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8月號（總第1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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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論述1949至1953年間，顧孟餘在李宗仁與美國的支持下，與張發奎、張君勱等人在香港合作，參與了一個在國共之間的「第三勢力」運動。在此期間，他們先後籌劃了兩個組織：第一是「自由民主大同盟」，以《大道》雜誌（1950）為宣傳刊物；第二是「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辦了《中國之聲》雜誌（1951-1953）。這兩個組織進行各種反共、反蔣的政治、軍事活動，並大力宣揚自由民主理念。可是在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逐漸歸於失敗。其主要原因為：一、港英政府施加壓力，禁止他們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二、第三勢力內部成員因理念不同，有許多矛盾與衝突；三、台灣對第三勢力的拉攏、分化與打擊；四、1953年後美國共和黨政府上台，積極支持台灣，並停止對第三勢力之支持。1952年中，顧孟餘離開香港赴日本發展，1955年再轉赴美國，此後退出第三勢力運動。國共之間的第三種選擇終歸於泡影。
關鍵詞：顧孟餘 李宗仁 蔣介石 香港 第三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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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顧孟餘（1889-1972）生於河北宛平，曾就讀於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專攻德文，1906年考取官費赴德國萊比錫大學與柏林大學留學。1911年返國後先任職於教育部，又任職於西門子公司。1916年應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學經濟學與德語教授、教務長。他目睹國內情勢，1924年在李大釗的聯繫與蔡元培、李石曾的介紹下，加入國民黨。在黨內，顧成為汪兆銘的首席智囊，曾參與聯俄容共、武漢分共、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改組派）與擴大會議。「九一八事變」後汪兆銘、蔣介石合作，1932至1934年顧擔任鐵道部長。在汪陣營之中，顧與陳公博齊名，同為汪之「左膀右臂」，然在1938年12月底的「艷電」之後極力反對與日和談，而與汪、陳等分道揚鑣。1939年底顧在蔣介石主動邀約之下赴重慶，蔣任命他為中央大學校長，於1941至1943年間任職，並支持他於1948年出任行憲後的行政院副院長、考試院長（均未就任）。1949年後顧並未隨蔣赴台，而在香港與張發奎、張君勱等籌組「第三勢力」。
顧孟餘在1949年後的經歷可以反映中共建國前後知識份子面對時代變局所做的因應與努力。他出於「忍不住的關懷」，既不像張東蓀、潘光旦、王芸生等人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後來在極權政治之下「停止思想，集體轉向」，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軟弱」{1}；也不像傅斯年、胡適與錢穆等人先後跟隨蔣介石去台灣，致力於「反共大業」，而是選擇了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旗幟鮮明地主張民主憲政、反對蔣的專制獨裁與中共的極權統治。他的故事或許可以解答1949年之後，那些汪派出身、既反共又反蔣的那一群人是如何出現的，也可以和那些1949年後留在大陸與赴台知識份子之遭遇做一對比。
有關1949年前後國民黨、共產黨之外的「第三勢力」已有不少研究，然多數的研究專注於中國民主同盟（民盟）、《觀察》雜誌、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民社黨）等，而較少從「汪派份子」的角度立論，探討此派人物走向第三勢力的原委。1949年之後美國所支持的第三勢力在東亞建立了一個複雜的網絡，由美國情治單位、東京的盟軍總部（盟總）、自由亞洲委員會（The 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1954年改組為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負責，支持在香港、日本、菲律賓等地建立反共的政治、軍事組織。此一東亞的第三勢力網絡近年來因為檔案的公開而逐漸浮現{2}；如果注意到其中的人際關係與組織發展的話，汪派份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實不容忽略。
在國共正統的歷史論述之中，汪兆銘或汪派份子，乃至第三勢力的歷史一直不那麼受到重視，對其所做的評估也是非常負面的。簡單地說，他們成為隱藏在歷史角落的「失敗者」。然而如果不從「成王敗寇」的角度來做論斷，這些邊緣的聲音在與主旋律互動的過程之中，或許也能夠映現出歷史中鮮為人知的複雜面貌。本文以1949至1953年間顧孟餘參與香港第三勢力的經歷為焦點{3}，利用《陳克文日記》、《雷震日記》、《蔣介石日記》與國史館檔案等材料，描寫這一位領導者從參與到退出的過程，以說明1949年之後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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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起源
1949至1953年之間，顧孟餘參與了一場介於國共兩種勢力之間、主張自由民主的運動，目的是在中共席捲大陸的困厄中為國民黨找到一條出路。此事大約從1949年5月底開始，此時政府已遷到廣州，一批反對CC系「革新俱樂部」的國民黨高層政治人物，主要是三十多位「民主自由社」、「新政俱樂部」的立法委員，於5月24日晚間聚會，「大體上擁護李德鄰〔李宗仁〕先生為領導者，商議組織一個新政團。名稱未定，綱領及組織均已推定起草人」{4}。至6月中旬，組織政團的想法更為具體，參與者認為「目前這一場可怕的災難，不僅由共產黨的叛亂造成，也是國民黨本身有了毛病才發生出來的結果」，因此「反求諸己」，決定應先集合同志，組織一個政團{5}。不過在具體做法上眾人意見並不一致，6月10日，「到〔廣州〕東山某處，談組織政團的進行和今後政治上的作法……批評國民黨過去的失敗和共產黨的缺點，雖然頭頭是道，今後我們到底怎樣做法呢？卻沒有辦法」{6}。
