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1日 星期一

施蟄存《知己之感》、鄒文海; Harold Laski




知 己 之 感


  《新文學史料》今年第二期發表了葉聖陶先生的日記:《在上海的三年》,其中與我有關的有兩段: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記云:「朱經農來,言擬好好辦光華大學,邀余與予同任教,並托余拉施蟄存為國文系主任。余言自己不任大學教師,拉施君則可以效力,因致書蟄存。」又,七月三十一日記云:「施蟄存來,渠已允就暨南教職,因可有房子住,光華方面只得辭卻。」
  這件事,我早已忘卻,如果不見聖翁的日記,恐怕永遠不會回憶到。現在,聖翁的日記幫助我回憶起這件事,同時也使我想到這件事一直是一個未解的謎。
  我於一九四六年春,從福建三元隨江蘇學院復員,先在上海家裡住了一二個月,訪問了多年未見的老朋友,也到開明書店去過,見到葉聖陶、周予同、王伯祥、徐調孚諸人。隨後我就到徐州江蘇學院新校舍授課。在徐州,我收到葉聖陶的信,問我下學期的工作情況。他說,朱經農將出任光華大學校長,正在組織教師班子。希望我去光華當中文系主任,托他寫信徵詢。我收到聖陶的信後,覺得一時還無法決定。雖然我很想回上海工作,但江蘇學院能否同意,還未可知。因此,我就覆信給聖陶,請他轉達朱經農,且待放暑假時回滬再說,好在只有一個多月了。
  七月中旬,我回上海遇到劉大傑,才知道他已決定就暨南大學校長李壽雍之聘,任暨大文學院長。同時才知道江蘇學院同事鄒文海亦已決定為暨大教務長,周栴為法律系主任,他們和李壽雍都是舊交,我又知道江蘇學院院長戴克光本人也在活動換一個工作,這樣我自己就決定脫離江蘇學院,由劉大傑、鄒文海的推薦,接受了暨南大學的聘書。這一決定的主要動力,是因為暨大在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分配到一座大樓,作為教師宿舍,我雖家在上海,但老家人口多,擠不下,要想把小家庭分出去。暨大庶務處在大樓中分配給我二個房間,一西一東,便解決了我的居住問題。因此,我於七月三十一到開明書店編輯部拜訪聖陶,把我的情況告訴他,並請他代我向朱經農道歉。
  聖翁日記中所記的這件事,就這樣結束了。但它始終留下了一個謎,使我不解,我和朱經農毫無關係,也沒有見過,他為什麼忽然看中我,要我去當中文系主任?起初我以為是由於周予同或葉聖陶的推薦,但一問之後,才知並非如此。當時雖然各大學之間消息靈通,但這件事卻沒有人說起,這個謎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始終無法解釋,甚至連這件事也早已忘了。
  最近,有一個朋友從青海來信告訴我:在新出版的《胡適來往書信選》中有一封信中提到過我的名字。我和胡適也未曾有過關係,更未嘗通信,這部書中怎麼會有我的名字?趕緊去把這部三厚冊的《書信選》借來,果然在中卷第64頁上看到一封朱經農致胡適的信,內容是向胡適匯報中國公學情況的。其中有一段云:「文理科學長由黨部推薦李青崖主持,弟以其與君武先生感情素好,又為黨部所推重,當可持中庸之態度。不期其對楊鴻烈兄竟不能相容,其態度之狹隘令人失望。此次文理科教授變動最多,文史系方面新請教員,大抵為文學研究會中人,如鄭振鐸、李石岑、孫俍工、施蟄存等,也還過得去。……其組織最弱者為法科之政治經濟系,將來若有問題,必從此系發生,葉秋原為系主任,已覺平常,教授亦無出色者,學生甚盼一涵回來,然一涵決不肯來……
