嚴格的要求一致必然導致對個人自發性的壓迫，阻礙個性的發展和創造性的努力，導致不容忍，迫害，和奴役，而最糟的是導致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德上的偽善。

The desire for uniformity leads to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 initiative, to the dwarfing of personality and creative effort, to intolerance, oppression, and slavery, and, worst of all, to intellectual dishonesty and moral hypocrisy.

1949年以後的中國正是極端的要求一致而不允許任何人有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意志，胡適在這段話中所指出的種種問題，顯得特別真實。

1955年，胡適寫《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對民主的精義有極其獨到的解釋，最可以看出胡適思想中個體與群體的關係：“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現，好像是少數服從多數，其實他的最精彩的一點是多數不抹煞少數，不敢不尊重少數，更不敢壓迫少數，毀滅少數。”

胡適一生除了鼓吹自由民主之外，同時提倡懷疑的態度，要人們不輕信任何沒有證據的東西。他在《三論問題與主義》中的名句是：

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

在二、三十年代，胡適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批評主要並不是在內容上，而是在提倡者的武斷，和追隨者的盲從上。1931年，他在《我的歧路​​》中指出：

       我對於現今的思想文藝，是很不滿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隸減少了，卻添了一班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隸；陳腐的古典主義打倒了，卻換上了種種淺薄的新典主義。

    1930年，胡適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類似的話又重說了一次：“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這些話雖然說得很嚴厲，伹都不是針對馬列思想的本身，而是針對信仰者的態度而言。1953年，胡適把這種不輕信權威的懷疑態度視為共產黨批判胡適思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適一生沒有接受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所謂生產方式是決定歷史發展最後和最主要的原因，在胡適看來，這至多不過是一個未經“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胡適對歷史發展的解釋，始終強調偶然、多元，而不認為有最後和唯一的解釋。這種偶然說的形成早在他幼時讀《資治通鑑》，讀到范縝《神滅論》時，即已種下因子。這一點思想的種子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行事”，使他不能輕易地接受對歷史發展所作一元的解釋。胡適並沒有寫過專論歷史發展的文字，但從他零星的論述中是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的。

1927年1月25日，胡適和著名的美國史學家比爾德(Charles A Beard,1874—1948)談到歷史發展的問題，在日記中，有比較詳細的記錄，很可以看出胡適對這一問題所持的觀點：

歷史上有許多事是起於偶然的，個人的嗜好，一時的錯誤，無意的碰巧，皆足以開一新局面。當其初起時，誰也不注意。以後越走越遠，回視作始之時，幾同隔世。

胡適向比爾德提出歷史的偶然說卻絕不偶然，比爾德以寫《美國憲法的經濟闡釋》(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而著名一時，他是偏向於從經濟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發展的學者。因此胡適的偶然說是針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提出的。

1935年，胡適寫《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導言》，對歷史發展一元的解釋，提出了批評：

治歷史的人，應該向傳記材料裡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而不應該走偷懶的路，妄想用一個“最後之因”來解釋一切歷史事實。無論你抬出來的“最後之因”是“神”，是“性”，是“心靈”，或是“生產方式”，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但是，正因為個個“最後之因”都可以解釋一切歷史，所以都不能解釋任何歷史了！……所以凡可以解釋一切歷史的“最後之因”，都是歷史學者認為最無用的玩意兒，因為他們其實都不能解釋什麼具體的歷史事實。

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在1920年代，被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是歷史發展的科學解釋，也是唯一解釋。接受這個理論，往往是信仰共產主義的先決條件。胡適根本不承認歷史發展的一元解釋，就更不必說接受馬克思的經濟史觀了。

胡適實驗主義的態度一方面使他不能相信有包醫百病的萬應靈丹；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這種“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科學態度，使他不能在社會主義還沒有確切實驗結果之前就妄下判斷。1926年，胡適發表《我們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對社會主義有過極高的評價，他說：

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這是東方民族不曾有過的精神文明。

這個態度和他1917年在美國留學時初聞俄國革命時的歡快心情是類似的。他當時認為“新俄之未來”是“未可限量的”，並曾有“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的詩句。