6月11日，立法院長童冠賢與李永懋、尹述賢、陳克文（汪的貼身秘書、1948年當選廣西省立法委員，12月出任立法院秘書長）等人到李樸生（陳克文好友，任職於僑務委員會）寓所開會討論，決定「推顧孟餘先生做領導，已經得他的同意」，「但是這團體和李德鄰的關係怎樣呢？對現實政治採甚麼態度呢？對於參加的份子如何選擇呢？都還沒有若何決定」{7}。次日，在東山開會，參加者更多，包括「童冠賢、周天賢、彭鎮寰、尹述賢、程思遠、黃雪邨、任國榮、鄭震宇、李永懋、王鴻韶」，「通過了組織綱領，並推定顧孟餘先生做籌備會的主席」。當時顧孟餘也在廣州，午飯後眾人到沙面訪問了顧。顧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沒有解決國民經濟問題{8}，此點應為未來努力的重點。7月初，童冠賢、尹述賢、黃宇人又去香港和顧孟餘討論，據記載，「顧先生發言最多，態度亦最誠懇，極富鼓舞精神」{9}。不過此時新政團內部出現分歧，童冠賢、黃宇人、甘家馨、尹述賢、彭鎮寰等立法委員和李宗仁身邊的邱昌渭、周天賢、白崇禧等政軍人物，在觀念與做法上「相去很遠」，無論如何討論，都「不見得很容易把現實和理想團結起來」{10}。
7月12日，陳克文再次應李宗仁之命赴香港，「請顧孟餘先生來廣州」，「德鄰先生有事要和顧商量」。李宗仁邀約顧孟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出於梁漱溟的推薦。1949年2月13日，梁漱溟在《大公報》上公開表示「顧孟餘先生是今天國民黨元老中唯一人品學問最好之人」，「乾淨無疵」，希望李宗仁能予以重用{11}。在汪派方面，顧孟餘從改組派時期即建議汪與桂系軍人合作；此外，汪系中的廣西人如甘乃光與陳克文也居中拉線。總之，此舉促成了桂系與汪派的合作。
陳克文到香港之後與顧孟餘長談了三四個小時。顧本擬答應赴廣州，後來考慮到蔣介石「這幾天便要來廣州，其他許多政治上的重要人物都將陸續到來」，因而感到遲疑，決定暫時不去{12}。當晚陳回到廣州，向李宗仁報告赴港經過。接着陳又參加了童冠賢主持的新政團談話會，決定第二天召開新政團籌備會的成立會議。次日，在童冠賢主持下，籌備會議通過了由顧孟餘所草擬的「一篇公開的文告，和若干條政治主張」。其後的幾日，陳克文頻繁地參加在愛群酒店召開的新政團的籌備和常務委員會議，研究預算與經費。後由李宗仁撥了20萬港幣給陳，作為新政團的經費。7月24日，陳克文赴香港，處理新政團之房屋租賃問題，「並且和顧先生對於目前的幾個問題交換意見」，決定了未來「組織和宣傳的方針」。7月30日，陳克文回到廣州，隨後的五六天，他向李宗仁、童冠賢報告了新政團的各項問題，與其他參與者就組織、經費問題進行討論，並發生爭執。陳記載{13}：
我想這團體也會和其他許多團體一樣，因為經費待遇等等問題，內部發生意見、猜忌、磨擦。中國人實在是太窮了，窮人對於金錢特別看得分明，也特別發生興趣。現在才不過一二十人，事情也並不多，但是因為經費的支配和旅費的開銷等等，已經彼此都有煩言，將來必定不免會越來越利害的。
參與組織新政團的程思遠在回憶錄中說{14}：
〔1949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靜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聯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的組織籌措經費布置人事。
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三日後，答應出面領導新政團。程思遠也指出李宗仁與美國的接觸是透過駐廣州美國大使館的顧問何義均，何曾任職中央大學，與顧孟餘、童冠賢熟識。程思遠說：「何義均是湖南人，40年代初，我在三青團中央黨部當服務處處長時，他以中央大學教授兼任三青團中大分團主任，當時中大校長是顧孟餘，他不常到，校務由中大教務長童冠賢代行。從而使何義均同顧孟餘、童冠賢兩人的關係極其密切。」{15}
由此可見，此一政團主要由桂系、汪派的立法委員合作倡導，得到美國的援助，由顧孟餘出面領導，李宗仁從旁支持。桂系的參與者有黃旭初、徐啟明、周天賢、程思遠等；汪派則有顧孟餘、童冠賢、陳克文等。此一組織的宗旨是集合「志同道合」之人，故後來也有其他對國共兩黨均表失望的人士加入。
有關程思遠回憶錄所說的1949年8月中美國發表白皮書之後第三勢力的籌組工作，在陳克文的日記中亦有記錄。事實上，顧孟餘在8月6日就從香港到了廣州，次日在愛群酒店開會，參加的人還有童冠賢、邱昌渭、甘家馨、何義均與陳克文。會中顧孟餘提出「總部是否設香港，如何收集情報，如何吸收青年幹部，如何籌募經費」等問題。陳克文則說：「組織的發展必須得領導的人物和主張做號召，兩者不可偏廢。現在許多人對國民黨失望，對共產黨反對，希望有民主自由的組織出來做領導。若果這種領導的人物和他們的主張不公開出來號召，是不能夠形成陣線，發生力量的」。當晚眾人參加了李宗仁的晚宴。8月14、15日，顧孟餘主持會議，「參加的近二十人。決定了組織工作計劃，和一些有關經費的問題」{16}。此一組織正式定名為「自由民主大同盟」（下稱「同盟」）。
邱昌渭隨即在東山租了一棟樓作為辦事地點。新政團於此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周天賢為組織組長、涂公遂為宣傳組長、何義均為政治組長、陳克文為財務組長等{17}。如上所述，李宗仁捐了20萬港幣為開辦費，另補助顧孟餘3萬港幣，一年後又給顧6,000美元，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5,000港幣。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於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18}。
這時新政團為錢與權而出現了內部的糾紛，如尹述賢即因「用錢受到了指摘」而提出辭職。此外，支持李宗仁的一批人（主要是顧孟餘、童冠賢等文人）對軍人出身的張發奎、薛岳等人有意見。李宗仁對陳克文表示他較欽佩顧孟餘，而瞧不起張發奎與薛岳。根據陳克文的記載，李宗仁說：「張向華、薛伯陵輩對於組織政治團體認識不夠，他們只知道要急速從事，卻不知道這並不是簡單容易的事情」；又說：「張向華說，『難道我反不如蔡廷楷〔鍇〕嗎？』其實他錯了，蔡廷楷〔鍇〕固然不成，連李任潮〔李濟深〕都不成。」陳克文認為其意思是指，「張、薛輩的頭腦，對於組織政治團體以為憑軍人的見解即可成功，是錯誤的，連李任潮這樣的軍人都不成」{19}。李宗仁雖瞧不起張、薛等人，然而以顧為首的一批文人又不得不與張發奎等軍人合作，而造成雙方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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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勢力之發展：從廣州到香港
