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有特別大影響的作者是胡適和李敖，那個時代代表的是理性和求知的企圖。李敖後期不是這個形象，我年輕的時候是的。這兩個人寫作都很有感染力，文字明朗，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寫文章沒有太多隱晦的表達，我都是盡我所能寫得很清楚，用比較簡單的語言寫出來，這個基調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確定了。
我在初高中很努力地學習幾種文體，我能完全寫胡適體的文章，也能寫李敖體的文章，我也可以寫新約聖經體的文章。我寫李敖式的文章非常熟練，後來我有機會編李敖作品集的時候，我寫出版序，給李敖看的時候，他有一兩分鐘的錯愕，說我不記得寫過這個文章......」（詹宏志)
2016年8月27日 星期六
2016年8月25日 星期四
永遠の未完- -大拙沒後五十年にあたつて；鈴木大拙的書和情：鈴木大拙舘；東慶寺の墓所......
永遠の未完
--大拙沒後五十年にあたつて
小川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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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 第809号 目次 |
岩波書店發行的雜誌： 『図書』(月刊) 7 2016 (
鈴木大拙館 - 金沢文化振興財団
www.kanazawa-museum.jp/daisetz/
金沢が生んだ世界的・仏教哲学者である鈴木大拙（D. T. Suzuki）。その書や写真・著作を通し鈴木大拙の考えや足跡を広く伝える文化施設。大拙を「知る」「学ぶ」、そして
曾成德新增了 3 張新相片 — 和 Wu Kt 在鈴木大拙館。
20150714_Wish You Were Here
鈴木大拙舘
向日本禪學大師致敬
谷口吉生先生作品
鈴木大拙美術館 顯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pA1XM5qZU鎌倉古寺百選ー鈴木大拙師の「松ヶ岡文庫」がある東慶寺の墓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BGZrXwNeo0
鈴木大拙的書D.T.Suzuki
鈴木大拙的生平與思想
秋月龍珉原著 邱祖明譯. a台北市: 天華 1979 民68
禪與華嚴是中國的兩偉大發明 鈴木大拙將其傳播到全世界
1930年代 鈴木大拙訪華 撰 中國佛教印象記 東京:森江 昭和九年1934
鈴木大拙禪論集: 歷史發展 徐進夫譯 台北:志文 1986
- Essays in Zen Buddhism: First Series (1927), New York: Grove Press.
本書並有胡適在泰晤士報的書評 他建議鈴木注意敦煌史料 從此兩人結緣 吃過不少次 sukiyaki ....
2016年8月18日 星期四
2016年8月15日 星期一
唐縱（1905~1981年）
1960.12.22
"今晚，唐縱請吃飯，是為先生祝壽的。"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在日記中多次表達過對歡宴的厭倦，他冷眼旁觀戴笠，“臨席前，總是一個人忙於安排座席。 ......"
唐縱（1905~1981年）字乃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常委。湖南省酃縣(今炎陵縣)人,1905年出生於酃縣。 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學校。 1928年初入 .
唐縱：到底為什麼他能夠壓制戴笠成為軍統正局長| Wiki101.com.tw
唐縱（1905—1981），湖南省酃縣人，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學校，1928年初考入黃埔軍校第6期，1929年畢業後在國民黨軍隊內任職，創辦《建業日報》 ，1930年任戴笠的情報處主任秘書，1932年任復興社總社副書記；1936年，唐縱任國民政府駐德國大使館副武官，自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六組少將組長，主管軍事情報前後有8年；1945年9月起，唐縱先後任國民政府中將參軍、軍統局代局長、內政部次長兼警察總署署長，主持國民黨在全國的警政；1949年去台灣，其日記本丟失在大陸，1981年去世。其代表作有《思與行》、《美國政治與英美政黨之比較》、《唐縱日記選》等。
唐縱，字乃健，1905年生於湖南湖南省酃縣；1927年第六期黃埔軍校畢業後，在國民黨中央情報處、《建國日報》、復興社任職。早年曾在南京創辦《建業日報》，後入軍界。歷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上校參謀、少將組長、隨侍蔣介石政府中將參軍、內政部政務次長、警察總署署長、國防部保安局局長等職，為情治特務系統首領之一。