1954年，胡適對自己二十七年前對社會主義的高度評價有過“公開的懺悔”。當然，這個“公開懺悔”也是胡適對社會主義的“晚年定論”。

胡適一點一滴溫和的改良主義，主張多樣並存，發展自我的個人主義，不輕信任何權威的懷疑精神，對歷史發展多元偶然的解釋，這種種都使胡適思想與共產主義格格不入。這些哲學上的基本信念是胡適反共思想的基礎。

對共產勢力的錯估與低估

胡適對共產黨在中國的發展，有過一段時間的低估和錯估。在1928年5月18日的日記裡，記了他和吳稚暉的一段談話，吳稚暉認為：“共產黨要大得志一番，中國還免不了殺人放火之劫。”胡適“卻不這麼想”。1953年11月24日，胡適寫《追念吳稚暉先生》又重提了這件二十五年前的舊事，承認自己的錯誤，佩服吳稚暉的遠見。

直到抗戰勝利，胡適還懷著一種天真的想法，希望毛澤東能放棄武力，與國民黨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兩黨政治。1945年8月24日，胡適從紐約發了一個電報給當時在重慶的毛澤東，力陳此意：

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轉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二十二日晚與董必武兄長談，適陳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力的第二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之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二十餘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消滅。美國開國之初，吉佛生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所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大選獲得政權。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一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若能持之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從這通電報最可以看出胡適在政治上的天真，和他“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的個性。1954年，他為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回憶錄《旅華五十年》(Fifty-Years in China)寫《前言》(Introduction)時對馬歇爾(Marshall)和曾任美國駐中國大使的司徒雷登有所批評，認為馬歇爾所主張的國共和談是個實現不了的空想，(The Marshall Mission failed because of its inherently impossible objectives.)但胡適同時指出當時他自己和司徒雷登是同樣的幼稚：

其實，在那理想主義橫溢的年代裡，我也是一個國內事務和國際政治上的生手。我竟然如此天真，在日本投降後不久，發了一通長電到重慶轉交給我從前的學生毛澤東，嚴肅而又誠懇的向他說明，現在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已沒有任何理由繼續維持一個龐大的私人部隊……當然，我至今沒有收到回音。

In fact I, too, was just as naive a tyro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ose days of expansive idealism. So naive, indeed, was I that shortly after VJ Day I sent a lengthy radiogram to Chungking to be forwarded to my former student Mao Tse-tung, solemnly and earnestly pleading with him that, now that Japan had surrendered there was no more justifica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continue to maintain a huge private army...Of course, to this day I have never received a reply .

直到1947年胡適才真正感到共產黨在世界上對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威脅，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一文中，把“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黨”和“德國的納粹黨”歸為同一類的政黨。並指出：這類政黨“有嚴密的組織”，“黨員沒有自由”；“有特務偵察機關”，監視人民的言論、思想和行動。“他們不惜用任何方式取得政權；既得政權之後不惜用任何方法鞏固政權，霸住政權”。這類政黨“絕對不承認，也不容許反對黨的存在。一切反對力量，都是反動，都必須徹底肅清剷除。”雖然，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並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俄國共產黨，但是在這篇文章發表兩年以後，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其集權卻更遠甚於胡適所說。我相信胡適在寫這篇文章時，已清楚地感到共產黨在中國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了。

1947年8月1日，也就是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發表之後十二天，胡適在北平中央廣播電台，廣播《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他明白的指出：

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上的趨向，那是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這個時候，胡適已清​​楚地感覺到這股“反自由、反民主”的逆流逼人而來了。胡適發表這篇文章，也無非是在逼人的逆流之下，希望大家對民主自由維持住信心，但他似乎還沒估計到這股逆流竟能在兩年之後席捲中國。

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發表之後23天，胡適又寫了《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一文。在文末，他語重心長的呼籲：

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1948年3月21日，胡適在給周鯁生的長信中，表示了他對蘇聯徹底的失望，並指出：“戰後的蘇聯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可能比德國日本還更可怕。”雅爾塔密約簽訂之後，使胡適“不能不承認有一大堆冷酷的事實，不能不拋棄我二十多年對新俄的夢想”。