1949年10月初，此一新團體由廣州遷移到香港，在九龍福佬村道的街口租了一層樓作為辦事處，顧孟餘的秘書谷錫五和童冠賢的秘書劉漢文住於此處，並發展成員。「這個組織吸收了一些新人，其中有：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前東北大學校長黃如今、原屬CC小組織革新俱樂部立法委員王孟鄰、邵鏡人以及前北平教育局長王季高等。」同盟的幹事會每週開會一次，由顧孟餘親自主持{20}。其間，同盟決議：一、由程思遠、李永懋、陳克文成立財務委員會，經管撥付款項之收支；二、由童冠賢、李永懋、甘家馨成立事業委員會，推展文化工作；三、出版一個期刊，名為《大道》月刊（共出版了四期）{21}。該刊之宗旨「在以客觀實際之觀察，對於國家社會之一切設施，學術思想之一般動向，予以深刻公平之檢討與評論」{22}。顧孟餘在該刊以「存齋」之筆名發表了幾篇文章，如〈資本主義之前途〉、〈民族之生命〉等{23}。1949年底時局生變，11月20日李宗仁從海南島飛香港，並於12月5日去了美國。為因應此一變化，顧孟餘邀約了幾位同志於11月23日發表了一個談話。其內容有兩點：第一點是反共，認為共產黨所說的「人民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二點是政治活動需要理論，卻不能迷信理論，要徵召具有眼光與見識的人才{24}。
1950年之時，除了顧孟餘等人之外，香港第三勢力有好幾支力量分頭發展。國民黨密切觀察這些變化。9月24日，《香港時報》社長許孝炎曾致函王世杰表示「香港第三勢力蓬勃而不可抑止」。不過，王質疑此一情報，認為許「在港受了民主人士的包圍，多少軟化了，即意志不夠堅強」{25}。10月12日，當時擔任國策顧問、中央銀行監事與《香港時報》管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的雷震得到的消息則說：「王震海來訪……告香港第三勢力有三派，一為謝澄平，有徒眾三十人；二為孫寶剛，原有徒眾十人，現只剩有七、八人；三為羅夢冊，有學生十餘人，現另組織社會思潮研究所，由謝澄平接濟。」{26}由此可見當時第三勢力多途發展之情況。
1951年3月，國民黨香港工作組針對「留港華人政治活動現狀」向蔣介石做一報告。報告指出當時香港有四個主要派系，分別是民主反共同盟、桂系、自由陣線、中國自由聯盟；而主要領導人物有六位：許崇智、張發奎、顧孟餘、黃旭初、謝澄平、任援道。其中關於顧孟餘的情況如下：
顧孟餘：居港已數年，生活淡樸，但政治雄心未減。大陸淪陷，港九人士紛紛從事政治活動，顧亦以超然面目，多方接觸。近雖與許崇智等聯合，但與桂系亦間接有關係。顧之得力幹部蘇民曾為李品仙主皖時之秘書長兼民政廳長，蘇經常代表顧氏吸收幹部，並與桂省游擊隊聯繫。顧常獲華僑接濟款項，近並有創辦一日報之意。揣顧之野心，顯不欲受任何方面之約束，而自為中心。
其他人的情況則是「許崇智：主持所謂『民主反共同盟』，並無實力，嘗受李福林之斥責」；「張發奎：擁資甚豐，與許崇智等從事活動，與東京盟總有聯絡」；「黃旭初：擁有鉅資，有赴日之意，曾派程思遠等赴日請求麥帥於香港受侵時予以援助，赴菲北某島墾荒」；「謝澄平：原為青年黨中委，因反對曾琦、陳啟天而脫黨，獨立活動。得李宗仁之資助，創辦《自由陣線》半月刊，與民憲黨伍憲子、李大明呼應，得華僑捐助及美國新聞處之支援，在文化界活動日益開展」；「任援道：與漢奸陳中孚等組有『大亞同盟』，與盟總及日本舊軍人有聯繫，經常往返東京香港間，有相當野心」{27}。由上述的情報可知當時第三勢力與外界聯繫之情況，其中主要的外援得自李宗仁、華僑捐款、東京盟總、香港美新處以及日本軍人等。
同時，上述的幾股勢力也在醞釀整合。1951年2月12日，顧孟餘在程思遠的陪同下與張發奎在香港見面，張告訴顧他與美國人哈德曼（O. K. Hartman）接觸的狀況。據程思遠記載，「顧傾聽時極為注意，似乎抱着期待鴻鵠將至的心情」。張又表示下次見面想找許崇智一起討論，顧對此則有所保留，他認為「許不能保守秘密」{28}。張之所以建議找許建立合作關係是因為在1951年初，許也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支持，企圖反攻大陸，他在香港石塘咀設一俱樂部從事政治活動。3月底許的組織已召開成立大會，通過組織及綱領，由許擔任領袖。顧孟餘、謝澄平與張發奎亦參加，不過該組織內鬨甚烈{29}。至5月下旬，張發奎與顧孟餘聯手驅逐了許，結合其他力量，成為香港第三勢力的首領。在此過程中，美方亦嘗試調停，後發現「許並無號召力量，不足成事，決定專心支持張發奎、顧孟餘二人，由張主軍、由顧主政」{30}。
許孝炎曾將張、顧聯手主導第三勢力的情形告訴雷震{31}。許又指出在美國的經濟支持之下，張、顧等人計劃「在菲置地千餘畝，辦一大學訓練各種人材，並設一研究所，網羅香港青年及其他人士入菲受訓」{32}。此外，還計劃辦報紙，以海外僑胞為宣傳對象。許孝炎與雷震談話的內容其實是根據他和王任遠兩人聯名寫給蔣介石的一份「顧張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的報告（1951年6月12日）。該報告亦摘錄了張、顧兩人的主要理念：張認為此一組織要「容納台灣不能容納之反共力量」；他們不反蔣，然希望「台灣應向開明寬大方向走，以容納反共各黨派組織聯合陣線」。顧則表示「反共勢力應多方面發展，將來殊途同歸，政治上有一反對力量存在亦可收『制衡』之效」。至於第三勢力所遭到的困難，許孝炎表示包括「許崇智與張發奎不能合作」、「青年黨內部有意見」（「李左〔李璜、左舜生〕不合」），還有其他的「內部矛盾」，例如部分熱心人士如涂公遂、程思遠、尹述賢及張發奎領導下之粵籍將領等人未能列名，引發不滿。因此許孝炎等建議：在消極方面，針對組織中各種矛盾，「妥善運用，至少使彼等不能形成一完整之陣線」；積極方面，政府應直接或間接提出反共聯合陣線之主張，召開海內外領導人會議，制訂「反共抗俄救國綱領」。同時「政府對顧張等似應派適當人員從事疏解，不宜採對敵態度」。此一報告由張其昀、陳雪屏轉交給蔣。蔣於6月19日批示：「一、本報告可交蔣經國詳密通知駐菲陳大使查報。二、許王二同志約見。」{33}
在1951年中之前，美國對第三勢力的支援，都是以個人名義，或號稱代表「美國人民」，然而實際上背後主事者為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上述報告指出美國方面的想法是「台灣軍事力量不夠，政治欠民主，而大陸游擊尤不可靠，將來回大陸後，恐我仍走『一黨專政』之舊路，故美國認為有組織第三勢力之必要」{34}。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曾對1951年3月美國與香港第三勢力聯絡情況有所說明：「四十年三月美國國務院派赫特曼（Hartman）〔即上文提及的哈德曼〕及柯克（Cooke）等赴港，表面以新聞記者身份，調查遠東反共情形，實際則為對在港之第三勢力，負有考察聯絡任務。當時赫特曼即曾對外強調聲稱：美國民間反共團體對中國之新興反共勢力甚表同情，願表支持。」{35}
另一份許孝炎提供的報告則清楚說明哈德曼的背景為美國民主黨左翼的駐港代表人，而資金來源為東京盟總新聞處，他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情報，及培植中國新興勢力」{36}。哈德曼所提出的要求是：希望張發奎、顧孟餘能聯合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與其他反共力量，結成一個整體，美方才願意資助。然第三勢力內部出現許多矛盾，哈德曼對「許崇智與張發奎、顧孟餘間爭奪領導權」深感失望{37}。1951年10月，盟總又派了拉根（William Largans）赴港與張、顧接觸，表示願意協助，並促成港日兩地「民主自由勢力」之合流。張、顧要求盟總將韓戰之俘虜交由彼等訓練，拉根表示允與考慮，但後來也沒有落實{38}。1951年中，美國也在考慮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處理東亞的事務。9月在舊金山開會，制訂了「自由亞洲委員會」的方案，12月正式成立。根據顧維鈞從駐美技術代表團代理團長李榦得到的信息，「該委員會係由嶺南大學教務長香雅各為首的一些知名人士所組成，是由喬治．格林發起的。……該委員會強烈反共，但也並不太親國民黨。實際上，……懷着一種誘發鐵托主義的希望，鼓勵第三勢力在中國大陸出現，而不傾向於把幫助或推進國民黨的事業作為破壞共產黨在大陸統治……他們的背後有國務院和經合署作靠山」{39}。如果對照中央情報局的檔案，此一委員會的宗旨的確很清楚：「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同意，在亞洲有一實際工作需要自由亞洲委員會來執行。此一工作是美國無法經由美國新聞處（USIS）與經濟合作署（ECA）來處理的。」{40}此後，美國對東亞反共勢力的支持主要由此一單位負責，1954年之後該委員會改組為亞洲基金會，繼續執行任務。
