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4.10 葛兆光教授生日
葛老師，我寫慶生信給大師級人物，通常會看其著作，小發揮一番。翻過您的幾本書，然而現在手上沒有，所以無法發功。
怕一猶疑，就忘了。
所以趕快跟您說聲：生日充實！
查 《論學談詩二十年: 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 157 1956.8.17 pp.309-11 我可以作長註：原書只簡單作些人名的註解，對於信中提及的"事"等都未註，一般讀者應該無法看懂，所以2020年自定的胡適演講(July 26)，題目可談〈楊聯陞與胡適—以《論學談詩二十年: 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為主〉。
葛兆光：“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1977年楊聯陞回國記
更新時間：2018-11-14 13:33:39
進入專題： 楊聯陞
● 葛兆光 ( 進入專欄 )
一九七七年夏天，在哈佛大學已經教了近三十年書的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零），收拾行李準備回北京探親。儘管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回北京，“聞隔”中的一九七四年，他就已經回來過了。但不知為什麼，臨行前，他心底仍有隱隱的不安。這也難怪，他患精神毛病好多年了，近二十年前發作的時候，曾經被送往精神病院，甚至還被鎖鏈綁手腳，靠電擊治療。雖然此後病情稍好，但在臨行前，他的日記中仍反復出現“心情不佳”（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的字樣。他不斷做噩夢，在夢中“大呼'我要死了'”（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二日）。在抑鬱的心情中，為了兌換旅行支票的事情，又和夫人反复爭吵。在日記裡他寫道：“此次旅行，因不可料之情形太多，實不能無戒心……在大陸，（李）光璧逝去，（週）一良已不在原位（任太太信） ，家人失和，種種令人不快之事。近日每晚半夜後皆服Lilenur，仍不免有心焦之夢，此情鬱鬱，無人可語，語亦無人真解也。”（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心底儘管不安，但他決心仍然要回北京，因為年邁的老母親和一雙子女都在那裡。
一
說起來，楊聯陞先生的心病，實在是由來已久。
二零零九年秋天，在我訪問楊聯陞後半生始終生活的美國哈佛大學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哈佛燕京圖書館目錄中有楊聯陞日記。據說，這份日記之所以保存在這裡，是因為楊聯陞在哈佛的同事陸蕙風先生，本來打算寫楊聯陞傳記，便把捐贈給台灣“中研院”的日記全部複印了一份，按年分裝為四十幾冊。可惜的是，陸蕙風後來離開了哈佛東亞系，興趣轉移，傳記的撰寫和出版當然就落空了，這些日記也就靜靜地鎖在哈燕社圖書館的另一處藏書地點，直到這一年秋天，我請馬小鶴先生幫著調出來之前，似乎關注的人並不多。
日記有四十多冊，從楊聯陞在哈佛讀書之後的一九四四年開始。在那個時候，看得出來他的心情還不錯，日記上的字跡也相當清秀，他在哈佛大學一面聽課念德文，一面泛覽雜看，攢了一肚皮雜學。在那裡的生活似乎很舒適，他幫著編寫中文文法，代陳觀勝上上課，閒來便看看書，如黑田源次的《日本繪畫所受西洋畫之影響》（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也看看電影看看戲，時時還打打麻將，在那里和吳於瑾（保安）、張隆延、劉廣京、王伊同等人來來往往，也經常與當時在美國的胡適見面聊天，或寫信討論學問，看來過得很輕鬆。不過，就在這年一月十一日的日記中，記有“夜寢不安，亂夢顛倒”，十三日的日記又說“夜寢不安”，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記最後，又記下一句“亂夢顛倒”，似乎預示了什麼。
從後來的日記看，這種夜間亂夢顛倒的噩運，似乎一直在糾纏著他，讓他始終處在一種緊張和不安之中。