從上引胡適1947和1948年發表的四篇文字來看，他的心情真是一篇緊似一篇。雖然他已經清楚地指出共產黨所代表的是集權專制和侵略，但他的批評卻始終是圍繞著國際共產黨或蘇聯共產黨，而未及中國共產黨一字。這絕不是他還沒看出中國共產黨有奪取政權的野心和企圖，而是他仍然想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保持一定的超然。作為一個無黨派自由主義者，他仍然對兩黨政治懷著一定的夢想。胡適對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批評是在1949年以後。

從思想史上反共產

反對共產主義是胡適晚年思想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個新使命。在一篇大約是1955年手寫的中文殘稿中，胡適把原來擬好的題目《胡適是應該被清算的》改成《我是根本反共的》。雖然這只是一篇殘稿的題目，但卻很有意義。顯然胡適認為反共是他“根本”的態度。他對這個態度不但不迴避，而且以此自任。

1955年，也正是批判胡適思想進入最高潮的時候。胡適寫了《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長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我在這三十多年之中，從沒有發表過一篇批評或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文字。”然而，在批胡運動中，胡適卻被認定是“馬克思主義的死敵”，“馬克思主義戰線上最主要、最狡猾的敵人”，“企圖從根本上拆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周揚則宣稱胡適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這些“罪名”，或許也曾聳動一時，但現在看來卻成了胡適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偉大的業績了。胡適不但是反共的，而且是共產黨思想上的頭號敵人！

胡適的反共是從兩個層面來進行的。其一是從他終身研究的中國哲學史中，來闡發自老子以來的自然主義與以孔子為代表的理性人文主義，是幾千年來中國思想的正宗和基底。這個崇尚自然和理性的思想基本上是反獨裁、反暴力的，任何帶著宗教狂熱的迷信和暴力都不能輕易征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這個理性的人文主義不但是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國遇到的最大阻力，也是共產黨思想控制所遇到的“抗暴防腐”力量。

在一篇五十年代所寫冠題為《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形態》 (Communism, Democracy, and Culture Pattern)的英文打字稿中，胡適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中國思想和文化之中有沒有什麼成分是集權和暴力所不能摧毀的，而這個成分終將成為推翻暴政的最後力量。作為一個終身從事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者，他認為至少有以下三點能有效而且長期的抵抗共產主義：

1.一種近乎無政府主義對所有政府乾預的極度厭惡。

2.一種愛好自由與為自由而戰的悠久傳統——尤其是對知識、宗教和政治批評的自由。

3.傳統對個人權利和對懷疑態度的推崇——即使是對最神聖的事物的懷疑。

1. An almost anarchistic aversion for all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2. A long tradition of love for freedom and fight for freedom—especially for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religious freedom, but also for the freedom of political criticism.

3. A traditional exalt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doubt and question things—even themost sacred things.

胡適用《老子》的自由放任與漢初的“無為”政治來說明第一點。共產黨的集權統治是中國兩千年​​來“天高皇帝遠”無為傳統的反面。五十年代的共產黨幹部深入到村莊里的每一戶人家，從食物上的控制進而乾預到言談舉止，甚至於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胡適寫道：

我不相信，由有意識的哲學與兩千年來無意識的生活方式，所培養灌輸而成的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心態，可以在幾個月，甚至於幾年之內，就被無所不在的集權統治所肅清。

I cannot believe this inveterate individualistic and anarchistic mentality inculcated by conscious philosophy and especially by 20 centuries of unconscious living could be liquidated by a few months or even a few years of all-pervading totalitarian rule.

