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脩業 是王重民的太太
劉脩業起碼發表過 '關於胡適之先生給我的兩封信" (1991)
談胡適在她對吳承恩研究*的"為學之道"的啟示
很妙的是 文中兩次談到胡適發信都從美國紐約 Mrs. V. D. Hartman 家中寄出的
*吴承恩诗文集
作者: 吴承恩
出版社: 古典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58
页数: 246 (台灣世界書局:吳承恩詩文集‧年譜)
這本書香港朋友寄給胡適之先生 胡在1959.12.5 半夜給董作賓的信中說. ".....她敢引你的話(頁二十五) 而不敢明引我的話. 所以送給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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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王重民 李維龍 153 (胡適與他的朋友 第三集 1990 258頁)
北大相關科系印出:胡适適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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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趙子昂苕溪圖》虞堪
吳興公子玉堂仙,
寫出苕溪似輞川。
回首青山紅樹下,
回首青山紅樹下,
那無十畝種瓜田?
王孫今代玉堂仙,自畫苕溪似輞川。
如此青山紅樹底,可無十畝種瓜田?
如此青山紅樹底,可無十畝種瓜田?
劉修業女士從《四庫珍本》虞堪《希澹園詩集》卷三撿得此詩,其字句有小異。三十四‧七‧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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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修業先生(1910—1993)福建福州人。 1931年畢業於燕京大學中文系,1932年在當時的北平圖書館工作,編制國學、文學等索引。 1936年,劉先生赴法與王重民教授抄錄敦煌資料,著錄明清間來華傳教士的譯著書。 1937年4月,在法國巴黎與王重民結緍,婚後不久去倫敦大學進修。 1939年與王同赴美國,王先生先後在美同國會圖書館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鑑定館藏的中國善本書,劉先生幫同著錄。 1947年回國,复在北平圖書館工作。 1953年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1966年退休。在美國工作期間,劉先生接觸了不少明代人的文集和明末清初的地方志,因之開始從事中國古典小說與戲曲的研究工作。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幼,其中尤以對《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研究的成績最為顯著。研究吳承恩的工作雖然起自魯迅、胡適等人,但做得最細緻最有成效的,當首推劉脩業先生。前人研究吳承恩多從地方誌上的材料著手,劉先生則主要是利用吳承恩本人的文集進行研究的。她以吳承恩撰的《射陽先生存稿》為線索,參看他的好友朱曰藩、李春芳和他的同鄉先輩的文集,並研究了與他常來往的朋友如王寵、何良俊、何良傅、徐中行、陳耀文、黃姬水、萬表等人的集子。後又參考了有關的地方志,再將所得的材料與《射陽先生存稿》互相印證。將《存稿》中所出現的一些人的別號,一一考證出來,弄清楚某一別號屬於某一個人。結果,許許多多分散的、看不出相互關聯的人,都在紙上活躍起來,呈現出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反映出當初的社會情況來,使鮮為人知的吳承恩的事蹟顯現出來,形成一個系統的完整的體系,以一個豐滿的形像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劉先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結撰成《吳承恩年譜》、《吳承恩交遊考》、《吳承恩著述考》、《吳承恩論著雜事考》,還編寫了《吳承恩詩文集序跋輯錄》、《吳承恩詩文事蹟輯錄》等資料。前三篇文章一九四七年本擬單獨結集出版,並請孫楷第先生撰寫了序言,因故未果刊行。後來收入了她的論文集《古典小說戲曲叢考》,一九五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_後,劉先生仍然從事吳承恩的研究,並撰寫了《吳承恩傳》等文章。為了給研究和了解吳承恩的人提供資料和方便,劉先生利用故宮博物院印本的《射陽先生存稿》為底本,參閱了其他有關的書籍進行校點,輯成《吳承恩詩文集》,一九五八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劉先生的又一貢獻。以後研究吳承恩的人,差不多都要認真閱讀這部書。如果說發現《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的功勞應當歸於魯迅、胡適等人,那麼,發掘吳承恩生平事蹟的功勞,則主要應該歸於劉脩業先生。她是同時代人中研究吳承恩成就最大者。她在這個領域裡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為後來人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她的許多關於吳承恩的論述,至今在學術界仍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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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1/13胡適將
降魔變文 給王重民 因為王是其"徒弟" 的關係.