  我看到這封信,才恍然大悟,解決了一九四六年的謎。原來中國公學的這一件事,我也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沒有這封信的幫助,連回憶都無法追尋了。
  這是在一九三一年春,我在辦水沫書店。李青崖來邀我到吳淞中國公學去擔任文預科的國文課教員,每週去二次,每次上課二小時。當時我以為李青崖只是新任國文系主任,卻不知道他還是文理科學長。我在水沫書店的編輯工作,是半僱員,半朋友義務,每月支取的生活費不到一百元,正想在上海找個固定的副業,以貼補生活,李青崖答應我每教時三元的薪給,對我不無小補,我就答應下來。過了幾天,他送來了一份聘書:寫明聘請我為預科兼任教授,沒有任課時數及薪給數,由校長馬君武署名簽發。算來這大約是一九三一年三月間的事。
  我原來只是個中學教師,沒有教過大學生,到中國公學上課,教的是大學預科一年級生,只等於現在的高中二年級,上國文課也並不感到困難。在每次到校上課的時候,才知道這個學校已鬧過幾次學潮,李青崖進中國公學後,解聘了國文系教授楊鴻烈,馬宗霍,他們都是胡適當校長時聘請來的,學生也都滿意。李青崖突然解聘了這二位;拉進了自己的朋友,學生中頗有波動。我莫名其妙的成為李青崖的私人。馬宗霍被解聘後,拂袖而去。楊鴻烈的表現很不好,他住在校舍中,硬是不肯遷出,還大罵李青崖,弄得很僵。葉秋原是我的朋友,杭州人,新從美國得了一個社會學碩士學位回來。李青崖請葉秋原來代替高一涵,當然比不上,學生聽過高一涵的課,再聽葉秋原的課,當然會感到「平常」。
  我到中國公學上課不到三星期,學潮又起,不過我並不清楚其中黨派鬥爭的真相,只是有好幾次去上課,都碰上學生罷課,聽聽學生的控訴,顯然有「擁馬」和「倒馬」二派。
  大約馬君武校長此時已不到校,我也沒有機會見到他。
  我在中國公學任課,勉強維持到六月,學潮未平息,提前放暑假,於是結束了我的教學任務。馬君武、李青崖都下了台,下學期學校也不請我了。
  朱經農這封信寫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正是我在中國公學兼課的時候;這時他已就任中國公學副校長之職,馬君武已去,李青崖仍在。正校長邵力子,是掛名的。胡適是中國公學董事長,所以朱經農常有信給胡適。匯報中國公學情況。《書信選》中朱經農給胡適的信,關於中國公學的,不止一封,我在這些信中,才知道當年中國公學的內幕,這些情況,當時都一點也不知道。
  朱經農對李青崖很不滿意,在這封信中卻提到我,和鄭振鐸、孫俍工、李石岑一起,許為「也還過得去」的教員,可見他對我們四人,並不因為是李青崖的私人而有所歧視。不過,對於鄭振鐸、李石岑、孫俍工三位,「也還過得去」的評價似乎太低了。至於我,自己知道,作為初出茅廬的大學教師,確是剛剛及格而已。
  十六年之後,朱經農還想請我去擔任光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可知他對我一直在注意,認為從前那個「過得去」的教員可以當系主任了。但是我始終沒有見過朱經農的面,也絕不知道這些情況。直到最近幾天接連看到葉聖陶的日記和朱經農給胡適的信,這個謎才得到解釋。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知己朋友,確是難得,平時最相熟的朋友,也未必就是知己,素不相識的人,更不易成為知己。朱經農從來沒有在我的師友之列,可是,他關心了我十六年之久,我卻絕不知道,直到四十年以後的今天,才明白過來,我豈能沒有知己之感,可惜我感得太遲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