1950年代初，美國在香港支持了許多文化宣傳方面的活動。他們首先支持謝澄平的《自由陣線》、自由出版社。在與張發奎、顧孟餘聯繫之後，美方每月將1萬美元現款交給張，張再將錢交給顧，由顧開具收據。顧拿到錢之後，指定鄒安眾負責賬務、盧衍明負責管理現款{41}。這些錢由張、顧自行分配，不必向美國人報賬。當時獲得津貼的刊物包括李永懋等人的《獨立論壇》（每月8,000港幣）、張君勱的《再生》（每月6,000港幣）、羅吟圃負責的《華僑通訊》（每月8,000港幣），此外補助陳濯生的友聯機構每月1,000港幣{42}。而經費最為充裕的是《中國之聲》，此一雜誌由張、顧聯合了張君勱、張國燾、李微塵等人創辦，創刊於1951年10月11日，由張國燾主編，宗旨為「反共反獨裁」，每期印數約2,000至3,000本，香港本地可以出售約1,200本。每個月預算為18,000港幣，其後略有增加{43}。此一刊物出版了兩年多，至1953年12月底停刊。
在該刊創刊號的〈徵稿簡則〉中表示：「本刊旨在宣達人民的正義呼聲。凡本民主自由的立場對中國實況，作客觀詳實之報導；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問題，作深刻公正之研討者……均所歡迎。」{44}《中國之聲》前期由張國燾負責，1952年9月之後，因張發奎對張國燾不滿，改由李微塵及林伯雅接管{45}。顧孟餘在《中國之聲》創刊號以「存齋」之筆名撰寫了一篇題為〈寫於本刊發行之日〉的文章，強調革命之目標在追求「民族獨立」與建立「民主制度」，為此「必須反對一切高度帝國主義用任何口號利用中國為爭霸世界之工具，必須反對極權獨裁之制度及一切集中財產集中事業之試驗」{46}。顧其後又發表了〈經濟制度問題〉一文，分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市場經濟與管制經濟的問題，而提出所謂「國家調節下的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為理想而用市場經濟為器械」。此一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一個靈活有效的交易分工之工具，「有根本優點」，並與自由思想與自由政治相配合，然不能實現社會理想，故應由國家實行「有意識」的調節。不過，新的經濟模型不能採取中央管制的計劃經濟，而應採取間接統治、輪廓計劃的「經濟計劃」{47}。此文或可代表第三勢力在經濟上的觀點：一方面不滿中共「管制經濟」箝制人民自由；另一方面亦不滿資本主義所採取的自由放任政策。這樣的立場與國民黨的經濟觀點較為類似。
此外，《中國之聲》也「鄭重推薦」了當時在香港的六個刊物，分別是《獨立論壇》半月刊（李永懋、黃宇人、程思遠、甘家馨、涂公遂等人所辦）、《再生》半月刊（張君勱編）、《自由陣線》週刊（謝澄平所辦，胡越、許冠三、陳濯生任編輯）、《人言報》半週刊（李微塵、黃旭初等桂系所辦）、《自由人》半週刊（陳克文等編）、《香港時報》日刊（國民黨在香港所辦）{48}。這些刊物都是與《中國之聲》立場相近的盟友。
第三勢力的組織遷移到香港的前後，顧孟餘也受到一些人的批評。黃宇人在回憶錄中說：「香港辦事處既未設立，顧孟餘在首次會議後，仍回香港，住處不公開，童冠賢時而澳門，時而香港，很少在廣州。同盟沒有固定的辦事處，又無定期的會議，盟員想找負責人，很難一見……於是，這個組織即陷於若有若無之狀。」{49}陳克文也記載：「外面雖有人傳說，顧先生如何積極的做組黨的活動，實際上十幾日來連開會談話的時間都很少，更說不上有甚麼活動了。」{50}的確，1949年底至1950年初，《陳克文日記》中不再記載第三勢力的組織活動，顧孟餘、童冠賢、程思遠、甘家馨，乃至批評顧的黃宇人等人，都在關心個人生存的問題，或是租屋、或是投資要合股經營小飯店，希望「急功近利」，很快能賺到錢{51}。由此可見1950年代初期在香港參與第三勢力者在經濟上的窘境。
1952年3月，為整合第三勢力，民社黨主席張君勱到香港與張發奎、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李微塵等晤面，組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戰盟）{52}。10月10日由顧孟餘與張君勱領銜發表宣言{53}，主要內容是提出結束中共專政、建立自由民主政權、軍隊國家化、落實社會福利等。刊出之後，有讀者向《中國之聲》投書：「貴刊58期轉載的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宣言，深獲我心。張君勱顧孟餘諸先生的主張，實在是有良心的人們的呼聲，而值得中國老百姓百分之百的擁護的。」{54}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泰勒（George E. Taylor）在戰盟宣言發布之後，也於1953年4月在《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Monthly）上發表評論，指出台灣與第三勢力在反共上有不同的意見。台灣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政權主張「應用共黨的技術」，亦即以「民主集權制」、「一黨專政」來反共。第三勢力則主張「實行民主」，「希望國民政府能把所有反共的中國人團結起來」。泰勒並指出，宣言中除了第三條「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或個人不得憑藉武力為奪取政權之工具；現行軍人不得干政」之外，其餘的條文「台灣國民黨似都可以接受的」。因此之故，「台灣國民黨對於台灣以外可能崛起為政治重心的第三勢力仍然不大放心」。泰勒對於第三勢力表示同情，認為「這一群人是需要精神的支持和鼓勵的」。此文刊出之後，《中國之聲》立即將它摘譯為中文{55}。