楊聯陞的心病，當然有很多原因。不過從他自身的原因說，一半兒來自他自期太高，涉足的領域也太廣，把自己弄得很苦。雖然表面上看，他並不很高調，他不像何炳棣，何炳棣與他煮酒論英雄，會自負“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而他則敬謝不敏，絕不敢接這個話題。不過，他心裡其實自負得很，總覺得洋人的中國學問有限，中國學者的國際視野不足。但是，另一半兒也許來自他在異國卻做本國學問，又畢竟在洋人地盤上討生活，正常言所謂“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這讓他常常感到很憋屈和苦悶。不要說他，就連在中國地位有如“文藝復興之父”的胡適也覺得壓抑，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胡適曾經給趙元任寫信說，他自己這幾年不在美國教書， “一面是許多所謂'漢學'、'支那學'家總有點怕我們打入他們的圈子裡去，一面是這種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進'分子，氣味也不合”。所以胡適不得不“退避三舍”，更何況楊聯陞。其實，楊聯陞心底里對研究中國的洋學者並不很買賬，後來享有盛名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那時他就有些瞧不起，當他聽到費正清推崇史華慈，“不惜大言欺人，竟稱渠為佛教史專家，又稱其學力過於Reischauer（按：即賴肖爾）”的時候，就很不以為然，對費正清“好用權術”很是警惕，在日記中告誡自己“與之相處，真需小心也”（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八日）。
二
本來，在一九四六年初他以《晉書·食貨志譯註》拿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不久，先是有浙大張其昀（曉峰）的聘約，後又得到傅斯年和胡適到史語所任職或者北京大學任教的邀請，他曾經都很動心。四月十七日，他到紐約看望病中的胡適，與胡適說好要回國任教，六月底他想到即將要離開美國，甚至“作書留與賈公（Charles S. Gardner），幾乎淚下”。那幾年中，由於抗戰勝利，好朋友陸續離開美國，一九四六年九月，週一良回國了，一九四七年韓壽萱、馮家陞、王重民也回國了，一九四九年王毓銓也回去了，到了十月，老舍也回國了，“談學問的朋友越來越少”。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終究沒有成行。也許，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他終究是個“純粹學院式的人物，對於實際政治不但沒有興致，而且視為畏途”（《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ix） ，他並不像胡適那樣有“道濟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抱負，在中國處於戰爭紛亂之際，一介書生，下不了回國的決心。
有關回國一事，在他的日記裡面有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他開車去紐約布魯克林二十六號碼頭去看陳寅恪，談了六個鐘頭，陳寅恪曾告訴他“國事可慮，不知究竟如何”，一周後，他在紐約與何炳棣一起喫茶，他說國共合作後會有一二十年和平，但何炳棣卻鄭重告訴他，“五年內恐有巨變”（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至二十五日）。也許這些師友的判斷，對他是否回國產生了悲觀的影響。二是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和胡適一道吃飯，胡適說到“象牙塔不能再住，須救火”，這表明胡適心中對故國的關懷猶在，而楊聯陞卻婉言勸他三思。過了一個月，胡適給他的一封信中，在談論詩歌的同時，用了楊聯陞的一句，“待等秋風落葉，那時許你荒塞”（《論學談詩二十年》中“塞”作“寒”，85頁），並在下面加上一個問號，說“詩是你的，？是我加的”。胡適的話說得含糊，但楊聯陞卻明白，這是胡適“表示不能脫身局外之意”（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但楊聯陞畢竟不是“身系中國命脈”的胡適。
有國不能回，只好寄人籬下，然而在美國，“長安居大不易”，這使他很緊張。其實，當時身處異國痛感飄零的人何止他一個，最近重讀陳毓賢女士的《洪業傳》，就感受到連洪業這樣的大學者，在劍橋的生涯都不免窘迫，更何況楊聯陞。他沒有何炳棣那種“掄斧頭排頭砍去”的霸氣，何炳棣可以和Tauaber大吵大鬧，可以找費正清當面理論，但楊聯陞做不到；他也沒有胡適那樣的通脫平和，胡適即使在普林斯頓葛思德圖書館處於一生中“最暗淡的歲月”裡（週質平語），也始終平靜和從容。楊聯陞生性忠厚而且謹慎，雖然他喜歡朋友，常常在家招待客人，嗜好打麻將、聽戲和下棋，一輩子與何炳棣友善而崇敬胡適，在日記裡也常常褒貶學界同仁，但畢竟只是做中國學問的純學者。他很在意學生的評價，也在意同事的態度，更重視同行學者的月旦。從日記裡看到，有一次他代史華慈給學生上“上古中國思想”課，看到有學生五十多人，他就很賣力，講完之後學生鼓掌致謝，更使他受寵若驚，回來後便在日記裡重重地記上一筆，“自己亦覺得所講頗能深入淺出”（一九六零年四月三十日）。特別是，法國學界前輩泰斗戴密微稱許他是“少年輩第一人”，同是哈佛同事的美國中國學泰斗費正清也承認他是漢學界“第一人”，更使他自期甚高，“絕不作第二人想”。可是，這種無形壓力卻給他巨大壓力，也摧殘著他的精神，一九五八年四月，他雖然在哈佛大學終於晉升教授，但是這種長期的緊張，卻使他在下半年大病一場，在他的日記中，我看到了他內心裡驚心動魄的緊張和衝突。