hc案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記憶施蜇存) ---是一本很不錯的選集, 許多篇有內容。
將幾年前的一些筆記取出:

2004年4月
施蟄存先生(1905 -2003)
施蜇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為四個時期:1937年以前,除進行編輯工作外,主要創作短篇小說、詩歌及翻譯外國文學;抗日戰爭期間進行散文創作;1950年—1958年期間,翻譯了200萬字的外國文學作品;1958年以後,致力於古典文學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
他曾指出,楊絳先生的『洗澡』,用了些「後世」之語言。譬如說:「……1952年還沒有『胃癌』這個詞,只有『胃潰瘍』、『胃出血』。」;
「『裝書的紙箱』,可以疊扁了放在角落裡』。這種紙箱,1952年還沒有。」等等。(參考施蟄存《讀楊絳《洗澡》》,1989:鍾漢清謹以此短文紀念施蟄存先生。)

作品最全者以2001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施蟄存文集•文學創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詩百話》、《北山談藝錄續編》。


我們以前談Peter Gay《史尼茨勒的世紀;布爾喬亞經驗一百年》(梁永安譯,台北:立緒,2004,正文419頁,附圖集及人名索引10頁,名詞索引18頁,唯缺主題(忘掉他是最早從英文翻譯其作品的—問題是他的譯名都與現在通用者"施尼茨勒 vs史尼茨勒"不同 所以很南檢索出來,參考《北山散文集》(此書為寶庫 幾乎應有盡有…譬如說解釋杜甫戲為六絕句…翻譯狄更斯小說中的旅館….)或參考李歐梵《世紀的代言人》載《慶祝施蟄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pp.12-13,載30年代施先生即有Schnitzler的小說數本。可見這位「20世紀的代言人」的承先啟後之功。這是目前找到的華人最早有點研究「冷門而主力者」之紀錄。

「……(Fred) Rogers請著名的音樂家馬友友來演奏大提琴,馬友友一開始就閉著眼睛在拉琴,好像很陶醉的樣子;女兒於是拍手叫道:『真好,他在睡覺也能演奏,Good for him!』。」(p.432;孫康宜《「童化」與「教化」》載《慶祝施蟄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pp.430-34)


昔日讀施蟄存教授雜文,他的「恩人」施老先生知道上海等地在演《紅鼻子》,講一則姚先生戰時在防空洞與其女友過份熱情險被開除之故事(「躲戰火而搬到長汀,仍需以校為家,……」)。我記這八卦,表示人生種種情感和際遇,豈翻譯所能盡意。

施蟄存:〈《明人小品選》序〉,見《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2004年6月
記下讀施蟄存先生作品,查字典的筆記:
「梅雨不住,樓居無俚。取四印齋刻況蕙風校補《斷腸詞》閱之,覺取捨之間未為精審,怯疑辨偽,復無判斷。……」施蟄存《北山樓校定斷腸詞一卷》

無俚
俚(教育部 國語辭典)
鄙俗。《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贊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選˙王 ˙四子講德論:俚人不識,寡見尟聞。
 通俗的、民間流行的。如:俚語、俚歌。

依託、聊賴。《漢書˙卷三十七˙季布等傳˙贊曰》:「夫婢妾賤人,感概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顏師古˙注引晉灼曰》「: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


書籍:
作者:hc
時間◎ 施蟄存《〈戴望舒譯詩集〉序》,《文藝百話》第224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按,由戴望舒和杜衡合譯的這部《道生詩歌全集》也有部分曾在當時刊物上發表,如署名戴望舒、杜衡譯的《道生詩抄》載於1929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文藝》第1卷第3號,"全集"則在戴望舒死後由施蟄存保存,居然無損無厄,如今已全部編入浙江文藝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戴望舒詩全編》中。:2004-07-04 21:29
整詩都為異域型像和想像 當然比"異香"好 (in my humble opinion)
施蟄存先生
一點淺見
這是首Beadelaire寫情婦(Antillaise安地列斯)的詩,故而"exotic"。
你翻譯的似乎嫌保守。"異香"沒能表達出來。有些地方失之"直譯"。


hc案 這是一本很不錯的選集 許多篇有內容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蜇存)

陈子善編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点击图片,查看下一张




*****
2小時 · 

葉浩新增了 2 張新相片


【紀念兩位政治思想史上的失蹤人口】

本週六政大政治系即將舉辦一場慶祝創系六十週年的研討會,我被分配負責書寫一篇關於鄒文海的文章。雖然文章還沒開始寫,但就目前所搜集的資料,倒是相當訝異:何以一個曾經影響巨大的思想家可以消失於學術界,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人口?