在組織方面，戰盟設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分別是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童冠賢、宣鐵吾、龔楚、蔡文治、謝澄平、劉震寰、黃旭初、程思遠、李微塵、李大明等十五人。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張國燾、許崇智為常委，負責決定盟務之進行，李微塵為秘書長；經費主要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此外，戰盟還有嚴密的分工，軍事由張發奎、蔡文治負責，政治與組織由顧孟餘負責，宣傳由張國燾、謝澄平負責{56}。其成員約有二三百人，主要從事文化宣傳活動，辦刊物、報紙，並聯繫各地華僑與反共勢力，如越南、韓國、北美、澳洲、印度等地。戰盟的政治觀點為：一、攻擊斯大林統治下，要在共產國家建立「新奴役制度」的蘇聯；二、批評一面倒向蘇聯的中共；三、主張自由、民主、文化與思想的多元，以及私有財產制，並避免貧富差距{57}。
戰盟也從事具體的軍事行動。1952年春天，戰盟與接受美國情治單位暗助、由蔡文治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合作。由張發奎在港澳招募華南地區的流亡青年，赴沖繩美軍基地與塞班島軍政幹部學校接受軍事訓練，以籌組游擊隊。戰盟也以此為基礎，於1952年中至1953年初發動了幾次對大陸沿海地區的突擊與空投行動，然而這些行動都失敗了{58}。
在1950年代的冷戰氛圍之下，戰盟的政治主張頗難生存。尤其是1953年以後，美國共和黨政府上台，對台灣轉為積極支持，台灣要求美國停止支持第三勢力，美國對第三勢力的態度因而逐漸冷落{59}。此外，第三勢力內部也有許多矛盾。張發奎認為顧孟餘、張君勱等名人與常人無異，張君勱「性格不夠強，說得到做不到」，顧孟餘的個性過於謹慎小心、膽小怕事，而張國燾「手腳不乾淨」。此外，戰盟成員對台灣的態度也不一樣。如伍憲子去台灣，被批評為受蔣所收買，返回之後被張發奎開除{60}；顧孟餘認為即使對蔣不滿，仍將台灣視為是自由中國的象徵；張君勱則反駁他的觀點。再者，從1953年底開始，顧孟餘一直懷疑組織內部有叛徒，希望能重組並更名；張君勱則同意重組，卻反對更名。顧孟餘與張君勱的矛盾也表現在兩人對現狀之論斷，張發奎說顧孟餘「在存疑的細節慣常是小心翼翼的，他對條件成熟之前成立正式組織抱有戒心」；張君勱則「過於自信」{61}。張君勱所撰《中國第三勢力》一書出版後，顧孟餘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其內容矛盾，且對國民黨官員負面批評太多，而「籠統判斷……有損無益」。再者，顧孟餘也反對張君勱的主張，認為蔣反對憲政，故請美國撤回對蔣之援助。顧說：「如果張氏承認『反共為目前第一要事，則美國援助任何反共之人，應為一切中國人所歡迎無疑』。」{62}1952至1953年，一方面美國對台政策開始轉變，另一方面第三勢力內部又發生矛盾，這兩個因素造成香港第三勢力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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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對香港第三勢力的拉攏與打擊
香港第三勢力所受到的衝擊還有一部分來自台灣。1949年11月底，蔣介石曾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鄭彥棻赴港約顧孟餘來台「共同努力」。經過陳克文的聯繫，鄭、顧兩人在香港跑馬地見面。鄭代表蔣向顧表達了問候之意，並再三懇請他去台灣。顧「頗為冷淡」地表示：「目前的國民政府已經是完全絕望的了，掙扎也屬枉然！」因而無意赴台。然而，顧又說「他的反共工作是不會放棄的；他的反共，和目前許多人不同，他要做的是長期工作，髣髴明末清初，一般反清復明的志士一樣；他的努力，說不定要經過一兩百年後，才能顯出效果來」{63}。
鄭彥棻赴港游說的任務失敗之後，蔣仍繼續關注顧孟餘等人在1949年之後的所作所為。1950至1951年，他兩度派員赴香港視察黨務，並聯絡反共的知識份子{64}。第一次是1950年10月，雷震奉命赴香港，聯絡在港的國民黨立法委員、國民大會代表與民、青兩黨人士，並成立反共、超黨派之組織「自由中國協會」{65}。雷震此行並未獲得顯著成果，原因之一是此時台灣當局對第三勢力參與者並不友善。1951年初，台灣政府更限制第三勢力人士「尹述賢、甘家馨、邵鏡人、王夢〔孟〕鄰、黃宇人、周天賢、任國榮諸氏」不准入境台灣{66}。此外，台灣也多方限制流亡香港的調景嶺「難胞」入境{67}。第二次是1951年1月底，蔣又再次派雷震、洪蘭友赴香港聯絡第三勢力人士，「以擴大反共陣營之基礎」，並表達總統的慰問與邀約返台之意{68}。2月1日，雷震與顧孟餘的秘書谷錫五見面。接着幾天雷震等人見了彭昭賢、張發奎、許崇智、張國燾、李福林、伍憲子。2月9日，雷震與張發奎、繆培南、張達、鄧龍光、上官雲相等人聚餐，「吃得酩酊大醉，返後吐了」{69}。2月11日，雷震與洪蘭友一起去拜訪顧孟餘，「代表總統慰問及歡迎去台之意」；顧孟餘則表達了他對時局的看法，如：美蘇鬥爭下，世界大戰將愈逼愈緊；香港內部緊張、中下層政治腐敗；吸收反共青年時，範圍要廣、尺度要寬；許崇智曾邀請他參加組織；印度為美蘇爭奪之戰略地帶等{70}。此時顧仍然不願赴台，並於3月底與張發奎參加了上述許崇智的民主反共同盟的成立大會。蔣透過雷震再次招安顧孟餘一事未能成功。張發奎等人也對雷震此行頗有怨言，「張向華對我等過去到港，未攜總統之函，認為不重視，殊不滿意，甚至對我等身份表示懷疑。」{71}其他對台灣不滿的原因，還有第三勢力人士認為蔣採行一黨專政、發展軍隊黨部、隨意捕人、重用蔣經國、氣度狹小、不准異議者返台、不准「自由中國協會」返台發展組織、不准香港的一些刊物行銷台灣等{72}。這一些觀點使蔣氏父子感到惱火。3月2日，雷震乘船返台{73}。4月23日，台灣核准了顧孟餘的出國護照{74}，以示善意，不過顧似乎仍無返台之打算。5月3日，中央改造委員會開會，蔣力主開除張發奎、顧孟餘的黨籍，「到中央黨部會議商討中央委員到期未登記者開除黨籍問題，有人以張發奎、顧孟餘二人暫不開除，免其加入第三勢力。余力持反對，以若輩叛黨不只二次、三次也」{75}。
其後，蔣一直密切注意第三勢力之發展。6月19日，他閱讀了上述許孝炎、王任遠的報告書，6月29日，蔣「召集情報會談」，他的感想是「可知香港所謂第三勢力政客與軍閥，欺詐美國與破壞中央之如何卑劣可笑矣。張發奎、顧孟餘等叛徒，誠漢奸之不若矣」{76}。10月23日，蔣獲知「顧孟餘、張發奎、黃旭初等所謂第三勢力者，聞已離港赴日，其因何在，應加注意」{77}。11月26日，蔣在日記中寫到：「最近大陸匪報與香港所謂第三勢力報《中國之聲》周刊皆一致攻擊我父子，尤其對經國詆毀無所不至。此張發奎、顧孟餘等敗類投機求美不成，乃決心降匪，願供其驅使反誣，不惜為共匪反蔣之工具也，惟有置之一笑」；次日又說「閱顧孟餘等所出之《中國之聲》，對余父子攻訐侮辱甚於共匪，顧、張等自知其忘恩負義，罪在不赦，乃不得不投共以自救也，其果自救乎，亦自殺耳」{78}。
蔣看到的文章應該是1951年11月15日出版的《中國之聲》的社論〈我們對台灣的態度〉。這一篇文章的緣起是「伍憲子事件」。伍憲子為民社黨人，1951年在「重金引誘下」赴台灣參加雙十國慶，並被安排與美國大使館官員見面{79}。台灣藉此向美國抗議，指美國一方面支持台灣，另一方面「又支持張、顧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來破壞台灣」。美國不得已撤回對張、顧之支持{80}。張、顧對台灣收買伍憲子一事深惡痛絕，因此顧孟餘、張國燾、李微塵共同商訂，由李微塵執筆寫了這一篇社論{81}。文中批評蔣的個人獨裁，以及「視國家為其個人所有的私產觀念」，「成為今日中華民族的毒瘤」；此外，蔣「近數年來對其兒子的培育與拔升，近年來令其兒子從事對軍隊的控制，這些都是蔣先生培育傳人的迹象」；「以一國元首之尊，退到相當於行政專員管治的細小區域，仍然不知覺悟……我們從蔣先生錯誤的觀念來看，我們亦認定是蔣先生根本不行」。該文的結論是：「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政權是今日中國的毒瘤。這毒瘤已使民主政治在中國流產，今日又使台灣無法進行有效的反共鬥爭。這個毒瘤如果不即時割治，它可能陷中華民國的台灣和反攻基地的台灣於淪亡。」{82}
