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胡適之 (張愛玲)。張愛玲訪台說胡適之；胡鐵花與張佩綸(季季)

季季覺得很重要──在台北市。

胡鐵花與張佩綸

清理/驚喜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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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25日，胡適在美收到張愛玲從香港寄出的信及其長篇小說《秧歌》。
11月10日，胡適日記簡述此事，我才知道其父胡傳與張愛玲祖父張佩綸，曾有一段相知相惜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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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父胡傳，字鐵花（1841-1895.8.22），1893年曾任台東知府。其「事功之始」則是比他小七歲的張佩綸於1881年「作書介紹」的。
---當時張佩綸身居高位，任“都察院侍講署左副都署”。

張愛玲祖父張佩綸，字幼樵（1848.11.24-1903.2.4），1884年中法戰爭時領軍，在馬尾戰敗後充軍東北，1888年返北京後與李鴻章之女李菊藕（即張愛玲祖母）結婚並奉命遷離北京至天津定居。1895年3月又奉命遷至南京，徹底斷絕官路，抑鬱以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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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胡適日記所述，胡鐵花「寄銀200兩」給張佩綸，應是他奉命遷居南京之後。
---張佩綸與李菊藕結婚時，李鴻章曾贈豐厚嫁妝，遷居南京時也購贈寬闊宅院（後來曾是國府立法院），生活應是優渥無缺，胡鐵花「寄銀200兩」，則是表達了他對張佩綸1881年提拔之恩的感激之情。

胡適日記 1955年11月10日：

丘：她還提到過其他文壇上的人士嗎？

王：她對胡適之很敬佩。我忘了她當時的用辭，意思是：現代的中國與胡適之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

丘：後來她譯《海上花》，就與胡適之有很大的關係，她自己在文章中也曾提到。她有沒有提到自己的電影劇本寫作？

• 王禎和憶張愛玲訪台-- 1961年10月 (丘彥明)

我傍晚也經過所謂"紀州庵； 它無法跟台南的臺灣文學館比。2012.5.26
不過翻看一本文藝獎得主的怪書 我從中得知志文的老闆還是張清吉先生
書名, 鵪鶉在鸚鵡頭上唱歌: 是傳記也是傳奇/    李幼鸚鵡鵪鶉作. 臺北市: 志文, 2010.
書中還有一本皇冠出版社為張愛玲女士憶胡適之 的單印本 還有Joe用貓臉畫胡適之先生....




張愛玲 是我們的 中國禁張愛玲所有反共作品

不過近來中國出版一本張愛玲與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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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取的"序" :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憶胡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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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１給胡適先生，另寫了封短信，沒留底稿，大致是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評《海上花》２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鄭重收藏、但是這些年來搬家次數太多，終於遺失。幸而朋友代抄過一份，她還保存著，如下：

愛玲女士：

    謝謝你十月分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說《秧歌》！

    請你恕我這許久沒給你寫信。

    你這本《秧歌》，我仔細看了兩遍，我很高興能看見這本很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你自己說的“有一點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認為你在這個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這本小說，從頭到尾，寫的是“饑餓”，——也許你曾想到用《餓》做書名，寫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細致工夫。

    你寫月香回家後的第一頓“稠粥”，已很動人了。後來加上一位從城市來忍不得餓的顧先生，你寫他背人偷吃鎮上帶回來的東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寫他出門去丟蛋殼和棗核的一段，和“從來沒注意到(小麻餅)吃起來咵嗤咵嗤，響得那麼厲害”一段。這幾段也許還有人容易欣賞。下面寫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讀者也許不見得一讀就能瞭解了。

１《秧歌》，張愛玲于五十年代初創作的長篇小說。

２《海上花》，全稱《海上花列傳》，晚清章回小說，韓邦慶(花也憐儂)著。三十年代，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該書新式標點本，由胡適作序。