說到第二點“愛好自由的傳統”，胡適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歷史來作為例子，並引了《論語》、“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和《孟子》：“自任以天下之重”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兩千多年來所形成的使命感。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使知識分子不能坐視一個政權過分偏離道德和理性。

至於第三點，胡適用歷代敢於直言的忠臣義士來說明在“理”與“勢”的鬥爭中，政治權勢或可有一時之披靡，但“理”終將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今天重讀這篇胡適寫在五十年代的英文舊作，或許覺得他未免高估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無為放任和追求自由的力量，把古代的哲學思想看作了抵抗強權和暴政的武器，而同時又低估了共產政權藉著現代的科技，在控制人民思想上，有前人意想不到的效率。試看1957年反右之後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之中，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磨難真是空前悲慘。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看不到這個自先秦以來即深植人心的自由傳統，在反抗強權和暴力上，可曾起過多少作用。

然而從這個角度來批評胡適的看法，也許是過分短視的。共產黨統治中國不過六十年，以六十年與三千年相比，則六十年只是一瞬。一個史學家和哲學家所能看到的往往是一般人所不及見的。胡適爭的是“千秋”，不是“朝夕”。我們不能因為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摧殘迫害之一時得勢，就輕易懷疑幾千年傳統的失去作用。

在中國受到強權侵凌，和中國知識分子受到暴力摧殘的時候，胡適常以英文發表文章闡述中國歷代思想中自由民主和科學的傳統。1941年正當中國抗日進入最困難的時期，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發表英文論文《民主中國的歷史基礎》(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他從社會學和史學的觀點來說明民主這個概念對中國人並不是全然陌生的，它有一定本土的根，他特別提出三點作為民主的歷史基礎：

1.徹底平民化的社會結構；

2.兩千年來客觀的考試任官制度；

3.歷代的政府創立了一種來自本身的批評和監察的製度。

First, a thoroughly democratized social structure, secondly, 2000 years of an objective and competitive system of examinations for civil service; and thirdly, the historic institu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ating its own “opposition” and censorial control.

胡適提出的三點是否能視為中國民主的基礎，容或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但胡適希望為民主找到一個中國思想的根，這個用心是顯而易見的。從思想的根源上來說明暴力和獨裁之不適用於中國，是胡適從學術研究上來進行反共。

1954年，胡適在第六屆遠東學會年會發表英文論文《中國古代思想中懷疑的權利》(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他把自老子以來的自然主義和孔子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人本懷疑精神，以至於漢朝王充在《論衡》中所提倡“疾虛妄”的求真態度，都視為中國民主思想的根源，他把1949年以後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集權統治叫做“由軍事上的征服所帶來暫時的野蠻”(temporary barbarization brought by military conquest)，他在文末充滿信心地說：

中國這種懷疑的精神，這種智識上與生俱來的懷疑與批評的權利，最後終能把中國從目前暫時的野蠻境況中解救出來。

I may also add that it will be this Chinese spirit of doubt—this Chinese intellectual birthright to doubt and criticize—that may yet ultimately save China from her present state of temporary barbarization.

從上引的這幾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把自先秦以來的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看作抵禦強暴最後的，也是最有效的辦法。胡適在死前不到兩年所寫的一篇重要的英文論文《中國的傳統與未來》 (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中，充滿信心地說：“這個'人本主義與理性主義的中國'的傳統並不曾遭到摧毀，也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毀滅不了的。”(I believe the tradition of the“humanistic and rationalistic China” has not been destroyed and in all probability cannot be destroyed.)

這種從思想史上追根溯源的反共作法，可以解釋為胡適在文化上的民族主義。論者談到民族主義往往只注意到它的政治意義而忽略了它的文化內涵。在我看來，文化認同才是民族主義的最後歸宿。胡適在前引《共產主義，民主與文化形態》一文中，把共產黨稱作“非中國的非理性與暴力的獨裁”(“un-Chinese” dictatorship of unreason and violence)。在這句話裡，“非中國的”這個詞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換句話說，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集權統治，是不符合中國傳統，而且沒有“中國特色”的。而胡適自五四時期以來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和科學，從歷史上追溯，反倒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無論胡適曾經如何激烈的批判過中國文化，指出中國文化中不人道的禮教桎梏，但這種種都絲毫不影響他對這個文化的依戀和愛護，他一生的工作和努力是和中國前途分不開的。如果我們將“中國”這個成分從“胡適”這個名詞中抽離，“胡適”立即成了一個虛幻。胡適的功也好，過也好，唯有在“中國”這個大前提之下，才有意義。胡適始終不是一個鮮明或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但他畢生為中國前途和中國人民的民主與自由所作出的貢獻卻又遠在一般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之上。