這些批評使蔣感到十分不滿，而認為張、顧等人在「投共」。蔣又下令將此案交中央改造委員，就「《中國之聲》周刊屢次刊載攻訐政府及詆毀元首文字，在我宣傳上應有所措置」提出討論。經大陸地區工作指導委員會與第四、六兩組會商，在報上投書反駁。反駁的文字刊於12月5日出版的《自由人》之上，作者蘇辛，文章的名稱是〈論毒瘤：與《中國之聲》記者提出商討〉。文中反駁蔣氏為毒瘤，認為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者」；真正的毒瘤是「日帝」與「俄帝」。最後該文呼籲「反共人士應當大家團結；人人有責任，人人要悔過」{83}。12月1日，蔣批評第三勢力的幾位領導{84}：
所謂香港《中國之聲》一群，顧孟餘、張發奎為汪精衞改組派之餘孽，張國燾為共產黨之垃圾，今皆以反蔣為其投共之資本。但一面偽裝反共，又反蔣也，可知惡肖終為惡肖，乃可得一定理，只有好人變惡，決無惡人變好之理，感化云乎哉。一生革命經驗至此，方敢下此定理也。
1952年11月13日，蔣在日記中表示希望美國「不再製造第三勢力」。1953年2月18日，蔣又提及在美國與日本的第三勢力，「在美、在日之反動叛亂份子以第三勢力為名，竭力作祟造謠。彼等實已來歸無顏，賣空技窮，不得不如此也，可憐而已，惟有一笑置之」{85}。在1953年的日記中，蔣多次提到美國的對華政策重點有二：一是積極扶持第三勢力，一是期待朱毛與南斯拉夫的狄托（Josip B. Tito，又譯鐵托）一樣會與蘇聯分途發展{86}。直到1958年，他仍在日記中大罵第三勢力之人「對於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伍憲子等騙錢，左舜生要求錢，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87}。對他來說，顧孟餘即屬於此類「卑劣可笑」之人。
台灣一方面拉攏第三勢力成員，另一方面也派遣情治單位聯絡香港政府，打擊第三勢力與「匪共」。1950年曾任總統侍衞長、廣州警察局長的黎鐵漢{88}曾與香港政府政治部副主任摩里遜（外文原名不詳）交換意見，「彼意，如時間一到，則香港與台灣即攜手合作」。此外，黎建議蔣，「現刻在港活動與第三勢力有關人士，應分別與之接頭，設法鼓勵其來台。上次伍憲子來台，對第三勢力打擊甚大。其態度頑固曖昧者，則利用香港政府打擊之。如顧孟餘、鄧龍光等經港府傳訊申斥後，即不敢再活動」。他還建議「設法慫恿香港政府多方打擊匪共之工會……其餘匪方所劫持之學校報館，亦應注意利用香港政府打擊之」{89}。由此可見台灣所採取的拉攏與打擊的兩面手法。顧即在1952年受到港府的傳訊申斥，兩度警告要他停止從事政治活動{90}。據記載：「香港政府政治部突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91}除了顧孟餘之外，其他人也遭到港府約談與警告：「港政府受共匪方面來港之壓迫，一再傳訊民主人士到政治部去談話……張國燾達七次之多，〔左〕舜生、〔劉〕百閔諸人均有二次，即伍憲子亦不能免，張發奎態度強硬，願到台灣坐牢，亦不會到政治部，結果政治部派人來談，勸大家不要作政治活動。」{92}在政治部的壓力之下，1952年5月，顧孟餘決定離開香港轉赴日本，1955年再由日本去美國，退出第三勢力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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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中共建國前後，顧孟餘對國民黨與共產黨均喪失信心，因而與張發奎、張國燾、張君勱等人投入國共之外第三勢力之政治運動。第三勢力運動以香港為基地並非偶然。在冷戰時期，香港成為雙方陣營鬥爭的場域，也是華人世界中少數的自由城市。汪派份子很早就開始在香港布局，使此地成為該派的財政與宣傳之基地。在1929年改組派成立之初，在香港即有由陳克文負責的分會。此外，改組派最重要的宣傳媒體就是在香港出版的《南華日報》（後來的「艷電」與汪派重要的政治主張都在此報上發表）{93}。抗戰時期，汪派在香港還有其他幾個宣傳陣地，較重要的是由樊仲雲主編的《國際週報》。它是由周佛海所主持的「藝文研究會」在香港的分會「國際編譯社」之下的一個刊物，主要刊登翻譯文章{94}。香港除了是汪派的宣傳中心之外，也是財政中心。顧孟餘擔任鐵道部長之時，曾在香港辦銀行，籌募經費。1937至1940年之間與1949年前後，顧長期在香港居住。這些背景都與1949年後顧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有關。
1949年之後，顧孟餘一方面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因而不願赴台；另一方面又反對中共的極權統治，故選擇在海外從事第三勢力的工作。不過，顧孟餘、張發奎與張君勱等對蔣的看法仍有所不同。張君勱對蔣的批判性較強；顧孟餘、張發奎也批蔣，他們卻十分肯定「自由中國」在反共方面的重要性，也希望美國能繼續援助台灣；他們不反蔣，但希望蔣能朝開明寬大的方向走，容納各黨各派組織聯合陣線。對蔣來說，在1950年代之時，他即深知顧孟餘與張發奎等人多次「叛黨」，因而開除其黨籍。然而，當顧退出第三勢力，在美國窮途末路之時，蔣仍對其施以援手。顧氏夫婦晚年在美國的生活有一部分是靠蔣每月給的津貼而維生，1969年之後顧返台定居也是得到蔣的許可。由此可見，蔣對「孟餘同志」豁達大度的一面。
從擁汪、挺蔣到支持第三勢力，顧孟餘的一生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激烈變化，也代表了汪派份子對中國未來的一種追尋。在國共對峙、美蘇對抗的冷戰格局之下，此一追尋最後歸於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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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增訂版（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2、58 林孝庭：《台海冷戰解密檔案》（香港：三聯書店，2015），頁73-106；86-91。
3 黃克武：〈顧孟餘的政治生涯：從挺汪、擁蔣到支持第三勢力〉，《國史館館刊》，第46期（2015年12月），頁103-68。
4、6、7、8、10、13、16、19、50、51 陳方正編：《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1229；1233；1234；1234；1236；1237-46；1247-49；1250；1273；1293-99。