1944年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委。後繼升為內政部警察總署署長、國防保安局中將局長。
從1946年3月17日軍統局代局長戴笠因飛機逝世而死以後，正值抗日戰爭勝利不久，全國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國團結一致、和平建設的階段，各方面對這個一向為全國人民所痛恨的龐大特務機構，都希望能按照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主張早日撤消。但蔣介石對如何完整地保留特務組織費盡心機。戴笠剛一死去，他便急於挑選戴笠的繼承人，同意毛人鳳向他提出的建議，在鄭介民與唐縱之間挑選了鄭介民代理軍統局長。無形中就把唐縱擠了出去。
1948年初開始，以唐縱為首的湖南派特務集團同鄭介民為首的廣東派、以毛人鳳為首的浙江派爭權奪利的鬥爭非常激烈。
1949年，從事軍事情報工作。同年赴台，初任國民黨"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負責收編赴台特務人員，籌劃特務情報作業。嗣任"總裁辦公室"第七組組長兼黨政幹部訓練班副主任，旋即調任"內政部"政務次長。有"智多星"之稱。
1950年8月，奉派為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六組主任。 1952年當選國民黨七屆中央委員，並任中央委員會第一組主任，負責國民黨組訓事務。 1957年調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 1959年出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從事國民黨幕僚工作，主持黨務，凡5年。
1964年創辦台南家政專科學校，任董事長。同年調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暨"戰地政務員會"委籌備處主任。 1969年任駐韓國"大使"，翌年回台，就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 6年後退職。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七至十屆中央委員。
1981年病卒台北，享年76歲。
他在國民黨內長期從事軍警情報工作,素有軍統“智多星”之稱。他工於心計,老謀深算,深得蔣介石、蔣經國的器重。在日本侵略中國期間,他有時也表現了民族氣節，如1937年秋，他應邀參觀德軍演習,在演習結束後的酒會上，拒絕了日本武官阿喜馬要求合作的提議，對日軍侵略中國表示了義憤。
1949年去台灣後，參與起草《國民黨改造綱領》，並兼任總裁辦公室組長和黨政訓練班主任。
著有《思與行》、《美國政治與英美政黨之比較》和《黨友之理論與實踐》等書。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余英時1981：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顧先生《古代史論文集》，和洪先生的《論學集》
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
2015-09-30 余英時
顧先生是蘇州人，係出著名的吳中世家，早年所受的是中國傳統的經史教育；洪先生原籍福建侯官，早年就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影響，並且是在美國完成正式教育的。但是儘管他們的家世和文化背景都不相同，在史學上兩位先生卻很早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洪先生是一九二三年從美國回到燕京大學任教的，這正是顧先生以“古史辨”轟動中國學術界的一年。洪先生在美雖治西洋史和神學，但回國之後治學的興趣很快地就轉到中國史方面來了。這是和當時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所倡導的“整理國故”的運動分不開的，而顧先生對他的影響尤大。洪先生生前曾屢次和我提到這一點，絕不會錯的。一九二九年顧先生到燕京大學歷史係來擔任古代史的教學，他和洪先生在學術上的合作便更為密切了。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們共同發現崔述夫婦的遺著和訪問崔氏故里的一段經過。而“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一文也是由洪、顧兩先生共同署名發表的。
