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大公報》《后生可畏》1931；"....一個報館的言論可以趕掉一個外交部長 偉大哉大公報 ! 中國真是一個民治的國家!"1941；謝泳《胡政之和胡適之》；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芸生》；胡適、蔣介石與王芸生
【歷史上的今天】
1895年的這一天，發生「三國干涉還遼」，在俄羅斯、德國和法國的干涉下，日本將《馬關條約》中清廷割讓的遼東半島「歸還」中國。
1921.7.23-24 日記值得一讀:胡適日記全集, 第 3 卷 1921-22 pp.224-25
王雲五的道德學問無雙
他的《西洋歷史》 志未償.
24日這天日記有談到《時報 》 每月200
同年10.3 有"十七年的回顧" 勉《時報》努力替社會開通路
胡適日記
1931.5.8 頁560可讀大部分
胡適為 大公報 撰文 "後生可畏"一文 登1931年5月22日
1941.12.24
"....一個報館的言論可以趕掉一個外交部長 偉大哉大公報 ! 中國真是一個民治的國家!"
***
王芝琛(1937~2006(：《一代報人王芸生（1901－1980)》，2004
王芝琛(1937~2006(：《一代報人王芸生（1901－1980)》，長江文藝，2004
王芝琛：《一代報人王芸生》王芸生（1901年9月－1980年5月30日），原名德鵬，男，天津靜海人，中華民國時期報人、政論家。
- 1925年在洋行工作的王在五卅運動時激起了民族熱情，成為反帝活動的積極分子。1926年，因避難前往上海，並參加上海的革命活動，國共合作時期先加入國民黨，後經博古等人介紹入中國共產黨。[1]
四·一二事件後在天津《大公報》刊登啟示，聲明脫離一切黨派，謝絕政治活動，專心從事著述。
成為大公報人[編輯]
1928年5月任天津《商報》總編輯。因多次撰文評說《大公報》社評觀點，受張季鸞賞識，與1929年被張攬入《大公報》，任地方新聞編輯，次年編輯《國聞周報》。九一八事變後，配合《大公報》「明恥教戰」編輯方針，受命編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此後往來於京津之間，搜尋材料，精心編輯，所寫文章，自1932年1月11日起，在《大公報》連載，持續兩年之久。1934年，《大公報》報館將其輯為一部七卷本巨著出版。此著也成為他的成名作品。同年8月，王芸生應邀到江西廬山採訪，並給蔣中正講課。
1935年升為編輯主任。1936年9月出任上海版編輯主任。張季鸞離滬籌辦漢口版後，他主持滬版編務。1937年12月14日，滬版抵制日本占領軍新聞檢查，宣布停刊，王芸生撰寫《不投降論》和《暫別上海讀者》兩篇社評，表示大公報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1938年1月任漢口版編輯主任。
1938年12月重慶版創刊後，因總編張季鸞體弱多病，常離館修養，編務實際由其主持。在漢口、重慶期間多次謝絕國民政府予以的高官厚薪。
1941年張季鸞去世，王芸生繼任《大公報》總編，同時擔任社評委員會主任，事業達到最巔峰。其後所寫《維護修明政治案》、《看重慶，念中原！》、《晁錯與馬謖》等文，引起當局不滿。
抗戰勝利後，呼籲和平，反對內戰。針對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和實行文化專制，撰寫《我看學潮》、《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等社評予以抨擊，致使此後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發起「三查王芸生運動」。同時，也主持撰寫《質中共》、《可恥的長春之戰》等文，受到《新華日報》猛烈攻擊。
1947年王以總編輯身份參加中國赴日記者團，對降後日本考察，回國後寫成《日本半月》等12篇文章。
國共內戰後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編輯]
1948年10月王芸生得到由《大公報》社中共地下黨員轉給他的毛澤東口頭邀請，通知他儘早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再轉道海路前往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經過再三考慮，王芸生與11月5日，從上海轉道台灣到達香港，親自主持香港版筆政。1949年1月與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馬寅初、黃炎培等抵達北平，5月27日隨軍南下至上海，為保全《大公報》繼續發行，於6月17日在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檢討近五十年《大公報》辦報歷程，宣布「報紙歸人民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繼續擔任《大公報》社長，直至1966年9月北京版停刊。此外還擔任過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6年11月，王芸生隨彭真和章伯鈞訪問蘇聯及東歐國家，在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會面時，章伯鈞突然站起來講話，王芸生也隨即發表講話[2]。
反右運動後受到批判，由於毛澤東本人授意，未被劃為「右派」[3]。此後很少過問《大公報》社務，致力於文史著述，寫成《英斂之時期的舊大公報》等（晚年表示其中許多為迫於時局違心所寫成）。
家庭[編輯]
妻子：馮玉文
子女：
- 王芝光，後改名王磊（結構力學教授，1987年10月2日因病去世）
- 王芝芙，女，（人民廣播電台高級編輯）