5、9 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甘乃光與顧孟餘〉，載《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附錄一，頁1336。
11 梁漱溟：〈論和談中一箇難題——並告國民黨之在高位者〉，載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801。
12 蔣介石於1949年7月14至22日從台灣去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改造黨之方案，並接見軍政要員。
14、18、20、80、81 程思遠：《政海秘辛》（香港：南粵出版社，1988），頁221-22；234；234；238；238。
15、17、21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上）〉，《縱橫》，1997年第6期，頁21、20；21；22。
22 〈徵稿簡約〉，《大道》，創刊號（1950年4月20日），封底。
23 存齋：〈資本主義之前途〉，《大道》，第2期（1950年6月28日），頁1-3；〈民族之生命〉，《大道》，第3期（1950年12月5日），頁2-4。
24 《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282；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頁1337-38。
25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三十二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193、197。
26 《雷震全集》，第三十二冊，頁203-204。謝澄平為青年黨人，辦《自由陣線》雜誌。孫寶剛，中國民主社會黨人。羅夢冊，法學家，曾辦《主流》雜誌，又應錢穆之邀任教於新亞研究所。
27 「唐縱、張其昀呈蔣中正留港九華人政治活動經過及派系分析與各派系主要人物動態等現狀」（1951年3月31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二）〉，《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45-057，入藏登錄號：002000001734A。
28 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5。顧孟餘認為許崇智觀念陳腐，如果許加入這個團體，他就要離開。參見張發奎口述，鄭義譯：《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485。
29、31、66、68、69、70、71、73、74、92 《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冊，頁31、69；101；17；9、17；27-32；33-34；69；57；85；169-70。
30、34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一般資料——民國四十年（三）〉，《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國史館，典藏號：002-080200-00346-028，入藏登錄號：002000001735A。
32 《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冊，頁99。此外，1952年，美國也在塞班島和沖繩等地秘密培訓一批第三勢力的人，預備將他們送回中國大陸，反抗中共政權。參見李潔明著，林添貴譯：《李潔明回憶錄——美、中、台三角關係大揭密》（台北：時報出版社，2003），頁54-55。
33 「張其昀陳雪屏呈蔣中正南方執行委員會許孝炎王任遠來台述職，請定期召見，並抄呈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近況報告摘要」（1951年6月19日）。1949至1954年中華民國駐菲律賓大使為陳質平。
35、37、38 「關於『第三勢力』爭取美國支援的綜合報告」（1953年6月），〈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
36 「第三勢力在香港之活動情形」（1954年6月29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
39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470。
41 鄒安眾，湖南人，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長期任職於鐵道部門，曾任平漢鐵路局副局長。盧衍明為商人、住淺水灣，為澳門富商盧華紹後人。兩人均與顧孟餘熟識。
42 有關友聯出版社的起源、宗旨與相關史料，參見區志堅、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友聯資料介紹〉，《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1期（2001年3月），頁92-101。
43、60、61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頁486、488-89；490、507；488。
44 〈徵稿簡則〉，《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1951年10月11日），封底。
45 張國燾是被張發奎所排擠，張發奎說：「張國燾事實上不適合當領導人。為甚麼呢？他的私生活腐化，喜歡打麻將，不關心其他的事。他說話不負責。他把家？〔原文如此〕女傭都列到中國之聲的員工薪酬冊中。」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頁501-502。
46 存齋：〈寫於本刊發行之日〉，《中國之聲》，第1卷第1期，頁3-4。
47 顧孟餘：〈經濟制度問題〉，《中國之聲》，第5卷第3期（1952年10月27日），頁3-6。顧的經濟觀點應該受到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影響。
48 〈本刊鄭重推薦下列各大刊物〉，《中國之聲》，第1卷第9期（1951年12月6日），頁11。
49 黃宇人：《我的小故事》，下冊（香港：吳興記書報社，1982），頁121。
52 有關此一同盟的簡要敍述，參見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讀張發奎檔案之一〉，載《抗戰與戰後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628-34；陳正茂：〈五○年代香港第三勢力的主要團體——「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始末〉：載陳正茂編著：《五○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史料蒐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頁45-70。