胡適在他晚年所寫文章中所再三致意的是，以自然主義與人本思想為基底的中國傳統是反對一切狂熱和一切暴力的，而1949年以後，共產黨的統治，卻又是在狂熱和暴力這兩點上表現得特別突出。因此，共產集權統治的最後敵人正是這個悠久的傳統。

對現實的直接批評

除了 ​​從思想史上指出獨裁暴力不適合於中國國情之外，胡適反共的另一個方式是對中共政權直接的批評。1949年以後，胡適對中共政權從未有過任何幻想，他自始就清楚地知道共產黨當權之後，絕無民主自由之可言。在一篇1950年11月所寫題為《自由世界需要一個自由的中國》 (The Free World Needs A Free China)的英文講稿中，胡適指出1949年的政權轉移不但使全體中國老百姓失去了自由，就是中共政權的本身也失去了自由。他在文中指出：

不只是中國人不自由，更重要的是自由世界要了解中國政權本身也是不自由的。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還有整個中國共產政府都是不自由的：他們都在蘇聯所加於它衛星國的枷鎖之下。他們一向是聽命於克里姆林宮的，因為他們深知共產中國會繼續依賴蘇聯軍事和工業的力量，所以他們必須繼續聽命於克里姆林宮。

But it is not the Chinese people alone who are not free.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the free worl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Chinese regime itself is not free, Mao Tse-tu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ntir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are not free: they are all under the bondage, which the USSR imposes on the satellite countries. They have always taken orders from the Kremlin, and they must continue to take such orders because they are fully conscious that Communist China has been and will long continue to be dependent on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of the Soviet Union.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對“自由的中國”一詞特別有所說明，他所說“自由的中國”並非僅指當時的台灣，而是相對“受制於蘇聯的中國”而言。他對這一詞的界定是：

我所說的“自由的中國”是指極大多數的中國人雖然生活在鐵幕之中，受難於鐵索之下，但是他們在心智上和感情上都是反共的。

By “Free China,” I mea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mentally and emotionally anti-Communist even though they are physically living and suffering under the iron yoke and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在文末，胡適堅定的指出：

自由的中國的存在是個事實，目前在所有被世界共產主義征服的民族中，中國人是文明最高的，他們生活在一個以個人主義知名，千百年來為知識、宗教和政治自由而戰的文明里。我的同胞不能長期的受制（於共產集權）。

這不是一個被稱之為中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的哲學家一廂情願的想法。這個結論是一個終生研究中國思想和歷史的學者經過仔細研究所作頭腦清楚的判斷。要是歷史和文明不完全是荒謬的，那麼，自由的中國就將永存。

Free China exists as a rea​​lity because, of all the peoples conquered by World Communism so far, my people are the most civilized and have lived under a civilization noted for its individualism and its century-long fights for intellectu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freedom. My people cannot long remain captive.

This is no wishful thinking on the part of a Chinese philosopher who has been called the incurable optimist of China. No, this conclusion is the studied sober judgement of a life-long student of Chinese thought and history. I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means anything at all, there shall always be a free China.

胡適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自由的中國”並不是一個政治實體，而是中國人長久以來所養成的為自由而戰的傳統精神。歷史和文明終究不會是完全荒謬的，任何暴政和集權都不能永遠的壓制住人民爭取自由的意願。胡適對這個歷史的通則是絲毫沒有任何懷疑的。

1949年10月1日之後，多少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話充滿了浪漫的幻想，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而紛紛回國，這些熱情熱血的愛國青年，在往後幾年的清算鬥爭之中，幾乎無一倖免。