九月二十八日，他在日記中給自己寬慰和解脫，說“人生百年，同歸於寄，何如各盡其職，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反而比較積極”。但是，這種自我寬慰好像沒有什麼作用。十月五日，他在日記中又寫道，“亦覺餘自己多憂之可笑，然多憂恐仍是有病之故，又因病因憂，覺得諸事無味，目下最要緊是勇氣，要鼓起勇氣活下去”。其中，“勇氣”兩個字寫得特別大，顯然是在暗示自己要有活下去的“勇氣”。可是，精神上的困境並不能只靠自我暗示來緩解，終於在十一月九日，他去看了醫生，知道不能不服藥和治療。但是，他還是想自己解決，於是第二天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毛病在運思不能自休，自卑心理亦重”。他始終在內心與自己的憂鬱和緊張交戰，過了兩天他又寫道，“細想結論，悲觀心理必須打退，樂觀時，勿過分（昨日見大夫自信過強），心理科醫生之幫助有用（對病尤不可悲觀，更不可怕花錢），作繭自縛，勿怨他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這種糾結纏繞的心情中，他甚至想到了寫遺囑。十一月十四日，他致電他最信任的美國前輩賈德納教授，當他知道也有精神疾病的賈德納要寫遺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也應當寫遺囑，並安排說，“遺產應分一半與宛君（夫人），半分子女四人，希望賈（德納）及任之恭、沈樹祝、劉子健為監護人”。在賈家寫好遺囑後，他自己簽了字，讓賈德納也簽字。可是他剛剛回到家，馬上就大為後悔，“不該讓賈公自己愁煩時為加心病”，立即以顫抖的聲音給賈夫人打電話表示抱歉，過了一會兒，他再次致電賈宅，請立即毀去遺囑。
這半個月裡，他始終自怨自艾，時而自我寬慰，時而怨天尤人，在睡夢中也會輾轉反側，焦慮不安，終於不得不住進醫院。到了二十三日夜裡，他不斷做夢，不斷醒來，處在極度的錯亂之中。“就寢後約一小時，忽然自醒，說'未太遲'。戴起眼鏡，穿睡衣，找護士，令其開門，說宛君一定被拘留（又曾想過，可能將來二人皆變瘋狂，長期同住醫院）。護士說無此事，余遂與二三人掙紮起鬧，後來有人為餘打針（有人說：若出事，須賠百萬元。余云：百萬元不止）。又記得有人抬餘至一處，即不記得。二十三日醒時，手腳俱有鎖鏈（余先呼寒，有人為蓋被），仰臥。餘呼'餘臂折矣'，後有人開鎖，餘起立即云：'餘是楊某，餘夫人在何處'（又曾發怒）。答云：楊太太不在醫院。”這些天，每天他都要吃安眠藥和鎮靜劑，一直到十二月初，才搬回單人普通病房。
在那個時候，華人在美國學界，並不是只有楊聯陞這樣很受壓抑的人，也有春風得意而且滿不在乎的人，像何炳棣。
在楊聯陞的日記裡，多次提到何炳棣。楊聯陞很早就認識何炳棣，對這位同樣來自中國，在美國學界打出一片天地來的清華同門，楊多少有些敬畏但又偶爾有些腹誹，他深知何的氣大心直，自視甚高。這一點從何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中也可以看到，
何炳棣眼界很高，對芝加哥洋人同事顧里雅（Creel）滿腹意見，對同輩華人學者如劉子健、王伊同、房紹楹、牟潤孫，以及後來對張光直、杜維明也都有非議。不過，他對楊聯陞倒始終是青眼相看，多次表示希望楊聯陞到芝加哥大學，與他聯手，也真的動員芝加哥大學校方禮聘楊聯陞，但是又常常不服氣楊聯陞，總是要和他比較長短。一九六三年八月，他到哈佛時先是對楊聯陞說，最好芝加哥大學能設立一個講座，請楊聯陞去擔任，但接著就問，哈佛是否有可能請人來做正教授？當然指的是他自己有無可能從芝加哥跳槽到哈佛，“自報年薪一萬四”。接著他又向前幾年已經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楊聯陞暗示，希望明年楊能夠提名他為院士候選人。最後，可能為了自尊和麵子，他又對楊聯陞半是炫耀半是誇張地說，他將會獲得學術獎章，編號是第五號，反复追問楊聯陞所獲得的獎章是第幾號。
