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集》2004：胡適：中國的良心：當一個真正的學人死時，正是他另一生命的開始

這9冊2004年的文集，還列出數十篇"未收作品存目"，很有意思。

天津百花出版社的九卷本《余光中集》不收〈胡適：中國的良心〉。

11月28日 ·  · 將作家余光中詩作介紹到中國大陸的四川詩人流沙河說，余光中「光大了中國詩，他對得起他的名字」。流沙河回憶，余光中從不說別人不好，被罵也不還口，「這樣的作風，我小時候在『舊社會』見過。」流沙河今年86歲，是.... – rt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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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4日下午2:52 · 

最先是阿邦告訴余先生的死訊。
我這幾天忙著準備胡適之先生紀念及其他主題的slides等，只簡單地說：90歲了。前幾周，無意間將百花文藝的余光中集十冊取出，還來不及看。
後來，跟一位朋友說，"你有點偏見。雖然近年少看他的作品，其質量還很可以 (當然他為馬英九作Bumbler解釋，發揮"御用作家"的一點娛樂作用)。......
如何評價某一作家，很容易有意氣。某位朋友看了高行健先生的短篇小說集，大失所望。我說看看他的長篇吧。在80年代初，我也有朋友不喜歡余先生的詩譜成的"校園民歌"。
我一直是上班族，讀書範圍廣，沒特別意見/喜好，還有許多書或電影等待讀。.....余先生的文章都有點巧思，然而不至於讓我很感動。

----余光中當時是後輩，不懂得稱" 胡適之先生"。

余光中談胡適：中國的良心  

2019-02-28 20:56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字適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

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學者、翻譯家，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被譽為文壇的“璀璨五彩筆” 。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

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學者胡適死了。對於中國的文化界說來，這是異常重大的損失。對於胡先生本人來說，我毋寧慶幸他死得其所。在動蕩的中國文化界，能像胡先生這樣忠於自己的信仰且堅其晚節的學者，太少太少了。在今日的台灣，罵胡適是一件最安全的出風頭的事。有人說他對大陸淪陷應該負責，有人說他是中國人的恥辱，有人罵他是學閥， 有人甚至主張把他空投大陸。

“ 我的敵人胡適之”和“ 我的朋友胡適之”同樣流行於中國的文化界。一個手無寸鐵的學者， 竟能造成舉國友之甚至舉國敵之的局面，在現代中國，還是絕無僅有的例子。事實上，才高於胡適者有之，學富於胡適者有之，國際聲譽隆於胡適者有之（ 如林語堂及李、楊）。然而胡適在中國文化界何以如此重要呢？此無他，胡適是思想界的一個領袖，他言行一致，貫徹始終，而且用極其淺近明暢的白話來表達他的思想。胡適何適？他以古稀之年迢迢來歸，雖然在學問上並無滿意的成就，總算把這把老骨頭光榮地埋在這座孤島上。

胡適已經死了。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親痛仇快，棺已蓋而論未定。我敢相信，歷史的定論將是正面的。胡適是現代中國自由思想的領袖，也是現代化運動的一大功臣。沒有胡適，我們眼前偏見之霧將更濃。沒有胡適，我們和民主的距離將更遠。沒有胡適，我們的教育將更不現代化，更不普及。時至今日，我們最需要的仍然是科學與民主，因為科學並不等於原子爐或電視，民主也並不等於選舉或罷免。有人斤斤計較，要憑信史溯五四運動之源。事實上這於胡適有何損？可貴的不是誰先創始，而是誰最堅持不移，誰最具影響力量。

胡適的影響遍及整個文化界。此處我想縮小範圍，僅論其文學的一面。在這方面，他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罵胡適的人，必須用白話文，才能使別人了解。胡適鼓吹白話文學， 使文字與語言再度結合，乃年輕了久已暮氣沉沉的中國舊文學。此舉可以比之歐洲的文藝復興和華茲華斯的反古典運動。然而胡適在中國文學的地位並不足以比擬但丁或華茲華斯。本質上他是一個改革家、運動家，不是一個作家。