    你寫人情，也很細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頁寫那條棉被，如175、189頁寫的那件棉襖，都是很成功的。189頁寫錦襖的一段真寫得好，使我很感動。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難得一般讀者的賞識的。《海上花》就是一個久被埋沒的好例子。你這本小說出版後，得到什麼評論？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將來我一定特別留意。

    中文本可否請你多寄兩三本來，我要介紹給一些朋友看看。

    書中160頁“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與 205頁的“六十八嘍”相差太遠，似是小誤。76頁“在被窩裏點著蠟燭”，似乎也可刪。

    以上說的話，是一個不曾做文藝創作的人的胡說，請你不要見笑。我讀了你十月的信上說的“很久以前我讀你寫的《醒世姻緣》１與《海上花》的考證，印象非 常深，後來找了這兩部小說來看，這些年來，前後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為得到不少益處。”——我讀了這幾句話，又讀了你的小說，我真很感覺高興！

如果我提倡這兩部小說的效果單止產生了你這一本《秧歌》，我也應該十分滿意了。

１《醒世姻緣》，全稱《醒世姻緣傳》，清代章回小說，西周生輯著。據胡適考證，“西周生”即蒲松齡(《醒世姻緣傳》考證)。

你在這本小說之前，還寫了些什麼書？如方便時，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適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舊歷元旦後一日)

    適之先生的加圈似是兩用的，有時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時候是語氣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講到加杠子，二０、三０年代的標點，起初都是人地名左測加 一行直線，很醒目，不知道後來為什麼廢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別國文字可以大寫。這封信上仍舊是月香。書名是左側加一行曲線，後來通用引語號。適之先生 用了引語號，後來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那時代的痕跡，“不勝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著，所以僥幸還在：

適之先生：

    收 到您 的信，真高興到極點，實在是非常大的榮幸。最使我感謝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樣仔細。您指出76頁敘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刪，確是應當刪。那整個的 一章是勉強添補出來的。至於為什麼要添，那原因說起來很複雜。最初我也就是因為《秧歌》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國讀者的口味——尤其是東南亞的讀者——所以 發奮要用英文寫它。這對於我是加倍的困難，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東西，所以著實下了一番苦功。寫完之後，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給代理人，嫌太 短，認為這麼短的長篇小說沒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兩章(原文是從第三章月香回鄉開始的)，敘王同志過去歷史的一章，殺豬的一章。最後一章後來也 補寫過，譯成中文的時候沒來得及加進去。

    160頁譚大娘自稱八十一歲，205頁又說她六十八歲，那是因為她向兵士哀告的時候信口胡說，也就像叫化子總是說“家裏有八十歲老娘”一樣。我應當在書中解釋一下的。

    您問起這裏的批評界對《秧歌》的反應。有過兩篇批評，都是由反共方面著眼，對於故事本身並不怎樣注意。我 寄了五本《秧歌》來。別的作品我本來不想寄來的，因為實在是壞——絕對不是客氣話，實在是壞。但是您既然問起，我還是寄了來，您隨便翻翻，看不下去 就丟了。一本小說集，是十年前寫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寫的，我這次離開上海的時候很匆促，一本也沒帶，這是香港的盜印本，印得非常 惡劣。還有一本《赤地之戀》，是在《秧歌》以後寫的。因為要顧到東南亞一般讀者的興味，自已很不滿意。而銷路雖然不像《秧歌》那樣慘，也並不自己見得好。我發現遷就的事情往往是這樣。

     《醒世姻緣》和《海上花》一個寫得濃，一個寫得淡，但是同樣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我常常替它們不平，總覺得它們 應當是世界名著。《海上花》雖然不是沒 有缺陷的，像《紅樓夢》沒有寫完也未始不是一個缺陷。缺陷的性質雖然不同，但無論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個志願，希望將來能把《海上花》和 《醒世姻緣》譯成英文。裏面對白的語氣非常難譯，但是也並不是絕對不能譯的。我本來不想在這裏提起的，因為您或者會擔憂，覺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會糟 蹋了原著。但是我不過是有這樣一個願望，眼前我還是想多寫一點東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實行的話，一定會先譯半回寄了來，讓您看行不行。