洪、顧兩位先生恰好代表了“五四”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一個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在這一方面，他們的業績都是非常輝煌的。以世俗的名聲而言，顧先生自然遠大於洪先生；“古史辨”三個字早已成為中國知識文化界的口頭禪了。但以實際成就而論，則洪先生決不遜於顧先生。洪先生三十歲以後才專治中國史，起步比顧先生為晚，然而顧先生由於早年遽獲大名之累，反而沒有時間去做沉潛的工夫。所以得失之際，正未易言。最後三十多年間，他們兩人的學術生命尤其相差得甚遠；顧先生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太大，許多研究計劃都無法如期實現。例如《尚書》譯註的工作，在“古史辨”時代即已開始，六十年代在《歷史研究》上續有新作，但全書似乎未及完篇。（最近兩年發表的，有關《甘誓》、《盤庚》諸篇主要都是由他的助手代為完成的。）所以就最後三十餘年而言，他的成績不但趕不上“古史辨”時代，而且也不能與抗日戰爭期間相比；因為即使在抗戰的那個困難條件下，顧先生尚能有《浪口村隨筆》之作。（後來正式出版的《史林雜識》即是其中的一部分。）這實在不能不令人為之扼腕。對照之下，洪先生在同一段時期卻仍能不斷地在學問上精進不懈。洪先生是在一九四六年春間應聘到美國哈佛大學來講學的。據他有一次談話中透露，他當初只打算在美國住一兩年，藉以補足戰爭期間接觸不到國外漢學研究的缺陷。但是後來中國的政治局勢變化得太快，他終於年復一年地在美國住了下來。
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年，洪先生發表了許多分量極重的學術論著。凡是讀過洪先生論著的人都不能不驚服於他那種一絲不苟、言必有據的樸實學風。他的每一個論斷都和杜甫的詩句一樣，做到了所謂“無一字無來歷”的境地。但是洪先生晚年最精心的著作則是劉知幾《史通》的英文譯註。他對《史通》的興趣發生得相當早，認為這部書是世界上第一部對史學體例進行了系統討論之作。因此他發憤要把它譯出來，讓西方人知道中國史學造詣之深和發展之早。由於他的態度認真，不肯放過《史通》原文中每一句話的來歷，譯註工作所費的時間幾乎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記得十五六年前洪先生曾告訴我，他已戒掉了煙斗，要等《史通》譯註完成後才開戒。但他究竟最後有沒有照預定的計劃結束這一偉大的工程，我現在還不十分清楚。希望整理洪先生遺著的人要特別珍視這一方面的文稿。洪先生為了要整理出一個最接近本來面目的《史通》本子，曾進行了精密的校勘工作。我曾不止一次向洪先生提議，請他整理出一個最理想的校本，分別刊行，以取得與譯註相得益彰之效。他表示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希望我們能在洪先生的遺稿裡發現這樣一部完美的校本。
洪先生平素與人論學，無論是同輩或晚輩，絕對“實事求是”，不稍假借。他博聞強記，最善於批評，真像清初人說閻若璩那樣，“書不經閻先生過眼，謬誤百出”。但是另一方面，洪先生卻又深受中國“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的熏陶，對古人不肯稍涉輕薄。一九五四年胡適之先生曾經多次與洪先生為了全謝山問題發生爭論，書札往復不休。主要關鍵便在於洪先生認為胡先生說全謝山吞沒趙一清（東潛）《水經註》校本，是一種不應有的厚誣古人。一九七四年我在香港，聽說洪先生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看報，讀到那些毫無理性的“批孔”言論，氣憤之至，出來時竟在圖書館大門前跌了一跤，把頭都摔破了，幾乎因此送命。可見洪先生雖從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內心深處始終是一位徹底為中國文化所融化了的讀書人。
我始終沒有和顧先生接觸過，但是通過師友們的平常談話，對顧先生的性情之厚和識量之弘也是十分心儀的。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美國漢代研究考察團”的訪問過程中，我們全體團員都希望能見到顧先生，我個人更是高興有此機緣得償多年的宿願。不幸其時適值顧先生因病入醫院治療，不能見客。我曾特別請人轉達個人對他老人家的仰慕之意，他也傳語希望以後在學術上彼此保持聯繫。但是想不到我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了。
在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上，顧先生和洪先生可以說是代表了史學現代化的第一代。儘管他們都繼承了清代考證學的遺產，在史學觀念上他們則已突破了傳統的格局。最重要的是他們把古代一切聖經賢傳都當作歷史的“文獻”（document）來處理。就這一點而言，他們不但超過了一般的乾嘉考據家，而且也比崔述和康有為更向前跨進了一步。洪先生治學最嚴謹，其專門著作中往往語不旁涉。所以我們不妨專就顧先生的議論來說明這個問題。