固然，他也寫新詩和散文，可是在他的作品中，思想傳達的成分仍濃於藝術的創造，亦即說明多於表現。他主要是一個思想家；他的新詩充其量像愛默生或梭羅的作品，但缺乏前者的玄想及後者的飄逸，不，有時候他的新詩只是最粗淺的譬喻而已：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厭我，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像這樣的一首詩，在藝術上的評價實在很低，儘管它可以被引用來印證胡適的思想或人生態度。胡適在詩中用了一點起碼的象徵，可是這種象徵是淺近而現成的，不耐咀嚼， 像是蓋在思想上的一層玻璃，本身沒有什麼可觀。又如下面的一首：

山下綠叢中， 

露出飛簷一角，

驚起當年舊夢，

淚向心頭落。

對他高唱舊時歌，

聲苦無人懂—— 

我不是高歌，

只是重溫舊夢。 

其中的措辭與節奏，實在都是陳舊的，最多只是較自由的舊詩。事實上，五四時代的新詩人們，雖然有志推行新詩運動，但一方面由於對舊詩欠缺透視的距離，對西洋詩尚未認識清楚；而另一方面，以白話為基礎的新語文尚未演變成熟，是以當時的新詩只是半舊不新的過渡時期的產物，做文學史的數據則可，做美感的對象就勉強了。一直要到徐、何、卞、李、馮、戴1諸人，新詩才算進入美的範圍。

是以五四的新詩運動，本質上是語言的，不是藝術的，而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historical ），不是美學的（ aesthetic ）。在今日的台灣，幾乎任何新詩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嘗試集》。可是文學是漸漸發展而成的，不是無中生有的，沒有胡適的努力，怎能有今日的自覺與成就？反過來說， 置我們於五四時代，我們的作品也許還不如《嘗試集》。何況胡適的活動初不限於新詩一隅，他的成就是全文化的。

無疑地，胡適先生sic是一個偉人。可是過分崇拜偉人和盲目詆毀偉人，是同樣地有害的。偉人而成為偶像，則其偉大性已經變質，於本人、於社會，都很不利。攻擊胡適者，動機複雜，風度各異，不必詳述。但是“ 捧”他的人有時也未免過分了。把他的新詩登了又登，把他的隻字片言當作廣告利用，把他的逸事傳了又傳，甚至譽他為大詩人、大作家， 甚至推他去應徵諾貝爾獎金（ 雖然比推別的一些人要切題得多），就似乎“ 走得太遠了”。而胡先生本人呢，在文學欣賞上，如果不是不夠深刻，至少也是相當隨便。

例如對於某些小說，胡先生實在不必捧場。在胡先生不過是聊表鼓勵，甚至不願掃興，可是一言既出，為天下法，就苦了那些“ 愛好文藝”的中學生了。胡先生的毛病，在於對文學的要求僅止於平易、流暢、明朗。這要求太寬了、太起碼了。這些性質原不失為文學作品的美德，可是那應該是透過深刻的平易、密度甚大的流暢、超越豐富的明朗。胡先生的散文實優於詩，他的譯文也很清新，只是他的散文仍是思想家的散文，宜於議論，不宜於把握美感經驗。

然而胡先生畢竟是民主的鬥士、思想的長城、學界的重鎮、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敲打樂器、新文學運動的破冰船。和這種人同一時代是幸運的，也是光榮的。我也曾有過罵他的衝動，直到去年春天，在一個可紀念的場合我見到了他，見到了他那自然而誠懇的風度，我很感動。我為他的死難過。

中國的苦難正深，偏見猶濃，胡適死了，民族的良心將跳得更弱。可是，當一個軍閥、一個政客死時，他是完完全全地死了；當一個真正的學人死時，正是他另一生命的開始。

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六日

本文摘自《左手的繆斯》，余光中 著，聯合讀創 出品，2017年2月出版。

關鍵詞>> 余光中,胡適,文化,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