鄒文海(1908-70)是民國初期至六十年代的重要法政學者,1930年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政治系後留校任教,1935年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師從「費邊社」(Fabian Society)領導人物拉斯基,1937年返國之後先後任教於國立湖南大學,國立廈門大學,國立暨南大學,1949年渡海來台出任台灣省裡行政專科學校教務主任與法商學院(今中興大學)教授,1955年國立政治大學復校之後受聘為政治系教授,直到1970年病逝。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自由與權力》、《代議政治 》、《各國政府與政治》、《比較憲法》,《政治思想史稿》以及一本多達25版的《政治學》教科書,照理說對台灣的政治學發展有深遠影響,但對於當前台灣的政治學界幾乎等同於不曾存在。

鄒文海的老師拉斯基(Harold Laski, 1893-1950) 則更神!根據美國學者John L. Stanley,戰間期的拉斯基同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的燈塔」與「自由主義一盞明燈」,而著名作家Kingsley Martin更是稱西方的三十年代為「拉斯基年代」。然而,他也幾乎消失於西方的政治思想學界!

拉斯基1914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兩年後赴北美,同時任教於加拿大的麥基爾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自1919年起也在耶魯大學兼課,並參與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之創辦工作。1920年,拉斯基返回英國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政府系,1926年出任講座教授直到過世,期間有兩年(1945-6)也曾出任英國工黨的主席,是邱吉爾的主要政敵之一。

上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從世界各地前往倫敦聽他講課的追隨者眾多,包括之後擔任印度首任總統的聶魯(Jawahalal Nehru)與第十任總統納拉亞南(K. R. Narayanan)。據說,曾經有很長的時間印度內閣開會的時候會保留一個空位,象徵對拉斯基的敬意@@

他的學生也包括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約翰・甘迺迪。約翰・甘迺迪的哥哥是拉斯基的超級粉絲,因此他也遠從美國來到倫敦聽課,之後並且書寫了一本《英格蘭何以沉睡》(Why England Slept)。他的父親當時擔任美國駐英大使,為了想讓孩子出名而邀請拉斯基寫序。然而,拉斯基卻斷然拒絕,甚至白目地批評該書是一個「心智尚未成熟的人」所胡謅的東西!

雖然至今尚未引起國內學者重視,但是拉斯基也曾影響民國政治。在美國受業於他的學生包括金岳霖、張奚若、蔣廷黻等人。二十年代赴倫敦受其指導論文者包括徐志摩、羅隆基、杭立武、陳源、王造時等。三十年代則更多,慕名聽課者包括儲安平、王鐵崖、蕭亁、費孝通,而程滄波、王贛愚、龔祥瑞、吳恩裕以及鄒文海則是拉斯基親自指導的學生。

根據許紀霖的整理,三十年代支持民主自由的中國知識份子,可分成兩派,一派深受杜威等人影響的自由主義,另一派則是以拉斯基「費邊主義」為核心的社會主義,並以後者為主流,也就是所謂的「拉派」。

事實上,拉派的成員,除了上述的諸多拉斯基學生之外,或許可包括曾經十分推崇拉斯基與費邊主義的胡適,以及親自翻譯拉斯基名著《政治典範》(A Grammar of Politics)的張君勱,亦及《中華民國憲法》的主要起草人。

張君勱是徐志摩前妻張幼儀的哥哥,曾因為徐志摩的介紹與拉斯基見過面。(小摩,拉斯基曾說,他見你的時間不多,而且都不在課堂上,想必沒有冤枉你~)

至於張君勱翻譯拉斯基的契機,則更令人玩味,是因為當時擔任校長的國立政治大學被國民黨政府給下令關門,才得以進行。政府下令關校的理由是因為張君勱拒絕命令,不願意全校每天清晨集體朗讀「總理遺訓」!(看來,並非名字叫「國立政治大學」的就一定是黨校呀@@⋯⋯ 當然,誰有骨氣,誰就被關掉 )

拉斯基的左派立場於四十年代從中間偏左轉為激進,甚至主張革命,不僅工黨之後與其劃清界線,也從此與學術界日行漸遠,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地位也逐漸由海耶克與波普爾所取代。

晚年的胡適也轉向支持海耶克,並批評拉斯基。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於是始於海耶克與波普爾。在台灣,拉斯基的思想從此僅存於鄒文海的著作,而隨著鄒文海的消失也就石沈大海了~~

一個如此影響世界的思想家竟然可以消失地如此乾淨,唉...... 活著的人爭啥呀?!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