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曰：《管子》非管仲所作也。前人多疑其為戰國時人所偽託者，其說散見諸書。今摭拾群言，輔以臆說，作《讀〈管子〉》。
《管子·小稱》篇記管仲將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則書非仲所自作可知。仲之死在周襄王八年（前644），而《形勢解》篇稱三王五伯，五伯最後死者楚莊（死於定王十六年，當前591），其去仲之死已五十年矣。 《小稱》篇又稱毛嬙西施。西施當吳之亡猶存。吳之亡在周元王四年（前472），去仲之死，已百七十年。
《七臣七主》篇稱楚王好小腰，及吳王好劍。吳王蓋闔廬，死於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去仲之死，可百五十年。好細腰者乃楚靈王，死於景王十六年（前529），去仲尼之死，亦已百餘年矣。然則《管子》匪特非管仲所自作，亦非戰國以前人所作也。此說也，不獨證之書中史事而信，即就書中學說言之，其證據乃益確鑿不可摧陷。
《立政》篇云：“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弭兵之說，春秋時已有所聞，至於兼愛，則墨翟以前，未之聞也。且《立政九敗解》篇說兼愛之旨曰：“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疑脫一其字）國如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此明引《墨子》之事矣（參觀《墨子》兼愛諸篇）。又可知是書之作，在《墨子》以後也《立政》篇又攻全生之說。今按《立政九敗解》說全生之道，乃大類楊朱之說。墨子之弟子有及見楊朱者，楊朱蓋後於墨子云）。書中《版法》、《幼官》、《輕重戊己》諸篇，皆陰陽家之言。 《心術》、《樞言》、《九守》諸篇，論按實立名修名責實，則名家之言。其稱法治曰：
“有法度之製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此全襲慎子之言，而顛倒之，以欺人耳。其稱以有刑至無刑，欲使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以臻不言之教，無為之治。此則純然韓非所謂“道”也。蓋週末學術至於韓非之時，而調和之勢已成。韓非者，韓人，承申不害之餘緒，又為儒家荀卿之弟子，而兼治老子、慎子之學，於是合儒、老、名、法而成一調和之道家。其時治此調和之學者，當不止韓非一人。
著《管子》者，疑即其中一人（或數人），蓋與韓非同時，或先後之。觀本書篇目次第及行文體勢，皆最近《呂覽》、《韓非子》，可知也。其書託於管仲，而其言則純然道家之旨，故其書在《漢書·藝文志》列於道家。然其所謂“道”，固不同老子之所謂“道”，乃韓非之徒之所謂“道”，而亦司馬談之所謂“道”也。談之言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法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推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此《管子》之所以得列於道家歟！其二頃見梁任公先生所著《管子》（《中國六大政治家》之第一編）中有一節雲：《管子》一書，後儒多謂戰國時人依託之言，非管仲自作。雖然，《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則史公固稱焉！謂其著書世多有之，是固未嘗以為偽（《管子》書中有記管子卒後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盡出管子手撰，無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為原文，十之三四為後人增益，此則《墨子》亦然，不獨《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後齊國遵其政者數百年，然則雖當時稷下諸生所討論、所記載，其亦必衍管子緒餘已耳！ （第4 頁）
胡適曰：梁先生蓋持兩說：一據《史記》之言，以證《管子》之非全出於後人之依托；一則假令《管子》非仲自作，亦必齊人衍管子緒餘者所為。梁先生博學多識，素所欽仰。然此兩說，則殊非下走所敢苟同。謹貢所疑，以質諸明達。第一，鄙意《史記》之言，殊不可據為定論。即如《史記·莊周列傳》，謂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今此三篇之中，其《漁父》、《盜跖》則自宋以來，久為註莊者所屏棄。 《胠篋》一篇，文特暢健，後人多不敢斥為偽託；然篇中言田成子“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成子至王建凡十二世，而齊亡於秦（據《史記》則自田成子至王建僅得十世耳。今據紀年正之）。然則《胠篋》之篇，蓋秦漢間人，掇拾老子唾餘而作，無可疑也。今若以太史公嘗見《管子》《牧民》諸篇，又謂其著書世多有之，而遂謂《管子》真為仲所自作，則太史公嘗稱莊周之《漁父》 、《盜跖》、《胠篋》矣，豈可遽謂此三篇果莊子所作耶？史公之時，去戰國已遠，藏書未盡出世，其已獻之書，亦真偽互見。當時人士無歷史觀，不知別假於真，則囫圇受之，概謂之古書而已。太史公父子又非諸子學專家，子長之論述先秦學術，尤多膚淺之見。以墨家造詣之深，影響之大，而《史記》之傳墨子僅寥寥二十四字而已，則其疏漏可知（鄙意太史公父子皆未見《墨子》之書，司馬談所稱墨學，蓋得之韓非耳食而已）。
故《史記》之於先秦諸子，其所稱引，間有文學之興趣，而未足為考古者之根據也。第二，至於以《管子》為齊稷下諸生衍管子緒餘之作，則不獨無所徵信，亦悖於歷史進化之跡已。蓋學術思想之進化，自有一定不易之階級可尋，決無躐等之理。春秋戰國時人，雖多稱道管子霸業者，然絕無稱述其學識者。則管子初不以學說著述稱於世，而今所傳《管子》之非春秋戰國時人所嘗見，可知也。 《管子》書中之法治主義，乃週末數百年時勢所造，思潮所趨，而決非五霸時所能發生者也。此數百年間之政治學說，由老子之無為主義，一變而為孔子之正名主義，再變而為墨子之尚同主義，三變乃入刑名主義與勢治主義、禮治主義三家鼎峙之時代。其後墨學日衰，逮夫戰國末年，僅儒、道兩家，中分中國。儒家言禮治。禮治者，周旋於人治、法治之間，故其言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道家則專言法治。法治者，無為主義之少子也。其說兼採刑名及勢治兩說之長，而其最後之期望，意中之郅治，乃在不言之教，無為之治。
王荊公曰：“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之處）。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老子論》）
荊公之論，精闢無倫（晉人裴頠《崇有論》亦洞見此旨，其說見《資治通鑑》八十三卷）。蓋週末學者深知無為之治非可以無為致之，故《管子》曰：
“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又曰：“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違其命，民不敢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禁藏篇》）
夫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則無為之治矣！然此學說之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子產作刑書也，晉叔向猶怪而譏之。然則任法以為政，在管仲死後百餘年，賢如叔向，猶詫為創見；然謂法治之學說（“法治”與“法治主義”是截然兩事，如古代巴比倫人，謂之有法之則可，謂之有法治學說則不可也），已昌明於管子生時，數百年後，稷下諸生衍其“餘緒”，猶可成《管子》之書，此豈非大昧於學術思想進化之蹟者乎！
一九一六年四月八日一九一六年六月《留美學生季報》夏季第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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