53 宣言刊登於《中國之聲》，第5卷第6期（1952年11月17日）；此外，張君勱主持的《再生》，第327期（1952年11月16日）亦同時刊出。
54 張惠中：〈來函一〉，《中國之聲》，第5卷第8期（1952年12月1日），封底。
55 歐平節譯：〈泰勒教授對中國新勢力的看法〉，《中國之聲》，第7卷第6期（1953年5月11日），頁7。原文出處為George E. Taylor, “A New Look at Formosa”, The Atlantic Monthly 191, no. 4 (1953): 41-45。
56 汪仲弘註：〈台北舊書攤上發現的「總統府秘書長箋函稿」（二）〉，《傳記文學》，第71卷第4期（1997年10月），頁46。
57 楊天石：〈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種力量〉，頁628-30。
59 程思遠：〈我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活動的前前後後（下）〉，《縱橫》，1997年第7期，頁20。
62 〈張君勱著第三勢力一書，顧孟餘發表評論，指出張氏論點頗多矛盾之處，實民主自由須賴自我努力〉，《華僑日報》，1953年7月21日，第2張第1頁。
63 《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下冊，頁1282；陳克文：〈國民黨左派三傑〉，頁1338。
64 有關這兩次考察及其影響，參見喬寶泰：〈中央政府遷台初期之中國國民黨港澳政策——雷震、洪蘭友之赴港建議為例（一九五○—一九五一）〉，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627-71。
65 「下午三時出席自由中國協會，決定章程及幹事人選，幹事為王雲五、左舜生、金侯城、成舍我、許孝炎、卜少夫等七人。」參見《雷震全集》，第三十二冊，頁208。
67 周圍：〈難民的憤慨〉，《中國之聲》，第2卷第4、5期（1952年1月24日），頁13-15。
72 蔣對於廢止軍隊黨部的提議深表不滿，認為「此等行動與匪諜及漢奸無異」。參見《雷震全集》，第三十三冊，頁81。
75 《蔣介石日記》，1951年5月3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下引不再另註。
76 有關蔣介石對於顧孟餘、張發奎等醞釀第三勢力之態度，參見陳三井：〈蔣介石眼中的香港自由民主運動〉，載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第一冊，〈領袖的淬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575-82。
77 《蔣介石日記》，1951年10月23日。
78 《蔣介石日記》，1951年11月26、27日。
79 蔣介石於11月7日宴請伍憲子與李福林，「晚宴伍憲子與李福林等，伍為前民社黨副領袖，政客色彩甚濃，為一學者而已」。《蔣介石日記》，1951年10月7日。當時謠傳伍憲子拿了台灣3萬美元。參見胡應漢：《伍憲子先生傳記》（香港：作者發行，1953），頁96。
82 〈我們對台灣的態度〉，《中國之聲》，第1卷第6期（1951年11月15日），頁2-3。
83 「《中國之聲》案」（1952年1月2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其中收有剪報，蘇辛：〈論毒瘤：與《中國之聲》記者提出商討〉，《自由人》，1951年12月5日，第2版。
84 《蔣介石日記》，1951年12月1日。
85 《蔣介石日記》，1952年11月13日；1953年2月18日。
86 「美國對華政策，其內容與前無異，而且其培植第三勢力與對朱毛為狄托之幻夢至今更烈矣，若不自強，何以復國」（參見《蔣介石日記》，1953年4月18日）。「美國現政府對華政策，仍在積極培養第三勢力，以牽制我政府，並準備乘機替代，其方法之拙劣極矣。但其此種幼稚行動，只有付之一笑」（參見《蔣介石日記》，1953年4月20日）。「美國在三月間復派駐華大使呈遞國書，但其國務卿杜勒斯對承認中共與培植中國第三勢力，以及期待毛匪變為狄托之幻想並未消除」（參見〈本年總反省錄〉，《蔣介石日記》，1953年12月31日）。
87 《蔣介石日記》，1958年5月10日。
88 黎鐵漢在1950至1952年間在香港、菲律賓等地搜集情報，根據駐菲律賓大使陳質平致葉公超函，「黎鐵漢君與李福林交誼甚篤，熟悉兩廣地下人物情形，其與東南其他省地下組織常有聯絡」。參見「駐菲律賓大使館電外交部呈報美國在菲律賓組織中國第三勢力事」（1951年7月2日），〈港九政治性組織〉，《外交部／歐洲司／香港及澳門地區／香港》，國史館，典藏號：020-042701-0056。
89 「黎鐵漢呈蔣中正對香港及東南亞工作意見書」（1952年3月20日），〈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分類資料／軍事》，國史館，典藏號：002-080102-00013-007，入藏登錄號：002000001014A。
90 張發奎口述：《蔣介石與我》，頁500-507；鄭義：〈張發奎指揮兩次從蒲台島反攻大陸夭折〉，載鄭義編著：《國共香江諜戰》（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頁349；程思遠：《政海秘辛》，頁239-40。
91 林博文：〈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第24卷第2期（2010年1月10日），頁32-35；劉小清、陳悅：〈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民國春秋》，1997年第6期，頁43-47。
93 陳克文：〈改組派與回憶錄〉，載《陳克文日記，1937-1945》，下冊，附錄五，頁1361-62。
94 根據朱樸的回憶，該社之組織為「柏生主持一切總務，思平主編國際叢書，仲雲主編國際周報，我則主編國際通訊。……國際編譯社遍定各國時事雜誌，每星期出版國際週報一期，國際通訊兩期，選材謹嚴，為研究國際問題一時之權威」。朱樸：〈記蔚藍書店〉，《古今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頁19-20。另參見蔡登山：〈文史雜誌的尤物——朱樸與《古今》及其他〉，載蔡登山主編：《古今》，第一冊（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iv。
黃克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大清帝國直隸省宛平縣
中華民國臺北市
中國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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