- 王芝慕，女，（畢業於華東軍政大學，保育員）
- 王芝秋（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 王芝琛（1937年生，1961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大公報報史研究專家，2006年2月5日因癌症去世）
- 王芝瑜，女，（戲劇電影導演，1966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
作品[編輯]
- 《芸生文存》
- 《王芸生文集》
- 《台灣史話》
-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共7卷，200萬字
****
胡政之和胡適之
|
|||||||||||||||||||||||||
作者:謝泳
2003年03月18日 来自：新傳播資訊網
|
|||||||||||||||||||||||||
| 胡政之和胡適之還真是有一點緣分。 胡政之，名霖，字政之，是當年《大公報》的三巨頭之一。他比胡適大兩歲。祖籍四川成都，但因為父親在安徽做官，所以他的少年時代是在安徽度過的，胡適是安 徽人，他們也勉強算是有一點同鄉關系。1930年，胡漢民在上海《國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沒指名地批評了胡適，說胡適在《倫敦泰唔士報》上寫文章認為 ﹔"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是中國急切的要求。"其實是一場誤解，胡漢民所提胡適的觀點是聽說的，胡適根本就沒有說過。胡適在這些事上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他給胡 漢民寫信，追問他何時說過那樣的話。不久，胡適看到了胡政之的《新都印象記》，就給胡政之寫信，問他是不是胡漢民當時提到了他的名字，胡適說："請你看一 個被誣蔑的同宗小弟弟的面上，把當日的真象告訴我。"（《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35頁），胡政之收到胡適的信后，給胡適寫信，說胡漢民"確對弟提及大 名。"胡政之雖然沒有胡適的名聲大，但在他那個時代，因了《大公報》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作為社會賢達他也是非常知名的。他是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中國代 表團成員，據胡適在1947年給王世杰的一信中說，當時醞釀中的無黨派人士中，有四個可能成為國府委員，這四個人是陳光甫、胡適之、莫柳忱，胡政之，可以 想見當時胡政之的社會聲望。 說胡政之，還要多說幾句胡適之。 胡適是《大公報》的熱心讀者和作者。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活動中，經常可以看到胡適引用和閱讀《大公報》的記載。他在辦《獨立評論》的時候，也常轉載《大公報》上的文章。特別是從《大公報》創辦了"星期論文"專欄以后，胡適和它的關系就更密切了。 "星期論文"是一個以學者為主要撰稿人的專欄，這樣的專欄，如果沒有一個學界領袖來出力，是很難辦好的。胡適在當時就起了這樣的作用。"星期論文"雖然是 一個有很大包容性的專欄，左中右三方面的學者都有文章發表，但整體上看，是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言論為主的，特別是前期，可以說主要是胡適《獨立評論》集團 的作者，胡適可以說就是這個專欄的主持人，許多稿子都是《大公報》直接和他聯系的。 胡適曾說過："《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都由我代為排定。這 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所採用。"（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4冊，1188頁，台灣聯經出版公司） 《大公報》"星期論文"的第一篇，就是胡適自己寫的，題目是《報紙文學應該完全用白話》。 "星期論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時間，它代表了大公報的言論水平和基本立場，也可以說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 《大公報》是胡適在二三十年代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渠道，那時胡適和他的《獨立評論》周圍的朋友都先后成了《大公報》的作者和讀者。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 許多重要爭論，都與《大公報》有關，胡適一生當中，特別是在政治上的許多認識都與《大公報》不謀而合，在許多問題上，甚至可以說，《大公報》的立場就是胡 適的立場。當時《大公報》對中國的外交特別重視，他們有一個基本看法，那就是外交情形應該讓人民知道。對於《大公報》的這個認識，胡適就非常贊同。胡適 說："昨天《大公報》社評有一段說：“現在事態更緊，（外交情形）此后應隨時公開，告知全國。“這一段話，我完全贊同。------- 我以為不但“此 后“的外交情形應該隨時公開，“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應該即日公開宣布。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種種事態大都是以前兩三年來種種外交經過的結果。