最為人熟知的故事，就是他曾經與楊聯陞煮酒論英雄，認為只要他們兩人聯手，漢學界即無人能敵的故事。這在一九六八年楊聯陞的日記中是這樣記載的，“何（炳棣）又云：近日你我，可比竹汀、甌北。餘（楊聯陞）說：我兄之史或過甌北，弟之淵博萬不敢比竹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件事情一定不假，因為在何炳棣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中，也專門有一段記載他如何在芝加哥大學鼓動聘請楊聯陞，他確實曾向兩任校長喬治·畢都（George W .Beadle）和愛德華·李維（Edward H.Levi）說過，“（楊聯陞）不是一般所謂歷史家，卻是一位非常淵博的漢學家，雖然他主要研究興趣是中國經濟史。楊和我二人聯合的拳擊力（one-two punch），絕不亞於任何西方和東方著名學府中史教研方面最具代表性人物的力量”（《讀史閱世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二零零四年版，343頁）。可是，楊聯陞不像一帆風順的何炳棣，他的傲氣是藏在心裡的，雖然不敢自比錢大昕的謙虛話是這樣說，不過也許何的話正撓到他的癢處，所以在這段記載後面，他也加上一句很曖昧也很費琢磨的話：“不過，何能到西洋來唱一出sinology之戲，如彗星一閃而逝，將來亦不望再走此路也。”
心裡糾結纏繞的自負和壓抑，也許正是讓楊聯陞不能免於精神疾病的原因？
四
一九七七年，六十四歲的楊聯陞在忐忑的心情中踏上回國的旅程。這一段的日記本上，他和他夫人宛君的筆跡交錯出現，同一份日記中呈現了兩個人的行跡和心情。
儘管他一九七四年八月已經回國一次，還得到廖承志的接見，故國情況，他多少還是有些了解，不過，一九七七年畢竟“聞隔”已過，跨過粉碎“四人幫”這道門檻的中國，究竟會變得怎樣？他心裡始終忐忑不安，“大陸情況，甚不了了”。不過，行前“知張光直一家亦將去”，啟程後又發現王伊同一家也同行，更是稍稍有些安心。那時美國與中國之間沒有直達航班，他們經瑞典楚芮克（Zurich）中轉，七月四日晚上到達北京，經過一番折騰，終於下榻王府井北口的華僑飯店，他的日記中記載說，住在七樓二號，“雖然是最高樓，但是還是聽見外面聲音，尤其是鍾點未換過來，很早就醒了”，這時已經是北京的七月五日清晨。
好在這個時候的北京，畢竟不像一九七四年。這個時候“聞隔”已經結束，中外交往也漸漸鬆動。楊聯陞一家在北京、西安、洛陽、鄭州轉了一圈，大體上還是很愉快的，在日記裡面可以知道，他曾見到了呂叔湘、夏鼐（據《夏鼐日記》卷八，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條記載，他們會面，“雖是初次見面，他〔楊聯陞〕頗健談”，可見他的心情還不錯）、史樹青、王力、朱德熙、白壽彝、王毓銓、胡厚宣等學界舊友，也參觀了北大、琉璃廠、民族宮、歷史博物館、半坡遺址、大雁塔、陝西博物館、龍門石窟、河南省博物館等等，故國風物，讓久離家鄉的他很感慨。七月十九日從陝西到河南途中，他口占絕句一首，“居夷生老到中原，最喜山河撫舊顏。新砦新林看不足，輪車已過幾重關”，故國情思顯然讓他心情激動，他似乎對這個陌生的故鄉又有了一絲認同，還特意在北京寫下了一份簡單的自傳（見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3—8頁），就好像是一個預先溫卷的“投名狀”。
不過，那時中國雖然結束了“聞隔”，但生活狀況也還是讓人糟心。從美國回來的楊聯陞夫婦，在那時自覺不自覺地，做了賑濟扶貧的人。和當年海外回來探親的人一樣，楊夫人從美國啟程的時候就帶了四隻大箱子，裝滿了給家人的各種禮物，行李超重，一路上總是心驚膽戰怕被沒收，生怕這一團“好心得不到好報”。到北京看到楊聯陞年邁的老母親，也是悲喜交集，細心的楊夫人一眼看到，老人床頭只有一隻電扇，電扇還不能搖頭，怕對著吹出病來，睡覺的時候只能關上。在北京的時候，見了國內的親戚就要送些從友誼商店才能買到的禮物，各個親戚處都要給一些美元（這是當時海外回國的人的慣例）。雖然女兒忠平很體貼，女婿蔣震也照顧周到，但家裡的事情實在不是楊聯陞夫婦能夠擺平的，生活水平也已經是在美國波士頓生活幾十年的他們不能接受的。更何況國內學界的情況，楊聯陞也頗有不滿，雖然他自謙是開“漢學雜貨舖”的，但也並不覺得國內文史學界了不得，何況因為交流渠道閉塞的緣故，無論是西北大學學者不知平岡武夫之長安研究，還是北師大白壽彝不懂歐美之中國研究，說明閉關鎖國很久的中國學界，已經不能與海外中國學界對話了。
五