再者胡適當美國大使時決定"不寫漢文的文章".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變文有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匯錄》(1954)、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1957)。後者輯錄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屬於變文的作品),是研究變文的最豐富的輯本。"
降魔變文一卷@ eduedu :: 隨意窩Xuite日誌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1957)
降魔變文 給王重民 因為"徒弟" 關係和"不寫漢文文章".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變文有周紹良編《敦煌變文匯錄》(1954)、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1957)。後者輯錄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屬於變文的作品),是研究變文的最豐富的輯本。"
降魔變文一卷@ eduedu :: 隨意窩Xuite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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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1903年-1975年),字有三,號冷廬主人,河北高陽人,中國目錄學家和版本學家。1924年,王重民入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究中國古籍。1928年畢業。在北京圖書館開始了編目科工作,主要整理敦煌遺書、太平天國史料及古籍。1934年至1939年,在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美國等國各大圖書館抄錄了很多資料,並發表多篇關於敦煌及太平天國史料的文章。尤其是在落實中法兩國政府交流項目上,他被選派到法國國家圖書館,從事對該館所藏大量敦煌文獻的編目工作,而法方派到北京圖書館的則是杜乃揚女士,她負責整理北圖所藏的法文書籍目錄。1939年至1947年,他赴美國國會圖書館鑒定善本書。[1]後返回中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建議成立圖書館學系。1949年,出任圖書館學系系主任。
1950年起,王重民講授和編寫了很多圖書館學的課題與文章,譬如:《中文工具書使用法》、《參考資料與參考工作》、《普通目錄學》、《歷史書籍目錄學》、《中國目錄學史》、《中國目錄學史料》、《近代目錄史料》、《中國書史》。主要著作有《道德經碑幢刻石考》、《老子考》、《國學論文索引》、《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日本訪書志補》、《太平天國官書》、《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敘錄》、《善本醫籍經眼錄》、《徐光啟傳》、《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國目錄學史料》、《四庫抽毀書提要稿》、《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由袁同禮修訂[1])等。
[編輯] 參考資料
^ 1.0 1.1 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典藏首屈一指(上). 2010-07-16.王重民之死1974年,“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進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錄、版本學知識突獲青睞。李贄是明朝思想家,是“評法批儒”中被廣為讚揚的“法家”人物代表。這時,傳來在福建泉州新發現了一部李贄的著作《史綱評要》。 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鑑定,這本書並非李贄之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於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廠二校”中的“二校”,“兩校”領導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書的鑑定,便由“兩校”的領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鑑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鑑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王先生的夫人劉修業女士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年表》(《圖書館學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憶說,“兩校”領導曾指著王發火地問道: “你說這部書是偽書,對你有什麼好處?”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斗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幹部。會後,系領導還專門找他談話,問他聽到會上講話有何感想。回家見到妻子,王先生悲憤難抑,淚流不止。晚上,系裡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冠心病復發的王先生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但是,來人仍然強調他一定要作檢查,然後離去。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這次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後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當發現他遺體時,他留下一封信給我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臨走前還在他書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隻手錶,及一本《李卓吾評傳》,我事後細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評傳》是有深意的,一則因他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幫'的意旨,次則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齡,被明末當道者誣衊,自盡於獄的”。幾年前被關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裡,他還能默默忍受,此時只是開會批判、寫檢查,並未拳腳相加,但他卻以死相爭。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這種學問、知識的真偽並非謀生的職業,而是一種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的志業。他,容不下權力對學術、知識的褻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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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脩業(按脩原作修)先生(1910——1993.10.1)福建福州人。一九三一年畢業於燕京大學中文系,一九三二年在當時的北平圖書館工作,編制國學、文學等索引,因與王重民教授相識。孫楷第先生與之同事,他稱讚劉先生“不但樸素大雅無綺紈之習,而且好學如老學究,時常作文章,作的都好。……這樣好學的女先生是少見的”。一九三六年,劉先生赴法與王重民教授抄錄敦煌資料,著錄明清間來華傳教士的譯著書。一九三七年四月,在法國巴黎與王重民結緍,婚後不久去倫敦大學進修。一九三九年與王同赴美國,王先生先後在美同國會圖書館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鑑定館藏的中國善本書,劉先生幫同著錄。一九四七年回國,复在北平圖書館工作。一九五三年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中國史學論文索引》,一九六六年退休。在美國工作期間,劉先生接觸了不少明代人的文集和明末清初的地方志,因之開始從事中國古典小說與戲曲的研究工作。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幼,其中尤以對《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研究的成績最為顯著。研究吳承恩的工作雖然起自魯迅、胡適等人,但做得最細緻最有成效的,當首推劉脩業先生。前人研究吳承恩多從地方誌上的材料著手,劉先生則主要是利用吳承恩本人的文集進行研究的。她以吳承恩撰的《射陽先生存稿》為線索,參看他的好友朱曰藩、李春芳和他的同鄉先輩的文集,並研究了與他常來往的朋友如王寵、何良俊、何良傅、徐中行、陳耀文、黃姬水、萬表等人的集子。後又參考了有關的地方志,再將所得的材料與《射陽先生存稿》互相印證。將《存稿》中所出現的一些人的別號,一一考證出來,弄清楚某一別號屬於某一個人。結果,許許多多分散的、看不出相互關聯的人,都在紙上活躍起來,呈現出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反映出當初的社會情況來,使鮮為人知的吳承恩的事蹟顯現出來,形成一個系統的完整的體系,以一個豐滿的形像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劉先生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結撰成《吳承恩年譜》、《吳承思交遊考》、《吳承恩著述考》、《吳承恩論著雜事考》,還編寫了《吳承恩詩文集序跋輯錄》、《吳承恩詩文事蹟輯錄》等資料。前三篇文章一九四七年本擬單獨結集出版,並請孫楷第先生撰寫了序言,因故未果刊行。後來收入了她的論文集《古典小說戲曲叢考》,一九五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_後,劉先生仍然從事吳承恩的研究,並撰寫了《吳承思傳》等文章。為了給研究和了解吳承恩的人提供資料和方便,劉先生利用故宮博物院印本的《射陽先生存稿》為底本,參閱了其他有關的書籍進行校點,輯成《吳承恩詩文集》,一九五八年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劉先生的又一貢獻。以後研究吳承恩的人,差不多都要認真閱讀這部書。如果說發現《西遊記》的作者是吳承恩的功勞應當歸於魯迅、胡適等人,那麼,發掘吳承恩生平事蹟的功勞,則主要應該歸於劉脩業先生。她是同時代人中研究吳承恩成就最大者。她在這個領域裡披荊斬棘,篳路藍縷,為後來人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她的許多關於吳承恩的論述,至今在學術界仍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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