------ 所以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把這些造成現在局勢的各次交涉經過和交涉結 果全數正式宣布出來，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國家的危機到了什麼地步，使一些少數專家可以仔細研究如何挽救彌補的方法。"（同上1446） 胡適一生對《大公報》非常有好感。在他生活中，可以隨時看到涉及《大公報》的記載。他對胡政之的評價很高："后來在《大公報》和《國聞周報》上讀了胡政之 先生的兩種《兩粵游記》，我很感慚愧。他游兩粵，恰在我之后，走的路線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樣﹔但他是一個有訓練的名記者，勤於記載每天的觀察，所以他的游 記很可以供讀者參考。"（同上1344頁） 胡適說："在病榻上得著《大公報》催促“星期論文“的通告，隻好把這一個多月的報紙雜志尋出來翻看一遍，看看有什麼材料和靈感。"（同上1344） 1934年12月30日，胡適說："這兩天在火車上，因為要替《大公報》寫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論文“，------ 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們這 個國家在這新開始的一年裡可以做到的什麼事？“我是向來說平實話的，所以跑野馬的結果也還是“卑之無甚高論“"。（同上1320頁） 胡適與《大公報》的張季鸞、胡政之和王芸生對時局的評價，意見相同，特別是對中日問題、中蘇問題和國共問題，他們的認識大體一致。 1938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執筆的社評《胡大使抵美》，對胡適在戰時出任駐美大使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認為，胡適之先生之受命為大使，及 其本人之肯於擔任，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因為胡氏是以教授與著作為業的，他從來沒有想到做外交官，政府在平日固然無此擬議，假定要任命他，也可斷定必 不接受。所以此番胡博士之就任大使，這個問題本身，就象征著中國是在怎樣一個非常時期。同時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務是怎樣的重大。張季 鸞說："胡大使之使美，是為代表整個的中國，傳達抗戰時期我們對美國友人的希望與期待的。本來無論誰做大使，都是為增進國交，但胡氏的任務卻超過尋常。" （《季鸞文存》84頁）胡適和張季鸞的關系非同一般，胡適的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1937年1月5日張季鸞自上海來，我邀了梅、蔣二校長及周枚蓀、潘 光旦、陳岱孫、陳之邁、沈弗齋、張奚若到我家會他。從八點談到十二點才散。季鸞說：，蔣介石先生似有意約一些學者在半個月或一個月之后去南京談談。 "季鸞說，今年三個大問題：一是陝甘的收拾，二是政治，三是對日本。"（《胡適的日記》第521頁） 1938年7月30夜，時在漢口的王芸生給胡適寫信，也表達了對胡適的敬重。他在信中說： 適之先生：別才一年，我們的抗戰也整整一年，先生在海外奔波，感念必多。近聞先生到倫敦講學，影響必甚大，聞之欣慰。回想去年此時在牯嶺與先生聚首時，誰 會想到我們會同日本打一年仗。九江陷后，武漢已感威脅，但敢斷言絕不至南京之易易也。芸去年在港把滬報送終，今年一月初來漢，已干了七個月，假使漢口不能 支持，無疑的又是芸送漢報之終。敝報計劃在香港出版，由政之先生主持，定八一三出版。漢口如危急，此間之報即移重慶出版，由芸承主筆務，季鸞先生則往來於 港渝及大本營之間。先生久別祖國，國人想望言論豐採殊甚，特懇先生於講學余暇，常為敝報撰寫星期論文，以慰國人，講稿亦時時賜寄，以增國人信念。賜件寄港 漢均可。港址皇后道中三十三號三樓，漢口如有變動，則請寄重慶，渝館設新豐街十九號。遠東大勢似在活動中，日本方對英相演說表示恫嚇，今日又接日蘇接觸之 報，日蘇關系如果爆發，定我抗戰之出路也。"（《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第628頁，黃山書社） 胡適與王芸生的關系是很密切的，他們對許多政治問題的認識，特別是對中日問題的看法很一致，廬山談話會時，胡適和王芸生就北方問題做過多次長談。胡適在日 記中說："來長談的有：吳康、蕭一山、馬蔭良、洪深、王芸生、戴君亮。------晚上與滄波、芸生長談北方事。"（《胡適的日記》第574頁）胡適之所 以特別看重《大公報》，與他和張季鸞、胡政之和王芸生的友誼相關。王芸生在《前進吧中國！》中曾敘述過他和胡適的關系。他說："今年夏天兩廣問題鬧得最歷 害的時候，胡適之先生自北平出發，准備出席太平洋學會，我與他同車自北平回天津，我們談了一路，當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我說：“希望你自美國回來時，能夠 看見我們國家的進步。“最近他自海外歸來，我在上海碼頭迎接他，他雖是抱恙歸來，我們見面時卻是滿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車上那樣憂郁了。我們那天談了約莫兩 個鐘頭，結論是：“我們還需要大的准備，大的苦斗。“他很鄭重地說：“現在証明，我們在九一八以后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沒有錯。“"（《芸生文存》2集，3 頁）西安事變發生以后，王芸生打電報給胡適，請他把對於西安事變的感想寫出來給大家看看。胡適在病中寫了他那篇《張學良的叛國》，在"星期論文"欄下發 出。