也許是因為身在海外的緣故，楊聯陞的詩文中，會常常出現“家國”、“遊子”、“海外”、“異國”這類詞。前面說到，一九四六年胡適希望他學成歸國加盟北大，但又深知他們另有“宿約”而不能即來的時候，曾經用他的詩稍加修改送給他，其中有“雖然不是家園柳，一樣風流系我思”兩句，說“北大近來不敢多約人，正因為前途無把握，故怯於'自媒'”，呈現了胡適既期待他回國，又恐怕誤他前程的猶豫。楊聯陞非常感恩於胡適的寬厚，所以後來也曾用這首詩中的“家園柳”，寫下“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兩句，連同胡適給他的書信複印件，轉贈給他次年即將離開哈佛去耶魯的學生余英時，以表示唯適而安，居不必定所的意思。但畢竟故國情思仍縈繞心間，“問醉鄉和夢鄉，去家鄉誰近誰遠？”歸國與去國，真是一個難以抉擇的事情，楊聯陞在反复徬徨之後，終於定居美東，在異域終老，只是心裡不免還有牽掛和遺憾。
“故國梅開幾度花，餘香惹夢到天涯。封侯拜相他人事，養得妻兒便算家。”（楊聯陞：《早晨夢醒成小詩》）這是他剛剛加入美國籍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寫的。正如蘇東坡所謂“吾心安處是故鄉”一樣，儘管楊聯陞在北京上有老下有小，也因為做中國學問而常常有故國情思，也曾經說到，將來中國變化，“我這個失落番邦的教書匠，接觸面廣一些，將來或有可備顧問之處”（致楊忠平，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二日）。但是，“認同”這個事情，並不是像種族和血緣那麼簡單的，什麼地方會給他提供一個“安心”，什麼地方就可能更像“家”。更何況文化依戀、政治服從、宗教信仰、民族關係，這些認同要素常常會被種種原因扯得四分五裂。中國人好講“家國”，什麼地方是“家”，什麼地方才能算“國”？可正如白魯恂（Lucian W. Pye）說的，你能把這個地方當作“家”，說明你對這個地方有了“認同”（identity），“identity”可以翻譯成“認同”，也可以翻譯成“歸屬”，還可以翻譯成“身份”，可是“認同”這種情感很怪，儘管民族、國家、語言與風俗常常是它的基礎，但是，它仍然會被其他力量撕扯，彷彿心靈中有幾方在一起拔河。前面我說，楊聯陞不像胡適，有那麼清晰的政治認同和理性立場，楊聯陞也不像何炳棣，有那麼極端的人生決斷和政治投入。故國情思、生活條件、學術環境、制度認同，使他始終猶豫徬徨。儘管他也讓親戚和子女識時務，在信裡說些免於忌諱的話，如“你們都在新社會為人民服務，各有一定的工作，我很高興”（致楊忠平信，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哈佛遺墨》，316頁），“新中國前途光明，也可以說'多難興邦'”（致楊仲耆，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319頁），“辯證法唯物論是真理，我也有粗淺的認識”（致楊道申，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321頁），但我猜想，他自己心裡卻未必服膺這種“米湯” ，他畢竟在美國多年，還是一個“學術本位的自由主義者”，儘管他可以做到“讓政治的歸政治，讓學術的歸於學術，使這兩個領域不相混淆”（余英時：《論學談詩二十年—序〈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中語），但他不能換了“身份”去“歸屬”那個他心底里不能安心的“家園”。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還在感慨“夢迴身尚在天涯，花果飄零哪是家”（《夢中無路不能回家，甚覺急躁》，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
不知道為什麼，寫到這裡，我心裡卻湧上一句《林海雪原》裡的土匪黑話，叫“正晌午時說話，誰也沒有家”。
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至八月二日斷斷續續寫於上海
補記：關於楊聯日記，原來知道它的存在，是因為余英時先生與王汎森兄都提到或引用過這份日記。另，據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詩文簡》後附《我的外公楊聯》說，蔣力的舅舅在一九九八年去探望楊聯夫人即蔣力的外婆繆的時候，也曾經“協助外婆整理了外公四十餘年的近五十本日記”，但是，我始終沒有看到有整理過的文字發表或出版。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我寫完這篇隨筆的時候，才看到山東大學劉秀俊的《“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楊聯學術探要》（二零一零年），在這篇專門研究楊聯的博士論文中，他已經相當多地引述了這份收藏在哈佛燕京學社的楊聯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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