當時對共產黨的革命抱持天真浪漫想法的也不只是中國知識分子而已，試看日後成為美國近代中國研究領袖人物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198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國行：五十年的回憶》(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在《發現左翼》(Discovering the Left)一章中把延安說成是“閃耀在遠方的一顆星”(Yenan glowed in the distance) ，其態度與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在《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中對共產黨的嚮往並無二致。費正清在1944年從中國回到華盛頓，當時他“深信共產黨的革命已深植在中國人的生活之中，此一革命已非CC系或戴笠的警察所能壓制。而革命的理想則體現了對農民的解放與自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傳統。”（The primary conviction that I took back to Washington in 1944 was that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was inherent in the conditions of life there and that it could not be suppressed by the provocative coercion of the CC clique and Tai Li police, The ideals of liberation for the peasantry and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herited from the May Fourth era twenty years before were patriotic and kinetic.）這些西方的學者不但沒有看出，這樣的政權一旦當政，有走上集權和獨裁的危險，反而還說這個革命體現了科學民主的傳統。一個著名的史學家竟犯這樣的錯誤，真是令人費解！

也正是因為許多中外學者都在為共產黨革命而歡呼之際，胡適能在1947年多次指出：共產黨代表的是集權獨裁，並認定1949年是中國和中國人失去自由，而不是獲得解放的一年，這不能不說是他的特識。

1949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不但沒有“站起來”，而且還倒下了、摧毀了，並且受到了亙古所未曾有過的侮辱和迫害。這段歷史至今是中國大陸學者所諱言的，而研究胡適的大陸學者竟無人提到胡適當年在海外曾為這批苦難的中國知識分子有過呼號和聲援。1952年4月29日，胡適在“中國知識分子救援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上作了演說，題目是《鐵幕裡苦難的中國知識分子》(The Suffer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hind the Iron Curtain)，其中對中國知識分子在共產政權之下所受到的磨難，有極為動人的描述。演講之前，胡適首先向救援會的主席伍爾特•傑德博士(Dr.Walter Judd)及其同事為救援逃離共產集權統治的中國知識分子致謝，接著他沉痛地指出：

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也是一個過分低估的說法——在我們悠久的歷史上，沒有任何時代像今天的知識分子在共產中國之下受到如此道德和精神上的荼毒。

即使在長達幾世紀的統一大帝國之下，帝王有無限制的權力，也不及紅色中國每天對知識分子無所遁形而又無所不在的迫害。

It is an undeniable fact, —and an understatement—tha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my people, there has never been a period in which the intellectuals are subjected to so great moral and spiritual torture as they are today in Communist China.

Not even in the long centuries of the unified empire under the unlimited powers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was there such universal and inescapable oppression of intellectuals as is daily and everywhere practiced in the Red-controlled mainland today.

胡適在講演中接著說道，古代中國既沒有如現在龐大的軍隊，也沒有無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和密探，人們至少還有沉默的自由，而今連沉默的自由都沒有了。父子夫婦互相告發是政府所鼓勵的，在這樣嚴密統治之下，還有什麼個人自由和尊嚴之可言。他用胡思杜在報上公開批判胡適是“人民的公敵”為例，說明“沒有沉默的自由”是如何的可怕! 最後他指出中共取得政權之後的兩年半之內是要把知識分子轉化成一種“自動的口號傳聲筒”(slogan-mouthing automation)。

胡適所提出的“沉默的自由”是遠比“言論自由”更基本的一種人權。“沉默的自由”也就是一個人有不表態的權利，等到連這個權利都被剝奪的時候，那麼，一個人也就沒有不說假話的自由了。當時美國人對中共政權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胡適大量的演說和文章揭露了五十年代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胡適許多英文的文章為這段悲慘的歷史作了海外的見證。

胡適在1950年9月24日的日記裡，貼了一份英文剪報報導胡思杜撰文批判胡適的事，這篇文章對胡適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並嚴厲指責共產黨這種下流而又荒誕的作法。胡適在剪報旁邊寫了幾個字：“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此當是共產黨已得我發表長文的消息的反應”。如果胡適的猜測不錯，讓共產黨如此不安的“長文”是發表在1950年10月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的《史大林雄圖下的中國》 (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1950-10-01/china-stalins-grand-strategy
。這篇文章的主旨在指出共產黨在中國的成功並非如一般所說是因為共產黨的政策深得人心，其主要原因還是紅軍在蘇聯​​國際共產的支助下，在抗戰八年期間武力上有了迅速而驚人的擴大，加上西安事變和雅爾達密約等種種的歷史事件造成了國民黨的失敗。胡適在1950年9月6日寫給傅斯年的一封信中提到這篇文章：“主旨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二十五年苦鬥的失敗。” 從歷史上來更正一部分史實，是胡適學術反共的另一手段。