顧先生雖然接著康有為、崔適講王莽、劉韻偽造群經的問題，但他卻早已跳出了今文經學的舊門戶。他曾一再聲明，他只是接受今文學家的某些考證，而並不採取他們的經學立場。換句話說，他的目的與經學家不同，不是為了證明某種經學理論而辨偽。在顧先生看來，“要辨明古史，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這樣一來，史學的重心才完全轉移到文獻問題上面來了。蘭克曾說：“在我們把一種作品加以歷史的使用之前，我們有時必須研究這個作品本身，相對於文獻中的真實而言，到底有幾分可靠性。”（轉引自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6.）這就是顧先生所謂“史家的辨古史”的態度了。顧先生“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之說之所以能在中國史學界發生革命性的震盪，主要就是因為它第一次有系統地體現了現代史學的觀念。所以此說一出，無論當時史觀如何不同的人都無法不承認它在史學上所佔據的中心位置。語言學派的史家認為顧先生已在中國“史學上稱王”，有如牛頓之在力學，達爾文之在生物學。（見傅斯年“與顧頡剛論古史書”，見《傅孟真先生集》第一冊，上編丁函札類，62頁）甚至馬克思派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卓識”，並說“舊史料中凡作偽之點大體是被他道破了”。（見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五四年版，274-275頁）在“史料學”或“歷史文獻學”的範圍之內，顧先生的“累層構成說”的確建立了庫恩（Thomas S.Kuhn）所謂的新“典範”（“paradigm”），也開啟了無數“解決難題”(“puzzle-solving”)的新法門，因此才引發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史學革命。
除了 《古史辨》集結為七厚冊外，還有無數散在各報章雜誌的文字都是在《古史辨》影響之下寫成的。文獻是史學的下層基礎；基礎不固則任何富麗堂皇的上層建構都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顧先生儘管在辨偽與考證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層構成說”卻是文獻學上一個綜合性的新創造，其貢獻是永久而不可磨滅的。把“傳說的經歷”看得比“史蹟的整理”還重要--這是中國傳統考證者在歷史意識方面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度。顧先生並不是從事平面的辨偽，如一般人所誤解者；他是立體地、一層一層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時代。然後通過這種分析而確定每一層文獻的歷史含義。例如他和童書業先生合寫的“夏史三論”，把夏代“少康中興”的傳說推定在東漢光武中興之後。（見《少康中興辨》一節，《古史辨》第七冊，下編，233-255頁）這個假設是否成立是另一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敏銳觀察充分地表現了現代史學的觀點。陳寅恪先生考釋唐代府兵制前期的史料和《桃花源記》的史源，雖然時代不同，其精神也同屬現代的。洪先生的《春秋經傳引得序》、《禮記引得序》等篇更是現代文獻學研究的傑作。洪先生以《禮記引得序》一文而榮獲法國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漢學獎，是完全受之無愧的。
除了 《古史辨》集結為七厚冊外，還有無數散在各報章雜誌的文字都是在《古史辨》影響之下寫成的。文獻是史學的下層基礎；基礎不固則任何富麗堂皇的上層建構都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顧先生儘管在辨偽與考證各方面都前有所承，然而他的“累層構成說”卻是文獻學上一個綜合性的新創造，其貢獻是永久而不可磨滅的。把“傳說的經歷”看得比“史蹟的整理”還重要--這是中國傳統考證者在歷史意識方面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度。顧先生並不是從事平面的辨偽，如一般人所誤解者；他是立體地、一層一層地分析史料的形成時代。然後通過這種分析而確定每一層文獻的歷史含義。例如他和童書業先生合寫的“夏史三論”，把夏代“少康中興”的傳說推定在東漢光武中興之後。（見《少康中興辨》一節，《古史辨》第七冊，下編，233-255頁）這個假設是否成立是另一問題，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敏銳觀察充分地表現了現代史學的觀點。陳寅恪先生考釋唐代府兵制前期的史料和《桃花源記》的史源，雖然時代不同，其精神也同屬現代的。洪先生的《春秋經傳引得序》、《禮記引得序》等篇更是現代文獻學研究的傑作。洪先生以《禮記引得序》一文而榮獲法國一九三七年度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漢學獎，是完全受之無愧的。