王芸生說﹔"胡先生的文章中有這樣兩句話：“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我讀到這兩句話時，深切意味到我在這幾天中精神上的苦 痛﹔但同時我又自慰，我居然還能強項見人，硬嘴說話！我既已強項見人，硬嘴說話，為什麼不能照樣的寫文章呢？我於是重新鼓起勇氣，來續寫這篇業已擱筆一星 期的文章。（同上） 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出滿壹萬號時，在當日第四版上發表了許多名人的賀辭。胡適的賀辭是《后生可畏》。他認為《大公報》已超過了歷史比它更長 的《申報》和《新聞報》。《大公報》不斷的努力，趕上了那些五六十歲的老朽前輩，跑在他們的前面，不但從一個天津的地方報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並且安 然當得起"中國最好的報紙"的榮譽。對於《大公報》成功的原因，胡適認為，大公報所以能有這樣好的榮譽，不過是因為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 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這兩項都是每一家報館應該盡的職務。隻因為國中的報紙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報居 然肯努力去做，並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他就一跳而享大名了。胡適還說："君子愛人以德，我們不敢過分恭維這個努力的小孩子。我們要他明白，他現在得到的成 績還不算很大，隻算是個個報館都應該有的成績。隻因為大家太不長進，所以讓他跑到前面去了。在矮人國裡稱巨無霸，是不應該自己滿足的。我們愛護大公報的 人，應該很誠懇的祝賀他努力更進一步兩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國最好的報紙“的記錄，要在世界的最好報紙之中佔一個榮譽的地位。"胡適在賀辭的最后 提了三個問題﹔"第一，在這個二十世紀裡，還有那一個文明國家用絕大多數人民不能懂得古文來記載新聞和發表評論的嗎？ "第二、在這個時代，一個報館還應該依靠那些讀人家庭陰私的黑幕小說來推廣銷路呢？還是應該努力專向正確快捷的新聞和公平正直的評論上謀發展呢？ "第三、在這個時代，一個輿論機關還是應該站在讀者的前面做向導呢？還是應該跟在讀者的背后聽順他們呢？" 胡適對於《大公報》的評價，不是一個簡單的客套，其中寄托著他的理想。胡適一生對言論自由（主要體現為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非常在意，在《大公報》身上，胡適有一種西方文化在中國土地上生根后的喜悅，《大公報》體現了胡適一生所追求的價值和理想。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辭別人世，他的家人還有他的朋友，比如徐鑄成先生，都認為他的結局是悲涼的，因為胡政之去世后，有一些家庭糾紛。不 過，對於《大公報》的同人來說，他們卻另有感觸，胡先生的離去，可能是一種不詳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系或許有一些暗示。半個世紀以 后，可以這樣解讀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大公報》已開始謝幕，在隨后的歲月裡，《大公報》 這個名字還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五十年代初，王芸生率《大公報》同人為胡政之掃墓，不過一年時間，王芸生和《大公報》同人的眼裡已滿是憂慮了，他們在擔心什麼？死去的《大公報》時代成了壓在他們身上的包袱，《大公報》的陰影已罩在他們心中，他們在給胡政之掃墓，更是在給《大公報》掃墓。 關於《大公報》的歷史，這幾年人們說了很多，它是一張什麼樣的報紙，它的從業人員是些什麼樣的人，大家也有了解，《大公報》是一張民間報紙，在存在的那些 年月裡，它成為那個時代最成功的報紙，並且留下了文人論政的傳統，這個傳統，是好傳統，五十年以后的中國新聞界，恐怕還沒有資格對這個傳統漠視，因為他們 當年做到了的，后來並沒有做到，用胡適的話來說，我們總不能拿沒有東西的，來打有東西的。 胡政之去世的時候，當年《大公報》三巨頭，張季鸞已在1941年去世，吳鼎昌早已離開了《大公報》，胡政之在當年的三巨頭中，是以"經營"著稱的，那時人們都說《大公報》是張季鸞的筆，吳鼎的錢，胡政之的經營，大體突出了他們三人的長處。 《大公報》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實踐，雖然早期《大公報》三巨頭都是留日的學生，但他們在新聞理念和政治哲學方面，卻是實踐自由主義思想的。他 們在接手《大公報》以后，就能立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針，這很不容易，體現了他們對獨立言論的期待。《大公報》在用人方面，也是以無黨派 為基本取舍標准的，但歷史有時候卻很耐人尋味，正是這張歷來以獨立言論著稱的民間報紙，卻在他的名記者和編輯當中，出了許多中共地下黨員，這是《大公報》 歷史上，為后人留下的一道難題。徐鑄成曾回憶過，1942年，他在桂林《大公報》總編任上時，陳布雷想讓他入國民黨，但胡政之和吳鼎昌都不同意，當時吳鼎 昌已是貴州省政府主席，他對徐鑄成說："不參加也好，置身局外，說話方便些。"胡政之也多次對徐鑄成說過："辦報紙應該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 胡政之他們在自己一生的新聞實踐中，為后人留下來許多經驗。他早年辦過國聞通訊社，后來又辦了《國聞周報》，一直到后來的《大公報》，可以說都很成功。