祝

近好

                                                          張愛玲

                                                        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紐約不久，就去見適之先生，跟一個錫蘭朋友炎櫻一同去。那條街上一排白色水泥方塊房子，門洞裏出現樓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 午曬著太陽，我都有點恍惚起來，仿佛還在香港。上了樓，室內陳設也看著眼熟得很。適之先生穿著長袍子。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我聽得更覺得熟悉。她端麗的圓 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摸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 例子。他們倆都很喜歡炎櫻，問她是哪里人。她用國語回答，不過她離開上海久了，不大會說了。

    喝著玻璃杯裏泡著的綠茶，我還沒進門就有的時 空交疊的感覺更濃了。我看的《胡適文存》是在我父親窗下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並列。他的《歇浦潮》、 《人心大變》、《海外繽紛錄》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適文存》則是坐在書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親看了胡適的考證去買來的。《醒世姻緣》是我破例 要了四塊錢去買的。買回來看我弟弟拿著捨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給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從第三本看起，因為讀了考證，大致已經有點知道了。好幾年後， 在港戰中當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發現有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拾不起頭來。房頂上裝著高射炮，成為轟炸目標，一顆顆炸彈轟 然落下來，越落越近。我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個時期跟我父親借書著，後來兄妹鬧翻了不來往，我父親有一次忸怩的笑著咕嚕了一聲：“你姑姑有兩本書還沒還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點不好意思 的說：“這本《胡適文存》還是他的。”還有一本蕭伯納的《聖女貞德》，德國出版的，她很喜歡那米色的袖珍本，說：“他這套書倒是好。”她和我母親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戰後報上登著胡適回國的照片，不記得是下飛機還是下船，笑容滿面，笑得像個貓臉的小孩，打著個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她看著笑了起來說：“胡適 之這樣年輕！”

    那天我跟炎櫻去過以後，炎櫻去打聽了來，對我說：“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沒有林語堂出名。”我 屢次發現外國人不瞭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 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於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上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 知道在反些什麼，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裏。榮與弗洛伊德齊名。不免聯想到佛洛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入殺死的。事後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我後來又去看過胡適先生一次，在書房裏坐，整個一道牆上一溜書架，雖然也很簡單，似乎是定製的，幾乎高齊屋頂，但是沒擱書，全是一疊疊的文件夾子，多數亂糟糟露出一截子紙。整理起來需要的時間心力，使我一看見就心悸。

    跟適之先生談，我確是如對神明。較具體的說，是像寫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望著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較近真實。適之先生講起大陸，我頓了頓沒有回答，因為 自從一九三幾年起看書，就感到左派的壓力，雖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樣，我永遠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響不止於像西方的左派只限於一九三０年代。我一默然，適之先生立刻把臉一沉，換了個話題。我只記得自己太不會說話，因而梗梗於心的這兩段。他還說：“你要看書可以到哥倫比亞圖書館去，那兒書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時候我雖然經常的到市立圖書館借書，還沒有到大圖書館查書的習慣，更不必說觀光。適之先生一看，馬上就又說到別處去了。

    他講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１，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裏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了。我看了《孽海花》才感到興趣起來，一問我父親，完全否認。後 來又聽見他跟個親戚高談闊論，辯明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東翁的女兒，那首詩也不是他做的。我覺得那不過是細節。過天再問他關于祖父別的事，他悻悻然說：“都 在爺爺在集子裏，自己去看好了！”我到書房去請老師給我找了出來，搬到飯廳去一個人看。典故既多，人名無數，書信又都是些家常話。幾套線裝書看得頭昏腦漲，也看不出幕後事情。又不好意思去問老師，仿佛喜歡講家世似的。