最近幾十年來西方的史學觀念在遽烈的變動之中。史學與文獻（“document”，廣義的“文獻”不限於文字記載，風俗、習慣、法律、制度等都包括在內）的關係究竟當如何，目前已有不同的看法。法國當代名歷史哲學家福柯（M.Foucault）認為審訂文獻的真偽、性質、意義，然後再在這種基礎上重建歷史陳跡，這已是陳舊的史學了。新的史學則不取這種被動的方式，而是主動地組織文獻，把文獻分出層次、勒成秩序、排作系列、定出關係，並確定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等等。（看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AM Sheridan Smith,Harper Torchbooks,1972. pp.6-7）其實這一類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新奇可喜，運用起來卻非常不簡單。它所針對的主要仍是史學中的主觀與客觀的問題。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強調史事的內在面和史學家必須重演（reenact）古人的思想，也就是要說明主客如何統一。近二三十年來解釋學（Hermeneutics）大為活躍並影響到史學的觀念。解釋學家與“文件”（“text”）或“作品”（“work”）之間的關係正和史學家與“文獻”之間的關係甚為相似。所以有些解釋學家如包德曼（Rudolf Bultmann）也討論到怎樣了解歷史文獻的問題，包氏認為無論史學家如何力求客觀，他終不能完全擺脫掉自己的觀點。他並援柯林伍德的理論為助，以強調對歷史文獻不可能有所謂純客觀的解釋。就中國史學的傳統而言，我們並沒有嚴重的主客對立的問題。（見包氏的History and Eschatology, New York:Harper,1975, pp.110-120）
中國史學一方面固然強調客觀性的“無徵不信”，另一方面也重視主觀性“心知其意”。強調史學必須主動地運用文獻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此而造成一種印象，使人覺得文獻學的考訂工作完全無足輕重，那將是史學上的一個足以致命的錯誤了。在解釋學方面，近來也有人起而為客觀性問題辯護。意大利法制史家貝蒂（Emilio Betti）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最大。簡單地說，貝蒂承認文件的客觀性離不開解釋者的主觀性。但是他特別強調，解釋者的主觀性必須能透進解釋對象的外在性與客體性之中。否則解釋者不過是把自己主觀片面投射到解釋對象之上而已。所以在貝蒂看來，解釋學最重要的第一條戒律便是肯定“解釋對象的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見Richard E. Palmer，Hermeneutics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9. pp.54 -56）。
如果我們把貝蒂在解釋學方面所提出的原則應用到史學方面，我們便立刻可以看出顧先生的“累層構成論”不但肯定了“解釋對象的自主性”，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出解釋者（史學家）的主觀性已透進解釋對象（文獻）的外在性與客體性之中。許多古代文獻一到了顧先生手上往往都變成了活的材料；這正是因為他一方面嚴格遵守“無徵不信”的信條，而另一方面對於古人的作品則又要求做到“熟讀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因此主客之間不但存在著一種動態的關係，而且往往融成一片。不僅此也，顧先生同時又是在“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人。他研究古史是和他研究吳歌和孟姜女故事的演變分不開的。前引福柯所謂主動組織“文獻”、劃清層次、建立系列、確定關係……之類的“新史學”，顧先生事實上已做到了不少。這尤其以他後期的歷史作品為然。抗戰期間他以邊疆少數民族的風尚證中原之古史，在昆明寫出了《浪口村隨筆》，使許多本來僵死的古代記載都獲得了新的生命。
顧先生畢生以“古史辨”為世所知；這裡有幸也有不幸。不幸的是很多人以耳代目，認定顧先生一生的工作純是辨偽。有些人甚至只記得顧先生自己早已放棄的某些錯誤的假說，譬如說，大禹是條蟲。其實顧先生除了辨偽之外還有求真的一面，而且辨偽正是為了求真。他辨偽盡有辨之太過者，立說也盡有不盡可信者，但今天回顧他一生的業跡，我們不能不承認顧先生是中國史現代化的第一個奠基人。
顧先生《古代史論文集》，和洪先生的《論學集》不久都將問世。這是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國史學今後將何去何從，現在自未易言。但是無論史學怎樣發展，它永遠也離不開文獻學的客觀基礎。因此我們可以斷言，顧、洪兩先生的著作決無所謂“過時”的問題：它們將繼續為新一代的史學家提供學習的範例。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號
來源:（美）陳毓賢《洪業傳》，商務印書館2013年，有刪節。
預讀/校閱: 蔚宇、水石、董婷婷、何之、張雅喆、張三東莞、歸人、劉瑾
2016年8月14日 星期日
胡適的美國世紀是高度經濟增長的 From 1870 to 1970, living standards increased more rapidly than at any time before or after
From 1870 to 1970, living standards increased more rapidly than at any time before or after.