我 們看一個時代在新聞制度方面的努力，要注重實踐，也就是說，我們即要看到一個時代在新聞檢查方面的落后性，但同時也要看到那個時代裡還有那麼多的民間報紙 在生長，《大公報》完全是一個私人產業，它在那樣的歲月裡，存在了二十多年，出了那麼多名記者和名報人，這也是西方新聞制度在中國的一次漫長旅行，它生存 的時代，總還是為它提供了一些制度保障，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 中國近代以來，新聞制度的出現和實踐都有現成的例子，胡政之在他手裡，不但把報紙辦成了名報，在經營上也相當成功，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胡政之本來是有建 立中國報業托拉斯設想的，他多次和《大公報》的同人講過他的設想，抗戰時期，在上海、武漢、桂林、重慶和香港，他都能以極快的速度建立《大公報》的分館， 可以看出他的眼光。中國的新聞本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一生，有兩件事最為后人詬病，一是他為了《大公報》的發展，曾經向國民政府申請過20萬美元的公價外匯，這被許多人指為是受國民黨的津貼﹔二是在國 共和談將破裂的時候，蔣介石要開"國大"，要制定"憲法"，胡政之作為社會賢達，參加了會議。李純青在回憶《大公報》的經歷時曾提及此事，他說，胡政之曾 對人講，國大開幕前，蔣介石召見他，當時傅斯年在座，蔣當時很不高興，傅斯年說："政之先生，你究竟是跟著國家走，還是跟著共產黨走，今天應該決定了。" 胡政之隻好去會上簽了個名，然后就回了上海，再沒有開會。因為當時中共和民盟都決定不參加，所以對於參加了會議的其它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向都很反感。關 於此事，四十年代，周恩來在延安還有一個說法："關於國大，有些無黨派的人士被蔣套住。11月11日，有些社會賢達本來是去請求蔣允許國大延期的，蔣嚇唬 說：明天不開就要亡國了。賢達又請再延幾天，蔣說，好，為了尊重你們意見，延長三天，那你們一定要參加了。……胡政之說，不參加，大公報會受壓迫，參加了 又怕無有銷路……"（《周恩來選集》上卷260頁）人在歷史中總是有矛盾的，不過評價歷史人物在歷史中的選擇，必須要有"了解之同情"。對胡政之來說，他 是一個民間報紙的代表，他首要的是對公正的輿論負責，他要保持一個民間報紙的獨立性，在一個政治並不十分清明的時代裡，他的選擇是很為難的，他雖然沒有開 會，但他選擇了參加，這是一個歷史事實。對他的選擇，可以批評，但有兩個事實是我們要尊重的：第一，《大公報》作為民間報紙的合法性，在那個時代裡是始終 是得到承認的，國共兩面它都罵過，但也都說過他們的好話，它也受過國民黨新聞檢查制度的苦，但這張報紙還是活下來了﹔第二，胡政之在1946年的選擇，不 能以對蔣介石的評價為判斷依據，因為蔣也是一個歷史人物，而歷史人物，是不能用簡單的好與壞來作結論的，一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能對無黨派人士保持相當的尊 重，這是一個人的優點還是缺點？是民主風度還是獨裁作風？ 胡政之還以無黨派身份，代表中國參加過舊金山的聯合國成立大會，當時中共代表是董必武，而力主代表團應有中共代表的，一個是當時的駐英大使顧維鈞，另一個 就是胡政之，他們都提議由董必武來參加，名單公布后，周恩來也認為是公平的。據說胡政之臨終前曾對費彝民說過﹔"董必武是我的好朋友，你們有什麼樣問題， 可以去找他。"不過，胡政之死了以后，誰也救不了《大公報》，因為它的時代結束了，以后是《新華日報》的時代。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编辑] 報刊歷史[编辑] 早期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為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屬清末保皇黨。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大公報〉序》，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英斂之主持《大公報》十年，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以敢議論朝政，反對袁世凱著稱，成為華北地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報。中華民國成立後，1916年9月，英斂之將報館售予股東之一的王郅隆。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報》後，聘請有過辦報經歷的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胡上任後主持報館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大公報》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改成六欄、八欄。在字型大小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各種字型大小大小間隔、搭配，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在張勳復辟、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報》發表過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3] 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報》創刊時的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一個整版直排，分上下兩欄，欄之間留一空白，每欄都加了邊框，對摺以後即可裝訂成冊。 [编辑] 新記大公報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 接辦《大公報》。三人擬定五項原則：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 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 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4]1926年9月正日，《大公報》復刊號由張季鴛執筆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大公報續刊時 發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5年後 達到5萬份，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類刊物和輿論中心。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 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部長，辭去社長一職。鑒於平津局勢緊張，《大公報》開始向南發展，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 1935年至1937年，連載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公開報導共產黨和紅軍。《大公報》出版部還結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題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並七次再版。抗戰初期，出版了范長江報導中共陝北根據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該報「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等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 [编辑] 抗戰中大放異彩的《大公報》
張季鸞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慶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誠夫、徐鑄成等先後創辦《大公報》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遷徙，財產損失嚴重，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報館依舊獲得長足發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時發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 來函，被認為是「《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導，始終充實而精粹，其 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 紙稱號（密蘇里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先前亞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時報》得到過這個殊榮）。當日重慶新聞界隆重集會，以示慶賀；《大公報》發表《本社同人的聲明》，概括《大公報》的成功經驗為「文人論政」和「商業經營」。 1941年9月，張季鸞去世，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張季鸞逝世後，內部機構變化：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員，統一領導各館；成立社評委員會，王芸生為主任委員，負責社評的選題、立論和撰寫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大公報同人公約》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第四條規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為社慶日，紀念創辦人吳達銓、胡政之、張季鸞三先生」。 [编辑] 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在國共爭奪權力的白熱化時期，《大公報》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文人論政」的《大公報》處境尷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離開上海，轉道台灣飛抵香港，親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發表《和平無望》，宣布改變立場，開始左轉。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攻佔天津，津版改組為《進步日報》。4月14日，總經理胡政之病逝於上海。5月25日解放軍佔領上海，王芸生等從解放區趕赴上海。