胡適反共正如他當年領導新文化運動，是從思想和文化的層面著手，而不是泛泛的從政治上立論。他一方面說明共產集權為什麼應該反，但另一方面他也從歷史和思想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社會主義在近代中國能吸引如此眾多的優良知識分子。在一篇1950年代所寫，題為《中國為了自由所學到的教訓》 (China's Lesson for Freedom)的講稿中，他對這個問題有所闡釋。他認為以馬克思列寧為標籤的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風靡一時，主要是基於以下三點原因：

1.至今未曾實現過的烏托邦理想的吸引；

2.對激烈革命過度的憧憬，以為革命可以改正一切的錯誤和不公正；

3.最後，但絕不意味著最不重要的一點是：一些抽象的、未經清楚界定的名詞發揮了魔幻而神奇的效力。（如“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等等，都屬於這一類的名詞。）

1. the idealistic appeal of a hitherto unrealized Utopia,

2.the emotional appeal of the power of a radical revolution to right all wrongs and redress all injustices, and

3.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agic power of big and undefined words.

從過去幾十年和國際共產主義鬥爭的過程之中，中國所學到的教訓也有三點：

1.對未經考驗的目標和理想盲目地崇拜，並缺乏對達到這一目標和理想的過程進行必要的思考，結果不可避免的導向一種不道德的哲學，那就是目的可以使手段變得合理。

2.對社會和政治思考缺乏耐心，結果總是導向對暴力革命給以理論上和意識形態上的辯護，這種暴力革命必然導向獨裁、集權和對自由的破壞。

3.別小看一些大字眼的魔幻力量。這些大字眼到了現代獨裁者的手中，就成了他們最有力的工具。唯一的解毒丹是少許的懷疑，幾盎司的不輕信，和少量把思想搞清楚的嚴格訓練。

1. That blind worship of an untried or unchallenged “end” or “ideal” without due consideration or the necessary means of achieving it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immoral philosophy of the end justifying the means.

2. Impatience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inking invariably leads to theoretical or 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violence and violent revolution, which tends necessarily towards dictatorship, despotism, and destruction of freedom.

3. Do not belittle the magic power of big words which are the most important stock of trade in the hands of modern tyrants and despots. The only antitoxin is a little measure of doubt, a few ounces of incredulity, and a little rigid merited discipline to make ideas clear.

在這篇文章的結論中，胡適沉痛地指出：“成千上萬的人已遭到謀害，上億的人民受到奴役，而一個“人間地獄”已在我至愛的中國造成——這種種都只是為了一個不可知的上帝——對烏托邦社會的盲目崇拜。”(So millions and tens of millions have been murdered,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 have been enslaved and a “living hell” has been created in my beloved China— all in the name of an unknown god—the blindly worshipped ideal of a utopia society!)

1953年4月1日，胡適在遠東學會第五屆年會上發表英文論文《共產中國思想改造的三個階段》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Campaign for Thought Reform in Communist China)， 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對所謂“洗腦”和“思想改造”作了最嚴厲的指控，這種在“暴力和威嚇”(force and intimidation)之下所進行的“坦白”、“自我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批評”都是對人格尊嚴和獨立思考所作最徹底的侮蔑和摧毀。胡適以馮友蘭、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等北大和清華的著名教授為例，說明他們當時所作的自我批評是如何的不可思議又慘不忍睹。

1952年12月7日，胡適在北大同學歡迎會上，講到當時正在進行的胡適思想批判，他對那些辱罵他的老朋友、老學生，非但沒有半點責備，而且還寄予最深切的同情：

所有這些公開否認胡適思想，檢討蔡元培思想的朋友，都是在非人環境中，被壓迫而這樣做的。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我們應該體諒，他們所坦白的，絕不是他們心中要說的。