１張愛玲的祖父系晚清名臣張佩綸(1848— 1903)。張佩綸，字幼樵，與寶廷、吳大、陳寶琛等評議朝政，號稱清流派。1884年(光緒十年)，中 法戰爭期間被派赴福建會辦海防，因玩忽職守，使福建海軍潰於一旦，受革職充軍處分，1888年獲釋後，任李鴻章幕僚(他又是李鴻章的女婿)。下文中所說他 的集子，指《澗於集》和《澗於日記》。

     祖父死的時候我姑姑還小，什麼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著問：“怎麼想起來問這些？”因為不應當跟小孩子們講這些話，不民主。我幾下子一碰壁，大概養成了個心理錯綜，一看到關于祖父的野史就馬上記得，一歸入正史就毫無印象。

    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志(Foreig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說：“他們這裏都要改的。”我後來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錄，看有沒有登出來，工作忙，也沒看。

*1950年10月號 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  By Hu Shih

    感恩節那天，我跟炎櫻到一個美國女人家裏吃飯，人很多，一頓烤鴨子吃到天黑，走出來滿街燈火櫥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別幹淨，霓虹燈也特別晶瑩 可愛，完全像上海。我非常快樂，但是吹了風回去就嘔吐。剛巧胡適先生打電話來，約我跟他們吃中國館子。我告訴他剛吃了回來吐了，他也就算了，本來是因為感恩節，怕我一個人寂寞。其實我哪過什麼感恩節。

    炎櫻有認識的人住過一個職業女子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軍辦的，救世軍１是出名救濟貧民的，誰聽見了都會駭笑，就連住在那裏的女孩子們提起來也 都訕訕的嗤笑著。唯有年齡限制，也有幾位胖太大，大概與教會有關係的，似乎打算在此終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稱中尉、少校。餐廳裏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鮑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漢，她們暫時收容的，都是酒鬼，有個小老頭子，藍眼睛白濛濛的，有氣無力靠在咖啡爐上站著。

１救世軍，基督教(新教)的一個社會活動組織，從事宗教宣教和慈善事業。其編制仿效軍隊，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支機搆。*A section of lower Manhattan in New York City. The street that gives the area its name was once the road to Peter Stuyvesant's bouwerij, or farm. At various times the Bowery has been notorious for its saloons, petty criminals, and derelicts.

  有一天胡適之先生來看我，請他到客廳去坐，裏面黑洞洞的，足有個學校禮堂那麼大，還有個講台，臺上有鋼琴，台下空空落落放著些舊沙發。沒什麼人，幹事們 鼓勵大家每天去喝下午茶，誰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進去，看著只好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適之先生直贊這地方很好。我心裏想，還是我們中國人有涵養。坐了一會 出來，他一路四面看著，仍舊滿口說好；不像是敷衍話。也許是覺得我沒有虛榮心。我當時也沒有琢磨出來，只馬上想起他寫的他在美國的學生時代，有一天晚上去 參加復興會教派篝火晚會的情形。

    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 眯的者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裏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 久了只覺得風颼颼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 生。

    我二月裏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佐半年，那是A＆P 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 谷裏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 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倉皇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並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 上海話，並不費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大概還是興趣關系，太欠傳奇化，不 sentimental。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 (George 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George Borrow - Wikipedia

    要是告訴 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於繪畫、瓷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有人說詩是不能譯的。小說只有本《紅樓 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分。《紅樓夢》他們大都只看個故事輪廓，大部分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只有把 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遊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昧。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 些藉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麼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那時候我怎麼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只曉得寧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 做詩行令部分。

    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麼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 份。《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 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 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疏、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艷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裏最有日常生活 的況味。

    胡適(之)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冬笠園。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 novel of manners譯為“生活方式小說”７——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受與齊府的清客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齊韻裏撞見小贊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 誰。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贊小青挾貨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娶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 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准，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我的譯本刪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 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墮落。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於 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爭 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裏。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作者盡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 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裏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他們向來 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 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歎逐句夾評夾注。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著，不免面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適之先生不在了。

(收入張愛玲《張看》，1976年5月臺北皇冠出版社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