5月29日，在國統區進步美術運動的中心與最前沿的上海，劉開渠、楊可揚、野夫、朱宣咸、張樂平、龐薰琹、趙延年等國統區進步美術的先驅們代表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美術力量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提出國統區美術工作者決心「為人民服務，依照新民主主義所指示的目標，創造人民的新美術」，該宣言的發表也標誌著國統區美術史和上海近代美術史從此翻開嶄新一頁。6月17日，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軍佔領重慶，渝版繼續出版，1952年8月4日終刊。後中共重慶市委在其基礎上創刊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 1953年1月1日，滬版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出版全國性的《大公報》，並於1956年9月遷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分工報導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報》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為《前進報》，但是只辦了103天，也停刊了。 [编辑] 1949年後的香港《大公報》1949年之後，《大公報》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領導下，在香港繼續出版發行。與《香港商報》、《文匯報》構成香港左派報紙的陣地。 《大公報》以民間報紙的姿態出現，在歷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顯的觀點和態度。提供了研究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史料。雖然《大公報》明顯支持中國共產黨，因此被認為是有官方背景，在財經新聞方面，也常發佈有關北京政府對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報導。《大公報》會與香港一些親共社團舉辦相關展覽活動，例如：和平正義的偉大事業—紀念中國抗日戰爭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運動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覽。《大公報》和《香港商報》或《文匯報》的網站也是中國大陸少數「解禁」的香港報刊及相關網站。由於該報擁有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導國際及兩岸事務時，往往站在中共立場，政治色彩濃厚等因素，使得該報在香港的公信力中一直落後，2009年，針對香港市民對傳媒可信度的調查顯示；《文匯報》及《大公報》可信度分數排行最低。[2] 昔日《大公報》其下子報《新晚報》因發表武俠小說連載，一度洛陽紙貴。更成就了梁羽生、金庸等知名武俠小說作家。 [编辑] 爭議多年來，《大公報》一直經常評擊香港泛民主派及反共人士，當中有不少是不使用真實姓名的署名文章。甚至連學者亦多次遭受批評，如2012年1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表「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負責該民調的鍾庭耀成為評擊對象，即使鍾庭耀已多次解釋自己的用意；《明報》報稱；兩個月內，包括《大公報》在內的親中共報章有多達40篇評擊鍾庭耀的文章，此外國媒體《華爾街日報》亦以「文革式的語言」（Cultural Revolution rhetoric）來形容事件，指「左報」旨在普選前先「閹割」（neuter）香港的反對派。[5]事件中，聲援鍾庭耀的科技大學副教授成名、中文大學導師蔡子強，亦被《大公報》指責為「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科大教授成名回應指，這是文革式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噤聲。[6][7]2011年11月，前《香港電台》廣播節目主持吳志森，其言論及政治立場引起部分左派人士不滿，例如早前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毒奶受害者代表趙連海」等，他均在節目中肆意批評中共，被指立場「反共」。突然遭撤換節目主持的吳志森，稱過去一年內，他受到香港親中共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商報》的批判攻擊的文章達70篇之多，其中說得最多的是要港台中止他做節目主持。[8] [编辑] 市場定位[编辑] 報刊編排《大公報》首頁的右則，是為最顯眼的「大公報」隸書紅字，據傳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嚴復手筆，下方為英文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著日期，星期，第XXXXX號，售價，以及出版地址和電話。其後為一個小廣告以及責任編輯。首頁間中為廣告頁，但通常為頭條新聞。《大公報》報紙的編排沒有什麼規定，視乎當日報紙出版頁數。報紙通常分為A、AA、B、C、D版。
[编辑] 部分記者與評論員[编辑] 新記時期
[编辑] 參考資料
[编辑] 延伸閱讀按出版時間排序：
[编辑] 參見[编辑] 外部連結
|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