胡適同時指出“清算胡適思想，等於溫習胡適的書”，因此“這正是替我作無代價的宣傳，我很感到高興”。

這種悲憫哀矜的態度也正是胡適在1950年1月9日寫《共產黨統治下絕沒有自由》的心情，這篇文章的副題是“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是1949年4月29日寫的，發表在同年5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在信裡，陳垣說到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是如何的成功，而自己在改造的過程中獲益是如何的深切，並向胡適進行統戰。胡適對陳垣不但不以氣節相責，而且還從語法用字多方面來證明這封信絕非陳垣手筆。他深知在這樣暴力集權的統治之下，對任何知識分子相責以氣節，都不免是為那個殘暴的政權在作開脫。

胡適在文末指出：陳垣“在共產黨軍隊進入北平之後三個月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竟'是有著基本錯誤的'！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辯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後的治學方法！”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能說明“共產黨統治之下絕沒有學術思想的自由”。

結語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的學術界熱衷於整理研究胡適的著作和思想，每年都重版胡適舊作並出版為數可觀的有關研究。在北京幾個重要的書店裡，還有“胡適專櫃”的設立。這不但說明胡適的思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且也為廣大讀者所歡迎。換句話說，在已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胡適在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為人所忘記，並大有捲土重來之勢。當年人人喊打的“胡適幽靈”、“帝國主義的走狗”、“馬克思主義的死敵”，而今竟成了一個“暢銷書作家”，在學術殿堂中，高踞首席。這個轉變絕不只是意味著胡適思想在中國的消長，更重要的是：胡適所一再強調的，自先秦以來即已深植人心為自由而戰的悠久傳統，畢竟不能長久的受到壓制。

1953年1月14日，胡適對大陸文化教育界人士廣播，在廣播中曾虛白問胡適：“共產黨清算您的思想可以成功嗎？”胡適的回答是：“我相信他們清算我的思想是要大失敗的，古人說得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共產黨是不會明白這一點點的常識的。” 三四十年的烈火終究燒不盡胡適思想中那點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根，二十一世紀的春風終將使那個久經摧殘的種籽發芽茁壯。

1998年，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胡明編輯出版了16卷本的《胡適精品集》，包裝的紙盒上印著“現代中國的文化宗師，'當今孔子 '的巨著”。雖然這只是書商的廣告用語，但多少還是反映了胡適思想存在中國過去五十年裡“九地之下”與“九天之上”的轉變。我把這16冊書和1955年出版的8冊《胡適思想批判》並排地放在書架上，我感到有些困惑也有些傷感。讓我感到傷感的倒不是胡適個人身後名的浮沉，而是這些浮沉所反映的整個中國所經歷的錯亂、迷失和瘋狂。在打倒胡適的那個歲月裡，被打倒的又何止是胡適一人，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受到了最不堪的侮蔑和凌辱。然而，讓人感到欣慰的是胡適崇尚自由、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終究沒有被暴力和集權所摧毀。近半世紀的批判和誣衊只使得胡適思想在九十年代重現時，顯得更光彩奪目。

胡適研究在當今中國成為顯學，所顯示的另一層意義是中國在自由民主的尺度上至今還沒有趕上五四。胡適的許多“卑之無甚高論”的意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依然是“駭人聽聞”。胡適思想的精義，對當今中國人而言，不但是在“容忍”上，更是在“抗爭”上。

多年來，許多中國大陸的學者把胡適的反共歪曲成是為了討好國民黨來打擊共產黨。這是對胡適最大的誣衊。在胡適的思想中，“黨”之上是有“國”的；“國”是“千秋”，而“黨”只是“朝夕”。胡適的反對共產主義和他畢生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反共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他是為了人性的尊嚴、人格的獨立和學術的自由。

胡適從五十年前“帝國主義的走狗”到如今成了“現代中國的文化宗師”、“當今孔子”，這個轉變已經遠遠超出了“政治平反”的意義，而是顯示著中國大陸的學術研究在經過近半世紀的“黨化”之後，終於露出了一點新生的曙光，雖然這點曙光是如此的微弱，但在久經沉暗的中國大陸天際，這一線光明很可能正是燎原的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