William D. Nordhaus reviews Robert J. Gord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which “re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lifetime of research by one of America’s leading macroeconomists.“
2016年8月13日 星期六
George Kao 1938.10.9 華盛頓郵報 社論特約撰述
高克毅George Kao 1938.10.9 華盛頓郵報 社論特約撰述
China's New Envoy
Is Her Leading Thinker
Hu Shih, Famous as Teacher, Author, And Philosophier, Keep Aloof Ffrom
Politics Until 1937
China's New Envoy
Is Her Leading Thinker
Hu Shih, Famous as Teacher, Author, And Philosophier, Keep Aloof Ffrom
Politics Until 1937
吳保初（1869－1913）《北山樓集詩詞》等
《北山樓集詩詞》一卷《北山樓集詩詞》續集一卷 《文》一卷
李寅初贈胡適
吳保初[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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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編輯]
光緒十年（1884），長慶病重，保初馳往待疾，事聞於朝廷，特旨褒嘉，且授主事。服喪期滿入京師，分兵部學習。光緒二十一年（1895）補授刑部山東司主事，旋派充貴州司主稿、秋審處幫辦，任職期間不畏權勢，力平董裕氏冤獄。
光緒二十三年（1897）鑒於甲午戰爭之敗，保初乃上《陳時事疏》，直「以亡國之說，告之於皇上」。冀其「怵危亡」而「謀富強」，被刑部尚書剛毅壓下未報，保初乃憤然引疾南歸，然而他的奏疏在上海報紙登了出來，以致出了大名。
他未去職以前早有維新思想，梁啓超初入京才24歲，保初即視為「奇士」，並向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力薦，梁因此得入自強書局。戊戌變法前後，他著文痛論阻撓新法之害。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斬殺，他時已南歸，又寫《哭六君子》詩並「為亡人訟冤」。
辛丑以後他又入京上疏歸政權給光緒帝，他同時寫信給袁世凱勸其「行桓文之事」，主旨在於支持光緒帝實行變法。袁曾在長慶幕府，與保初有兄弟之交，袁顯貴以後，保初勉以「君王神武丁多故，好建奇功答聖時」，但袁不採納，贈以重金，保初亦斥而不受。
光緒三十一年（1905）東渡日本，舟過玄海灘時，有「舟人那識傷心地，遙指前程是馬關」（《乙巳游日本絕句》）之句，賦詩寄慨，憂傷國事。他又在蘇報案中，保護過入獄革命派的章太炎，於是革命黨也認為朋友。他既維新又革命，還和先維新後保皇黨的康南海、梁啟超保持聯繫。等到黨禁和緩，保初始悄然回天津，不久即患中風，手足偏廢，對於國事就少過問了。
外部連結[編輯]
從沈曾植為吳保初墓誌書丹說開去，戴家妙
《乙巳游日本絕句》 鑑賞
胡適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有書目，才是值得一看：《天師：早期道教社群中的歷史與儀式》(Celestial Masters: History and Ritual in Early Daoist Communities)
1959.5.13 張天師恩溥汗和趙家灼訪胡適， 他們打算印全部道藏。胡適的看法:
「……我是看過全部《道藏》的人。……這些書是不值得保存的。金元時代的士大夫看得起道教，因與外族奮鬥時道教有用處。陳垣這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有書目，才是值得一看的…….。」
祁泰履(Terry F. Kleeman)是道教歷史及其早期文本領域的著名學者，道教也是中國唯一本土宗教。祁泰履是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宗教系的教授，最近出版了《天師：早期道教社群中的歷史與儀式》(Celestial Masters: History and Ritual in Early Daoist Communities)。這本書討論了道教——建立在《道德經》（西方有時譯作《大道及其力量》）的哲學教義上——成為一種正式宗教運動的過程，也是第一部探討這一主題的西方語言作品。
祁泰履(Terry F. Kleeman)是道教歷史及其早期文本領域的著名學者，道教也是中國唯一本土宗教。祁泰履是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宗教系的教授，最近出版了《天師：早期道教社群中的歷史與儀式》(Celestial Masters: History and Ritual in Early Daoist Communities)。這本書討論了道教——建立在《道德經》（西方有時譯作《大道及其力量》）的哲學教義上——成為一種正式宗教運動的過程，也是第一部探討這一主題的西方語言作品。
美國學者祁泰履認為，道教的歷史反映著中國的全貌。早期道教圍繞「天師」建立神權制，提供了儒家帝國秩序以外的政治模型。但道教至今都無法控制它所代表的文化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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